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注疏》
续前：
第三部：《十三经注疏之周礼注疏》。
第四部：《十三经注疏之礼记正义》。
第五部：《大戴礼记解诂》（清王聘珍著）。
第六部：《十三经注疏之仪礼注疏》。
峰按：《尚书》与《周礼》乃中华文明观念与制度体系即中华古典宪政之“大宪章”。其中，尤以《尚书》开首六篇文献《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和《禹贡》最为根本、紧要，中国凝成一个治理完善、稳固团结的大一统国家，端赖此“大宪章”；其文明观念与宪政制度的奥妙，皆在此六篇重要政治文献中，获得揭示，孔子《尚书大传》曰：“尧典可以观美”，统率此下六篇以及全部《尚书》、《周礼》、儒家宪政哲学与人道哲学的集大成之作《礼记》（小戴礼记和大戴礼记）诸篇，也是中华文明全部观念与制度之美的最强有力、最精妙透彻之指点与揭示。
孟子曰：“充实之谓美”，扩尽文明之美、人生之美之有源不竭何在：中华古典文明之广大自由、恢弘博大、深邃无垠，以《帝典》（尧舜二帝史官所载之尧典、舜典，合称帝典）之“克明俊德，协和万邦”为精神根蒂，其宪政治理与文明教化，合乎宇宙自然与人文法则，故而光明、瑰丽；以《大禹谟》“正德、利用、厚生”（端正天子、贵卿等统治阶层之德，便利天下百姓之器用，丰厚涵养全社会之生命道德与生命境界）为治理纲宗，中华文明的内在“充实”，不断向全球散发出“人道光辉”，是为“美”。
满清奴儒闫若璩、民初顾颉刚疑古学派主办《古史辩》杂志所刊绝大部分文章，实乃毁宗庙、挖祖坟、灭绝伟大中华文明之卑鄙无耻行径，直至被称为“当今国学数第一”的饶宗颐教授，接续主编《古史辩》第七卷，发现很多疑古派作者胡乱“考据”、妄造浅陋揣测，实在离谱，遂毅然停办该杂志，在挽救祖先文明、祖国宝贵遗产与文献上，堪称“丰功厥伟”；当代著名文史专家李学勤教授，不顾“疑古派”传人的重重阻挠，毅然出版《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沈阳），可谓对满清闫若璩、民初胡适、顾颉刚等人妄肆“制造古籍文献的许多冤假错案”做出初步澄清；两年后的1999年，由他总主编的《十三经注疏》简体字版，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得以一睹中华文明、古典宪政、中华文献之“庐山真面”，满清、民初疑古派之妖氛、毒霾，终必消散、扫地以尽者也。
参考文献：
毛峰《大一统文明：中国梦的文化诠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中篇“大一统文明之美”（161-246页），重点讨论《周礼》各项宪政制度，读者可参究之。
特摘引一段，足证西周文明宪政治理之美也：
西周宪政乃中华文明“联邦大一统时代”之重要时期，其在《尚书·周官》和《周礼》所奠定的古典宪法制度体系中，巍然建构起确立周朝绵延800年以上联邦王制的伟大封建礼乐秩序和民治、法治、德治匹配的宪法机制和大一统文明传播秩序。若溯源至周人始祖后稷，则西周文明可谓两千年不磨之伟大灿烂之文明传统也。正是这一深厚博大的传播遗产，不仅造就了光辉辉煌的西周文明诸多成就，更为晚周时代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智慧、人文学术超绝百代的繁荣，奠定了文明基础，亦为秦汉大一统时代中华民族进一步凝聚为中央集权制的伟大文明实体，创造了文明条件。
譬如，周礼之“地官司徒之全民教化制度体系”。
依据西周官制，地官司徒的地位仅次于天官冢宰，冢宰制度犹如浩瀚长天，冢宰府作为副天子，全面执掌联邦治理；而司徒制度，则如深厚广博的大地，安稳执掌联邦教化体系，以全面安定人心，从深度的人文道德层次上，配合天子、冢宰之宪政治理。《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备载大司徒职责、司徒府大小官职之设立原委、居官操守以及宪法精神：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教官之属：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乡师，下大夫四人。……徒百有二十人。
天子、诸侯建国，首要在于辨别王都、邦国所在四方之位（辨方）以敬天祭祀、授民农时，正天子、诸侯、卿相大夫、士绅、万民之位（正位），分划国都内朝廷街市之区隔（体国），经划乡野之治理（经野），设立官府，分限职权，作为万民治理之根本（民极）。司徒府内设大司徒、小司徒、乡师等官职，彼此分权制衡，以执掌邦国之文明教化也。
郑玄等注释“惟王……以为民极”一句曰：“六官皆有此叙（序）者，欲见六官所主虽异，以为民极是同故也。”天子、冢宰、司徒、宗伯等六卿，以及百官，全奉“以为民极”（民极者，民中、民本也）为最高政治宗旨与宪法精神，犹如今日普选政府之“民有、民治、民享”或“为人民服务”之谓也，古今中外合理之政治治理之根本，均在此也。
妄判古今中外文明孰为进步或落后之近代启蒙学者，根本忽略古今中外之文明体系，均以保守土地和人民为第一要务：无土何以立民？无民何以立国？古今政治，或宽仁或苛细，或长久或短暂，但无论如何，统治者必须推行一定社群范围（或宽泛或苛细）内之公平正义，为保守土地和人民的准则，孔子所言“政者，正也”遂为千古不易之明训也。
启蒙主义武断判定近现代文明为进步人道而古代文明为落后、反人道，乃囿于西方古典文明的若干显著缺点（譬如希腊罗马奴隶制文明、中古基督教文明黩武黩神、不恤民生之苛政等）而深陷成见，秉此以偏概全之论，判定一切古典文明为僵化、落后、反人道，同时自我吹嘘“近现代”为进步、人道、自由、民主等空洞概念以为华丽标签。
稍早的但丁、马基雅弗利、蒙田、维柯等历史哲学大师，较晚近的西方浪漫主义史学（赫尔德、歌德、席勒等）、经验主义、人文主义史学（利奥波德·兰克、狄尔泰、斯宾格勒、汤因比等）诸多思想流派，均对启蒙主义的独断论有深刻批判与彻底反省，“西方中心论”遂终结。
可恨中国的全盘西化论者，迫于清末国困民穷之危机，对西方启蒙主义武断学说不加深察就一味崇信之，遂误判华夏民主制之天子、诸侯、群臣、万民分权制衡、全社会自我克制、体恤民生民情之民权法治主义，为“君权专制主义”，近代学术草率之间将此万年绵延的有序主义、精英主义、社群主义之伟大民主传统全面毁弃，近现代政治经济遂落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体制困局中，不亦一大悲剧耶？！
余观当代中国的大多数学者，仍困守“启蒙-实证主义”概念、体系、智慧的困局中，无以自振也。
民国初年，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所谓“二重证据法”，如今在对原始文献的详密研读和地下出土器物的考古研究中，已然获得不可倾摇的确切证据：中华文明在炎黄尧舜时代所奠立的大同推举制和夏商周所建构的联邦王制，不仅是华夏有序民主的伟大宪法制度，更是全球史上最完备的民治、法治、德治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
学者最重详密、完备地占有原始文献，进而依据一定价值信念以及某个社会现象，在历史与现实中一再出现的几率，给出合理并具启发性的解释。
不幸，现当代中国偏颇片面地引进了西方近代学术分科、分专业进行研究的孤陋寡闻的体制，当代学者根本无暇对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背后深广的文献依据进行周详研习、探究，就贸然采信某一学科内外种种固陋之见，以为“早有定论”，遂在错误结论（偏颇成见）基础上开始钻研，如此叠床架屋、沙上聚塔、一触即溃，最后误人误己、谬种流传也。
譬如本书所论之华夏文明大一统传播之内在秩序——古典宪政体系等深层机制问题，读者只要细心捧读《十三经注疏》、《史记》和希罗多德《历史》、李维《罗马建城史》等名著一遍或两遍，再对照当代全球文明之深刻问题，古典文明之真相立即清晰浮现，康梁、章蔡、胡陈等近代名流胡乱沿袭满清“琐细考据、破碎大道”之陋习与西方启蒙主义、实证主义之浅陋成说，以激烈反叛为标榜之耸动一时听闻之种种“反传统”胡说，一一不攻自破也！
再譬如上引之《周礼·地官司徒第二》首段文字，细读郑玄、贾公彦对“乃立地官司徒……以佐王安扰邦国。”之精辟注释，不仅可洞悉古今政教之博大精深涵义，更可廓清学术上的重重“人为谜团”：
教所以亲百姓，训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扰亦安也，言绕衍之。（郑玄）……云“教所以亲百姓”者，案《尚书·舜典》云：“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有虞氏五，即《舜典》所云“敬敷五教”。又文十八年（左传·文公十八年）云“舜臣尧，举八元，使敷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民为邦本，不安则散，特须安而复安，故云扰亦安也（贾公彦）。
呜呼！“民为邦本，不安则散”之政教道理，古今一概、中外皆同。地官司徒执掌邦教，恭敬提倡“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之华夏文明此一博大政教精神轴心，严谨传承自尧舜时代之“五教”传统，进而发展出西周文明的“十二教”（引文云“周十有二”）绵密完备的文明教化体系，人民恭谨遵循这一伟大传播秩序，妥善协调一切人际关系，则种种利益冲突、社会动荡可大多消弭于无形，此长治久安之道，绝不亚于天子、冢宰、百官之依法行政，华夏法治、德治彼此配合协调，则文明大一统宪政教化之美、天下太平之乐，享受不尽矣！
学者倘能尊敬于原始文献之揭示伟大、启迪深广，则必深明于古今中外政教之堂奥，予以恭敬传承并斟酌损益之、推陈出新之，则必不致陷入近现代全球文明之生态-社会-人文系统之巨大危机而难以自拔也；更不致抱持胡适所谓“历史是一个可随意涂抹打扮之小女孩”之恶俗实用主义而贸然割裂历史正统；更不致如胡适学生顾颉刚等“古史辨派”所谓“层累地造成”之“古史说”而误判古文尚书乃至众多古籍为“伪书”：贾公彦以唐代名儒，引述古文尚书《舜典》，一字不差，且与《左传·文公十八年》彼此印证，疑古派史学竟然误判古文尚书乃魏晋时代王肃、梅赜等人伪造，不亦“作雾自迷”、自欺欺人之弥天大谎耶？！
西周古典民主自治体系，与中央政府的宪政体系之法治、德治体系配合，在司徒体制上表现为乡邻“人民道德自治”之种种建制、措施与德治民主也。民国七贤之一、柳诒征先生《中国文化史》谓之“乡遂制度”：
乡老，二乡则公一人。乡大夫，每乡卿一人。州长，每州中大夫一人。党正，每党下大夫一人。族师，每族上士一人。……
西周王朝在王畿置六乡，每乡有五州，每周下有五党，每党下有五族，每族有四闾，每闾下有五比，每比下有五家，命以公卿大夫士治理之，则联邦王制之治理，渗透到每一家庭，全邦国之整齐划一、凝聚向心，不言自明也。郑玄解上引“乡老……每族上士一人”曰：“老，尊称也。王置六乡，则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内与王论道，中参六官之事，外与六乡之教，其要为民，是以属之乡焉。”三公在西周官制中地位最高，但并非虚职，除了在中央政府（朝廷）辅佐天子、主持道义舆论、监察六卿官府行政外，还分身任职于地方自治，配合司徒府在地方（六乡）推行教化，西周德治之精神，遵循法治轨道，一一灌溉凝聚于每一家庭、社会每一细胞也。
司徒府还下设师氏（教化官）、保氏（劝谏督察天子朝廷之保傅官）、司谏（劝谏百官万民）、司救（纠百官万民之过）、调人（调解民众纠纷）、媒氏（和合男女以婚配）、司市（管理市场）、质人（负责平定物价）、廛人（管理房屋租赁）、胥师（维护市场秩序）、泉府（征收市场税）、司门（管理城门）、司关（稽征关税）……乃至土均（管理土地赋税）、草人（管理农田除草施肥）、稻人（管理稻种及耕作）、山虞（管理山脉养护及出产）、林衡（管理林木及出产）、川衡（管理江河及出产）、泽虞（管理湖泊、湿地）、迹人（管理禽兽）、司稼（管理播种谷物）等四五十种大小官职，人类公共生活可谓巨细无遗地被网罗治理，其中师氏、保傅、司谏、司救、调人、媒氏等官职最紧要：民受教则仁义立、天下安；保傅、司谏、司救、调人、媒氏等均为“师氏”之推行教化之佐助、配合者，天子、朝廷、百官、万民有过错则劝谏补救之，有纠纷则调解安抚之，男女婚配时则予以绍介、中保之，民事治理之细密完备，可谓全球独步、举世无双也。
郑玄解“保氏”曰：“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大哉！郑玄解经之鞭辟入里也：宇宙之太平，全在自然秩序（道）不受人为干扰之正常运行；人生之安定，全在人文秩序（德）之循序扩展；余读经至此，慨然批注曰：“人有道则安，无道则亡。大矣哉！”
司徒府以教（教化、德治）、治（法律、法治）、政（政策、民治）、令（行政命令，官治）之四重宪政体系，构筑起一个无比绵密的民主自治主义的古典宪法制度体系与大一统文明传播机制，在此体系的基础上，巍然树立起天子、三公、三孤、冢宰、司徒、师氏、保氏、百官、万民之间彼此制衡的宪法制度大厦和公共服务体系，有效确保了西周文明的长期繁荣昌盛。
西周教化制度以“十二教”闻名。尧舜时代之五教体系，乃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树立天地人伦之大、奠定人类社群之安者，以此；西周文明之“十二教”体系，则在五教基础上，特为引申、增广，更趋细密完备也：
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大司徒府众教化官，以十二教之文明大一统传播秩序，晓喻万民以公共生活之准则、规矩，构成一个极其绵密而完善的文明教化、社会公德教育的博大体系：
首先，以祭祀天地祖先圣贤之谨严礼制，教育万民恭敬之仪，上至天子、诸侯，下至百官、万民，无不恭敬谨严地进行祭祀大典，天下人民从庄严典仪中感恩于宇宙慈惠生养万物、祖先圣贤创造文明之莫大恩惠，进而领悟自身的公共责任，所以临事必不苟且马虎。
其次，以乡射饮酒、尊老慈幼之礼（阳礼）训导人民，教育人民懂得行仁讲让才能造成万物发达的兴旺局面（阳者生也），争夺相杀则人类必自取灭亡的根本仁义大道，则人民遭遇利益冲突，必然尽量和解而不争斗。
第三，以男女亲爱之礼（阴礼）教育人民，训导人民懂得：男欢女爱之情背后，乃天地生养万民之宇宙法则在隐秘处（阴）为之主宰，男女彼此相爱、相敬如宾，实则是履行生养繁育的道德责任，如此内无旷怨、外无愁闷，弗洛伊德所谓情欲压抑导致精神疾病的问题亦大为缓解、疏导之。
第四，以音乐之礼教育人民，使之体悟宇宙一体、天下一家之万物生命之和谐、自由、美丽，人民从庙堂音乐之崇高悠远、乡间歌诗之纯真质朴，进一步懂得彼此协调才得以生存之人类大道，则人民必不乖戾放荡。
第五，以君臣父子之仪礼来分辨社会等级，训导人民懂得：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师生、朋友之间，乃天地宇宙间最根本的人伦秩序，一切公共事业、社群生活的有序展开，都无法绕开、废弃这博大而温存的秩序而能正常进行，人民习得尊老慈幼之礼教，就能荡涤自私贪欲之主宰，必不越位错乱。
第六，以优美风俗教育人民，则天下人民必有廉耻之心，居官不贪、行商不奸，不为苟且鄙薄（偷）之事。
第七，以王法之尊、刑法之严、百官执法之细密、国法科条之完备，时时训诫威震不法奸民（虣，凶暴），王法之森严律条以及严正的法制教育，预先杜绝了官府的腐败和人民的作奸犯科。
第八，以每年正月悬治法于王宫观阙（象魏）时训诫百官的誓词“各修乃职，各守乃德，失职叛教，则国有常刑”，来训诲、教育人民守德仁爱、彼此抚恤，则处灾厄时必能奋力自救而不荒怠。
第九，以饮食、服饰、居室之度数规制，时时教育人民守其本分，时时严禁苛责豪富大贵之家，禁止竞相奢华、严防奢侈委靡风气，人民必知足常乐。
第十，推举父子相继之“世家”传承受业之职业道德，士农工商之“四民”世代以美德维系其道艺，同时又开办国家教育（太学），使四民子弟可入学而授官，父守其业，民不会失业丧德，而子受国学、拜国恩、得朝廷委派为官，则子弟前途更加光明。
第十一，贤德之人受爵拜官，天子恭敬拜揖卿大夫，拜托平民以国事，则万民景仰，人心思齐，人民必慎守其道德、弘扬其善良、思慕追随不尽。
第十二，有功之人受国禄封赏，天下万民，人人图报国家、建功立业，必奋力兴作其事业，使百业兴旺、国家昌盛、人民富足也。
西周文明教化之伟大优美，由此“十二教”可窥一斑：举凡祭祀天地祖先圣贤之宗教神圣典仪、尊老慈幼之乡俗淳朴仪礼、男女亲爱匹合之婚嫁之礼、庙堂升歌之雅颂乐教、君臣父子之伦常大义、社群生活之和谐恭敬、父承子继之职业道德、举贤任能之民选制度及公共道德评价、预防违法乱纪之法制教育等等，一一细密网罗于其中，可谓高下并举、巨细无遗、丝丝入扣，将人类社群生活与公共事业的准则、规矩，全在优美而深湛的礼仪规制中一一加以温存体现，西周文明，可谓人类文明之巅峰，乃人类公共秩序之翘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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