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开朗基罗，西斯廷礼拜堂，《创世纪》
浩瀚宇宙之中，有一种贯穿一切的光明力量，这一力量常常隐蔽在晦暗之中，不易察觉。宗教文献中，《旧约·创世纪》开篇就有“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样强有力的思想，但这一思想的局限，在于强调光明来自超自然的上帝。研究表明，旧约作者之一、犹太先知亚伯拉罕来自古波斯地区，受到古波斯原始崇拜“光明教”（星崇拜）的影响，亚伯拉罕把这一宗教带入巴勒斯坦地区，当这一地区的生活秩序陷入极度黑暗与紊乱时，亚伯拉罕把救主弥赛亚与光崇拜结合，创立传教僧团，以呼应大批群众呼告无门、渴望盲从的愚昧心理，一切宗教及其传教活动的本质，皆如此；而如其本然地看待世界，太阳作为万物生命之源，把温暖、爱的冲动、交媾的满足、人眼对真切看清事物的渴望、人类最重要的生产、生活、生命活动都需在光线下完成等主客因素叠加在一起，是世俗理性意义上“光明”的涵义本源。
太阳（还有太阴月亮）的光线，赋予晦暗不明、混沌一团的宇宙万物，一个朗照的乾坤，一个井然的秩序，这一乾坤、这一秩序，作为大自然的浩瀚生命力量（阳气和阴气）的合理化，作为全人类的理性建构活动的基础，谓之“文明”。文者，秩序也；明者，日月光华之照临四方、普爱并滋荣万物也。汉儒马融，诠释中国第一部“大宪章”之《尚书·尧典》开篇之言“钦明文思安安”，将“文”、“明”两字的义谛，解为：“经天纬地谓之文，照临四方谓之明”，即“文”和“明”把万事万物的混乱、错杂、纷繁、颠倒，以一种光明力量，予以条理化、秩序化、正义化，故而，孔子受后世千秋万代尊崇，号为“文宣王”；祭祀、礼敬、缅怀孔子的圣所，谓之“文庙”；“文明”之为言，大矣哉！
我在《清风庐》和《中国日报》中文网“天下专栏”近来发表的另一组随笔《孔学源流之五十一：私学要目（续一）》言，初读《尚书》，蓦然有一种汪洋的光明，从宇宙的深邃奥秘处，迸发而出，照亮我手中的书页，照亮我周遭的黑暗，使我一生有“得救”之感：我不必理睬那些统治今日学界、知识界和传媒界百年之久的权威意见、定论、结论和标准答案，我已历经艰苦寻觅，碰触到了那宇宙生命与民族生命的圣洁泉源，那圣泉流经之处，灌溉出中国人10000年以上广大自由、稳定繁荣的文明生活，也浇灌出全球万世太平的精神基础，犹如耶稣在井边饮水，对蒙福的妇人所言：“我自你心中开出的泉眼，将源源不绝，直流入永生！”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来说，这“永生”不在飘渺虚构的“天国”，而在眼前这沸腾着的“尘世”，在——“它的儿女彼此相爱之中！”——简爱，于1970年代英国拍摄的史诗性电影（阿伯特·曼执导、苏珊娜·约克饰简爱）中，向喋喋不休传教的圣约翰牧师喊道；《尚书·尧典》册页中，迸发出这“如歌的光明”，孔子在《尚书大传》曰：“尧典可以观美”，即人世之光明、之美，从这神圣册页中澎湃而出，照亮我和一切人的生命！
据此，在2005年出版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一书中，我率先向中国知识界，提出用以把握、推进古今全球文明进程尤其是中华文明进程的“文明传播”这一学术概念与思想体系，以替代、提升机械唯物论“经济决定一切”和各种形而上学、神学、世俗乌托邦“精神决定一切”之偏颇。
在我看来，文明的本来涵义，在“文”与“明”这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的精神层次、生命境界上，是人类不断建构、确立、扩展、提升、完善的伟大历史进程。
首先，“文明”的第一层次，是“文”的层次和境界，即一整套的宪政治理的制度体系、价值秩序、意义结构，通过这些制度、秩序和意义结构的确立、运行、维系，人类组织建构起一种自由、优美的文明生活。
汉儒马融注解《尚书·尧典》开篇所说“文思安安”中“文”的意思是：“经天纬地谓之文”，即把万事万物予以条理化、秩序化、功能化的过程，其最高境界，就是《孟子·尽心》所谓“大而化之之谓圣”的境界，即把人类的群体人道事业，予以无限光大之，使人类逐步摆脱动物界而自我感化为“人”，并且在自身传统中不断追随、趋近“圣贤”的伟大精神境界，这一伟大过程就是“文”，中国人又称“德”，即人类生活的“人文化”提升、完善。
其次，“文明”的第二个层次，是“明”的层次和境界，也就是人类生活由于不断完善提升，最终与“神明”（宇宙秩序）比肩而立、万物亲爱协调、共臻不朽的一种精神自由境界。
“明”即日月之朗照。
换言之，人间秩序如日月普照一样惠及万物、仁爱万物，其间，宇宙秩序、自然秩序、生态秩序与人类活动、人文秩序完全协调共振，人类的智慧如同神一样“明澈”无碍，也就达到孟子所言“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的最高境界，这一过程就是“明”，中国人又称“道”，此时人与神融洽无间、并立不朽，人向天命、神明、自然的终极回归，即通常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
人类生活在人道-宪政制度体系的运行、精神价值秩序的维系、生存意义结构的扩展、生命经验的自由开阔、生命境界的不断提升、生命意义的终极寻觅与回归等众多层面的历史演化过程，总称“文明传播”。
文明传播是人类在领悟生命意义、创造文明事业的进程中建构起一整套价值体系、精神秩序、制度运行机制等历史活动的总称，是人类在这一历史活动中确立自我的活生生的精神自觉，是人类在价值、秩序、制度等广大而深厚的层次上分享生命经验、自由传播生命讯息、建构共享的意义共同体的伟大活动。
中华文明的传播史，可上溯至距今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三皇五帝”为原始文明（原点文明）标志的远古人类，开始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建构、融合、传播、扩展活动。
《左传》曰“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我在后海湖畔悠闲漫步时，突然领悟到：“三坟”即三皇之书，“八索”即以八种自然元素建构宇宙秩序之八大精索，即八卦；“五典”则为五帝之书，五帝时代文明创制多多，最后归结为尧帝、舜帝与大禹在平定水土、区划国土基础上创设的“九州”朝贡体系，即地方拥戴中央、中央政府经地方推举产生并随时征询地方诸侯、民众意见之中华大一统文明体系。
与之不同，与中华文明价值在整个东亚大陆的普遍有效传播、促成东亚大陆各民族最终融合为中华民族不同，喜玛拉雅山以西的“西方文明”却因为种族宗教冲突而使一度非常繁荣的各种文明迅速崛起也迅速毁灭：古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波斯、印度等众多文明旋起旋仆、生灭无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古希腊文明：公元前800-前400年间，曾经创造了辉煌千古、彪炳史册的古希腊诸神崇拜、神话、史诗、哲理诗、抒情诗、悲剧诗、建筑、雕塑、哲学等文化奇葩之后，古希腊文明却由于长期内战而衰微。
据此，英国历史哲学大师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精辟提出的人类文明的两大模式，获得确证：中国模式和希腊模式，分别代表着在文化统一基础上成功实现了政治统一的中国模式和不能实现政治统一的希腊模式，这其中，中华文明模式，对内整合、对外扩展所遵循的传播秩序、传播机制、文明价值之有效流动、如何消化异己因素等等，就成为全人类历史、全人类经验中最值得关注的内容。
中国人强大的向心凝聚力，在全盘西化论、疑古思潮的错误冲击下，被歪曲为“国民性痼疾”之一；曾经引起耶稣会传教士、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思想巨匠和现代历史哲学大师热烈推崇的中华文明制度，在“西化派”眼里被贬斥为“一团黑暗的封建专制”，全然无视西周初年“封建礼乐宪政制度”，作为文明建构和种族融合的伟大制度，促成了中华文明更大规模传播这一历史事实；全然不顾秦汉以下文治政府所推行的“开明政制与政策”、所形成的中国古典社会长期稳定繁荣这一历史事实；流毒所及，不仅造成中华民族在自我认同上的巨大危机，而且仍是当代中国盲目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最大诱因。
我创立的“文明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是确信全人类的价值统一，这种价值统一超越了语言、思维、种族、信仰、时代、地域和解释上的一切（！）分歧，确保了人类与自我、他人、万物、神灵之间永不止息的、活生生的对话、沟通、交流、相爱、融会无间等文明传播活动的无限广阔的可能性基础，是全人类的最高理想——世界大同、普世仁爱的和谐主义理想，得以逐步实现的文化条件。
历史上，率先提出这个伟大价值统一的，是中国的儒家宪政哲学。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标举出“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最高文明理想和传播理想，其“天下为公”之“大同”说以及“小康”说，不仅总结了上古中华文明一系列伟大经验，更开启出“万世太平”的全球时代的文明治理蓝图。
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晚期代表即斯多噶哲学、古罗马哲学，也鲜明地提出了类似看法，马可·奥勒留《沉思录》即为光辉代表，而古罗马文明及其哲学的历史贡献，是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王道治理”观念，呼应了也丰富了中国儒家“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即“一视同仁”的文明传播学的最高价值原理。
文明传播作为一个大的哲学概念，其核心在普世之“仁”，即人与万物之间天然的彼此“感通”，“感”是穿透生命体内外之间的共振，“通”是穿透生命体内外之间意义、经验、情感、意志、认知永不止息的交融，即活生生的生命传播。
杜甫诗曰：“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一片云、一个漫长之夜，与万里天地同其寥廓，与无限宇宙同其孤独，古今何人能超越此诗境？唐人张若虚之长诗《春江花月夜》、民初大同乐会改编自《夕阳箫鼓》之古曲《春江花月夜》，其缠绵悱恻之深情，似乎全宇宙都容纳不下！能赏识此景，能臻达此境，可免古人“麻木不仁”之讥，乃能与之言文明传播之哲学深意也！
陆机《文赋》曰：“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谁在思考、阅读、倾听、交际、言谈、食息间，没有怦然心动、悄然动容过呢？这内心的灵动，就是感通，就是仁。扩展开去，就是从自爱（己欲）而爱人（立人、达人）。
谁就能从浩然无息的宇宙生命洪流、万物并发的信息洪流、意义洪流中，辨认出自身，树立起自我，进而树立起人际、群体、大众等一切传播关系的价值准绳，并带领着万物，上达天命（神、道、逻格斯、理念、上帝）之澄澈光辉，下达万物生命之紧密相依处，人生就会因此独立于流俗，人生就会因此展开为孟子所谓“上下与天地同流”之“君子”境界！
古希腊哲人，唯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活跃于公元前504-501年，Ephesos人）堪明此义，尼采尊之不已。
赫拉克利特，这个辞去王位的晦涩哲人，如是说：
一切都遵循着道……承认“一切是一”就是有智慧的。道为灵魂所固有，是增长着的。一个人怎能躲过那永生不灭的东西呢？
赫拉克利特之洞见，超越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之理念说、实体说，基督教哲学之三位一体、道成肉身之神学妄说、康德之本体现象二分之俗说、黑格尔主观、客观、绝对精神之浅说，直抵叔本华、尼采之生存意志，直抵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对“自我显现之神秘物”的伟大思想，直抵海德格尔所谓“存在既隐蔽又澄明地到来”之天地人神四重世界整体说，直抵汤因比所谓“一切文明的核心乃宗教”即广义的精神信仰这一伟大论断，直抵玛格丽特·米德为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序言所说的“一切文化的根基，在于人格的极度扩展”，最终直抵美国诗圣惠特曼的旷古长诗《自我之歌》所吟哦的：
当他们争论的时候，我沉默着，我自去
沐浴一番……
世上有我存在，一切甘美如饴！
这一大写的、与宇宙贯通的“自我”，又称“神我”，荟萃天地人神为一整体，与万物之生命息息相通，这一生命传播，超越乎启蒙-科学-实用主义胡乱预设的虚假对立（古今、中外、不同文化、不同价值等等）之上，是惠特曼《草叶集》“美国建国百周年序言”中所言“美妙的科学之上的、更加美妙的神学”，欧美在启蒙近代主流的误导下逐渐遗落了这一理想，中国能否接过这一委弃在地的伟大生命主义、道德人文主义、诗意神秘主义的精神旗帜，高歌猛进；还是重蹈一百年前“全盘西化”派的覆辙，落入西方启蒙主义思维的预设陷阱，在黩武主义、霸权主义、消费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就看中国人自身的猛醒与觉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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