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仇英，孔子圣迹图之西狩获麟图

孔子《春秋》，是“伟大中国故事”之华美篇章。

孟子曾概括史上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三件大事：一是“禹抑洪水”，尧舜禹时代大同宪政制度下的抑制洪水、平治山川、水土、交通、通讯、全国赋税、朝贡、巡守、军事拱卫-民事协调之巍巍“九州”体系，赋予中国人永久繁衍生息的国土、“天下为公，万邦协和”等广大坚固的大一统文明观念与宪政国家实体；一是“周公兼夷狄、驱猛虎”，周公之制礼作乐，以小康时代宪政制度——伟大灿烂的封建制度、华美繁盛的礼乐政教体系——把中华大地上各部族、各文化，统一在《周礼》制度之下，对自甘“夷狄”者，则毅然兴兵驱逐之，西周国土面积因而扩张为夏商实际统治范围的十倍以上；三是“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诺大的国土、人民、文明，岂能缅颜而拱手，让夷狄文明、乱臣贼子、无聊无耻之文人墨客，放肆如豺狼虎豹，横行无阻于华夏民族之心耶？！孔子《春秋》事业，遂为历代儒家所继承，“伟大中国故事”不断“续写”出新的华美篇章！

1、从牧歌到诗章：“中国史诗时代”的三大段落

中国大时代，以伏羲炎黄之文明草创，尧舜大禹之宪政建制，周公制礼作乐、垂教千古，为“中国史诗时代”的三大段落。

伏羲《河图易经》大一统宇宙图式，犹如赫西阿德《神谱》，将天地人神、纷繁万物，以天真的“牧歌”风格，囊括无遗；尧舜大禹之《尚书》诸篇“光明之书”（见《清风庐》和《中国日报中文网天下专栏》“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之十一篇《光明朗照的乾坤》），犹如荷马《伊利亚特》、《奥德赛》，围绕“正义”之诉求，展开“文明”之建构、创制；而公元1046年建立的西周大王朝，则正式进入“中国轴心时代”（德国现代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首倡，予扩充之），周公礼乐制度“君临”一切种族文化，周文王、周武王、太公、周公、召公等一大批贤明的政治领袖，把“王道”（古典宪政）之根本观念“天命无常，唯德是辅”，通过西周学校的普及、古典“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骑士精神的优美灌注，犹如柏拉图《会饮》篇，从全民族心坎中，油然萌生文明生活之渴望，而孔子《春秋》则加以全面、深入之呼应、继承、发扬，遂垂为“至圣先师”、人类文明事业的最大导师。

2、尊王攘夷的人道事业与孔子春秋的道德评价

周人乃黄帝直系后裔，且以农耕技术闻名，长期担任尧舜中央政府的农师（大司农），称“后稷”，后者主宰也；稷者谷物也；后稷一系出于三皇五帝之一的帝喾，因文明事业的中心区域在晋南、陕南一带的姬水流域，且拥有鲜明而深厚的血缘、血统、文化意识，故以“姬”为姓氏，后称“姬周”。

公元前1046年，周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持久的大一统国家——周朝，西周、东周合为八百余载，若追溯至后稷，则周人创建西周大王朝时，已拥有2000年以上连续不断的文明史，堪称“中华大地之上最为活跃、最为持久的第一大文明体”！

公元前771年，周平王被迫东迁，周王室衰落不振，各诸侯国各行其是，纷争不断；同时，落后游牧民族“四夷”趁机侵入华夏文明核心区，中国陷入蛮夷包围、华夷杂处、“中国不绝如线”的危急局面。当时最大的政治诉求与最大的人道事业，就是“尊王攘夷”，即在管仲等晚周政治家的主导下，齐、晋等强大的诸侯国，主持推行、一再订立华夏诸侯各国之间的同盟盟约，共尊周王，尽力制止、纠正或约束各国内乱，对外联合起来，遏制蛮夷进犯，大有益于中华大一统国家的巩固与文明传承。

孔子《春秋》一方面积极评价“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始终以维护“中国大一统”为儒家宪政思想的核心，这一点也是孔子政见高于其他诸子政见之根本所在。

另一方面，孔子对齐桓、晋文表面“尊王”实则“尊己”深为不满，因此，将道德评价、政治褒贬，深藏于《春秋》笔法中，那些篡弑攘夺的乱臣贼子们，无不对孔子儒家学派及《春秋》恨之入骨，秦嬴政作为“篡弑攘夺的乱臣贼子们”的最大代表，必焚书坑儒而图灭罪迹也。

全部中国史，就在管仲-孔子所主张的“尊王”即中国大一统国家的维护、修复、发展、繁荣和“攘夷”即以一切手段（政治、外交、文化、军事等）驱逐落后文明而展开。

3、龙城、龙阳之欢爱与各国博弈之微妙内幕

孔子《春秋》以希腊浮雕般的精美，力挽举世既倒之狂澜、华夏人心之颓波，对历史事件予以道德评价，堪称千古良史：鲁成公二年，齐顷公有个深深宠爱的、美貌而勇猛的少年，名卢浦就魁，在征伐鲁国北部边境小城“龙”时，因少年临阵轻敌，冲入龙城城门，被龙城人捕获、囚禁。

齐侯一见自己喜爱的嬖人美男，被鲁人囚禁，心急如焚，急忙发大兵袭击鲁国，三日拿下鲁国龙城，解救了美男。美男卢浦就魁遭囚受辱，岂肯罢休，在齐侯耳边一番哭诉，齐侯立即命令大军继续南侵，以报卢浦就魁之仇。

鲁国弱小惶恐，向卫国求援。

卫国派出大将孙良夫（桓子）率军侵犯齐国边境，企图让齐军回顾以救鲁，不料兵败，孙桓子被齐军团团围住。恰好卫齐边境新筑小城有个豪强，名仲叔于奚，率领一班人马，竟然冲入齐军之围，将孙桓子解救出来。

仅此一节，即知当时中国之内乱。大国齐欺负小国鲁，大国齐侯广蓄妻妾之外，另有美男鲜肉多枚，这些美男鲜肉，往往是贵族庶出或平民英俊，除以美色事人以博取衣食外，亦有不少建功立业者，这些男孩或武艺身手不凡，或文韬谋略超人，各诸侯国国君贵卿、晚周四大公子、汉唐宋明等历代君王名公、文人骚客，都是他们曲意逢迎、用心“垂钓”的对象。毕竟，美貌不能长久，必须身怀绝技，才能在乱世图存：卢浦就魁率军侵犯鲁国龙城，一马当先，冲入龙城要塞，何其英武潇洒！简直如同希腊神话与希腊史诗所津津乐道、为基友流血牺牲之美男英雄——大力神赫拉克利斯、阿基里斯、亚历山大大帝一流人物！

无奈鲁国龙城防守严密，竟将美男鲜肉捕获、囚禁！

龙城守备不懂“大国政治”唯在“实力”，此举岂不招惹齐国发动更大规模的进犯：美男被拘留、受凌辱，齐侯岂肯轻饶？鲁国只好向邻国卫国求救。卫国派出一个不顶事的孙桓子，非但没有牵制齐国，自身还被齐国军队围困！幸亏边境小城新筑有个豪强，平日里养兵操练，此时出兵解救，化险为夷。

麻烦在这里：卫侯如何酬谢？本来地方豪强武装属于“非法武装”，应当依法取缔；如今，非但不能取缔，还要封赏、酬谢！不论如何封赏、酬谢，都是变非法为合法！

这就是中国内乱之源！

也是孔子一再主张“正名”之政治见地之高明：“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王室若独尊于天下，哪里会有齐国侵犯鲁国、鲁国求助于卫国、卫国侵犯齐国败绩、新筑豪强起兵相救……这一连串的颠倒、错乱、灾祸，都是因为“天下无道”，即大一统尊王之说，不能行于中国，则篡弑攘夺之事才不断发生，四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之危急局面才一再出现，孔子儒家之伟大，也愈易凸显也！

卫国打算赏赐酬谢以城邑，新筑豪强推辞不要。

询之，乃曰：“愿以国礼（曲悬繁缨）朝见卫侯！”

卫侯无奈，许之。一个非法武装，合法化了。

 孔子《春秋》评价曰：

成公二年：……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孔子闻此事而浩叹道：“惟礼器与名分，不可以假于人，国君之所司也。”换言之，天子、诸侯国君，不必事必躬亲去治理民政、军务，中国古典宪政体系，早就具备了西方近代宪政所谓的“君主立宪制”的本质特征：天子、诸侯国君，要“垂拱而治”，即遵循中国大宪章之《尚书》、《周礼》、以维持“礼教大节”为根本要务，不过问具体政务，治国平天下之责，由宰相府、御史大夫、太尉等文官系统、武官系统去措置、部署、施行。元、清两朝不懂“古典宪政制度”这一枢机，故天下昏乱也。

礼教之根本，宪政之枢机，在于端正一切事物的责任、名分，故又称“名教”。孔子曰：“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礼教者，国之大节。夺之则政乱，政乱则国亡，天下衰败，莫此为甚。《春秋》褒贬是非善恶，一遵《周礼》：看似无关紧要的小节（一次朝见的礼器），却寄寓着天下兴亡之“大节”（政）要害，政治礼仪背后，是合法性之权柄授予，不可一丝一毫疏忽。

无奈周王室、各国诸侯、法家俗流，鬼迷心窍，均视“礼”为“空文、虚礼”，陵夷至近现代，竟有无知教授、无聊文人公然鼓吹“礼教吃人”之歪理邪说。全民族仓促惶然，懵懂而盲从之，中国道德紊乱，虽富贵可期，惟“礼义廉耻”付之阙如，管仲所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人类文明昌盛之大道，豁然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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