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所饱含之最深刻人生教诲，莫如“多歧亡羊”故事，写尽全人类终因“信息繁多过度”而迷失自毁的命运。

杨子的邻居，丢失了一头羊，众人追之。

杨子问：“丢一羊而多人追之，为何？”

邻居答：“岔路多。”众人纷纷追寻，终亡羊。

杨子问故。邻居道：“歧路中又有歧路，我们差点迷路，所以返回，不追了。”

杨子闻之，默然不乐。众门人不解。

他日，孟孙阳携友人“心都子”入见杨子。

心都子问杨子说：“从前有兄弟三人，游学齐鲁之地，共同拜一儒者为师，掌握仁义之学后回家，其父问三兄弟什么是仁义之道。大儿子说仁义使自己爱惜身心因此成名；二儿子说仁义使自己不惜牺牲生命以成名；三儿子说仁义使自己身名两全。请问先生，何以一师三教也？”

杨子说：“有人习水性，操舟摆渡，收入可以供养百口之家。很多人因此来拜师学游泳，溺死者几乎占一半。利害如此不同，你认为孰是孰非呢？”心都子默然而出。

孟孙阳出门责怪道：“你问得迂回离奇，先生答得更是稀奇古怪！我更迷惑糊涂了！”

心都子解释说：

大道以多歧而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唯归同返一，为无得丧。

心都子所言，道尽古今中西学问之真谛、人生之法宝：道路多歧，终亡羊；学者多方，舍本逐末，终无学。不学而无术，人生终必浪费。

北师大新生入学，余必以此故事告谕之，闻者多不晓。

很快，今日大学杂乱无章的课程、讲座、社团活动、各种竞赛评比、俊男美女的诱惑，纷至沓来，这个好端端的高才生，从我的课堂上逐渐消失了；待大四或研三，再重逢，问以学业之进展、经典之阅读、道术之历练，该生羞赧无言。

好端端一个高才生，就此报废。

多歧而亡羊，亘古如今也！

可悲的是，近代学问主流，自牛顿-笛卡尔以来，只偏重实际观察、实验与测算，这套自然科学方法，被生硬套用到与之大相径庭的社会-人文学科身上，遂将浑圆整一之宇宙道体，人为地、错误地、浅陋地加以分割、区绝，成为互不相通、连属之所谓学院“学科”，今日大学之各种芜杂院系是也，学者埋首其间，虽皓首穷经，犹盲人摸象，不仅遗落道体，更造作出种种错误学说，以惑乱世道人心，诚迷乱人心、有罪不容赦者也。

民国初年，梁漱溟树起“返本开新”大旗，学衡派、新儒家、东方文化派、国粹派、辜鸿铭、陈寅恪、柳诒征、钱穆诸君子奋起挽此颓波，惜乎未能持续，致使今日全球社会人文沦丧，殉人欲而毁自然、贪增长而灭道德，危机重重，不知走向何方，真多歧亡羊之活现也！杨子默然而悲，心都子默然无语，孟孙阳迷惑愈甚，吾其何以待之耶？

人世迷乱之一端，在崇尚技巧而遗落自然大道。

宋国有巧匠能雕刻玉石为细小如卵的楮树树叶状，三年功成，混入树叶丛中都无法辨认出来。列子评论道：“苍天如果三年才成就一片叶子，则万木有树叶的就太少了！圣人应当依赖自然教化，不应当依赖智巧。”庄子亦云“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机心者，巧诈之心也。无奈人性非但不能断灭机心，且有愈益增长之势也，此亦人性之天然也。余之研究生有就职某著名奢侈品公司者，询余，余谓：就之可也：奢侈符合人性也。人能自我约束，其智其能，可比肩于神也。然万物本性，必流荡失守后，久之乃能返璞归真，此人性之常轨、宇宙之宏规也。

人世迷乱之另一端，在乱搬乱用，不虑条件、环境。

鲁国施氏有二子，一好学，一好兵，分别被齐侯、楚王重用，爵高禄重。邻人孟氏亦有二子，所学同于施氏，乃效法之。一人入秦，秦王说：“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遂处以宫刑。另一人入卫，卫侯说：“吾弱国也，赖兵权，灭亡可待也！”遂处以刖刑。施氏向孟氏解释此中奥秘道：“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此用与不用，无定是非也。”

文明之兴衰、个人之命运，诚然天时、地利、人和之众多因素、条件、环境之偶合也。观此段文献可知：晚周所谓“学”，即儒家仁义之学也，虽不适用于“诸侯力争”之世，必可推行于和平环境也。

人世迷乱之三，在颠倒黑白，硬把“为民请命”的好人污蔑成“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坏人。

晋国曾苦于强盗为害。晋国贤人赵文子，告诉晋侯说：“君欲无盗，莫若举贤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则何盗之为？”晋侯从之，群盗遂奔秦。赵文子之议论，与孔子教诲鲁国权臣季康子患盗时所说如出一辙：“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也！”而孔子之锐利批判锋芒，揭示出一切犯罪的根源就在于统治者之贪婪，其大义凛然、一针见血，无愧为代民请命之第一圣贤也！

人世迷乱之四，在迷信权势而不守忠信。

孔子过河，必驻足而观之，曰：“水哉！水哉！”盖叹赏其均平、洁净、好生之美德也。《列子·说符篇》记载：某次孔子自卫返鲁，见一壮汉竟然横渡飞瀑三十仞、奔泻九十里的急流，遂问焉。壮汉说：“我入水出水，全凭忠信，无一丝一毫私心，所以渡之！”孔子对弟子说：“你们千万记住这个道理：连水都能以忠信亲近之，何况人乎？”忠信乃宇宙之通则，山水人物，均受此忠信之性而生存也。

人世迷乱之五，在工于计算而遗落了吉祥天机。

宋国有一个三世行仁义的人家，某日，家养黑牛竟生出一只纯白的小牛犊来！遂问于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荐上帝。”这家遂将小牛祭献给上帝，阖家欢喜。不料，一年后，这家主人无故目盲了。儿子又问于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又教其祭天。再一年，儿子亦目盲。

不久，楚国围攻宋国，成年男子大多战死，这家父子以盲疾而幸免于难。等解围后，父子眼疾均奇迹般地康复了！中国自古信奉的名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信哉！

人世迷乱之六，在不识精粗，重浅薄而不重内美。

秦穆公（公元前660-前62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曾经问伯乐说：“你老了，有谁能继承你相马呢？”伯乐说：“良马可用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则面目迷离、难以认出。与我一起担柴的九方皋，可以相马。”穆公遂使九方皋外出相马，三月归报：“得一匹黄色公马！”带来一看，却是一匹黑色母马！穆公因此责备伯乐。

伯乐长叹道：“这正是他比我高明千万倍之处啊！九方皋所见，乃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种方法，比相马还重要啊！”后来证明，这果然是一匹天下之马。

余尝引柏格森之言“浅见者徘徊其外，深见者入乎其内”以教大一新生，见新生懵懂不解，遂取讲桌上之自带水瓶比拟之：“徘徊其外者，一如科学方法，左测右量、记取外貌而已；入乎其内者，人文方法也，即深入其中，与之融会无间，乃探得其灵魂也！”言语之间，打开瓶盖，将瓶中水一饮而尽，曰：“甘美也！吾人文学者，盖品尝万物滋味者也！”

诸生懵懵懂懂，不得其解。

人世迷乱之八，陷入奔忙劳碌而不得稍息，古雅淡定、精美细腻、恢弘壮阔等“稍费工夫之事”全被遗弃。

撰写《清风庐》时，室内组合音响中，常播放维也纳古典乐三圣——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美妙音乐作品，恍惚之间，音乐与文字融为一体，不知斯世何世也。

此刻，音箱正在播放着Mauro Giuliani（1781-1829） 作曲、著名吉他演奏家Pepe Romero和Celedonio Romero 演奏、圣马丁乐团（Academy of St Martin in the Fields）伴奏、著名指挥家马里纳爵士（Sir Neville Marriner）指挥录制的音碟《吉他协奏曲》，清澈玲珑的音流，似乎也在梳洗着这些文字。

《经典图读·列子》148-149页的这段“伯乐论相马”文字，配以两幅发黄的古画图照，其古朴淡雅，恰与西方近代早期巴洛克吉他音乐风格匹配，合构出一种灵性流动的氛围，似乎室内的绿叶也在聆听、欣赏，渴望着婆娑一舞了。

人世迷乱之九，在于上层集团不悟修身国治之道。

楚庄王（公元前614-前59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求教于詹何说：“请问如何治国？”詹何答道：“我只懂得修身，不懂得治国。”庄王固请之。詹何乃从容曰：“我从来没听说君主身心治理得很好而其国家却混乱不堪的，反之亦然。根本在修身，所以我不能以治国术这种细枝末节来回答您！”楚王深受教化，点头称善。

大哉，醇哉，儒家之宗旨也！天下人修身，则天下治；天下人不修身，却汲汲于求治，恰如今日全球之政、商、学术、传媒各界所为，亦与楚庄王、梁惠王同流，可称霸于一时，却不能致万世太平；詹何与孟子告以社会历史根本，此辈若以“迂阔”视之，则舍本逐末、缘木求鱼，必遭灭顶也。

人世迷乱之十，人人自困于有限经验而不能自拔。

《列子》终结篇“说符”，以几个妙趣横生的小故事，作意味深长之结束：杨朱之弟名杨布，穿白衣出，穿黑衣回，其狗迎而吠之。杨布怒，欲打狗。杨朱止之曰：“假使你的狗白色而出、黑色而返，你能不奇怪吗？”列子以此揭示人类感官经验之不可靠。贝克莱主教有句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因此，局限于感官经验中的人类，对一切存在的感知都是若存若亡、若即若离、无法确证的。

《列子》最后一个故事记叙：齐国有一个人，极度渴望得到金子，一夜未眠，清早穿戴整齐，来到市场金店，抓起金子就走。衙吏捉住他，问他：“这么多人都在市场里面呢，你抓住别人的金子就走，是为什么？”

那人回答说：“我当时眼里只看到黄灿灿的金子，根本就没有看见有别人！”显然，在这个人眼中，金子成了“唯一的存在”，其他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其丧心病狂、走火入魔，与传媒披露的那些贪官污吏，每晚睡前必将赃款抚摸一遍方能入睡一样。天下人之可怜复可笑，大多如此。

《列子·说符》结尾处的一个故事，预言了数千年人类文明的命运。“人有亡鈇者”的故事，记叙道：有个丢失斧头的人，怀疑邻居小孩偷走了斧头，于是看这个孩子行为举止没有一点不像偷斧子的人；待其找到了那把斧子，再看邻居小孩，则没有一点像偷斧子的了！

人性拘牵于一种主观幻觉之经验，永不能获得自由、振拔与解脱，所谓“颠倒梦想”，天下人概莫能外也。

民初疑古学派即《列子·说符》所叙“亡斧”之蠢汉也：盖1840年以后，中国在列强侵夺下国势一落千丈，浅学之辈遂盛唱“全盘西化”之说，对中国固有一切均抱怀疑、否定态度，遂有“中国不亡，天理难容”之混帐舆论甚嚣尘上，中国人因此更丧失起码的自信力与自尊心，一切行为或追步欧美或照搬苏俄，中国社会为此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尝引述前贤云：“一知半解者比全然无知者更有害”，因为一知半解者对全然无知者具有极大的迷惑、宰制能力，近代传媒的病态膨胀更加剧了这些往往因擅长炒作而身居要职的“一知半解者”的危害：胡适、顾颉刚等人主张之“疑古”学风，承袭满清考据学之陋习，涂饰标榜以英美实用主义之外观，对中国数千年绵延传习的文献典籍妄加怀疑，对华夏文明的伟大传统妄加诋毁，胡适更提出“整理国故、捉妖打鬼”等错误学术主张，与民初“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烧毁线装书”等错误的全盘西化论相呼应，主宰中国思想学术、一般舆论及民众心理，不啻“自毁精神文化长城”，流毒播散至今，使中国社会在急速发展过程中数度丧失了起码的道德伦理底线，遭致全球社会的批评乃至鄙视。

中华固有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库，经书中遭怀疑最烈者，首推“无上尊崇之书、众书之祖、中华政教、经史、文明源泉”之《尚书》，此经典之古文部分，竟被满清无聊考据学家阎百诗，宣判为“伪作”，当时学者毛奇龄即撰《古文尚书冤词》为之辩白，现当代学者如气象学家竺可桢等人依据古气象记录、考古文献等研究，终于判定“古文尚书”非伪书，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亦指明某些字词之误抄不足以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本来阎若璩之说仅为一家之说，但在民初疑古学风影响下，竟一度被宣布为“定论”，影响所及，海内外许多论述中国历史的著作均从殷商开始，此前数千年之文明经验竟被一笔抹煞！

《列子》亦遭怀疑、否定，本来其思想、文笔之简劲清妙，有许多地方超出老子、庄子，但该书也被疑古学派判为“伪书”，其强词夺理、穿凿附会，不仅遭到众多学问大家的批评抵制，更被近来各种考古学发现证明为重大学术迷误。考古学家、古文献学家李学勤撰《走出疑古时代》一书，稍稍廓清此一迷雾。

仅以常理思忖测度，疑古学风之荒唐，亦可见一斑：若依疑古学派所言，《古文尚书》乃王肃等人伪造，《列子》为张湛等人伪造，则魏晋时代学者不思进取、只愿伪造，与今日假冒伪劣有毒产品充斥全国一样，何以魏晋时代反而成为中国思想学术之重要创获期呢？余读《列子》，爱其说理透彻、文笔简妙，且融会晚周诸子议论，遥遥与《孟子》合，深有心得。若捧书之先即存“疑古”之念，心无诚敬、处处挑剔，则不仅不能读书明理，且如“人有亡鈇者”一般，如何能从上古文献中提炼出伟大精义耶？

民国七贤所代表的“温情与敬意”、“同情与了解”之学风，乃华夏学术智慧之最后高峰，其融会中西之规模、神解卓特之建树、捍卫人类自由、独立、尊严之道德勇气与价值立场，真堪全球学者尤其是中国大陆学者自省而效法也。

欢迎关注毛峰微信公众号“清风庐”：houseofwi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