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有道，道以图示。宇宙之道者，天地秩序、自然生态、人文轨仪之所出也；神者，非实存，乃人面对宇宙运行、自然生态以及天人互动之奇妙莫测，感慨之谓也；人者，承天立地、创制文明、确立人伦之生命也；图者，表征古今中外、荟萃天地神人之大一统文明秩序者也，其源甚古，曰“河图”。
孔子《大易·系辞》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上古三皇之第一皇伏羲（包牺氏），率众渔猎，在黄河中游获得一匹龙首马身的神兽“龙马”，此兽背上有一幅图案，即古《河图》。
伏羲即用此图案草创了中国最原始的文字书契与中国最古老的哲学体系，中华文明由此诞生！
《河图》乃中华文明的哲学智慧、科学观测与天文纪录、人文传播之最高图式，专家以为: “‘图’（河图）、‘书’（洛书）所寓阴阳数理，谅非古人虚创，盖为古代文明所产生的数学、哲理观念”。
朱熹（1130-1200）《河图赞》曰：“河之图兮开天地赜，五十有五兮阴阳相索。惟皇昊羲兮肇端乎神，尽心妙契兮不知其千万年之隔！”
观最古《河图》，实乃宇宙生命大一统之道，犹如鲜花铺展于水面，犹如星辰灿烂绽放于夜晚之苍穹，真美丽无比也；其圆转、流通之奥秘秩序，诚宇宙生命浩然不息运行之瑰丽图示：
由圆形的古《河图》转换，变异为方形，即《洛书》，象征着宇宙由大道混沌、诗意朦胧的气态-流动态，向阴阳分判、彼此对待的固态演进。
以我创立的文明传播学的角度观之，《河图》实乃上古人类对天地万物、宇宙万象、文明传播进程的哲学概括：图中一、三、五、七、九，乃天德奋进的宇宙阳刚之气，创生万物之“天数”，二、四、六、八、十则象征着地德包容的宇宙阴柔之气，化育万物之“地数”，前者累加为二十五，后者累加为三十，合为五十五。其间，阴阳二气、刚柔二性、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东南西北之方位错综推演，即为“河图”图式及其基本寓意。
朱熹诗云“尽心妙契兮不知其千万年之隔”，即笔者所谓“古今中外宇宙生命之大统一、“大一统之家园感”之诗意描绘也。
在以中西两大文明体系为代表的全球文明中，西方文明肇始自古希腊罗马时代，中经基督教、近代人文主义诸阶段，目前成为在全球获最广泛传播的文明体系，而无论其价值理念，还是其典章制度，虽与中华文明体系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在河图易经模式——“全人类价值统一”的文明传播学视域、模式观照下，运用当代阐释学的“视界融合”的理论、方法进行对话、交流、相互诠释，我们获得重要发现——
西方文明体系，不仅不与中华文明体系相抵触，恰恰相反，其与中华文明体系之契合，达到如此之深广程度，使我们不得不赞叹：
全人类在血缘、文化、价值上的高度统一，而领悟这种伟大统一的途径，就是朱熹所谓的“尽心妙契”或陈寅恪先生所谓“同情之了解”，思想者必须超越近代学科体系对某一论题的人为区隔或论者个体经验之种种先入为主的近代局限乃至偏见而跃入与万物生命渊深而灵动的对话之中。
笔者深深契合于德国现代著名作家卡尔·克劳斯之名言“起源即目标”：宇宙万象，恰如《太极河图》之阴阳合抱、首尾相交，对立两极必相通、相合，乃为“圆成”，即在协调、统一、和谐（图式为圆型）中成熟、成就。近代启蒙主义历史哲学之“一元单进”模式，即人类由“原始社会”单线演进为“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等图式，早已被当代学术思想所否弃、所拒绝。因此，在中华文明价值图式的基础上，融会中西古今文明传播之图式，有可能产生出更具洞察力和解释力的传播学的基本模式。
简略地说，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是“神-人”之间交互传递价值的二元传播模式；作为西方文明另一源头的基督教文明，则是“上帝-神子耶稣及其所创立的教会-人”的三元传播模式；近代文艺复兴、启蒙主义则是“自然-人”单元传播模式，启蒙运动以及近代西方哲学主流，把古希腊“神-人”模式逐步抽空、改造为“自然-人”的单一传播模式，把“神”抽空、偷换为近代物理学意义上的“自然”，这一“自然”与“人性”在哲学上被等量齐观，自然、人生的终极格局，都是人力所能认识和操控的，这实际上抹杀了“神”作为西方文明基本传播模式中最本源、最超越、最根基性的一级，西方近现代文明因此陷入尼采所谓的“上帝死了，是我们把他杀了！”这一价值空虚的传播模式、亦即“传播空洞”中难以自拔。所谓传播空洞，指在启蒙单向度思维模式下，个人和群体从事文明传播行为时，其传播的内容、核心，缺乏具有统一指向的、共享、互动的价值生成模式，而“传播”的本义即为共享，不能共享价值的文明传播，往往造成文明活动的一系列灾难，譬如目前蔓延全球的生态危机、恐怖主义、政治对立、文化退步、道德危机、军事冲突等等巨大问题。
有鉴于现代西方文明的价值空虚，德国现代伟大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吸收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道家、禅宗哲学中的一些观念和图式，在重新阐释古希腊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神、人”的所谓“四重世界整体”的宇宙结构图式，可谓当代人文学术思想重建文明传播之价值图式的最重要尝试之一。
1935至1936年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苏黎世、法兰克福等地做了几次演讲，总名为《艺术作品的本源》，这些演讲引起听众狂热的兴趣，哲学名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称之为“轰动一时的哲学事件”。在这组演讲中，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学的回溯、诠释，通过对西方近代哲学的尖锐批判，尤其是通过对凡高画作《农鞋》和希腊神庙那力透纸背、卓绝今古的观照，无比鲜明地把“自然”诠释为“涌现”，即在“大地”上“建立”起一个神性照耀的“世界”；在大地之隐遁、遮蔽倾向与世界的澄明、解蔽倾向之间的“原始争执”中，敞开着无比鲜活的、生机勃勃的自由空间，而这一空间恰恰是“一个历史性民族”之“命运”的“敞开状态”，亦即文明。
海德格尔在1950年的演讲《语言》和1953年的《诗歌中的语言》、1957-1958年的《语言的本质》等演讲中，凭对特拉克尔、格奥尔格、荷尔德林等伟大德语诗人的卓越诠释，进一步深化这一思路，将天、地、人、神，称为具有内在统一的四重整体，即“世界”。海德格尔径直用老子哲学亦即中国文化的最高概念——“道”来称呼、描绘他所谓的“源初存在”、“思之路途”、“产生一切道路的道路”，鲜明拒绝用理性、精神、理由、意义、逻格斯等这些西方哲学的惯常概念来表达自己的运思。他以“相互面对”来形容天、地、神、人这四重世界整体之间彼此照面、彼此通达的“被照亮的自由之境”，而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主客对峙的运思模式被彻底摈弃了。
伽达默尔在自传《哲学生涯》中对此评论说：“没有谁像海德格尔那样考虑得如此深远：人类历史将终止于今天的技术文明；应当为直接从希腊思想中建立起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大地主宰（思）而奋斗。没有谁敢于像他那样，在不合传统（哲学）概念的摇晃地基上，第一次从远方、从其他文化特别是亚洲文化的人类经验中，把我们自己经验的可能性呈现出来。”
伽达莫尔之现象学的诠释学，由此建立。
中华文明、中国哲学的巨大可能性，亦从“西方经验”中，被照亮、开掘、激发出来！
令人惊讶地是：海德格尔对中国哲学提出如此深邃而富原创性的洞见、借用和诠释，却无法成为中国人文思想界对自身伟大传统进行现代诠释的主导模式，海氏哲学在中国短暂热闹一阵后，便归沉寂。
除少数努力以外，大多数没出息的中国当代学者，继续去照搬、追随、抄袭、仰慕西方学界时下各种“曲学阿世”之实用理论、美名曰“自由-实证主义”的烦琐分析模式，海德格尔博大哲学之思，几成绝响。
中国人若肯潜心细读海氏哲学，就可以发现：所谓“存在”之“既遮蔽又澄明地到来”，所谓“大地与世界的原始争执”，所谓“一切都是道路”，所谓“天地神人”四重世界整体，所谓“相互面对、彼此通达、被照亮的自由之境”等等，不多不少，恰恰就是孔子《大易·系辞》的名言：“一阴一阳之谓道”之哲学描绘，而老子道家之所谓“道”、孔子儒家所谓“朝闻夕死”之“道”，诸子百家所谓“太素”之类，均从这一伟大洞见和价值图式中喷薄而出！
细玩全球哲学史上最精美的哲学散文之一的孔子《易传·系辞》（易传）之言，海氏之深刻晦涩洞见，如朗朗日光照耀下之花朵含苞，茁然而怒放也：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之业大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这是一幅多么光明瑰丽之宇宙生息图！
海氏所谓“天地神人”四重世界的伟大灿烂整体，均囊括其中也。
今不惴浅陋，试予翻译、诠释之：
天地之广大，正与《易》道之广大相配。天之道（天文）灿若光明，地之道（地理）幽邃如海，一幽一明，恰如海氏所谓“既遮蔽又澄明之存在本身”；渊源于太始（乾）之阳刚，回溯于太阴（坤）之终局，参透死生奥妙；精气凝为物象，游魂昭示变化，鬼神之状态不过如此；知识周备就可以细察万物（如西方科学技术）、通达道德就可以协和天下（如东方人文学术）。磅礴运行而不横行失道（如中华古典文明），安于大地之生成流转（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之流变学说）而敦行不怠于仁义诸德（如古罗马“哲学王”马可·奥勒留之斯多亚哲学），所以能博爱于天人、古今等一切人为之对待分别。
宇宙大道之运行，全寓于一阴一阳之莫测变化。善良之行可继此道；本然之性可成此道。此道显现于仁爱之德，蕴藏于万物之形，鼓舞着、成就着万物，却不分担圣人追求真理之种种忧患。盛大优美的天地之道、宇宙之德，何其庄严崇高！丰富包含生命百态，真是伟大的事业；日日生成、流转、更新，真是盛大的德性；生成复生成、流转复流转、变化复变化，真是变易转化之大道；成天象之刚健，叫“乾”；显大地之法则，叫“坤”；推演《大易》之象数图式到极致，就能预知未来；通古今之变化规律，就可从事伟大的文明事业；阴阳不测、凝聚万有之大化，微妙运行、奇妙无比，就是神！
本此现代人文哲学的诠释思路，伏羲《河图易经》之大一统宇宙图式，正包含了天地神人这四重世界整体、阴阳互动之生成流变法则、金木水火土之生态传播要素、仁义礼智信之文明传播要素，如此，幽明、始终、生死、精气、鬼神等宇宙变化错综其间，演成一幅生生不息、活气跃动之“世界秩序”（道）。
笔者绘出此图，将整个宇宙秩序，可分为三个大圆圈：
最外围一圈，是天道（天地之文）圈，包含整个宇宙的生态系统，突出凝聚为金木水火土之万物生态条件以及人类物质生活的诸多层面。
第二圈为神道（神文）圈，包含世界各伟大宗教体系、哲学体系所信仰、所思辩之最高存在，如古希腊之诸神、基督教之上帝、佛教之如来、伊斯兰教之真主等一切宗教之神、一切哲学之“道”（理性、良知、逻格斯、精神、宇宙生命、存在等），这一圈是天道圈之内在主宰（神）与外在显现（明），天道依此圈而运行，人道依此圈而树立，乃一切自然、社会、文明之最深根基。
最内一圈，为人道（人文）圈，内含仁义礼智信之五大文明要素，而“仁”居这一圆圈之核心，投射出文明传播的内在价值秩序，所谓仁义礼智信，古称“五常”；其中，礼、义之树立、廉耻之讲求，古人（管子等）又称之为“四维”，乃构成文明传播之基本价值模式、精神模式、道德判断之基础，各项文明事业乃据此成就。
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谓道出文明传播机制之最深奥秘。
从中西文明传播的不同路径看，礼教、理智两维，分别孕育生长出中西两大文明传播机制之原型：在文明制度方面，原始民主共和制度（如炎黄时代之部落公推共主制、尧舜禅让制、两汉荐举、察举之“选举社会”、“文治政府”、古罗马贵族共和制等）、古希腊城邦民主制、近代三权分立、分权制衡之普选民主制等，均对文明传播的现实产生巨大影响。
在文明理想方面，伏羲依图设卦、黄帝制作人文、颛顼“绝地天通”之宗教革新、尧舜禹之立德立法、周公之制礼作乐、孔子之创立儒家、老庄等诸子学、经学、佛学、理学等伟大价值建树；荷马、赫西阿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芝诺、马可·奥勒留等伟大圣哲之设教诲人；佛陀、耶稣等圣哲之设立僧团及传教等；当代全球社会观念、体制之传播僵化以及愈演愈烈之生态灾难、贫富分化、正义倾覆等种种乱象，将从之获得解脱之道、智慧之源。
仁之内核，乃“自我独立欲求”即“自爱”之扩充：自我欲挺立于人群、赢得尊敬，就必须亲爱人伦、感通万物，孔子称“立”；自我欲挺拔于流俗之上，赢得爱戴，就必须上达天文之道、神文之妙，即领悟宇宙万物、人文世界之真理，孔子称“达”。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中国传播学、文明传播学上领天命、下会万物、旁通人伦、挺拔流俗之内在价值核心，中华文明、一切文明内外传播之深层机制、“四通八达”、八面来风、自爱爱人之道德金科、价值玉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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