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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孔学源流之——学问玉成懿德
毛峰
2016年02月29日

吴兢《贞观政要》 书影

由于曹贼篡汉、魏晋南北朝战乱、动荡频仍,孔门后裔大举南迁、颠沛流离,孔氏人口急剧减少,到唐初,孔氏后裔仅剩北方宗子和南方孔毓、孔郁后裔等四支族人存世,孔子世家作为天下第一名门望族、文化世家,尚且如此;则天下百姓之骨肉离析、国家社稷之荡灭、固有文化之残破沦丧,更惨不忍睹矣!

唐贞观二年,太宗诏令天下,罢停祭祀周公为先圣之位,在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立孔子庙,以仲尼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定期祭祀,中国学问、道德、礼教、宪政之伟大本源,至此灿然大明,朗若乾坤矣。是岁大举推举任命天下儒士为官,凡通晓一部主要儒典(大经,儒家五经)者,即委任官职、执掌天下百务。国家太学(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学、四门之学、广文馆学等主要学府增置生员,律学、书学、算学各置博士、学生,四方儒生负儒书经典云集京师,吐蕃、高丽、新罗等蛮夷酋长亦派遣子弟入唐求学,长安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学术、教育中心,教授、学生常有万人,史称“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吴兢:《贞观政要》第215-2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太宗还亲临国学祭祀孔子,令国子祭酒、司业、博士讲论儒典,讲毕,赐予束帛以优宠之。

儒家饱含治国理政、维持世道人心于不坠的博大深湛的政治智慧、文明经验,是中国兴盛之本。

唐贞观二十一年,太宗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榖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玄、杜子春、马融、卢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吴兢:《贞观政要》第215-2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余掩卷而浩叹:唐太宗及其身边贤臣,真是精准透彻地把握住了中国学问、中国教育、中国治理的千年神髓所在!古语“学有本源,器成远大”,一国之治理,犹如一种学问之推究,必须寻觅到这一事物的“本源”何在,这一事物在成长壮大过程中的历史经历、时代遭际又如何,前者谓之“经”,后者谓之“史”,经史匹配、紧密衔接、严丝合缝,才能收获治国之本、治学之源。左丘明之春秋学、孔安国之尚书学、戴圣(还有戴德)之三礼之学等,皆孔子思想之嫡传、古典宪政之圭臬,学者次第深入,必为名儒硕学;君臣次第讲求,必为明君贤臣;天下百姓,粗粗修习,即为忠臣孝子、温良国民。太宗一诏,将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史、宪政治理史、文明进步史之纲节要目,一一囊括无疑,中国汉唐文明之大之美,荟萃其中;中国学问之弘、约、深、美,竟牢笼于此一诏之内!

余在北师大内外,每当新学期或新课程开始之际,常以“学有本源,器成远大”这“八字箴言”馈赠学生,学生昏然以对:“什么本源?这在知识论上可疑……器成什么远大?在全球商业化的滥时代?……”很快,芜杂不堪的滥课、滥讲座、滥社团活动……接踵而至,把根性浅陋、爱慕浮华(此八字昨在《清风庐》上定评冯友兰氏之学问人品,移作中国近代主流知识界,亦颇恰当)的学生挟裹而去!

孟子“深造以自得之”一语括尽天下道德文章、宪政制度、文明治理之枢机:深入地探究(造,达也)万物深处的伟大生命,通达古人设教、立言之“大体”何在,而不要漂浮、纠缠在事物的表面,在“死人戏论”(一时所谓权威定论)之下颠仆、沉浮、虚耗精力,譬如乾嘉学派考据学、王国维的文字学、近代考古学研究之类,总是在古今陈迹、琐碎名物或前人一知半解的“权威结论”下反复折腾、揣摩、消耗、厮混,妄造之说毫无根底;又譬如论语学,近人程树德《论语集解》、杨树达《论语疏证》、杨伯峻《论语译注》即犯此病,因不能“深造”通达古人政教之大体,故所得为浅、为俗、为陋;钱穆先生以其“深造自得”之深功,所著《论语新解》正大清刚,直以“人道”二字揭示孔子仁爱思想之真谛,上接5000余年中国经史之正大血脉,下开今日中国荟萃提升超越全球人道主义之文明潮流、之崭新局面,此何等磅礴壮阔之气象、精深醇厚之功底、驭繁入简、举重若轻之学养人格,真烛照古今之教也!至于他把孔子“五十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之言错误释读,又如其巨著《国史大纲》错误怀疑《尚书·尧典》之“政治设施不可能如此缜密”一样,乃白璧微瑕,不掩其辉也。

贞观四年,太宗诏令名儒、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宰相府之秘书省,考定《五经》文字;功成,复命宰相房玄龄集诸儒详加审议,其审慎有如此者。

其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攻击不遗余力(可知清闫若璩之类琐碎无聊之陋儒,代代皆有);颜师古旁征博引,以详明古义,诸儒莫对,不得不叹服,太宗称善久之,赐帛五百匹,授予美官以优宠之。

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命颜师古、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正义》,凡180卷,付国学教授,作为取士标准(吴兢:《贞观政要》第2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至此广大而繁盛,汉唐文明以儒家人道精神、道德教化措置各项事业,稳步成为推进人类进步的全球第一大文明体也!

峰按:太宗诏书“文学”一词,出于孔子,泛指文献典章之学,用以揭示经史政事、言谈讲论之文献出处、宪政典章之依据,子夏、子游为孔门“文学之大宗”。晚周魏文侯尊儒,延聘子夏为师,晚周巨儒、名臣,多出子夏之门,文学之义,愈益彰显为“文言”即孔子之言,其诠释、运用之重要,关乎国体之正否、民德之厚薄也;近代作者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浅陋不学,竟胡乱赞赏魏晋六朝士子所鼓吹“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谬赞其遗落纲常道义责任、不顾民生荣枯、社稷安否之昏乱思想,妄称魏晋时代为“人的觉醒”和“文学觉醒”时代,然究其社会实质,当时政治动荡、战乱频仍、五胡乱华、民不聊生、国家残灭、骨肉相食,如此黑暗时代,人连基本生存都毫无保障,哪里有什么“人的觉醒、文学的觉醒”!如此混乱逻辑,竟被官方文学史家本着一贯“造反有理”的荒谬逻辑,写入文学史教材,贻误学术甚深。青年学子,不能深造自得,却轻易习得愤懑刁钻、推诿一切、油腔滑调、漆黑一团之所谓“鲁迅笔法”,喜谈“我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估价中国人”,似乎“吃人”者比比皆是,阿Q所在多有,病态之愤懑、自戕、自暴自弃与推诿己过于他人、环境之痼疾,遂深入近人骨髓矣。

太宗尝谓中书令岑文本曰:“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文本对曰:“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吴兢:《贞观政要》第2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君臣见识如此之高明,巨儒颜师古、孔颖达等人撰述儒典、掌教国学,学问如此之精粹;盛唐之赋税制度,四十仅取其一,财源仍滚滚而来,因民安而国富也,因士正而有教化也;天下蛮夷,顶礼朝拜,云集长安、杭州等中国名城,外国客商在华娶妻生子,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繁盛无比,皆唐太宗、魏征等明君贤臣“崇儒更化”之显效也。

孔颖达(574-648)之家学传承,乃孔门世家之传承儒教、凝聚世道、报效国家之一显例:孔颖达曾祖父任北魏国子博士,祖父孔硕任治书侍御史,父亲孔安任北齐参军。孔颖达幼承家学,8岁即能日诵千言,隋大业举明经高第,授国子助教。隋末动乱,孔颖达辞官隐居,教授学生,博通经史,名重当时。入唐,任国子博士、司业、祭酒,撰成《五经正义》,大有功于国家、民族。其长子孔志玄、长孙孔惠元,皆任国子司业,祖孙三代皆职掌国家之最高学府,一时传为佳话。孔颖达家族人才辈出,四代传人中,进士22名、状元2名、明经5名,堪称“学问世家”,无愧于孔子先祖之天下道德文章“第一家”之美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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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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