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谦，彩塑，孔子像
第七部：《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左传正义》。
第八部：《春秋左传诂》（清洪亮吉著）。
峰按：《尚书》、《周礼》、《春秋》乃中华文明观念与制度体系即中华古典宪政之三部“大宪章”。
春秋者，孔子自撰之经，百世垂宪之典。吾国博大悠久之文明，自伏羲、炎黄开辟以来，其远大抱负、宏伟规模、古典宪政治理的高超、人文智慧的精粹，汇聚于孔子《春秋》经传之中。孔子自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孟子曰：“孔子《春秋》成，乱臣贼子惧”，深刻揭示出《春秋》不朽的文明地位。
孔子《春秋》崇高旨趣有三：第一，在晚周政治混乱、全民族濒临崩溃的危急时代，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傲立不屈、百折不回、前赴后继、上下规谏，巍然而灿然，捍卫、担当起“中华大一统”的文明重建，极大地凝聚起全民族政治与文化共识，在钱穆先生所谓“四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的紊乱崩解时代，远承伏羲炎黄尧舜古典宪政精粹，以高超政治智慧措之时宜，强有力地标举出“仁政爱民”、“制民恒产”、“礼义廉耻”等文明治理的不朽法则。
第二，儒门标举轴心时代中国智慧的集大成典籍《五经》，以约束世道人心，辜鸿铭先生谓之“从熊熊燃烧的西周礼乐文明大厦中，抢救出天下人民相亲相安的全球文明至高蓝图”，以便在新历史局面下重建中华文明。
第三，《春秋》贬斥势力，推尊道义，董仲舒、孔安国、司马迁等巨匠巍然建立起“中国正经-正史传统”，称“道统”，这一伟大道德传统，绵延传承2200年以上，赋予中国人永恒不朽的“国家观念，实乃荣誉与责任的宪政大法典”（辜鸿铭），亦即人类文明生活持久存续的合理观念。
峰自读大四时受恩师陈淑珍教授启迪，开始关注儒墨道法等诸子智慧，捧读《论语》之下，身心安宁静谧，后经阅世安身，上下求索，益发服膺夫子“仁爱”大道：全人类，非彼此善待，不足以存活、繁荣，希腊罗马帝国主义、近代欧美殖民主义，不是人类的康庄大道，乃毅然归宗儒家，将“全盘西化”、“去中国化”主流误导下的中国知识界率性而弃之，掉头而不顾；深研经史子集，涉猎西方经典，梳理出轴心时代、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生命主义、现象主义诸多思潮之上的人类共通的生命经验、文明经验，毅然抛弃启蒙主义以来西方话语的独断与偏执，将不分畛域、融会贯通的古今中外“人类经验”，以“大一统”名之，遂有《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和《大一统文明》两书问世，承蒙亲朋爱徒护持，悠悠数十年如一日，以“澄怀观道”而彼此寄托也。
由于中国近代化遭受浅薄壅蔽的启蒙思想误导与新文化运动以来持续不断的文明浩劫，中国轴心时代智慧日益湮灭，公元前1046年建立的西周礼乐秩序、晚周秦汉大一统智慧、汉唐至宋明2200年间约束权贵、保障民生的古典宪政秩序，被一些奸佞买办政客、猥琐文人悍然扭曲为“封建专制”而全盘抛弃，峰读经史而泣血，吸雾霾而昏沉，所谓“艰于呼吸视听”者，遂携《春秋》避居海南，每日以汉朝伏波将军马援、路博德庙门对联自我期许与安慰——“伏胜南蛮昭汉代，波平海国镇琼州”，在微信朋友圈告诸生“在北师大，予如汉之苏武，贝加尔湖牧羊，节旄尽落而不改归志”，亦内子所讥诮之“意必固我”者也！
自《春秋》逐页品读之下，予深信自己创立的“文明传播学派”，乃上承孔子仁爱、天命所谓天地人大一统之大道（利玛窦、伏尔泰、约翰逊博士谓之“自然神学”），中接但丁、蒙田、惠特曼、叔本华、尼采以来西方生命现象主义哲学精神，奋然“自立权衡，别开新机”（民国七贤所提倡），具深根宁极之基础也。
今不惴浅陋，引《春秋》而畅论之：
向轴心时代回归：重建中国文艺复兴
某大学密友问：“西方近代文明开始于文艺复兴，强盛无比，迄今未艾，中国的文艺复兴在哪里？”这位美籍成功人士，一下子抓住了全部“中国问题”之根本：没有一场深入到全民族灵魂的“中国文艺复兴”，即以现代文明格局，深入回归“轴心时代”的伟大智慧，则真正的民族复兴是不可预期的。全球文明的两大巅峰，一在中国，从公元前1046年前后创立的西周王朝开始，绵延1500年以上，至两汉“礼乐精神秩序”与“文治政府体系”（古典宪政制度与思想）的巍然重建期，而希腊、印度、犹太文明，则是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人类生命智慧的一次巨大飞跃，史称“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文明创制与精神活动，围绕“人的生存”展开，产生了周武王诛灭殷纣王时、面向天下齐集的八百诸侯大军发表的《尚书·泰誓》，巍然宣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伟大人文主义信念，一举扭转了殷纣王“我生不有命在天”的宿命论主张，告诉天下万民：“天命靡常，唯德是辅”，西周人文主义的政治秩序（礼乐）与精神秩序（《尚书·周书》和《周礼》以及晚周孔子思想为代表）由此确立，儒家宪政哲学、仁爱哲学从此传承3000余年，直至清末。
希腊轴心时代哲学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个维度是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等人对“道”（逻各斯）的沉思，贯穿到亚里士多德对“万物运动的目的因”的思考，这一沉思呈现出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相交织的特色；另一维度由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这一思想开创，注重人的理性存在，柏拉图据此探寻理想城邦的政治法则，但柏拉图并未找到人类政治生活的根本法则“德”，而是寄望于从公共生活的外部规范加以治理的途径（《法篇》），与此同时，他坚持认为在万物变易之上，有不变易的、不生灭的“道”存在，为日后各种神秘主义哲学——晚期希腊哲学、犹太教哲学、古罗马哲学、中世纪天主教哲学所继承；而犹太、印度思想，则从万千复杂的人文活动中辨认出“最高者”（上帝）的存在。
人类文明的第二座巅峰，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近代早期的欧洲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诸王国，代表人物是1300年开始构思写作《神曲》和《论世界政府》等巨著的但丁、发表《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新科学》等巨著的维科、发表《随笔》的蒙田等伟大贤哲，欧洲在历经中世纪1000年天主教教会统治日益僵化、世俗人文主义不断兴起的历史条件上，试图重建天国世界与人文世界的“伟大平衡”（中庸），文艺复兴三杰的美术与人文作品、维也纳古典乐圣的音乐作品，都揭示了这一天人之际鲜活互动、彼此思慕而超越的、精湛而萃美的伟大平衡。
孔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白刃可蹈也，爵禄可辞也，中庸不可能也”，又曰：“中庸之为至德也，民鲜能久矣！”但丁、维科、蒙田等人费尽心机建立的“伟大平衡”，被一股强大世俗势力所推翻：启蒙思维与工业革命，打破了人类数千年的精神平衡——上帝信仰曰文明传统被悍然宣判了死刑，“理性”与“效率”被推上了万事万物最高终极裁判的神席，卢梭、康德等荒谬地鼓吹“为自然立法”，黑格尔更加荒谬地主张“绝对精神”以“近代德意志”为最高文明形态，诸如此类的“启蒙呓语”被工业革命的全球扩张所支撑，以摧残印度、中国等五大洲所有“非西方文明”及其全球生态为代价，这一失衡迄今未艾！
中国新文化运动就是这一失衡而暴虐的激进启蒙思维的卑鄙产物与拙劣变种。胡适大言不惭自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民国学者李长之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等著作中，深刻揭示了“启蒙”与“复兴”之别：启蒙是“师心自用”地“为自然、人文立法”，即斥责自己“理性”（实乃私欲）之外的一切历史、文明、信仰、传统是“蒙昧、野蛮、非人道”的；而文艺复兴则是回归轴心时代中国与希腊智慧，在古今中西等一切貌似冲突之处，寻得平衡（中庸），民国七贤的学术思想、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和吴宓主编的《学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阵地，可惜始终不能居学术主流、舆论主导地位。
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在新文化运动的学术、舆论重大误判基础上，“错上加错”、漫漶横流、扭曲畸变，最终导致“文革”十年浩劫、极左灾难，人类的愚昧、懦弱、卑鄙与盲从，在此浩劫中暴露无遗。李泽厚承袭胡适的错误，提出所谓“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仍然认定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来源于“启蒙”而非“复兴”（稍读历史即知：启蒙运动鼓吹的法国大革命，彻底断送了法国路易十四开明专制下的国家强盛，而对此持保守态度的维也纳会议诸国，才迎来欧洲文明的繁荣昌盛），中国清末救亡运动与启蒙思维是一体两面，康、梁、陈独秀、胡适等人，企图以“启蒙利器”救亡图存，这些人的聪明才智，完全足以令他们“发现”古典遗产的伟大现代价值，但恰恰由于他们为了赢得卑鄙的党派政治权势与个人名望，不惜昧着良知，肆意颠覆、扭曲、污损、毁灭中华文明及其全民族道德底线，破坏艰难展开的清末自强运动，使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与党争战祸不断的泥潭，直至邓小平提出“彻底否定文革”，这场自1917年陈独秀执掌北大文科以来的文明浩劫才算告一段落，但极左、极右势力仍在不断干扰着当代中国的复兴、稳定、繁荣与开明、进步。
静读一页《春秋》，历史了然如揭：权贵与百姓各守其德，彼此宽仁合作，是一切文明相安持久、繁荣昌盛之道；反之，权贵肆意贪腐搜刮，百姓不堪催逼而愤然与之对立，最后，“斗争”只能使二者同归于尽！
深思孔子《春秋》，乃知孔子周游列国、苦口婆心、上下规谏，意在维护人类文明的各种成就（道德人文与政治技艺），不因内外战乱而毁灭，实乃提炼、萃取上古文明治理精华，褒贬当代是非，开启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之万世太平之宝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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