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授课
孔子儒家思想的精华，在于超越乎利害得失之上的伟大仁爱精神，为道义而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荷马笔下的阿基里斯精神，即反抗暴政与不公的义勇精神、贵族精神、骑士精神。贵族、骑士有可能平时吊儿郎当、不听指挥、自由散漫，譬如阿基里斯公然罢战、叫阵主帅阿伽门农，但为了他奉为生命最高价值的东西——正义或真爱，他可以不顾一切、奋然捐躯！阿基里斯因为爱侣、同性情人帕特洛克勒斯之死，毅然披挂出征、为友复仇，就是这种钟情、浪漫、不计得失与后果的贵族精神的表率。
近代由于工业化与启蒙化的深入腐蚀，人类天赋的自由浪漫精神、不计得失的贵族骑士精神、担当天下道义的儒家仁爱精神，被“算计一切”、“效益第一”的商人精神（亚当·斯密曾美其名曰“私利造出最大公益”，马克斯·韦伯则吹嘘为“新教伦理”，被哲学大师叔本华、尼采、汤因比等人辛辣嘲笑之，被索尔仁尼琴讥讽为“想得倒美！”）所代替，贪婪鄙俗丑陋之风，肆虐全球而不可遏止。
在中国近现代和当代早期，有一大批理想主义、甘愿为中国文化复兴而奋斗牺牲的伟大圣贤、哲人、学者，余谓之“民国七贤”，尤以最后一个中国正史（自《尚书》、《春秋》和《史记》以来绵延5000年以上）的伟大传人——钱穆宾四先生（1895-1990）的一生著述为代表，堪称吻合约翰·济慈所谓“伟人的一生富于教育意义”之名论也。
钱穆先生的晚年巨著《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是当代国人著作中少数值得反复吟咏的神品，余曾于2000年之后开设一门面向全校学生的《文学写作法》课，即以钱穆此书与陈寅恪先生诗文为“古典散文与古典诗词”之典范，今秋开设《中国当代文学史》亦以“民国七贤”为思考写作之正宗，而将翻译文学、白话文写作列为附庸而已。
钱穆理所当然被尊为“最后的国学大师”，因其贯通经史子集中国文献之四部，又接纳西方学术许多有益思想，为之融汇生发，其阐释之精确、设论之精准、行文之精美，唯“民国七贤”伟大著述堪与比肩；满清奴儒闫百诗、民初罗振玉、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之流，在甲骨金文、名词训诂等碎片中翻滚，以为片言只字即含“甚深奥义”、实则无补于世道人心之“伪国学”，与钱穆先生经世致用、守先待后之真国学、真儒家，不可同日语也。
钱穆之所以与近现当代中国政治，发生不可思议之关系，非止一端，尤以毛泽东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批评胡适、傅斯年和钱穆，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而闻名天下。
被伟大领袖点名时，钱穆正在前往香港的途中：史学宗师之洞悉古今事变之玄奥，于此一事，殊堪玩味：其一，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等全盘西化分子、长期扮演“党棍、学阀”、主宰并误导中国学界、深深卷入国民党腐败没落政权（傅斯年学问尤差，却凭着与胡适的师生关系，长期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还胡乱主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孔祥熙非走开不可”，被舆论尊为“大炮”，驱逐富有经验的两届财政部长，代之以完全不懂财政的前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推行荒谬的“货币改革”，从根本上动摇、葬送了国民党腐败政权，与宋子文主持的中国1927-1937年银行业等金融改革之成功，确保北伐胜利与中国民族资本十年繁荣者，不可同日语也；国民党后期任用官员、推行政策之荒谬，可见一斑）者，完全不同；钱穆抗战胜利后，厌恶左右政治撕扯，他的“足迹不到京（南京）、沪、平（北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钱穆颇愤然于“怎么会找到我头上”等正常想法；其二，钱穆离开大陆之前，曾到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邀请他到香港任教，遭到拒绝。之后他又去乡间邀请熊十力，对方也无意离开。钱穆还给远在重庆的梁漱溟写信，也没有得到回复。换言之，三位学术思想巨匠都没有预见到“极左政策”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浩劫爆发等一系列极左政治的病态与灾难；与其他“六贤”相比，钱穆早著先鞭、洞悉幽隐，不愧有先见之明者。其三，1949年，钱穆孤身一人逃难，流落香港，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却留在了大陆，最小的女儿钱辉那时还不满9岁，重演了中国历史上无数“孤臣孽子、志节不屈”的伟大故事。
钱穆自学成才，36岁才发表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彻底扫清了康有为剽窃廖季平的学术成果，荒谬推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诸多疑古派谰言，“解决了学术界长期聚讼的公案，”北平各大学经学史课因此停开、重设。此前，他在无锡等地江南乡间，已经当了18年小学和中学老师。
钱穆36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受聘于北大文史学院，同时兼任北师大，开授中国通史课。当时的北大、北师大等名校学者云集，钱穆的讲堂设在北大梯形礼堂，前来旁听的各系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
钱穆自言，每堂讲课“几如登辩论场”；北大、师大常有西化学生，质问钱穆先生：“君不通甲骨文、金文，何敢讲中国古史？”钱穆平静答曰：“国史有不待甲骨文金文而可证者，君试听之，再予设问。”仅此一对话细节，即可知疑古史学、实证史学、启蒙史学之流毒深广：泱泱中国历史，5000年连绵记载，完备精细，竟然需要等待地下古物之偶然发现后，才能研究！一国之浩瀚典籍，均被宣判为“可疑”、“待证”，则近代中国之颠倒错乱，皆道源于此！
去中国化的恶俗潮流，以北大、师大浅薄鄙陋的所谓“名家”为代表，而以大批无知学生的盲从为声势，故而钱穆的《中国通史》课俨如“辩论场”；学者如街头小贩，兜售蔑古妄为之胡说（陈独秀“砸烂孔家店”、鲁迅“礼教吃人”为代表）或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胡适“全盘西化”为代表）；种种厚诬古人、推诿责任于古文化的邪恶之说，长期盘踞中国人的头脑，儒家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学术完全偏离正轨，中国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道德-精神危机与公共治理危机。面对挟裹凶险的国内外政治权势、汹涌而至的“新思想”，钱穆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他选择在古籍世界的普遍人道价值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始终相信，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自我治理、文明治理、安身立命的生命智慧与生命情感。他写出了不朽巨著《国史大纲》，他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如今，历史已得到证实：以《国史大纲》等巨著为代表的钱穆史学、柳诒征《中国文化史》和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等“民国史学”，是中国伟大正史之正宗传承；而那些秉承中外政治权势而伪造的“假历史”，皆灰飞烟灭矣！
1939年6月，钱穆在云南蒙自完成了《国史大纲》的写作，这部书不但是近代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部通史著作，且出版之时正值国难当头。书中所讲述的从国史的学习、辨识中，寻求抗战救亡之道，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这种坚定自信的文化史观，使当时以及其后无数代的中国人，广大正直的知识阶层、好学深思的热血青年们，深受激励与鼓舞。
钱穆晚年弟子辛意云回忆说，当抗日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国人异常惶恐失措，而他说：中国一定赢，他说一般人只懂得物质力的计量，譬如战力多少，军力多少，他说，可是他们忘记了，战争是一个总体性的行动。除了物质之外，还有文化力、道德力、民族力，他们忽略了这个部分。中国一定赢，他因此冒着敌人的炮火，写完了《国史大纲》，一时间洛阳纸贵：“让中国人开始对自身有了自信，所以我觉得他是了不起的，他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大动荡，且对自身完全没有自信的时候，他提供了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可能，且在关键时刻，提出最正确的看法。”
在《国史大纲》的开篇，钱穆对读者提出了四项对待国史的殷切期待，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要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让钱穆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伟大中国情怀与人道情怀、敢于驳斥全盘西化史学的一位学术大师。
1942年，在成都，蒋介石曾问过钱穆，为什么不从政，钱穆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从政。蒋介石又问到，关不关心政治，钱穆说，读书人一定关心政治，但我不愿从政，各司其职就好。蒋介石就此不再提及。1942年在重庆，蒋介石请客吃饭，一桌子人都是大官，只有钱穆是一个教授。钱穆发现，不但是陈立夫、陈诚，见到蒋介石都是必恭必敬，很拘谨，就连老资格的外交家顾维钧，也不随便讲话，钱穆说最滑稽的是，邵力子坐在那儿，蒋介石故意奚落邵力子，指着邵力子的鼻子说，“你这个共产党”如何如何，邵力子装聋作哑，装作没听见。钱穆说，这一顿饭一吃，使得他感觉到，绝对不能做官，一做官，他的一介书生的自由都没有了。
“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是钱穆的理想和志业所在。他曾以曾子名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得出结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种宗教精神。”
钱穆认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钱穆先生所谓宗教精神，并非寻常意义上的某宗某教，而是指毅然担当天下道义的儒家精神；现代启蒙教育、知识技能教育，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是近代社会厚颜无耻的原因。
钱穆在新亚书院
避居香港后，钱穆赤手空拳，在港英殖民地完全没有中文教育的艰难处境中，创办了香港第一家中文学校——新亚书院，它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在租来的仅有的4间教室里，钱穆努力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新亚书院草创时期，新亚书院的生源，几乎全部是来自内地、流亡香港的青年学生。钱穆在自己的《师友杂忆》中写到，彼辈皆不能缴学费，有的人衣食无着，在学校天台上露宿，甚至蜷卧在三四楼间的楼梯上，钱穆晚间也曾暂居教室，晚上八九时返校时，楼梯上早已住满流亡学生，须多次叫学生抱起被褥，才得通过。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先生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师的地板上养病，似乎整个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新亚”之名由钱穆所起，他希望借此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新的中文大学组建之初，钱穆坚持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并以中文大学来命名。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在辛苦办学16年之后，钱穆得到了蒋氏父子的应有礼遇，蒋介石为他建造了素书楼，蒋经国则聘请他为“总统府”资政，在钱穆之前，没有学者曾获出任过此清要之职。
晚年的钱穆依然坚持在素书楼传道授业。有一次，他在家中为学生讲课时突然说：“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 钱穆生前曾对妻子说：“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在今天讲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论别人懂与不懂，即可获得举世崇拜，因为科学有一个公认的外在价值，而讲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故其结果往往要在身后。”钱穆始终认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学、实用主义，一贯崇洋蔑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隐忧。
1967年，钱穆先生离开香港赴台湾定居，却在晚年因台独势力的膨胀，被迫迁离居住了20余年的“素书楼”，3月后即病殁于台北。“素书楼风波”让天下人士耿耿于怀，是台独对文化对学术的公然暴力与无耻行径。
所幸，一阳熹微，钱穆著作在大陆一版再版、畅销不衰；余自2002年即以钱穆《论语新解》讲授于师大，并告亲密可造的学生曰：“我们是钱穆夫子的义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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