梅永红
9月6日下午，一条“市长下海”的消息迅速在各大新闻网站及微信圈传播：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正式辞去市长职务，并已得到济宁人大常委会批准。一时间， “市长下海”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9月9日，深圳华大基因宣布，山东济宁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永红加入华大基因，并出任深圳国家基因库负责人。50岁的市长梅永红转身“下海”，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引爆中国网络媒体竞相传播的大“新闻”。网络时代的媒体，放大了这一事件，因为除了“市长”的标签，事件本身并无多少新闻价值，因为厅级干部“下海”早就不是什么新闻，况且他所履新职位仅是基因库负责人而已。看到10多天来媒体对此事的“炒作”，我便写下了这篇短文，或许对读者有些启发。
对“市长下海”大惊小怪
媒体对梅永红市长“下海”的报道可以用大惊小怪、小题大做来概括，长篇累牍报道者有之，解密者有之，盘点者有之，还有质疑者说该市长“下海”有瓜田李下之嫌；更有追根求源者则将“市长下海”归罪于公务员的低工资和廉政建设，因为梅永红曾在今年3月对媒体抱怨市长月薪仅有7000多元。自媒体微信上的点评更是五花八门，不亦乐乎。点赞的说，“市长做CEO”大有可为；惋惜的说，“市长”离省部级高级干部还有一步之遥，官场上20多年的“奋斗”就此打了水漂；调侃者说，前面走的市长去“卖保险”，这又多了个给基因库看大门的！愤青者说，当官当够了再去体会当老板的味道！奔钱而去啦！让纪委、审计部门好好查查这位市长！
或许是媒体和“微粉”们刚从天津惊天大爆炸“新闻轰炸”和“9.3”大阅兵的“极度兴奋”走出来，找不到新的热点炒，顺便抓住“市长下海”这一兴奋点炒炒，只不过对此过度解读大可不必。显得一些媒体心眼小、理念旧，至于一些“微粉”们以有色眼镜拿“下海”官员开涮就更不好了。
官员下海不是新鲜事
原菏泽市副市长张毓华辞职担任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党委书记
广州南沙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辞职出任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
陈熙同从质检总局发言人到360副总裁
诚然，曾在农业部、国家科委、科技部等任过职的梅永红，从科技部空降济宁也不足5年时间，仕途可谓顺风顺水，突然离职有些意外。但是，官员下海不是新鲜事，仅在山东他也是第二例厅级官下海。今年6月，山东菏泽副市长张毓华辞职，新任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党委书记。2013年以来，不时有其他省市、部委的厅局级官员下海的消息：2013年9月广州市南沙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辞职，新任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2014年2月，杭州市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入阿里的蚂蚁金服，并在今年5月出任新成立的浙江网商银行行长。2015年4月，银监会创新部副主任杨晓军宣布出任中国平安集团旗下P2P平台陆金所的副董事长、党委书记。2014年5月，原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陈熙同辞职，出任奇虎360公司副总裁。2015年9月，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丁磊加盟乐视，出任乐视全球副董事长、中国及亚太区CEO。
毫无疑问，这些官员“下海”并没有从O开始创业，而是高点起步，成了不同领域的商界新CEO。他们多数有学识、有能力，经历资源丰富，人脉广泛，被许多民企委以高管是顺理成章的事。
官员“下海”总被媒体关注，也总是冠之以“下海潮”。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官员“下海”已经“潮”了好多次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改革开放，众多官员“下海”掀起浪潮，许多人利用双轨制成为商界新贵。1992年，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激起更多官员“下海”，掀起二次“下海”浪潮。据统计，仅1992年就有12万政府机关干部辞职下海，还有数百万机关干部停薪留职。本人也曾是“下海”试水者的一员，可惜“水性”不好，很快爬上岸来，以后走上职业记者之路。2000年以后，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涌起第三次官员“下海”潮。从2013年开始，更多的厅局级官员辞职“下海”并成为民营企业高管。
可以看出，每一次官员“下海”潮都伴随着经济的重大改革和转型，改革激起了他们的重新定位和转型的激情，改革创造了新的机遇，使越来越多的官员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实现了人生梦想和价值。一些“下海”官员经过市场历练成为著名企业家，创造了比在仕途上更大的成就，成为官员转型的范例。官员 “下海”由国家财政的“消费者”转而成为国家“财政”的贡献者，是好事而非坏事。
让官员“下海”成为新常态
对于官本位意识依旧浓厚的中国来说，官场的“磁场效应”，吸纳聚集了太多优秀人才，为更多的官员“下海”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当务之急，让官员“下海”成为新常态，而不要对他们“下海”说三道四。
有学者研究，按现行中共干部职务晋升制度规定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队伍，想从700多万公务员中脱颖而出成为正部级干部的概率只有1.4万分之一。如其让那些有思想、有抱负、有才学更适合在市场经济“商海”中搏击的官员在官场上磨掉棱角，成为平庸的处长、局长、市长或厅长，不如让他们成为优秀的“董事长”。因为，我们国家优秀的企业家少了而不是多了。
在欧洲和美国许多部长卸任之后可能就成为教授、或者是企业的CEO、或成为智库专家。美国政坛女强人、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卸任后重归学术圈，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并分别担任智库胡佛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和全球商业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之职。在中国人们似乎更习惯于让官员成为一个终生职业，让更多的“高官”成为企业“高管”，是人才流动的双赢选择。至于一些更适合做科学家、艺术家、教授的官员让他们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走出官为上的传统理念误区，让人生目标的自由选择与追求人生价值的多元成为新常态是社会开明、进步的体现。
众多企业看中官员所累积的高端人际资源、社会关系和管理能力，从政府官员中“挖人”。只要这些改换职业的官员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不触犯党纪国法“红线”，对社会、企业和个人均是利好。
据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数据，至2014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为717万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约为80万人。可以说，这其中许多人有从商情结和经营能力，让他们在政商两界进行跨界角色转换，让更多的有过官场历练的官员成为企业家，会使企业家的眼界更宽阔，他们对国家政策的把握会更准确，更全面。况且，我党这些年所倡导的就是建立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性管理机制。
当然，对于弃官从商的官员以严格的法律约束，建立更为健全的管理监督机制是必须的，这在《公务员法》中早有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盈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期待更多的处长、局长和市长“下海”，社会及媒体对他们以正常心态对待，对成功者鼓励之，对受挫者呵护之，对违法者惩罚之，当为上策。
关于作者：鞠传江，中国日报山东记者站站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