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柯林斯《天鹅座之谜》

安德鲁·柯林斯在《天鹅座之谜》前言中概述了他的“重大发现”：从距今17000年欧洲西部的洞穴壁画，到距今11500年土耳其东南部的神庙遗址，再到埃及金字塔、印度、墨西哥、秘鲁、北美土著居民的土丘建筑、英国埃夫伯里巨石阵、印尼岛民、非洲马里的多贡部落，到中国的三皇五帝时代，“全世界的原住民都笃信我们（人类）发源于宇宙……几乎每一个角落的民族都深信地球上的生命发源于地球之外。”

这种生命起源太空的古老思想，由于亚里士多德错误地认为生命从无到有、自然而生的希腊科学主流观点、由于天主教的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的宗教教条横行，一度遭遇中断；直到近代，著名科学家路易·巴斯德的研究，才把亚里士多德、天主教的观点予以彻底推翻：生命不可能从无到有。

当代高能太空望远镜发现，银河系中普遍存在一种叫做多环芳烃（PAHs）的有机化合物，是组成生命的基本成分。在1911年掉落于埃及的火星陨石中检测出了富碳物质，说明地外微生物或化合物，以耐寒性强的细菌孢子形式存在，它们伴随陨石降落地球，促成地球生命散播与文明的诞生。

从北极星体到微生物，一切生命都保存着对其太空本源的深微记忆。安德鲁·柯林斯受到固陋偏执的西方巫术-宗教-科学主义世界观的误导，立即把这一重要发现与“旧石器时代的萨满教徒在宗教仪式中使用致幻剂”等原始崇拜现象，荒诞地联想到一起，枉费了许多考察与思索的力气，殊为可惜。

在深深浸润于中国人文-生命-诗意神秘主义的大一统世界观的我看来，萨满巫师、祭祀阶层，不是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恰恰相反，人类举目望天，忠实地观测、记录、推演、解释、提炼天象，包括距今17000年的北极星体——天鹅座中的双星系统、天鹅座X-3星发出的宇宙射线，这些宇宙元气的挥发记录，深刻启发了将地球生命系统纳入天地人大一统生命秩序的伏羲《河图》体系——中华智慧的核心，直接催生了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的诞生！

这才是文明起源问题之核心所在！

至于《天鹅座之谜》用相当篇幅探究、推想萨满巫师如何使用“致幻剂”与地外世界进行“灵异沟通”，则是游离了生命主义-理性主义的文明持续进展的主线，也间接体现了工业文明巨大压力下的当代西方人，一贯企图操控宇宙生命而不得、转而求助于巫术-占卜、练金术士、致幻毒品的思维-心理痼疾。

伴随最后一个冰河期的结束，原始农业文明自上美索不达米亚（Upper Mesopotamia）地区即今土耳其东部、叙利亚北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北部还有中国的多个地区发端，当时普遍出现了原始农业技术的传播与发展。

这种发展，被称为“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农业文明形态扩展到下美索不达米亚（Lower Mesopotamia）的苏美尔（Sumer）与阿卡德（Akkad）文明，而依据碳十四检测得知，距今11500年以上的土耳其原始神庙遗址哥贝克力之丘（Gobekli Tepe），指示着当时北极星体——天鹅座中最亮的星星——天津四（Deneb），表明距今11500-1700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远古天文学指导下农业文明所取得的惊人成就！

我幼年居住的城市，名为天津，循此溯源，城市虽得名于燕王朱棣篡弑之战“靖难”之乱之渡口——所谓天子津渡，但其隐秘的天文涵义，却是天河之津渡、天鹅之翱翔，非篡弑之战也。

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哈罗德·豪普特曼主持了对哥贝克力遗址的发掘，施密特在2006年出版了《他们修建了最早的神庙》，认为这一遗址自12000年前就开始建造。

这座遗址修建在300米高的山丘上，南北朝向，巨石上雕刻着精美的蛇、秃鹫等动物形象，它与临近的远古遗址卡拉汉之丘（Karahan Tepe）等世界各地的原始文明遗址一样，其建筑布局、巨石雕刻等，全都对应着“夜空中一个意义非凡的区域”，对应着夜空中那些最明亮的星群、星体，对应着太阳的公转周期，譬如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时的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更精准对应月球运动的周期，月球每18·61年完成一次运行周期，古人需要观察月亮来计算历法（阴历），合理安排人类的生活。

原始-古典文明之伟大灿烂，之吻合天地人大一统生命秩序，之博大深邃优美；近代工业文明之颠倒错乱、粗野不文、致使全球生态-人文灭绝不断到来，此见一斑也。

稍晚的中近东的远古天文学，与当地各种形式的“拜星教”直接相关。公元前2000年繁盛一时的哈兰（Harran）古城，与伊甸园、巴比伦、亚述古国等一样，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中心，香料、黄金、珠宝贸易十分繁荣。

哈兰还是当时的学术研究中心，尤其是练金术、魔法学的研究中心，这些哈兰古卷，被整理于公元前330年至公元500年间的亚历山大里亚，称《赫尔墨斯经》（Hermetica，赫尔墨斯是希腊主神宙斯的儿子、信使，也是太阳神阿波罗之弟），而其宗教礼拜的中心，就是哈兰古城的月神殿，其主体建筑之一，是一座高达40-50米的方形巨塔，是当地拜星教徒（Sabians）的天文观测台，与伊朗地区拜火教徒（Zoroastrians）的寂静塔（the Towers of Silence）遥相呼应。

《旧约》信仰导源于此，它记载的以色列人始祖亚伯拉罕，以前就是哈兰拜星教徒，后改宗犹太教-天主教，所以对哈兰拜星教徒予以一定程度的宽容；公元830年，伊斯兰教主哈里发命令哈兰居民改宗伊斯兰教，哈兰居民援引《古兰经》记载，自称“圣书民族”躲过一劫。

直至13世纪中叶，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将哈兰夷为平地之前，哈兰人一直私下里或半公开地信奉“拜星教”，他们敬拜祭祀“太古七星”（Seven Planets of Antiguity）——太阳、月亮、金土水火土五星以及其他星体的超自然的奥秘神力。

中国伟大经典《尚书·尧典》称日月金木水火土为“七政”，即宇宙天文秩序之“正”；中华文明在三皇五帝、尤其是尧舜大禹的宪政治理下，地文（金木水火土，尧舜大禹治水以正之）与人文（天下为公，天子禅让、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尧舜古典宪政之政府体系、九州朝贡体系），呼应着“太古七星”、日月五星、万物之生命光辉、之不息运行，创造出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

中国之谜，至此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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