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孤独，由三个尘世存在的根本要素构成：一是人是有欠缺的实在，即：人分享了宇宙神圣，人却又与终极实在、宇宙实在（道、神、自然大生命）恒久处于分离、隔绝状态，因此，人陷于痛苦。
第二个根本要素：永生难释的孤独感，其源源不断地累积、增长的原因在于：人为了反抗孤独，热烈地投入性爱、写作、建功立业等各种生命活动与文明建树活动，性爱在两个身体的联接一旦断开之后，温情随即淡漠下来；写作等文明建树事业，往往耗尽一生乃至数代人的生命，但一切热情、青春、鲜血与生命所要浇灌的，却是寸毛不生的庸俗大众的麻木而又愚昧的沙漠，他们要么对余秋雨、于丹、莫言等廉价粗俗的作品，报以同样廉价而疯狂的喝彩，要么是对海子、骆一禾、戈麦、苇岸等当代文学极品漠然置之，乃至投以卑鄙的嘲讽。
第三个根本要素，人类在轴心时代的巅峰智慧中，在恒久渴望与追寻宇宙实在、反抗尘世孤独的生命进程中，瞬息间会迸发出广大自由的精神，这些精神智慧将人类的生命活动与文明活动予以充实和照亮，但人的天生软弱的意志力与过剩的反思力，使这些“哈姆雷特”们并不能纵身一跃，在绵延古今、广大无垠的宇宙生命精神中畅游终生，而常因些许微小满足与幸福而放弃注定的孤独，与大众同流合污，自我埋没。
杰克·凯鲁亚克
杰克·凯如阿克（Jack Kerouac，1922-1969）是20世纪下半叶全球唯一的古典作家，其深远影响犹如柏拉图、奥古斯丁之于西方哲学，荷马、维吉尔、但丁、惠特曼之于西方文学，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之于西方音乐，孔子、孟子、子思、董子之于中华文明的全部进程。
在现代文明秩序中，成为一个“古典作家”，其傲岸、奇崛的意义在于，从普世垮塌的文明与价值废墟中，始终抱持着对全世界、全人类的光明信仰与拯救梦想，其全部写作，都围绕着这一光明梦想而展开：人虽然堕落于尘世，但“值得”去拯救！
比较之下，同为20世纪伟大作者的普鲁斯特、佩索阿、博尔赫斯、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谢苗·弗兰克等人，堪称“现代作家”，因为，或多或少，他们对“人性”抱有深刻的怀疑、悲观、绝望，他们要么忍受人性不可改良的残忍现实，展开对“超越人性”的某种“实在”的追寻或缅怀，要么在“存在神秘主义”的指引下，静待那不可逆料的“天命”君临尘世，扫荡这被启蒙-自由主义及其工商科技拖入泥潭的70亿个“人形灰烬”，因为这一命运正是对他们“自作孽，不可活”的公正惩罚，质言之，人已“不值得”拯救了。
杰克·凯如阿克《吉拉德的幻象》（Visions of Gerard，1963，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汉译本），在年仅9岁即因病早夭的哥哥吉拉德的高贵“幻象”之上，从充满深情与温暖的回忆中，叠印了作家自己的悲苦一生——对这一肮脏尘世割舍不下又“无所措手足”的爱恋、缅怀，灵魂的高贵与悲悯。
肮脏尘世，混乱心灵，若想拯救，何处下手？犹如晚周时代，子路对孔子“必也正名”曾发出大胆怀疑之声“子之迂也……”，孔子以满怀的悲悯、愤懑，急迫的救世、救人之心，怒目圆睁地训斥子路道：“野哉！由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换言之，“民”者氓也，蚩蚩群氓之谓也，“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仅能使用其身体而不能使用其灵魂——目前此类人在全球高达70亿之众。每年秋季开学，我目睹天真而又愚昧的大一、研一新生坐满教室，我常暗自吟哦泰戈尔悲悯之诗：“哪里啊哪里，你深藏不灭的灵魂火焰，深埋在哪里？”——民众的理性、智力，不足以“从理性自治上，措其手足”，须由圣贤、精英“垂世立范”，设下道德堤防，否则，全球70亿群氓，必横决堤防、漫漶自流，或胡作非为，或受尽苦楚，最后自取灭亡！
从《吉拉德的幻象》写作（1955）前后，直到1969年去世，仅存世47岁，长期苦闷、酗酒，杰克·凯如阿克在高贵的生命挣扎与奋斗里，始终保持一颗如哥哥杰拉德一样柔弱而美丽的灵魂，他从天主教神学、禅宗佛教等神秘主义思想中汲取力量，完成了《达摩流浪汉》、《荒凉天使》等一系列光辉的文学杰作，远远超出“垮掉一代”以及“嬉皮士运动”企图外在改善人类处境的政治意图，致力于拯救人类的灵魂：
我生命的头四年，充满了对一张慈祥而严肃的脸灰蒙蒙的记忆。……我们杜洛兹家的孩子，就像一窝刚孵化的小鸡，学做好人，而吉拉德是我们领队。
“长大后，我要当一名技艺精湛的画家，我要建造美丽的桥梁”——他没活那么久，不需要面对这一世俗难题。但他如果活着，一定会用他高贵的柔弱，完美地解决这个难题。而这高贵的柔弱，在我成年之后枯死的心里，是永远都找不到了。多年后我……才想起我圣洁的哥哥，才想起他灌输于我的、这确切且不朽的理想主义。
对杰克来说，不可克服、不可缓解的“世俗难题”是：善良、美好的品质，连同体现这些品质的人、万物，都要被仁慈的上帝一一收回，这是为什么？
阿诺德·汤因比称之为“人之为人所必然面对的难题”，即哲学、宗教问题的核心——真与伪、美与丑、善与恶的根源何在？为何并存于世？为何同归于尽？
吉拉德，9岁即死去的男孩，犹如慈母、严父一般，小小年纪就担负起兄长之责，随时告诫淘气的弟弟、4岁的杰克·凯如阿克（在堪比《人间喜剧》、《追忆逝水年华》的鸿篇巨制“杜洛兹”系列小说中，杰克自称“蒂·让”）那神秘无解而又确切无疑的人生与宇宙存在（实在，神）的奥义：
孱弱的吉拉德·杜洛兹，生于1917年，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又并发多种病症，短促一生疾病缠身，于1926年7月去世，年仅9岁。……圣徒般躺着的吉拉德，一脸的单纯和安静……他严肃的深蓝色眼睛——我不想对这该死的即将吞没吉拉德的大地，作更多的诽谤和诅咒。我只想恳求，让我有绝大的意志力，能永远记住他的这个面容——我生命的头四年……似乎是不存在的。
吉拉德就是我，就是我的整个世界：他花朵似的脸，他苍白而微驼的身形，他的不幸和神圣，还有他对我温柔恳切的教导。……（杰克感人至深地回忆起吉拉德对流浪小动物、流浪小孩等一切可怜惜之物的爱心、扶助，峰按）这个世界是孕育万物的子宫，气象万千。但又有多少悲哀事，可笑复可叹。我敢打赌，如果吉拉德此刻返世赐福于我的笔，他一定会赞同我。我深深吸口气，一定要写下他悲惨的身世，因为此世需要他这样温柔而充满爱心的人。……吉拉德为他（我）打开了通向上帝普世之爱的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的心治愈了，温暖了，也得救了……
再后来我对佛教的发现，真是一大觉醒。我惊异地认识到，不管我是什么，命里注定、确切无疑，我一定要碰上吉拉德、……神圣的佛祖，学懂他们（还有我那甜美的耶稣基督……）——我觉醒后笃信一个响亮的真理：什么都会好的，与人为善，天堂就在眼前……
根据小说这些开篇文字可推知，杰克写作这部小说初稿时三十三岁，即1955年前后，距离1957年著名小说《在路上》费尽周折之后的偶然出版、为他在读者中赢得大名、随后遭到美国主流文化界的冷漠鄙视等一连串打击与挫折，尚有两年的宁静时间，他写下了这些极其感人而温暖的文字。
我初读之下，就暂时停止了他的另一部小说、略显凌乱和浮华的《玛吉·卡西迪》（Maggie Cassidy，1959年美国初版，201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汉译本）的阅读，全身心沉浸在这部美好而高贵的作品的研读、品鉴之中——年幼哥哥的早死，让杰克直面人世的残酷无情：没有任何尘世的价值、建树、意义，能抗衡“死亡”的进击，全人类必须随时迎战这亘古如斯的虚无，从中获得“觉醒”——惟有一个更高的“实在”——神明、道德、佛祖、上帝、希腊与中国意义上的“有机自然”，是高于尘世、赋予尘世以意义的价值根基所在！
自1749年卢梭发表第戎学院征文《论科学与艺术是否促进人类的良风美俗》以来，西方启蒙主义企图以工商科技事业的高歌猛进，做出对“卢梭问题”的正面回答，目前正遭遇可耻的失败——全球生态-人文系统的紊乱与崩溃，即明证；而卢梭本人的否定回答，并未在思想逻辑上贯彻始终，与康德、托洛斯基等一样，他们盲目地企图“另辟蹊径”，即以激进的政治革命，给予人性、理性、人权一个“自由发抒、全面解放、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等等乌托邦-准宗教式幻想，妄想改变历史，这一野心目前也遭遇了可耻的失败——除了以大一统集权模式推进“现代化”（中国模式）获得成功外，全球文明陷入政治瘫痪、社会鄙俗、精英与流行文化同步堕落的泥潭。
1949年，历经200年的动荡与迷乱，谢苗·弗兰克出版《实在与人》、卡尔·雅斯贝尔斯出版《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两部巨著，犹如傲岸奇崛、峥嵘高耸的峰巅，一举终结了自卢梭1749年发表《论科学与艺术》以来，西方启蒙思维造成的200年混乱与文明失衡，揭示出两个全球思想的“响亮真理”：第一，道是终极神秘的、超世界的，因此，宗教信仰（道佛耶回等）、人文信仰（儒家）将永存于世、永不衰竭，这些伟大信仰，尤其是很少繁文缛节、宗教禁忌的儒家人文信仰，不仅不会因可怜的“理性思维”而消亡、祛魅，反而会与日俱增、不断繁荣。第二，人类合理生活的秩序（文明传播秩序），因其“真理性”和“历史性”而永存，这些秩序围绕“德”（仁爱、博爱）展开，稳稳地托举人世、滋养人心，使爱与深情源源不断、永不枯竭，一如《吉拉德的幻象》所示，是短暂飘忽尘世的存在根基（实在），是人类历史的伟大“轴心”，世代无论如何变迁，都不能减损其美丽意义、掩盖其夺目光辉，这一公元前1046年（西周）开始，绵延到公元前后耶稣诞生的“轴心时代智慧”，彻底宣告了启蒙主义有关“历史不断进步”的可耻幻想的破灭，鼓舞着当代人类为“重返轴心时代”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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