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意谓：完善的政治治理，可以使国富民强；完善的道德教化，可以使国家稳固如磐石，获得百姓心悦诚服的拥护；这一判断历史功过是非的“黄金法则”可以验证一切时代、一切社会：汉唐宋明的宪政治理，使中国经济发达程度与社会进步程度空前提高，可谓“善政”；与此同时，汉唐宋明的文化学术等精神层面，极度广大而深湛、优美而精致：汉之经史文章、今古文经学、史学、天文星历之学、纬学等各方面成就，巍峨如雪峰，令后代企望不及；唐代政论、散文、诗词、歌赋、绘画等所有文化领域都瑰丽雍容，举世惊艳；宋明两大王朝，在宪政治理和文化风教上成就亦颇高。
唯暴秦、蒙元、满清三政权，凭野蛮暴力推行高压政治，靠盘剥敲诈、搜刮而来的“民财”勉强支撑其奢侈财用，终因民不堪命而崩溃瓦解，此三政权被人民起义摧毁时，中国百姓无不拍手称快，所谓“公道自在人心”：秦末、元末、清末，绝无汉末、唐末、宋末、明末遭遇“鼎革之变”时的文化悲情与壮烈惨剧：遭易代之痛，大批精英知识分子、文化世家、名门望族等中国社会之中坚力量，或举家自杀殉国，或举家阖族南迁、甚至避居海外，或隐姓埋名、藏身寺庙，在“中国文化面临沦亡”之际，很多宋明士子、宋明世家，甘为宋明王室所代表之中国文化正统而举家阖族自杀殉国，宋元崖山之役失败，一代名臣陆秀夫，背负宋末帝王，毅然自沉于南中国海，宋军民十万余人，皆自沉而殉国，南中国海浮尸数百里，真人类史上空前壮烈之罕见一页！东夷史学家甚至别有用心地说什么“崖山之后无中国”，其惊天泣鬼，气吞山河之刚烈、忠勇，非儒家伟大教化，即孟子所谓“善教”者，焉能令十万军民舍生赴死、壮烈殉国！
更多遗民则隐姓埋名，以名节自励，甘愿贫病、逃窜、郁郁而终：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等遗民巨儒，隐姓埋名、伏窜山林而绝不应清廷“博学鸿词科”而出仕；名儒朱舜水避居东瀛、奉明正朔、与倭人相周旋，以图恢复明室；江淮名妓柳如是、李香君等，深深蔑视髡夷残暴及投降满清的软骨文人钱谦益等，绝情抱恨而亡。
孔子后裔孔尚任著《桃花扇》刻画这段遗民恋情，遭满清“文字狱”迫害，因曾在乾隆御前讲解儒典而受赞赏，虽免一死但“永不叙用”；近现代史学巨匠、予尊为“民国七贤”之一的陈寅恪先生（1890-1969）愤懑于极左政治之高压禁锢，悲明遗民之志，不顾身残、目盲、极左政治之淫威，毅然撰述《柳如是别传》三大卷（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5月出版），以明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文革”中遭打击迫害，与妻停食停药而亡。
钱穆在新亚书院
近因春寒，忽然想起民国七贤之一、文史宗师钱穆宾四先生（1895-1990）所著《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9月出版）一书。余著《神秘主义诗学》亦当此书在大陆解禁出版之前后定稿，余著由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资助、三联书店出版，余送书稿校样至三联书店编辑部，编辑部设于中国美术馆东侧之“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楼上，余蓦然见钱穆夫子此巨著刚刚出版、堆放在编辑部书案上，爱不释手，余书责编许医农老太见状，取一册相赠，余至今感念不已；该书乃清末、民国、港台时期中国学术思想史、风俗民情史之汪洋巨川，予持以教北师大在读博士、硕士、本科生之堪与造就者，告之曰：“古典中国之温柔美丽、近代中国之艰难转型、中国学术思想之守先待后、返本开新”等近数百年中国难以破解之主题，俱在此书中觅得一根本线索；更援引美国学者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获奖博士论文《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美国耶鲁大学1989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译本），以显海外汉学（中国学）之门径也。
近忽念及该书所载意味深长之轶事：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任教务长，该人早年英文著作《中国哲学简史》颇显简练才华，然“西化奴性”逐日加深，与陈寅恪、吴宓等硕儒在美攻读时，能深入求学于欧文·白壁德等“新人文主义”大师、获得超越启蒙主义浅俗见地之上的“通达古今中西”之睿智，不可同日而语；他曾在纽约面询访美的印度诗哲泰戈尔：“西方船坚炮利，东方如何应对？”泰翁意味深长教诲曰：“巧用西方利器，但不要被西方利器所用！”
泰翁名训，堪垂诸近现代全球文明史而灿烂不朽。
西方工商军事之利器、政教治理之良法，东方社会应予悉心效法；然西方近代不合理之形而上学、神学、社科人文学、世俗意识形态、无限度工商扩张主义之种种深刻流弊，非但不应仿效，还要以东方固有文明之道德文化传统、文明制度、人道精神，予以拯救之、平衡之、转化复提升之，民国七贤等大批学者精英，均持此立场。
不幸西方殖民者、霸权者步步紧逼，不容东方社会从容消化这些西方利器，东方社会内部的浮躁分子——以全盘西化派知识分子为代表——亦鼓吹仿行西法、照搬照抄、照单全收，胡适谓之“一心一意的西方化、世界化”，陈独秀等人错误鼓吹“砸烂孔家店、撕毁线装书”，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直至文革浩劫，中国文化面临全面崩溃瓦解之患，至今遗毒难消。
冯友兰回国，因根性浅陋、爱慕浮华，遂加入“全盘西化派”阵营，与胡适等人沆瀣一气，所著《中国哲学史》以生搬硬套、浅俗片面的“西方哲学框架”来肢解、扭曲中国哲学的伟大智慧，实乏善可陈、不堪卒读，与胡适只写了半部、被黄节晦闻先生讥笑为“太监之作”的《中国哲学史》同为失败之作。
该书不仅与同一时期著名哲学家方东美《哲学三慧》等名作相比，水准大不堪；且与其少作《中国哲学简史》亦不堪比拟；冯友兰凭其长期代理胡适、主政北大清华等名校之权势，恭请陈寅恪审查该书，陈先生拟出《审查报告》，对其书少有赞赏之词，哲学名家牟宗三曾撰文揭露曰：“拉来不太懂的陈先生以护其短，不料陈先生对其少有称许”云云，可谓道出实情。
凡学品、人品不佳者，往往擅长投机取巧以迎合权势，虽被学者斥为“党棍、学阀”，却恬然以校长、院长、主任之职权“挥斥方遒”、欺压学界，此乃中国近现代大学通例；冯友兰时任西南联大教务长、且已秘密加入中共，可谓“左右逢源”；他在西南联大全校大会上，鼓吹学生参军报国、去延安抗日云云。
被学生推为教员代表的钱穆先生，毅然发言反对，主张“西南联大学生乃国之栋梁，在学应安心学习、以便抗战胜利后建设国家”云云；冯友兰见钱穆揭破其“挟私宣传”伎俩，大不快，奚落钱穆“治史学，乃‘鬼’（故去者）之学也”，钱穆虽未必洞悉其隐私，但持论光明正大，为国家长远利益立言也。
冯友兰事后还到钱穆宿舍辩论，两人意见相左、不欢而散；余私忖之，冯氏因此事或其他事情，一定记恨或嫉妒钱先生，说不定密写报告给延安，造成延安方面对钱穆先生的诸多误解与成见；解放前夕，伟大领袖把钱穆列为胡适、傅斯年之后的第三个“反动文人”，钱穆不顾亲友劝阻，只身离开大陆，移居香港，后居台湾，著作等身、佳作连翩、天下尊仰。
冯友兰在大陆，任北大党委副书记，一再带头“批孔”、“批判梁漱溟反动学术思想”，以“曲学阿世、侮食自衿”而苟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恶习不改、谄媚江青等反动集团，遭梁漱溟等人鄙视厌弃，与之绝交。
今人愈益深知：钱穆为历史巨匠，深通古今之变，必“劫难尽而变之穷”，中国必能一阳来复、万象常新、不断振兴，而中国学术、中国智慧与中国历史文化之正统血脉，则伴随钱穆先生之浩然南渡，而终获保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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