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马远，孔子像

中国古典学问，融会、贯通、超越天人、物我、古今、中外等诸多近代西式学科妄造之分别、区隔，从每一种观察角度（上述分别、区隔所具有的某种有限的、细密的合理性，同时饱含各学科的短视性、局限性，一如今日西式科学体系）之上的更高境界，一番翱翔、沉潜、品鉴，反复予以萃取、提纯而凝成，故而，非历经某一个体、某一族群之生命经验、历史经验之丰厚历练、渊深检验，不足以道其仿佛。

清儒阮元尝谓“学术当以百年升降、浮沉为取舍”，犹不足以为稳妥标尺；余意以为，非待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和《决定时刻》所谓“文明以千年为周期”，乃能定其取舍：伏羲炎黄尧舜文明，乃中国古典宪政制度之第一期，天子百官经由选举产生，孔子所谓“大同”者也；公元前1046年西周建立，中国古典宪政制度进入第二期，天子世袭，百官经由选举产生，孔子谓之“小康”者也；公元前206年，暴秦15年短命政权被天下万民夷灭之，汉高祖受封为汉王，西汉建立，中华古典宪政制度进入第三个千年发展期，文治政府体系和儒家选举制度确立，历史性突破了军功贵族把持天下、文人长期依附武人权势的全球普遍政治格局，连续缔造出大汉、盛唐等儒家宪政的无比辉煌的治绩，永久性地确立了中国儒家教化的正统地位，虽外来宗教不断侵蚀中国固有文明传统的健康肌体，然非得“变装”、“整容”不能自安，更无法摇撼、倾覆之。

这极为关键的汉唐千年文明周期与文明经验，在宋以下再度获得传承，以两宋、有明王朝的艰苦确立、儒家思想的不断恢复与更新，为近古中国、近代中国之基础；蒙元、满清虽武力横绝一世，终拜服于中华文明制度之下；近代政权，虽在制度与思想上乖离儒家正统，然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却如“息壤”，一再消释西方工业化的猛烈破坏力而为之转化提升，不仅数度挽救中国，且赋予全球文化以新生契机。

孔子世家、儒门私学的文化传承，就是看清中国历史、现状与未来生机的神秘“息壤”。公元前213年，短命暴虐的秦政权，实行“焚书坑儒”政策，实则奏响了自身政权的埋葬曲；孔子九世孙孔鲋（约公元前264-前208年）将孔子最重要的思想载体《论语》、《尚书》等典籍藏入孔子故宅的墙壁中，自身离开鲁国，在魏国隐居起来。陈涉起义，天下响应，经魏国名士张耳、陈馀的举荐，孔鲋受陈涉礼遇，任陈涉博士，参预机宜，开启孔子后裔参与灭秦的伟大义勇之举，体现了孔子儒家一贯的反暴政、反苛政的刚毅精神。

孔鲋与陈涉之间讨论政治、学术的谈话记录，载于《孔丛子》第18-21篇等四篇文字（中华书局2009年版）里，垂为宪政之光辉文献；然而，陈涉毕竟是农民出身，见识低劣，常不能采纳孔鲋很多政治谏议，孔鲋遂称病告退，携众多弟子百余人，隐居于嵩山，讲学以终老，为传承孔子宪政思想、世家之学，培育了不少学术与政治精英。

孔子三世孙孔树之子孔蓼，则直接参与了汉高祖刘邦的芒砀山起义，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以军功而受封为侯爵，称蓼侯，这支孔子后裔传承孔学，家风恭谨，世袭爵位至汉末（详见孔祥林《孔门家风》51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可见刚毅、奋勇、担当诛灭暴政、开创天下仁政大格局，不仅是孔子、子思、孟子等儒家后裔、后学的一贯风格，也是历代孔门守正如矢、刚直不阿的道德精神之一脉相传。

汉武帝天汉年间（公元前100-前97年），鲁恭王刘馀扩建宫室，拆毁了一部分孔子故宅墙壁，竟然意外发现了孔鲋藏于墙壁中的儒家经典，因用古文篆文书写，与西汉通行的今文隶书不同，遂称《古文经》；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时为今文尚书博士，兼习古文经，荟萃今古文，巍然为天下尚书学、儒家宪政思想之大宗；孔安国还撰集孔子与门生、家人谈论古今学术、政治的精粹言论，编成《孔子家语》四十四篇，上奏朝廷，请求将《古文尚书》等列为学官，遭征和元年（前92年）巫蛊事而不果，然《古文尚书》、《孔子家语》等名著不胫而走，名儒硕学兼采古今经学之集大成之作甚多，遂为唐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即《十三经注疏》前身）的重要基础。

相传，汉鲁王刘馀欲坏孔子故宅墙壁，以自扩宫室，孔壁中，忽然隐隐传出儒门弟子相沿演习礼乐的歌吟之声，刘馀闻听恐惧而作罢；后来，人们果然从“孔壁”中，发现了孔子所遗、孔鲋所藏的《尚书》、《论语》等儒家宪政的重要文献；由此可知，虽一时凶暴或一时权贵，终不足以湮灭天道、人心之正大与光明，儒家思想之辉映天地，此乃中国人自古信仰之“天人合一”传统之又一则佳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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