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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之三十一——鼓舞万物而不忧
毛峰
2016年04月20日

明 仇英 《孔子圣绩图》(问礼老聃图)

孔子者,乃全人类之最出类拔萃者,孟子所谓“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此乃千古定评。孔子既为全部人类文明活动之最大智慧代表之一,所谓“集大成之至圣先师”,则必然究心全人类万古长存的合理世道,因此他本人必然常常陷于忧患、苦闷之中。

《列子·仲尼篇》由此发挥出一段故事:

某日,孔子闲居而面有忧色。子贡不敢问,出告颜回。颜回遂援琴而歌。孔子闻歌,招颜回问:“你有何乐,独自歌吟?”颜回不答,反问道:“夫子何忧,独自闷闷?我过去听您教诲说:乐天知命故不忧。夫子何以忧?”

孔子长叹道:“你仅知其一:乐天知命故无忧;却不知其二:乐天知命有大忧患啊!”孔子曾在《论语》中对子路宣称自己“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既然是“乐而忘忧”,则“忧”仅被“乐”压抑住而已,因此,忧患如何才能最终消弭,乃《论语》之悬疑命题也。

列子独具慧眼,由此写成一篇妙文。列子巧借孔子之口,发挥出自己的一套生死苦乐齐一的独特哲学:

修一身、任穷达,知去来之非我,无变乱于心虑,尔之所谓乐天知命之无忧也。吾修诗书、正礼乐,将以治天下、遗来世,……此道不行一国与当年,其如天下与来世何?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乐天知命者之所忧。虽然,吾得之矣:……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故无所不乐,无所不知,无所不忧,无所不为。诗书礼乐,何弃之有?革之何为?

在我看来,列子此番假借孔子之所言,透露出晚周社会重大转折之契机:孔子以诗书礼乐为政教根本,而当时各国已明显背弃这一根本,所以孔子儒家学派乃至全中国有识之士必深深忧患之,乃奋然探索“革之之方”,即改革天下的办法。儒家社会哲学以“仁义”、“天命”为神髓,从儒家派生出来的诸子百家,就分别从这两大神髓处,唱出反调:法家主张弃仁义而纯任刑罚法制,协助秦始皇一统天下,但纯任刑罚法制而不施仁义,必然速亡,此下所有大一统稳固王朝必唾弃之;道家从“天命”神髓,加以无限引申,主张弃仁义而纯任天命,与世浮沉、绝圣弃智,这一主张被汉初君臣采纳为“休养生息”之“文景之治”国策,亦奏效于一时;但法家、道家均有效于一时,却不能有效于久远。

自晚周至秦汉,全国上下,从正反几个方面,逐步认识到,法家、道家均不足以造成天下大治局面:纯任法制,民不乐生,必然造反;纯任无为,不加管制,则经济自由主义横生弊病,如董仲舒所言:“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富分化极其危险;且蛮夷侵凌、国无军饷财货可用,则“国将不国”矣!

于是,汉武帝乃与董仲舒等大儒,奋然改弦易辙、与民更张,即推行所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俗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仅将诸子百家逐出官学,百家并未消绝)的伟大国策,孔子学说在近400年的疑惑、争执、毁灭(焚书坑儒)之后,奇迹般地获得新生,在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正式被确立为国家宪政哲学、社会公共哲学、中华文明之正宗,不仅奠定国祚最久之两汉400年王朝之根基,更一举奠定中华文明此下绵延2200年之伟大根基。

诚如列子所言,儒家诗书礼乐之教,固然如“温药”,但却不是挽狂澜于既倒之“猛药”,不能迅速施救于乱世,但却是树立天下治世根本之“良药”也。

纯任法制者,如一剂“猛药”,虽一时奏效,但遗毒、后患颇多;纯任天命、不顾仁义者,恰如近代西方之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固然能培育一时经济繁荣,但也孕育出贫富悬殊、社会动荡、经济危机、生态崩溃之祸,亦非国家稳固、社会发展、长治久安之文明正途也。

列子故事的最后,颜回将孔子所说告诉子贡,子贡归家闭门深思七日、豁然开朗,遂重返孔子门下,“弦歌诵书,终身不辍”。简言之,诗书礼乐之教,不可一日偏废,虽不能奏奇功近效于一时,却能维系家国于太平永固也。

中国人自称“三皇五帝”之传人,三皇五帝创造文明之说,灌溉人心、锻造纲维,非俗学所谓神话传说可比。

《列子·仲尼篇》记叙了商太宰与孔子一段对话:商太宰先问孔子:“您是圣人吗?”孔子答:“我哪里敢担当圣人之名?我只不过是个博学多识的人而已。”

商太宰又问:“三王如何?”即:夏禹、商汤、周文王是否为圣人?孔子评论说:“三王善于任用智慧勇敢之人而已,圣则不知。”“五帝呢?”“五帝善于任用仁义之人而已。”“三皇呢?”“三皇善于任用顺应天时节气之人而已。”

商太宰大惊失色:“那么谁是圣人呢?”

孔子似乎也被自己的思想所震动,慢慢说:“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

深思这段文献,可知晚周时代,有关中国政教、文明之历史脉络、统系已稳固不移:三皇、五帝、三王、孔子,乃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之正统,分别标示出文明从曙光熹微到普照天下(三皇五帝)、文明轴心(三王)、转折复升华时代(孔子等诸子百家)之社会演进、文明进步之次序,井然不乱也。

孔子既为中华文明正统所寄之人,且博学多识、深谋远虑,必然进一步深思:中华文明下一步阶程之所向,即如何打通一切人类经验而为一浑全整体,即大同;这一全人类连接的整体,只能是仁义基础上之“圣”,圣乃通之义,即打通人类区隔为一体,即余所谓“大一统文明”者也。

“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隐然指出政治秩序之上有一超越的道德秩序、宇宙大道秩序,这一秩序不假人力而大治天下,这一隐然不显但却能超越一切人类虚妄区隔的大道秩序、合理秩序,被孔子在《礼记·礼运》精确预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

孔子之言,贯穿2500年文明史,直至今日,仍为全人类长治久安、繁荣太平的最大法宝:天下为公,即政权不私于一家一派之宪政秩序;选贤与能,则西方近代社会自由为典范;讲信修睦,则中国儒家教化下的古典宪政为楷模;三者连通一气,跳出近代西方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激进主义-专制主义-霸道主义之窠臼,超越启蒙主义胡乱设立、蛊惑人心的“古今中西”之妄设“区隔”与种种有害的对立、矛盾、冲突,为全人类谋得永久和平之大道。

孔子《易传》曰:“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某报刊专栏编辑曾反复请教其义,余反复教诲之而其仍不得要领,余慨叹曰:何其愚笨乃尔!圣人垂世立教以“仁义”,其忧患在于:举世狂愚,人性迷乱,常不悟此大道;譬如嬴政、商鞅、李斯、赵高之徒,顽固逆道而行,终败亡;圣人犹复忧之,后世学人,“得一察而自好”,“不遍不赅”,阉然为“一曲之士”,却摇舌鼓唇,妄为凶言,譬如卢梭等激进启蒙派之平等、民约诸论,将好端端太阳王路易十四营造的法兰西大帝国断送,法国大革命造成全法国人口八分之一非正常死亡;法兰西政体不稳、积弱不振,连续失败于普法战争、一战初期和二战初期,直至二战后才稳定下来;再譬如康德、黑格尔等所谓“德国古典哲学”,胡乱提出各种“理性乌托邦”神话,伪造出各种“历史独断论”,虽然受到利奥波德·冯·兰克、卡莱尔、汤因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弗兰克等历史-哲学大师的一再驳斥,但流毒甚广,至今被全球大学、传媒等僵化机构奉为圭臬;圣人之忧,在此!

列子透澈而顽皮的目光,看穿了古今中外:“不要理睬那些鸟人!万物自有天命,黄帝、孔子,言之不虚;万物的命运,谓之天数,得自大宇宙,鼓舞之、消耗之、繁衍之,待尘埃落定、甚至是血流成河、国破家亡、人头落地,那些鸟人及其追随那些鸟人的大学才子们,终于明白,人世毫无变化,亘古如初,不曾更改;虽然各种革命,都遭异化,但悔之晚矣,出乎意料的是,动荡毕竟使人口大规模‘非正常减少’,则新政权、新政策,得以获得从容修整的喘息之机,待人口再次增长,愚蠢必然随之膨胀,因为人类的本性是迷乱的,食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紧缺必然随之出现,卢梭、康德、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歪理邪说,也必然再次大行其道,新一轮动荡、流血、人口减少与平衡,会再次降临……”

列子话音未落,罗伯特·马尔萨斯和“罗马俱乐部”的伟大科学家们就已经喝彩不断了——诗圣惠特曼频频颔首,暗自吟哦道:“评判一个时代,是下一个时代的特有烦恼;当他们争论不休之时,我独自沐浴一番,发现我腋下的芬芳,远胜于一切议论和祈祷……”

好一个自恋、自慰、自豪的诗歌圣贤!

让那些鸟人们,继续徒自烦恼、争论吧。

我们加入列子、孔子、惠特曼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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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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