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峰《大一统文明：中国梦的文化诠释》

自伏羲太昊时代的天文历法书《河图易经》确立了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统、大秩序，中国人萃取精华、奋进不息，以高超的世俗智慧引导人类进步、传播文明价值，中国始终是全球人文主义的最大源泉。

中国文艺复兴这一概念，融贯荟萃民国七贤之一的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陈寅恪、吴宓采自欧文·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超越旧人文主义（启蒙平权主义之权利伸张说）而强调“道德自律”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预言“中国文化在西化尽头必复兴”、杜亚泉“中西平衡”说等而成，由民国学者李长之抗战时期初步提出。

文艺复兴作为西方概念，特指近代早期意大利、法国等作者、传教士从希腊和中国分别汲取文明经验，以摆脱并更新天主教蒙昧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读者可参见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和毛峰《大一统文明·中国作为现代之源》相关论述。

爱伦·坡诗云：“光荣属于希腊。”我的《史诗》说：“光荣属于中国”：泰戈尔民国初年访华，历史性揭示道：“你们中国人是如其本然看待世界的民族”，我据此把光荣之位的首席，判给中国：自然即道、即天，无人能超之；父母家庭之爱，即德，无人能离之；仁义礼智信的礼教秩序、宪政秩序，赋予中国人合理生活长达2500余年！

希腊人文主义比较幼稚、青涩：赫西阿德、荷马用“诸神的爱欲”解释世界，虽经“奥林匹亚神山”的“转手”，但毕竟张扬了人欲；泰勒斯等人垂注外在世界的本源逻各斯，虽固执、易错，但开启科学技艺与形上哲学之路；希腊文明贻误于雅典民主制的涣散、城邦制之分崩。

相反，中华文明在尧舜大同时代和夏商周三代小康时代获得极大成功与完善：尧舜联邦民主制度下的天子禅让制、官员推举制、四岳十二州牧合议制、民意采集制度、天子诸侯巡守朝觐制、九州朝贡赋税制、五服军事拱卫制、民事协调制、全国陆海交通、通讯、文教、祭祀、农耕、经贸、刑罚、蛮夷流放制度等，一一建立；尧舜大禹治水成功，全国山川水土平治一新，九州大一统巍然屹立，全民族心悦诚服于《尚书·二典》揭示的“克明俊德……万邦协和”的大同宪政观念与秩序之下。

夏商周小康宪政制，以西周成就最高：公元前1046年，武王在黄河之滨孟津向八百诸侯发表全球第一个人文主义政治宣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西周人文主义宪政秩序凝结为《周礼》，礼教深厚哺育中华民族为全球第一文明体！

西周文明的最大成就是天下千八百诸侯国均设立学校，学术教育流泽万民，为晚周诸子百家兴盛奠定基础。晚周礼崩乐坏，孔子儒家命世而出，重申尧舜以来古典宪政之“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天下为公”观念，凝结为“仁政”主张，孔门三千弟子信守传道；导源于儒家但更注重法治和权术势结合的法家，受秦重用而统一中国，但严刑峻法、盘剥百姓和焚书坑儒，使其丧失统治的合法性；墨家传布不广；道家、杂家呈现“创造性综合”的学术思想态势，老庄列子、吕不韦门客、淮南王门客所著《吕氏春秋》、《淮南鸿烈》杂糅儒法墨阴阳诸家而以道家清静无为为宗，吻合秦末汉初，休养生息的民间诉求与汉廷扫除秦暴政、苛政，恢复崩溃的经济文化的基本国策，遂为一时显学。

汉宪政文治政府制度，历史性排除了军功贵族把持民事治理的世界史通例，建立五经博士为核心的太学贡士体系：凡通达儒典者，受贡举（古典宪政选举制度）为太学生，历经深造和官署历练，授官出掌民政，直至位列三公之宰相、御使大夫、太尉，成为“长期有序治理几亿人民的全人类史之佼佼者”（汤因比《历史研究》）。

汉唐中国的第一二次文艺复兴，是尚书、周礼、春秋之王道宪政，与晚周诸侯国“尊王攘夷”之霸道（方伯之道）的结合，汉帝所谓“杂王霸而用之”，陆贾《新语》、董子《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孔安国《尚书正义》、司马迁《史记》和吴兢《贞观政要》为代表，宪政治理达于全球巅峰。

宋明宪政文治政府，以宰相府系统为代表的士大夫权力，有所分散与削弱，但士大夫政治渗透于中国社会各层面，遂有《清明上河图》之繁盛景象、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宋明书院教育体系的崛起、理学与心学哲学的深广传播、工商经济的繁荣、皇帝贵戚集团的奢侈靡费、科举制的僵化等有利与不利等复杂情势。

北宋、南宋、明代文艺复兴，鉴于汉末佛教趁机渗透、隋初、唐初、唐末佛教兴盛和五代十国的纲常废弛、中原踩灭，韩愈、范仲淹、司马光、北宋五子等崛起于朝野，力斥妖僧乱国，理学心学末流，因吸纳佛老禅宗，有“内圣有余、外王不足”之讥，背离儒家经世致用宗旨，堕入考据或科举时文倾向较为明显。

众所周知，全球近现代文明的伟大起点，是1300年前后肇始于意大利、逐步扩散至全球、迄今长达700年之久的深远历史运动：“文艺复兴运动”。这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把欧洲推上了全球文明第一的历史性地位；今日中国必须推出以“中华普世价值”为核心的“中国文艺复兴和全球新文艺复兴运动”，才能引领全球。

文艺复兴的两大精神基点，一是以但丁、蒙田为代表的欧洲精英，复苏了古老文明传统即希腊罗马智慧，对非西方的犹太-基督教智慧进行根本改造，对束缚欧洲思想的天主教会僵化体制予以变革，希腊罗马文化的深入普及与新教改革、天主教改革接踵发生，西欧民族国家挣脱了天主教势力垄断，大力发展欧洲经济文化与海外迅猛扩张事业，终于占据全球鳌头。

文艺复兴的另一大基点，极其重要却鲜有人知：与西方航海家、商人、军事征服者并辔而行的是，天主教会的改革教派——耶稣会等传教士，受新崛起的西欧民族国家君主（譬如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派遣，纷纷来东方传教，企图在“精神上”征服东方，但事与愿违，博学深思的利玛窦等人发现，中国人拥有灿烂坚固的文明传统，根本不可能放弃孔子、改信耶稣；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人自古在儒家精英民主与古典宪政体系治理之下，经济文化异常发达，唯有与之合作、取长补短，才能逐渐影响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于是，利玛窦脱去僧袍，换上儒服，与徐光启等士大夫交游，将拉丁文的西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同时把《四书五经》翻译成拉丁文回传欧洲。于是，中国儒家思想，与中国文明技艺（四大发明等），以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渠道，源源不断流入欧洲，引起欧洲思想家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大批文豪的欣赏、叹服、引介，希腊罗马智慧与中国儒家智慧内外呼应，掀起了影响深远的欧洲启蒙运动。

民国七贤等大批学贯古今中西的学术思想大师，主张古今中西文明的“平衡、互鉴”，催生了第五次中国文艺复兴。

不幸的是，近代中国的“后发劣势”不足以支撑伟大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从容开展，政治内外动荡的结果是倭寇入侵，必须重新建国。全盘西化、“去中国化”、照搬西方经验的痼疾，残存在中国发展战略、基本国策中。民国七贤的正确主张，始终没有被主流舆论接受。

中国文艺复兴，蹉跎百年矣！

目前中美文明博弈的最大危机，在精神层面：前一时期懦弱失措的内外战略、腐败涣散的民心、长期捡拾西洋余唾的大学与传媒平庸浅薄的“知识精英”，造成中国数代人的信仰匮乏、文明盲目、精神迷失、道德没落，根本不能担当“中华文明领导全球进步”的巨大责任。
基辛格《论中国》预言：“中国产品、中华文化和价值观将成为全世界的标尺”，《中国梦》张扬“必胜主义”信念，尤其批评中国知识精英长期仰视欧美、甘居全球第二第三的消极态度，《国歌》所宣示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具有警钟长鸣的伟大意义：正视中国目前的内外忧患，全民族才能从腐败涣散里坚决奋起，全民族全力谋求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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