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峰  >>  正文
毛峰:孔学源流之——仁爱与牺牲
毛峰
2016年03月07日

钱穆授课

孔子儒家思想的精华,在于超越乎利害得失之上的伟大仁爱精神,为道义而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荷马笔下的阿基里斯精神,即反抗暴政与不公的义勇精神、贵族精神、骑士精神。贵族、骑士有可能平时吊儿郎当、不听指挥、自由散漫,譬如阿基里斯公然罢战、叫阵主帅阿伽门农,但为了他奉为生命最高价值的东西——正义或真爱,他可以不顾一切、奋然捐躯!阿基里斯因为爱侣、同性情人帕特洛克勒斯之死,毅然披挂出征、为友复仇,就是这种钟情、浪漫、不计得失与后果的贵族精神的表率。

近代由于工业化与启蒙化的深入腐蚀,人类天赋的自由浪漫精神、不计得失的贵族骑士精神、担当天下道义的儒家仁爱精神,被“算计一切”、“效益第一”的商人精神(亚当·斯密曾美其名曰“私利造出最大公益”,马克斯·韦伯则吹嘘为“新教伦理”,被哲学大师叔本华、尼采、汤因比等人辛辣嘲笑之,被索尔仁尼琴讥讽为“想得倒美!”)所代替,贪婪鄙俗丑陋之风,肆虐全球而不可遏止。

在中国近现代和当代早期,有一大批理想主义、甘愿为中国文化复兴而奋斗牺牲的伟大圣贤、哲人、学者,余谓之“民国七贤”,尤以最后一个中国正史(自《尚书》、《春秋》和《史记》以来绵延5000年以上)的伟大传人——钱穆宾四先生(1895-1990)的一生著述为代表,堪称吻合约翰·济慈所谓“伟人的一生富于教育意义”之名论也。

钱穆先生的晚年巨著《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是当代国人著作中少数值得反复吟咏的神品,余曾于2000年之后开设一门面向全校学生的《文学写作法》课,即以钱穆此书与陈寅恪先生诗文为“古典散文与古典诗词”之典范,今秋开设《中国当代文学史》亦以“民国七贤”为思考写作之正宗,而将翻译文学、白话文写作列为附庸而已。

钱穆理所当然被尊为“最后的国学大师”,因其贯通经史子集中国文献之四部,又接纳西方学术许多有益思想,为之融汇生发,其阐释之精确、设论之精准、行文之精美,唯“民国七贤”伟大著述堪与比肩;满清奴儒闫百诗、民初罗振玉、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之流,在甲骨金文、名词训诂等碎片中翻滚,以为片言只字即含“甚深奥义”、实则无补于世道人心之“伪国学”,与钱穆先生经世致用、守先待后之真国学、真儒家,不可同日语也。

钱穆之所以与近现当代中国政治,发生不可思议之关系,非止一端,尤以毛泽东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批评胡适、傅斯年和钱穆,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而闻名天下。

被伟大领袖点名时,钱穆正在前往香港的途中:史学宗师之洞悉古今事变之玄奥,于此一事,殊堪玩味:其一,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等全盘西化分子、长期扮演“党棍、学阀”、主宰并误导中国学界、深深卷入国民党腐败没落政权(傅斯年学问尤差,却凭着与胡适的师生关系,长期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还胡乱主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孔祥熙非走开不可”,被舆论尊为“大炮”,驱逐富有经验的两届财政部长,代之以完全不懂财政的前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推行荒谬的“货币改革”,从根本上动摇、葬送了国民党腐败政权,与宋子文主持的中国1927-1937年银行业等金融改革之成功,确保北伐胜利与中国民族资本十年繁荣者,不可同日语也;国民党后期任用官员、推行政策之荒谬,可见一斑)者,完全不同;钱穆抗战胜利后,厌恶左右政治撕扯,他的“足迹不到京(南京)、沪、平(北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钱穆颇愤然于“怎么会找到我头上”等正常想法;其二,钱穆离开大陆之前,曾到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邀请他到香港任教,遭到拒绝。之后他又去乡间邀请熊十力,对方也无意离开。钱穆还给远在重庆的梁漱溟写信,也没有得到回复。换言之,三位学术思想巨匠都没有预见到“极左政策”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浩劫爆发等一系列极左政治的病态与灾难;与其他“六贤”相比,钱穆早著先鞭、洞悉幽隐,不愧有先见之明者。其三,1949年,钱穆孤身一人逃难,流落香港,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却留在了大陆,最小的女儿钱辉那时还不满9岁,重演了中国历史上无数“孤臣孽子、志节不屈”的伟大故事。

钱穆自学成才,36岁才发表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彻底扫清了康有为剽窃廖季平的学术成果,荒谬推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诸多疑古派谰言,“解决了学术界长期聚讼的公案,”北平各大学经学史课因此停开、重设。此前,他在无锡等地江南乡间,已经当了18年小学和中学老师。

钱穆36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受聘于北大文史学院,同时兼任北师大,开授中国通史课。当时的北大、北师大等名校学者云集,钱穆的讲堂设在北大梯形礼堂,前来旁听的各系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

钱穆自言,每堂讲课“几如登辩论场”;北大、师大常有西化学生,质问钱穆先生:“君不通甲骨文、金文,何敢讲中国古史?”钱穆平静答曰:“国史有不待甲骨文金文而可证者,君试听之,再予设问。”仅此一对话细节,即可知疑古史学、实证史学、启蒙史学之流毒深广:泱泱中国历史,5000年连绵记载,完备精细,竟然需要等待地下古物之偶然发现后,才能研究!一国之浩瀚典籍,均被宣判为“可疑”、“待证”,则近代中国之颠倒错乱,皆道源于此!

去中国化的恶俗潮流,以北大、师大浅薄鄙陋的所谓“名家”为代表,而以大批无知学生的盲从为声势,故而钱穆的《中国通史》课俨如“辩论场”;学者如街头小贩,兜售蔑古妄为之胡说(陈独秀“砸烂孔家店”、鲁迅“礼教吃人”为代表)或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胡适“全盘西化”为代表);种种厚诬古人、推诿责任于古文化的邪恶之说,长期盘踞中国人的头脑,儒家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学术完全偏离正轨,中国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道德-精神危机与公共治理危机。面对挟裹凶险的国内外政治权势、汹涌而至的“新思想”,钱穆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他选择在古籍世界的普遍人道价值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始终相信,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自我治理、文明治理、安身立命的生命智慧与生命情感。他写出了不朽巨著《国史大纲》,他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如今,历史已得到证实:以《国史大纲》等巨著为代表的钱穆史学、柳诒征《中国文化史》和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等“民国史学”,是中国伟大正史之正宗传承;而那些秉承中外政治权势而伪造的“假历史”,皆灰飞烟灭矣!

1939年6月,钱穆在云南蒙自完成了《国史大纲》的写作,这部书不但是近代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部通史著作,且出版之时正值国难当头。书中所讲述的从国史的学习、辨识中,寻求抗战救亡之道,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这种坚定自信的文化史观,使当时以及其后无数代的中国人,广大正直的知识阶层、好学深思的热血青年们,深受激励与鼓舞。

钱穆晚年弟子辛意云回忆说,当抗日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国人异常惶恐失措,而他说:中国一定赢,他说一般人只懂得物质力的计量,譬如战力多少,军力多少,他说,可是他们忘记了,战争是一个总体性的行动。除了物质之外,还有文化力、道德力、民族力,他们忽略了这个部分。中国一定赢,他因此冒着敌人的炮火,写完了《国史大纲》,一时间洛阳纸贵:“让中国人开始对自身有了自信,所以我觉得他是了不起的,他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大动荡,且对自身完全没有自信的时候,他提供了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可能,且在关键时刻,提出最正确的看法。”

在《国史大纲》的开篇,钱穆对读者提出了四项对待国史的殷切期待,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要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让钱穆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伟大中国情怀与人道情怀、敢于驳斥全盘西化史学的一位学术大师。

1942年,在成都,蒋介石曾问过钱穆,为什么不从政,钱穆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从政。蒋介石又问到,关不关心政治,钱穆说,读书人一定关心政治,但我不愿从政,各司其职就好。蒋介石就此不再提及。1942年在重庆,蒋介石请客吃饭,一桌子人都是大官,只有钱穆是一个教授。钱穆发现,不但是陈立夫、陈诚,见到蒋介石都是必恭必敬,很拘谨,就连老资格的外交家顾维钧,也不随便讲话,钱穆说最滑稽的是,邵力子坐在那儿,蒋介石故意奚落邵力子,指着邵力子的鼻子说,“你这个共产党”如何如何,邵力子装聋作哑,装作没听见。钱穆说,这一顿饭一吃,使得他感觉到,绝对不能做官,一做官,他的一介书生的自由都没有了。

“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是钱穆的理想和志业所在。他曾以曾子名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得出结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种宗教精神。”

钱穆认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钱穆先生所谓宗教精神,并非寻常意义上的某宗某教,而是指毅然担当天下道义的儒家精神;现代启蒙教育、知识技能教育,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是近代社会厚颜无耻的原因。

钱穆在新亚书院

避居香港后,钱穆赤手空拳,在港英殖民地完全没有中文教育的艰难处境中,创办了香港第一家中文学校——新亚书院,它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在租来的仅有的4间教室里,钱穆努力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新亚书院草创时期,新亚书院的生源,几乎全部是来自内地、流亡香港的青年学生。钱穆在自己的《师友杂忆》中写到,彼辈皆不能缴学费,有的人衣食无着,在学校天台上露宿,甚至蜷卧在三四楼间的楼梯上,钱穆晚间也曾暂居教室,晚上八九时返校时,楼梯上早已住满流亡学生,须多次叫学生抱起被褥,才得通过。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先生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师的地板上养病,似乎整个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新亚”之名由钱穆所起,他希望借此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新的中文大学组建之初,钱穆坚持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并以中文大学来命名。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在辛苦办学16年之后,钱穆得到了蒋氏父子的应有礼遇,蒋介石为他建造了素书楼,蒋经国则聘请他为“总统府”资政,在钱穆之前,没有学者曾获出任过此清要之职。

晚年的钱穆依然坚持在素书楼传道授业。有一次,他在家中为学生讲课时突然说:“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 钱穆生前曾对妻子说:“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在今天讲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论别人懂与不懂,即可获得举世崇拜,因为科学有一个公认的外在价值,而讲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故其结果往往要在身后。”钱穆始终认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学、实用主义,一贯崇洋蔑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隐忧。

1967年,钱穆先生离开香港赴台湾定居,却在晚年因台独势力的膨胀,被迫迁离居住了20余年的“素书楼”,3月后即病殁于台北。“素书楼风波”让天下人士耿耿于怀,是台独对文化对学术的公然暴力与无耻行径。

所幸,一阳熹微,钱穆著作在大陆一版再版、畅销不衰;余自2002年即以钱穆《论语新解》讲授于师大,并告亲密可造的学生曰:“我们是钱穆夫子的义勇军!”

欢迎关注毛峰微信公众号“清风庐”:houseofwinds

【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互联网举报中心 防范网络诈骗 法律顾问:炜衡律师 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63京公网安备110105000081号京网文[2011]0283-097号
中文 |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