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俗秩序的拒绝，谓之伟大拒绝，或大拒绝。

希腊晚期哲人第欧根尼，躺在雅典街头晒太阳，亚力山大大帝走过这个奇异哲人，不禁伫马俯身，问：“你需要什么？”第欧根尼平静地回答：“我只要被你挡住的阳光！”

换言之，无论多么尊贵，也不应当以自身的阴影，挡住他人自由享受的阳光！

亚历山大大帝深为敬佩，对身边随从道：“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那我一定要作第欧根尼！”

亚历山大大帝南征北战，憔悴而死；第欧根尼蔑视一切、自由自在，平静安宁地度过一生。

希腊哲学，摆脱了柏拉图形而上学之虚妄，正向更高境界迈进，可惜，希腊帝国早已被马其顿帝国征服了。

罗马帝国是仅次于亚历山大帝国的大帝国，它必须仰赖对广大殖民地的残酷剥削与镇压，最终葬身于北方蛮族的入侵，与今日美国凭美元和军事强权称霸世界类似。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70-前19）在史诗《埃涅阿斯纪》中，与荷马史诗中浪漫英勇的阿基里斯形象不同，他描写的创立罗马的埃涅阿斯，在深深的冥府，会见了阿基里斯。阿基里斯一反英雄常态、满面愁容。显然，维吉尔身处残酷的罗马帝国时代，人们必须强忍厌倦来迎合帝国各种高压政策，内心深处却认为：

“万物足堪堕泪！”

不少学者认为，当今全球化的21世纪，是罗马帝国时代的更大规模的文明重演。依据这一“重演说”的看法，美国主导的全球帝国，也会在穷兵黩武和生态灭绝中倾覆。

埃德加·爱伦·坡

最早看出这一苗头的，是美国经典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他在1833年发表的小说《瓶中手稿》里，借一位落难水手误上一艘巨大“鬼船”的故事，预示了人类文明的不祥前景：

……即使我万念俱灰，还是满怀好奇，急于要看透这可怕地域的秘密，看看这万分可怕的死亡景象。我们这条船分明是匆匆开去增长惊心动魄的见识——窥探永无人知晓的秘密，其结果就是毁灭。

怪诞而大含深意的情节是，这个落难水手，无聊中随意拿起柏油刷，在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一张翼帆边缘涂抹一通。不料，这面翼帆很快就飘扬于船头，上书“希望”二字！小说暗示：正是脱离生态自然秩序、人文道德秩序的疯狂“希望”把人类文明带入绝地！

爱伦·坡是现代主义、现代派文学的开山鼻祖，据说欧洲现代派文学教父、《恶之花》作者夏尔·波德莱尔每晚入睡前为这个被西点军校开除的不幸作家祷告并将其全部作品译成法文。《瓶中手稿》的伟大后继者大有其人，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就是代表。

小说结尾描写巨大海浪“绕着其大无比的同心圆直打转，绕着规模宏大的圆形剧场四周转啊转啊转个不休……”不仅象征着当代文明被困在作茧自缚、作雾自迷的生态-社会危局中，更启发此后的博尔赫斯以“环形废墟”、“迷宫”、“通天塔图书馆”象征人世命运的哲学深度。

爱伦·坡在《瓶中手稿》开篇题词中引用法国作家基诺1674年的一出歌剧《阿蒂斯》的台词：“没有一分钟好活了，也就没什么好隐瞒了。”暗示这篇小说是主人公弥留之际“最紧要的话”。

小说一上来就显示自己桀骜不驯的性格：

“我对祖国和家庭没什么可谈的。我受尽虐待、被迫离国，经历多年飘泊，跟家早就疏远了……”

他正确地讥笑素负盛名的、以康德与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近代哲学的伪善：“德国伦理学家的学说尤其令我感到莫大快慰，这倒不是因为我对他们的雄辩狂盲目崇拜，而是因为我有认真思索的习惯，才能毫不费力就识破他们的虚伪。……恐怕我非常爱好形而下学……总之，人人跟我一样，容易走火入魔，根本脱离现实……”不消说，连同费尔巴哈、自欺欺人的苏格兰政经学派譬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等为西方近代现实辩护的学者，更是“走火入魔”了。

爱伦·坡超越性的双眼，洞穿芸芸众生自工业革命以来被巨量商品所“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全球鄙俗现实，对文明的本性、现状与未来，真是洞若观火。

当代全球文明如一匹脱缰野马，全然不顾全球生态-社会-人文系统正濒临崩溃、人类生存的基本安全、环境与质量正急剧下降、各种伟大文明传统正处于分崩离析中等诸多危险与灾难，仍在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邪路上狂奔。

人们必须发扬一万年来的文明精华——中华智慧、希腊智慧、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世俗智慧，来降伏当代工商科技力量这匹脱缰野马，使之服务于全人类的福祉而不是灾难。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中的第二篇小说《出名》与第一篇小说《瓶中手稿》相比，更加辛辣，也更加且击中我们这个学术造假横行无阻的时代要害：

小说主人公琼斯成年后，被父亲叫入书房，父亲问道：“孩子，你生活的第一目的是什么？”他回答：“研究鼻子学！”“什么是鼻子学？”“鼻子学就是关于鼻子的科学。”

“那么鼻子是什么意思？”“有大约1000个作者给它下了这样那样的定义……”

老父亲一怒之下把儿子赶出家门。

琼斯离家后写出了一本《鼻子学》专著，不消说，他为此获得“985/211”重点大学“跨世纪人才”的奖金（我为坡的小说添加这一细节），他为了遵循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信条，四处炫耀自己的鼻子，竟轰动全城！

后来，琼斯与一个公爵决斗时，开枪打掉了公爵的鼻子，厄运来临了：

没有了鼻子的公爵一夜成名，而琼斯被大众遗弃了！

读完这篇小说，我深感震惊：爱伦·坡，实际在上一世纪就早早预言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庸俗传媒、庸俗学术膨胀充斥的社会。

抚今追昔，尤其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今日大学新生一入教室，打开的一本本崭新教材的第一章、第一节，与《鼻子学》如出一辙：“某某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某某学是研究某某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

在这种教育和学术体制的训练下，无数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被培养为“鼻子学”一样的废物，他们不断毕业、走上社会，炮制出《某某学》专著，暴得大名，在被大众传媒遗弃前，不断被传媒追捧、被尊为“专家”。

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深谙此术。

他的名言是：“未来社会，人人出名一两分钟。”他的另一名言是：“大众传媒是社会弊端的最终体现”。

在早期传播学理论中，有所谓“魔弹论”或“皮下注射论”或“应声即倒的受众”说，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对现代大众的基本判断是：“大众即乌合之众”，大众随时会被传媒误导也甘愿受欺骗。

令人惊奇的是：乌合之众、操纵其上的传媒力量及其背后的政治、商业势力，交织、繁殖、膨胀、渗透在一起，宰制了人类的知识和品味，心灵与想象。

半夜醒来，困意全无，遂继续捧读《爱伦·坡短篇小说集》，从299页一直读到432页。在小说《眼镜》中，一个高度近视的青年，为了美观，不戴眼镜，竟然把歌剧院结识的一个82岁老太太，当作风华正茂的美人而苦苦追求，直到真相大白：这老太还是这个青年的外曾曾祖母呢！

看似荒诞的情节，蕴含着对人世虚荣的针砭：我也曾亲见，许多美丽或不太美丽的女人，从眼皮里，故作娇羞地，脱下隐形眼镜，然后眨动着僵硬的、不太自然的眼皮，朝我做出一个勉强装出的妩媚微笑。

而在《凹凸山的传说》中，爱伦·坡触及了后来文豪豪尔赫·路易·博尔赫斯一再探索的主题：我们眼前的世界，仅仅是众多世界中唯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通过做梦等奇异方式，我们可能有幸接触其他的世界。

小说主人公奥古斯塔斯·贝德罗，长期接受坦普尔曼医生的催眠治疗，当他1845年独自在“凹凸山”漫游时，经历了一次诡异的梦游奇遇：他化身为一名英国军官，参与了1780年英军对印度切特·辛暴动的镇压，为此丧命，然后在“凹凸山”醒来，又开始了新的人生！
奇异的是：他之所以出现这次幻游，全因为坦普尔曼医生正在家中写有关这段历史的一部手稿呢！

与《凹凸山的传说》对称的，是另一篇作品《提前埋葬》，颇有后来的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所谓“先行到死亡中去”的哲学韵味。
小说从一段深刻的哲学讨论开始：

动人心魄之处，正是事本身……无需我提醒读者，我可以从那份长长的、有关人类苦难的神秘目录中，选择许多比这些规模浩大的灾难、更加充满了本质性痛苦的个人不幸。真正的凄惨——极度的悲怆——总是属于个体而非普遍的。最为恐怖的极端的痛苦总是由单个人而不是由群体来承受的——让我们为此感谢仁慈的上帝吧！

阅读至此，我的目光跳开书页，掠过窗外的黑夜，掠过那些暂时忘却了痛苦的一小撮芸芸众生的睡眠，掠过这宇宙性的空虚和迷茫，眺望着暂时宁静的北师大校园。

再回到手中书页，对爱伦·坡更加心悦诚服：

生存和死亡的分水岭模糊暧昧，含混不清。谁能断言生命在哪一点终止，死亡又从哪一点开始呢？……一段时间后，某个无形的神秘要素又使那些神奇的小齿轮和有魔力的大轮盘重新运转。银线并未松弛到不再绷紧，金碗并未破碎到不可修复。但是，这期间，灵魂安在呢？

爱伦·坡以生花妙笔，描写“怪病缠身的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被活埋！

一个声音在坟墓中喝令着：“起来！和我一起进入外面的黑暗，让我为你揭开那些坟墓。这难道不是一幅凄惨的场面？——你看！”

读到这里，我的灵魂似乎也随之起身，在深夜的校园里游荡：我看见一些稀奇古怪的丑陋大楼矗立着，两座大田径运动场的网状围栏，全被一些奇怪的蓝色幕布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时当北京奥运期间），一座外观雄伟但内部空间狭小、被一个因《狂人日记》而出名的作者，恰当地形容为“艰于呼吸视听”的标志性建筑，一个被众多警察和便衣警察牢牢把守的大门，我顺着门口的牌子，企图辨认出这个所在的名称：“北……京……某某……大……学……”，尚未看得清晰，突然，一群恶犬、一群饿狼、一群猩猩和一群野猪，从校园四面八方的黑暗角落里奔突而出，把那块印有“学为……，行为……”字样的虚妄牌匾，撕扯得粉碎一空！

我被吓醒了，不敢思索，继续读下去：

我放眼望去；那个依然攥着我手腕的看不见的身影已经撬开了全人类的坟墓；每一座墓穴都散发出若隐若现的腐败磷光……眼前一片黑暗——除了黑暗还是黑暗——是永恒长夜的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黑暗。

爱伦·坡实际上概括并预言了全球近代化过程中各种人为制造的恐怖：战争、动荡、清洗、倾轧和灭绝……小说令我想起前不久观看凤凰卫视一个回忆1946-1949国内战争的纪录片，一个东北农民回忆自己晚上到战场收尸掩埋时惋惜地说：“死的都是嘎嘣脆的棒小伙子呀……”东北土话“嘎嘣脆”的声音至今在耳边回荡，使人不得不同意作家的结论：

即使在理性的清醒的眼光看来，我们这个悲惨的人类世界，也与地狱有相似之处。

爱伦·坡的小说，不愧为散文体的《神曲》。

它像但丁的不朽作品一样，不仅揭示人类地狱般的近代处境，更指出了挣扎和解脱的希望：

“痛苦达到极致，便在我的心灵里产生一种不可避免的突变。我的灵魂恢复了健康——获得了安宁。……总之，我洗心革面，开始过一种真正的、人的生活。”

换言之，作家认为，在一个残酷的时代，每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维护自己生活独立、人格独立的尊严与自由。这一目标尽管艰巨，但却可以达到。

全球近代史，常让作家们使用一个隐喻来加以概括：“疯人院”。这一隐喻的最早使用者，也是爱伦·坡。

在小说《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中，主人公“我”在法国南部造访了一家“疯人院”，结果发现这家疯人院道貌岸然的院长、医生和护士都有些异样，“我”以为这仅仅是职业习惯而已，不料在饭厅外面，越来越频繁地响起震耳欲聋的喧闹声！

终于，十几个人冲进了饭厅，原来这些人，才是疯人院的看守，他们被造反的疯子夺了权，被关在禁闭室里，此刻冲进来，重新将这伙篡权的疯子制服。

作者在写这出荒诞剧时，不忘把自己所在的美国，深刻地讽刺一番：那些疯子在看守们冲进来的时候，齐声高唱《杨基·杜德尔》，即那首代表美国的著名歌曲，暗示这一切的真正发生地，并非法国南部，而是美国南部，即作者生活的国度——美国。

另一个讽刺美国大众愚昧盲从、不辨忠奸善恶的小说叫《“就是你”》，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喧嚣自治城”的地方，富翁沙特尔沃西被人谋杀了，而他的穷汉朋友古德费罗（good fellow，好人）自告奋勇地带领全城市民寻找谋杀证据，处处证据都显示出被杀富翁的合法继承人、在市民看来“行为放荡”的外甥彭尼费瑟有重大嫌疑，法庭在穷汉“好人”的举证下给这个倒霉的外甥定了“一级谋杀罪”并判处其死刑。

当骤然富裕起来的穷汉“好人”，得意忘形地邀请全城市民开怀畅饮时，一个神秘的邮寄酒箱被送到了宴会上，始终作为旁观者的“我”此刻立即撬开酒箱，一直下落不明的富翁尸体，竟然从酒箱里“坐”了起来，并且指着“好人”大喝一声：“就是你！”

古德费罗（好人）立刻面如死灰、瘫倒于地，坦白了自己贪财谋杀、嫁祸于人的犯罪事实，然后倒地而死！

原来“我”根本不信古德费罗的举证，私下收集了他的犯罪事实，然后将找到的尸体，对折塞入一个小酒箱中，当箱盖弹起，僵硬的尸体如同自动“坐”起来一般弹出来！

至于尸体所说的“就是你”这句话，作家诙谐地解释说：“我很有信心地依赖我的腹语术本领；是否奏效，就全看那个卑鄙杀人犯的良知了。”

实际上，死尸活现于罪犯的宴会之上，已经足够让罪犯惊愧坦白了，“就是你！”的指控，与其说是针对小说中的人物，不如说是针对我们真实生活中那些干了伤天害理事却把责任推诿给他人的一切卑鄙小人，对这些人，作者发出了震铄千古的当头怒喝：“就是你！”

小说饶有深趣之处，在于命名这个愚昧盲目的城市为“喧嚣自治城”，暗喻在一个没有独立判断能力的国度里，喧嚣一时的邪恶势力，可以混淆一切忠奸善恶，最终好人受气、坏人得势！

近来常想起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的著名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其中那个被谋杀的百万富翁的唯一女继承人、漂亮奢华的琳内特·多尔，对纠缠、谋害她的前女友杰基怒斥道：“干吗老缠着我？低贱！非常非常的，低贱！”

而精心策划谋杀案的杰基的回答更耐人寻味：“有效！非常非常的，有效！”

杰基的意思是：无论高贵低贱，无论手段如何，死缠滥打也罢、谋杀误杀也罢，反正要夺取你的财富！

这就是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野蛮奉行、因而在全球盛行不衰的实用主义的强盗逻辑！

可悲的是，许多被侵略、被掠夺的弱小国家，也逐步信奉实行起这套可鄙逻辑，在无法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横行无忌、肆意侵夺的无奈情境下，竟自卑自叹、自怨自艾起来，认为自己的“文化”不如人家，不够凶猛、残忍、野蛮，所以要持续不断地“全盘西化”！

对这派理论主张，只能用琳内特·多尔的口吻加以评价，最好配以上海译制片厂著名配音演员李梓那迷人的语调：“低贱！非常、非常的，低贱！”

在爱伦·坡的小说中，《钟楼里的魔鬼》、《鄂谢府崩溃记》、《大漩涡底余生记》、《红死魔的面具》、《陷坑与钟摆》、《泄密的心》、《黑猫》等篇章均很耐读，而《金甲虫》则不仅情节离奇、引人入胜，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密码学”知识更饶有趣味。

1849年10月3日，爱伦·坡被发现人事不省，送入医院后一直神智不清，10月7日，一代文豪与世长辞。

爱伦·坡生前未获公正评价，死后多年才被尊为“现代文学的鼻祖”，曾将其开除的西点军校在校园内竖立起他的雕像，而他在绝命之年，所写的小说《同木乃伊的对话》可谓对未来几个世纪人类命运的绝妙预言：一个复活了的埃及木乃伊“伯爵”与几个博学的美国人进行对话，结果把这几个博学的美国人问得张口结舌、驳得体无完肤：

我们谈起民主的美妙之处…他说：“很久以前……埃及的十三个省突然决定同时独立……他们一度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不过他们吹牛的本事也骇人听闻。最后的结局是这十三个省与其他十五到二十个省合而为一，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最令人厌憎和无法忍受的、专制统治。”我问：那个篡权的暴君叫什么名字。伯爵说他记得，仿佛是叫“乌合之众”。

爱伦·坡似乎预见到20世纪德国大众在“魏玛民主体制下”选出希特勒、苏联大清洗、苏联东欧等极权社会主义体制瓦解垮台、美苏冷战、21世纪一系列人类惨剧的不断爆发。这一预见，可谓与亲历法国大革命并实地考察美国建国的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的“多数人的暴政”所见略同。

在坡的小说中，总是开头部分出现一个诡秘不祥的伏笔，随后这一潜伏情节不断酝酿、演化，最终爆发为不可收拾或出人意料的结局。

坡以大无畏的目光看穿近代历史之诡秘结局，他不仅直截了当地预言说“我认为，如今一切都已不可救药”（《同木乃伊的对话》结尾），更以自己的一生和作品，揭示了人类奋力挣扎、捍卫自由、尊严与美的悲剧性努力（比如最后一个故事《跳蛙》）。作为一个流浪艺人的孤苦孩子，作为一个出生时即遭父亲遗弃、三岁又丧母的孤儿，爱伦·坡的一生可谓一部拒不向命运和世俗低头的、伟大拒绝的英雄传奇！

漫步在北土城元大都遗址公园的绿草、繁花间，微风中摇曳的草叶与花香，让我相信：一切过往、现今以及未来的社会困扰、个人悲欢，都是过眼云烟。

我在造福北京600余年的元代伟大学者郭守敬的塑像前伫立致敬，一个进城不久、但头发、衣着已经修饰一新的乡下少年，也默默伫立塑像前。

他似在想：这瘦骨嶙峋的老人是谁呢？

这就是文明的伟大塑造力量，在600年前的学者与如今一个默默生息的少年之间，建立某种秘密的联系，直到某一天，这少年或许会偶然发现：郭守敬设计、疏通全北京周边的水系，使京杭大运河畅通无阻，元明清三大古典帝国的辉煌，因此奠基；这少年或许会恍然大悟并由衷赞叹一声：原来就是那个瘦老头儿呀！

也可能，这少年终生都无缘发现这一点，但郭守敬的英魂仍然守护着、造福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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