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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孔学源流之——善教得民心
毛峰
2016年03月01日

孟子曰:“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意谓:完善的政治治理,可以使国富民强;完善的道德教化,可以使国家稳固如磐石,获得百姓心悦诚服的拥护;这一判断历史功过是非的“黄金法则”可以验证一切时代、一切社会:汉唐宋明的宪政治理,使中国经济发达程度与社会进步程度空前提高,可谓“善政”;与此同时,汉唐宋明的文化学术等精神层面,极度广大而深湛、优美而精致:汉之经史文章、今古文经学、史学、天文星历之学、纬学等各方面成就,巍峨如雪峰,令后代企望不及;唐代政论、散文、诗词、歌赋、绘画等所有文化领域都瑰丽雍容,举世惊艳;宋明两大王朝,在宪政治理和文化风教上成就亦颇高。

唯暴秦、蒙元、满清三政权,凭野蛮暴力推行高压政治,靠盘剥敲诈、搜刮而来的“民财”勉强支撑其奢侈财用,终因民不堪命而崩溃瓦解,此三政权被人民起义摧毁时,中国百姓无不拍手称快,所谓“公道自在人心”:秦末、元末、清末,绝无汉末、唐末、宋末、明末遭遇“鼎革之变”时的文化悲情与壮烈惨剧:遭易代之痛,大批精英知识分子、文化世家、名门望族等中国社会之中坚力量,或举家自杀殉国,或举家阖族南迁、甚至避居海外,或隐姓埋名、藏身寺庙,在“中国文化面临沦亡”之际,很多宋明士子、宋明世家,甘为宋明王室所代表之中国文化正统而举家阖族自杀殉国,宋元崖山之役失败,一代名臣陆秀夫,背负宋末帝王,毅然自沉于南中国海,宋军民十万余人,皆自沉而殉国,南中国海浮尸数百里,真人类史上空前壮烈之罕见一页!东夷史学家甚至别有用心地说什么“崖山之后无中国”,其惊天泣鬼,气吞山河之刚烈、忠勇,非儒家伟大教化,即孟子所谓“善教”者,焉能令十万军民舍生赴死、壮烈殉国!

更多遗民则隐姓埋名,以名节自励,甘愿贫病、逃窜、郁郁而终: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等遗民巨儒,隐姓埋名、伏窜山林而绝不应清廷“博学鸿词科”而出仕;名儒朱舜水避居东瀛、奉明正朔、与倭人相周旋,以图恢复明室;江淮名妓柳如是、李香君等,深深蔑视髡夷残暴及投降满清的软骨文人钱谦益等,绝情抱恨而亡。

孔子后裔孔尚任著《桃花扇》刻画这段遗民恋情,遭满清“文字狱”迫害,因曾在乾隆御前讲解儒典而受赞赏,虽免一死但“永不叙用”;近现代史学巨匠、予尊为“民国七贤”之一的陈寅恪先生(1890-1969)愤懑于极左政治之高压禁锢,悲明遗民之志,不顾身残、目盲、极左政治之淫威,毅然撰述《柳如是别传》三大卷(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5月出版),以明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文革”中遭打击迫害,与妻停食停药而亡。

钱穆在新亚书院

近因春寒,忽然想起民国七贤之一、文史宗师钱穆宾四先生(1895-1990)所著《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9月出版)一书。余著《神秘主义诗学》亦当此书在大陆解禁出版之前后定稿,余著由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资助、三联书店出版,余送书稿校样至三联书店编辑部,编辑部设于中国美术馆东侧之“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楼上,余蓦然见钱穆夫子此巨著刚刚出版、堆放在编辑部书案上,爱不释手,余书责编许医农老太见状,取一册相赠,余至今感念不已;该书乃清末、民国、港台时期中国学术思想史、风俗民情史之汪洋巨川,予持以教北师大在读博士、硕士、本科生之堪与造就者,告之曰:“古典中国之温柔美丽、近代中国之艰难转型、中国学术思想之守先待后、返本开新”等近数百年中国难以破解之主题,俱在此书中觅得一根本线索;更援引美国学者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获奖博士论文《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美国耶鲁大学1989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译本),以显海外汉学(中国学)之门径也。

近忽念及该书所载意味深长之轶事: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任教务长,该人早年英文著作《中国哲学简史》颇显简练才华,然“西化奴性”逐日加深,与陈寅恪、吴宓等硕儒在美攻读时,能深入求学于欧文·白壁德等“新人文主义”大师、获得超越启蒙主义浅俗见地之上的“通达古今中西”之睿智,不可同日而语;他曾在纽约面询访美的印度诗哲泰戈尔:“西方船坚炮利,东方如何应对?”泰翁意味深长教诲曰:“巧用西方利器,但不要被西方利器所用!”

泰翁名训,堪垂诸近现代全球文明史而灿烂不朽。

西方工商军事之利器、政教治理之良法,东方社会应予悉心效法;然西方近代不合理之形而上学、神学、社科人文学、世俗意识形态、无限度工商扩张主义之种种深刻流弊,非但不应仿效,还要以东方固有文明之道德文化传统、文明制度、人道精神,予以拯救之、平衡之、转化复提升之,民国七贤等大批学者精英,均持此立场。

不幸西方殖民者、霸权者步步紧逼,不容东方社会从容消化这些西方利器,东方社会内部的浮躁分子——以全盘西化派知识分子为代表——亦鼓吹仿行西法、照搬照抄、照单全收,胡适谓之“一心一意的西方化、世界化”,陈独秀等人错误鼓吹“砸烂孔家店、撕毁线装书”,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直至文革浩劫,中国文化面临全面崩溃瓦解之患,至今遗毒难消。

冯友兰回国,因根性浅陋、爱慕浮华,遂加入“全盘西化派”阵营,与胡适等人沆瀣一气,所著《中国哲学史》以生搬硬套、浅俗片面的“西方哲学框架”来肢解、扭曲中国哲学的伟大智慧,实乏善可陈、不堪卒读,与胡适只写了半部、被黄节晦闻先生讥笑为“太监之作”的《中国哲学史》同为失败之作。

该书不仅与同一时期著名哲学家方东美《哲学三慧》等名作相比,水准大不堪;且与其少作《中国哲学简史》亦不堪比拟;冯友兰凭其长期代理胡适、主政北大清华等名校之权势,恭请陈寅恪审查该书,陈先生拟出《审查报告》,对其书少有赞赏之词,哲学名家牟宗三曾撰文揭露曰:“拉来不太懂的陈先生以护其短,不料陈先生对其少有称许”云云,可谓道出实情。

凡学品、人品不佳者,往往擅长投机取巧以迎合权势,虽被学者斥为“党棍、学阀”,却恬然以校长、院长、主任之职权“挥斥方遒”、欺压学界,此乃中国近现代大学通例;冯友兰时任西南联大教务长、且已秘密加入中共,可谓“左右逢源”;他在西南联大全校大会上,鼓吹学生参军报国、去延安抗日云云。

被学生推为教员代表的钱穆先生,毅然发言反对,主张“西南联大学生乃国之栋梁,在学应安心学习、以便抗战胜利后建设国家”云云;冯友兰见钱穆揭破其“挟私宣传”伎俩,大不快,奚落钱穆“治史学,乃‘鬼’(故去者)之学也”,钱穆虽未必洞悉其隐私,但持论光明正大,为国家长远利益立言也。

冯友兰事后还到钱穆宿舍辩论,两人意见相左、不欢而散;余私忖之,冯氏因此事或其他事情,一定记恨或嫉妒钱先生,说不定密写报告给延安,造成延安方面对钱穆先生的诸多误解与成见;解放前夕,伟大领袖把钱穆列为胡适、傅斯年之后的第三个“反动文人”,钱穆不顾亲友劝阻,只身离开大陆,移居香港,后居台湾,著作等身、佳作连翩、天下尊仰。

冯友兰在大陆,任北大党委副书记,一再带头“批孔”、“批判梁漱溟反动学术思想”,以“曲学阿世、侮食自衿”而苟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恶习不改、谄媚江青等反动集团,遭梁漱溟等人鄙视厌弃,与之绝交。

今人愈益深知:钱穆为历史巨匠,深通古今之变,必“劫难尽而变之穷”,中国必能一阳来复、万象常新、不断振兴,而中国学术、中国智慧与中国历史文化之正统血脉,则伴随钱穆先生之浩然南渡,而终获保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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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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