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仇英 《孔子圣绩图》（问礼老聃图）

孔子者，乃全人类之最出类拔萃者，孟子所谓“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此乃千古定评。孔子既为全部人类文明活动之最大智慧代表之一，所谓“集大成之至圣先师”，则必然究心全人类万古长存的合理世道，因此他本人必然常常陷于忧患、苦闷之中。

《列子·仲尼篇》由此发挥出一段故事：

某日，孔子闲居而面有忧色。子贡不敢问，出告颜回。颜回遂援琴而歌。孔子闻歌，招颜回问：“你有何乐，独自歌吟？”颜回不答，反问道：“夫子何忧，独自闷闷？我过去听您教诲说：乐天知命故不忧。夫子何以忧？”

孔子长叹道：“你仅知其一：乐天知命故无忧；却不知其二：乐天知命有大忧患啊！”孔子曾在《论语》中对子路宣称自己“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既然是“乐而忘忧”，则“忧”仅被“乐”压抑住而已，因此，忧患如何才能最终消弭，乃《论语》之悬疑命题也。

列子独具慧眼，由此写成一篇妙文。列子巧借孔子之口，发挥出自己的一套生死苦乐齐一的独特哲学：

修一身、任穷达，知去来之非我，无变乱于心虑，尔之所谓乐天知命之无忧也。吾修诗书、正礼乐，将以治天下、遗来世，……此道不行一国与当年，其如天下与来世何？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乐天知命者之所忧。虽然，吾得之矣：……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故无所不乐，无所不知，无所不忧，无所不为。诗书礼乐，何弃之有？革之何为？

在我看来，列子此番假借孔子之所言，透露出晚周社会重大转折之契机：孔子以诗书礼乐为政教根本，而当时各国已明显背弃这一根本，所以孔子儒家学派乃至全中国有识之士必深深忧患之，乃奋然探索“革之之方”，即改革天下的办法。儒家社会哲学以“仁义”、“天命”为神髓，从儒家派生出来的诸子百家，就分别从这两大神髓处，唱出反调：法家主张弃仁义而纯任刑罚法制，协助秦始皇一统天下，但纯任刑罚法制而不施仁义，必然速亡，此下所有大一统稳固王朝必唾弃之；道家从“天命”神髓，加以无限引申，主张弃仁义而纯任天命，与世浮沉、绝圣弃智，这一主张被汉初君臣采纳为“休养生息”之“文景之治”国策，亦奏效于一时；但法家、道家均有效于一时，却不能有效于久远。

自晚周至秦汉，全国上下，从正反几个方面，逐步认识到，法家、道家均不足以造成天下大治局面：纯任法制，民不乐生，必然造反；纯任无为，不加管制，则经济自由主义横生弊病，如董仲舒所言：“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富分化极其危险；且蛮夷侵凌、国无军饷财货可用，则“国将不国”矣！

于是，汉武帝乃与董仲舒等大儒，奋然改弦易辙、与民更张，即推行所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俗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仅将诸子百家逐出官学，百家并未消绝）的伟大国策，孔子学说在近400年的疑惑、争执、毁灭（焚书坑儒）之后，奇迹般地获得新生，在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正式被确立为国家宪政哲学、社会公共哲学、中华文明之正宗，不仅奠定国祚最久之两汉400年王朝之根基，更一举奠定中华文明此下绵延2200年之伟大根基。

诚如列子所言，儒家诗书礼乐之教，固然如“温药”，但却不是挽狂澜于既倒之“猛药”，不能迅速施救于乱世，但却是树立天下治世根本之“良药”也。

纯任法制者，如一剂“猛药”，虽一时奏效，但遗毒、后患颇多；纯任天命、不顾仁义者，恰如近代西方之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固然能培育一时经济繁荣，但也孕育出贫富悬殊、社会动荡、经济危机、生态崩溃之祸，亦非国家稳固、社会发展、长治久安之文明正途也。

列子故事的最后，颜回将孔子所说告诉子贡，子贡归家闭门深思七日、豁然开朗，遂重返孔子门下，“弦歌诵书，终身不辍”。简言之，诗书礼乐之教，不可一日偏废，虽不能奏奇功近效于一时，却能维系家国于太平永固也。

中国人自称“三皇五帝”之传人，三皇五帝创造文明之说，灌溉人心、锻造纲维，非俗学所谓神话传说可比。

《列子·仲尼篇》记叙了商太宰与孔子一段对话：商太宰先问孔子：“您是圣人吗？”孔子答：“我哪里敢担当圣人之名？我只不过是个博学多识的人而已。”

商太宰又问：“三王如何？”即：夏禹、商汤、周文王是否为圣人？孔子评论说：“三王善于任用智慧勇敢之人而已，圣则不知。”“五帝呢？”“五帝善于任用仁义之人而已。”“三皇呢？”“三皇善于任用顺应天时节气之人而已。”

商太宰大惊失色：“那么谁是圣人呢？”

孔子似乎也被自己的思想所震动，慢慢说：“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

深思这段文献，可知晚周时代，有关中国政教、文明之历史脉络、统系已稳固不移：三皇、五帝、三王、孔子，乃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之正统，分别标示出文明从曙光熹微到普照天下（三皇五帝）、文明轴心（三王）、转折复升华时代（孔子等诸子百家）之社会演进、文明进步之次序，井然不乱也。

孔子既为中华文明正统所寄之人，且博学多识、深谋远虑，必然进一步深思：中华文明下一步阶程之所向，即如何打通一切人类经验而为一浑全整体，即大同；这一全人类连接的整体，只能是仁义基础上之“圣”，圣乃通之义，即打通人类区隔为一体，即余所谓“大一统文明”者也。

“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隐然指出政治秩序之上有一超越的道德秩序、宇宙大道秩序，这一秩序不假人力而大治天下，这一隐然不显但却能超越一切人类虚妄区隔的大道秩序、合理秩序，被孔子在《礼记·礼运》精确预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

孔子之言，贯穿2500年文明史，直至今日，仍为全人类长治久安、繁荣太平的最大法宝：天下为公，即政权不私于一家一派之宪政秩序；选贤与能，则西方近代社会自由为典范；讲信修睦，则中国儒家教化下的古典宪政为楷模；三者连通一气，跳出近代西方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激进主义-专制主义-霸道主义之窠臼，超越启蒙主义胡乱设立、蛊惑人心的“古今中西”之妄设“区隔”与种种有害的对立、矛盾、冲突，为全人类谋得永久和平之大道。

孔子《易传》曰：“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某报刊专栏编辑曾反复请教其义，余反复教诲之而其仍不得要领，余慨叹曰：何其愚笨乃尔！圣人垂世立教以“仁义”，其忧患在于：举世狂愚，人性迷乱，常不悟此大道；譬如嬴政、商鞅、李斯、赵高之徒，顽固逆道而行，终败亡；圣人犹复忧之，后世学人，“得一察而自好”，“不遍不赅”，阉然为“一曲之士”，却摇舌鼓唇，妄为凶言，譬如卢梭等激进启蒙派之平等、民约诸论，将好端端太阳王路易十四营造的法兰西大帝国断送，法国大革命造成全法国人口八分之一非正常死亡；法兰西政体不稳、积弱不振，连续失败于普法战争、一战初期和二战初期，直至二战后才稳定下来；再譬如康德、黑格尔等所谓“德国古典哲学”，胡乱提出各种“理性乌托邦”神话，伪造出各种“历史独断论”，虽然受到利奥波德·冯·兰克、卡莱尔、汤因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弗兰克等历史-哲学大师的一再驳斥，但流毒甚广，至今被全球大学、传媒等僵化机构奉为圭臬；圣人之忧，在此！

列子透澈而顽皮的目光，看穿了古今中外：“不要理睬那些鸟人！万物自有天命，黄帝、孔子，言之不虚；万物的命运，谓之天数，得自大宇宙，鼓舞之、消耗之、繁衍之，待尘埃落定、甚至是血流成河、国破家亡、人头落地，那些鸟人及其追随那些鸟人的大学才子们，终于明白，人世毫无变化，亘古如初，不曾更改；虽然各种革命，都遭异化，但悔之晚矣，出乎意料的是，动荡毕竟使人口大规模‘非正常减少’，则新政权、新政策，得以获得从容修整的喘息之机，待人口再次增长，愚蠢必然随之膨胀，因为人类的本性是迷乱的，食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紧缺必然随之出现，卢梭、康德、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歪理邪说，也必然再次大行其道，新一轮动荡、流血、人口减少与平衡，会再次降临……”

列子话音未落，罗伯特·马尔萨斯和“罗马俱乐部”的伟大科学家们就已经喝彩不断了——诗圣惠特曼频频颔首，暗自吟哦道：“评判一个时代，是下一个时代的特有烦恼；当他们争论不休之时，我独自沐浴一番，发现我腋下的芬芳，远胜于一切议论和祈祷……”

好一个自恋、自慰、自豪的诗歌圣贤！

让那些鸟人们，继续徒自烦恼、争论吧。

我们加入列子、孔子、惠特曼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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