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与叔本华、尼采、爱伦·坡以及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伟大宪政学家约瑟夫·德·迈斯特（1753-1821）、贡斯当等人一样，对现代政治、现代大学与现代传媒愚弄、欺骗下的、甘愿遭受物质与精神奴役的现代大众，对其天性的愚昧、狂妄、贪婪、虚弱的本质，洞悉很深：

民众钟爱使其愚昧的鞭子。真的圣人，是为了民众利益而鞭打和杀戮他们的人。当看到一个“公共护眠者”（警察或保安）带着武器狠揍一个共和派的时候，你们可曾像我一样——快乐？……我心想：狠狠地揍吧，我心爱的保安，在这至高无上的棒打中，我崇敬地视你为朱庇特、伟大的主持正义者。你揍的那个人是玫瑰和香水的敌人，是工具的狂热崇拜者；他是华多的敌人、拉菲尔的敌人，是奢华、美术和优美文字的死敌，是破坏维纳斯与阿波罗神像的刽子手！

这卑贱、无名的工人，他不再为公共的玫瑰与香水工作，他想要闲着，这个无知者，又无力创建一座花房和新的香水厂。就像举行宗教仪式一样，揍这个无政府主义者……摆脱束缚的工人……仇恨才华的力量与自主。

波德莱尔在《1846年的沙龙》里，大肆欢呼警察与保安人员对共和派、工人、无政府主义者的无情棒打，显示了诗人“无与伦比地说出事物实情”的巨大勇气与力量：没有资本与技术，没有政府对公共安全的保障，一个乌托邦的共和国或工人专政，将如法国大革命、中国文革一样血腥、残暴！

大众即群氓。屈从于大众趣味的政府、企业、传媒、大学、科研机构，都是群氓的代言人，都是现代愚昧的散布者。

爱伦·坡在《新奇异故事集》中，精确描绘了大众的心智：“一个贱民的鼻子，这就是对民众的想象；牵着这个鼻子，可以随意带着他们走！”

大众浑然不知牵着他们鼻子的东西。

大众天天专注于那空虚闪烁的电视荧屏。

为了粗鄙明星而流泪、叹息、欣喜若狂。

波德莱尔是全面拒斥启蒙-自由-实用主义所代表的伪善虚妄的“现代信念”的伟大贤哲之一。

自1749年卢梭发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无助于增进人类的良风美俗》以来，全球文明的历史进程与此荒谬结论背道而驰。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可以增进也可以增退人类的道德与审美水准，关键在于：以物质进步、技术提升之上的、更高的精神力量、人文力量，来约束、归整这一进步与提升，这一但丁、蒙田、维科、迈斯特、伯克、伏尔泰、赫尔德、德国浪漫派、波德莱尔等现代派、卡莱尔、白璧德、泰戈尔、生命哲学家、民国七贤等人反复提出的“重大发现”，或称“文艺复兴精神”，被浅薄无聊的、颠三倒四的小册子作者卢梭的错误结论所遮蔽、所误导。

卢梭后来为了卖文求生，又写了一篇自我反对的文章《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有助于增进人类的良风美俗》，收入百花出版社《卢梭散文选》译本，显然是个信口雌黄、不负责任的骗子，各国不深研学问、却在图书馆里胡乱翻弄小册子封面、导语、目录的浅薄读者——譬如胡适谎称“博士”实则很晚才在美勉强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又譬如章太炎、鲁迅、周作人、陈独秀等一伙伙所谓留日学生，根本没有深入研究古今中西的学术精髓，凭哗众取宠与冒险心态，在日本鬼混一阵，或日日饮花酒、狎日妇；或日日集会、妄图灭清，凭着对日本扭曲变态的近代化的一知半解，陆续回国冒充西化精英，欺骗中国大众——这些人奉卢梭为教父，故意搅浑政风、世风，以便欺世盗名、谋求暴利而已。

卢梭为了哗众取宠，故意采取“反智主义”立场，接受狄德罗建议，作“反面文章以惊世骇俗”，为了赢得发布征文的法国第戎学院的奖金，暂时摆脱他充当某贵夫人的面首、后来惨遭遗弃、被扫地出门的生存窘迫，故意主张骇人听闻的“科学艺术有害论”，而他本人的一贯思想，恰好与他在该文中宣称的结论相反，他后来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都持相反立场，极力主张改善乃至暴力摧毁旧有的文明制度、以便订立新的、虚幻的社会契约、以启蒙平权主义来“解放”全人类、以增进科学艺术来造福全人类，这个启蒙-自由-实用主义的主流信条，被卢梭病态地夸诞为“通过暴力革命改变社会结构”的乌托邦激进主义，造成了从法国大革命致使1/8法国人口非正常死亡、各种革命的残暴恐怖统治，直到中国大跃进运动和文革等一系列文明浩劫等巨大悲剧，是不负责任的伪善邪说。

最近两三百年，全球文明在西方式的急功近利的科学艺术进步的正负相抵的效果下，由于严重缺乏文艺复兴精神、道德人文力量的约束和引导，在经历了“显失公平”的工商科技等西方经济的盲目扩张、贫富分化激起社会动荡、工人革命、残酷屠杀、世界大战、种族灭绝、古老文明的大规模毁灭之后，目前喘息未定，又步入了全球生态系统、经济社会和人文系统的大紊乱与大崩溃的前夜，2049年，即卢梭文章300年后，全球格局如何“大洗牌”，尚难逆料也。

对于洞悉了这一切奥秘的波德莱尔来说，真正的自由，并非某项伪善、虚幻的“启蒙权利”，而是心智和精神敢于直面人性和历史本相之后的完全解放：无论什么社会平等之类的乌托邦，都不会改变人性的贪婪与自欺，都不会改变财富、权势，总是流向善于欺诈者这一马基雅弗利所揭示的历史事实；而真正的平等，其实是精英才智与大众愚昧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即孟子所谓的“不齐而齐，物之情也”；至于博爱，则是男子与婊子、诗人与妓女之间短暂却真实的肉欲之欢！

他标榜的生活原则是：“日日醉如泥”。

在著名的“小散文诗”之一《把自己灌醉吧》里，诗人因清醒、透澈而召唤酒色等一切沉醉：

应当日日醉如泥。

一切皆在此：这就是那惟一的问题。

为了感觉不到“时间”可怕的重负，

这压碎你们的肩膀、让你们屈身在地的

时间。你们应当不断把自己灌醉。

用什么？酒、诗、美德，

取决于你们自己。

把自己灌醉吧！

波德莱尔精辟地认为，所谓1848年欧洲革命，仅仅是释放出“破坏的天然快乐”，结果是政治大动荡所造成的社会大破坏。波德莱尔的政治原则，就是拒斥一切虚幻的政治信条。他深刻地揭示了一切政治信条，如何演进为肆意侵害自然、社会与人生的黑暗、暴政：

一切党派创建者，都必然与其对手同流合污。最可笑的谬误和蔑视，都因此发生了。我置身其外……完全缺乏信念、服从和愚昧。很明显，人们抛开一个动机，仅仅是为了看看另一个动机会带来怎样的体会。我没有信念，因为我没有野心。只有强盗才有信念——信什么？——他们必须成功。而且，他们也就真的成功了。为什么我要成功呢？既然我根本不想去尝试？人们能在罪行之上建起光荣的帝国，在欺诈之上，建起庄严的宗教。我怀着更高意义上的信念，今人难以理解。

波德莱尔对启蒙-自由主义信条的独断专横深恶痛绝。

譬如，面对一个决意自杀的人，大众为了满足一下自身的“人道主义感情”而拼命加以施救，实际上是剥夺了自杀者的生命决断权。

波德莱尔对美国作家埃德加·艾伦·坡极其崇拜，每晚在坡的遗像前点上蜡烛、燃上圣香，翻译其作品、研究其思想。

爱伦·坡的一段名言，成为他晚年的一部著名作品《我心赤裸》（远高于《恶之花》与《巴黎的忧郁》之上）的来源：

如果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渴望一下子革新人类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机会来了，那条将给他带来不朽声名的道路，就敞开在他眼前，笔直而一无障碍。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写作并发表一本小小的书，书名极其简单，几个普通的词足矣：“我心赤裸”。

读到爱伦·坡这几行神谕一般的文字，我的心几乎要跳出喉咙：《我心赤裸》！多么伟大、简洁、直接！被现代伟人夏尔·波德莱尔，捷足先登地使用了！

我因此改用“世上的一切”了。

神总是把最渊深的本能、最莫测的命运、智慧与使命，赐予最强大、热烈、执著的灵魂。音乐世界里的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文学世界里的惠特曼、波德莱尔、博尔赫斯；哲学世界里的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中国思想里的辜鸿铭、梁漱溟、钱穆；电影世界里的伯格曼、布烈松、安东尼奥尼；钢琴世界里的霍洛维茨、威廉·肯普夫、玛莎·阿格里奇……

如此神谕，曾经在葡萄牙诗人佩索阿（1888-1935）所著《惶然录》的第一段里，宣示过一次：“写下就是永恒”！

写下、担下，这世上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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