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
每当我满怀激情地站在北师大的明亮讲台上,渴望从听众席里也燃起同样明亮的精神火焰时,我常大失所望:在这些年轻可爱的本科生、研究生的眼睛里,弥漫着一种雾也似的迷乱、阴暗的东西,他们被眼前的滥作业、滥表格、滥考评、滥课程、滥讲座、滥社团活动以及他们背后总在指手画脚的滥姑婆、阿姨、滥辅导员、滥指导教师、滥的社会人文环境里的壅蔽的一切,完全遮住了清澈的目光!
从这些人大批量生产的本科、硕士、博士论文中,我读出了这个民族眼下莫大的困境与莫测的未来:任何有创意的思想火花,都被这个国家的教育管理机器、学术管理机器、铺天盖地的考核、评估制度“掐死在摇篮里”了。
曾记得,1982-1986年在南开大学的本科生活——上午四节课,下午、晚上基本没有课,完全可以自由支配,我沉浸在美国诗圣惠特曼的《草叶集》和中国圣哲孔子《论语》所共同搭建的一个“鸟语花香的光明世界”之中:
时钟指示着瞬息间。
又有什么能指示永恒呢?
1989年的某天,已经毕业三年的我,坐在自家小院的树荫下,重读5年前大二初读的《草叶集》,这句诗让我突然猛醒:我供职的某直辖市第一大报,除了庸俗,还是庸俗,别无他物,难道我的一生——就此报废?
我强压惶惑,继续读下去:
如果有谁听我说——幸福,
请他立即出发,去寻找它吧!
我合上《草叶集》,做出了平生最重大的决定。
我已出发,我上路了——去寻找幸福。
我回到大学,攻读硕士、博士,直至任教大学,从此没有离开幸福的源泉——经典图籍所编织的“鸟语花香的光明世界”,而身内或身外的黑暗,被我一一拒之于千里之外。
我得救了——靠我自己的决断!
虽然大学制度发生黑暗的大逆转,滥课由上午四节,逐渐污水跑冒似的,无节制地扩张为上、下午、晚上,师生的中午休息时间全被取消,下午课从中午一点就开始,北师大由于这项“课程改革的巨大成功”还曾获得“教育部有关管理当局的赞赏与嘉奖”,这些“马尔萨斯噩梦”般的滥课、滥讲座、滥活动、滥会议、滥考核、滥评估,夺走了一届届优秀学子的清澈目光,但却对我毫发无损,因为“我胸中的光明已然铸成”,我堆积在脑海中的经典著作,足以识破这“黎明前的黑暗”——绩效主义、实证主义是没落的教育学术体系的绞索,犹如溺水者的挣扎,越折腾沉沦得越快……
如何萃取每个生命本有的清澈与甘美?
用良知、良能(典出《孟子》)。
良知就是苍天赋予每个人的善良本性,即仁爱。
良能则是每个人发乎仁爱的善感、善思之德。
己所欲,推之于人,使天下人各尽其欲,谓之仁。
己所思,验之于人,使天下万物所思相通,谓之能。
举例诠释之:近日接受国家图书馆的邀请和委派,前往福州的福建省图书馆,做了《龙马飞腾: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的公开演讲,获得听众热烈欢迎,彼此结下深厚友谊;承蒙福建省社科联安排,讲座之余,前往福建沿海的长乐市参观考察,饱览了闽江入海口的旖旎风光,瞻仰了纪念郑和率200艘舰船、2万余人由此出使西洋的伟大壮举的纪念馆,又来到位于长乐市中心的、长乐作为其祖籍因而结缘的著名文学家冰心纪念馆,参观冰心的文学事迹陈列。
冰心纪念馆设立在长乐市中心的一座花木扶疏的市民公园中,这一设计精准地体现了冰心文学精神的美丽、温存、优雅。纪念馆迎门但见冰心大幅照片上的题字:“有爱就有了一切!”余观此语,频频点头、默然心契:爱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与归宿,人间的一切成就,都是爱所创造的奇迹!
伴随各个展厅的参观和讲解员的细致讲解,冰心文学活动的全貌和盘托出,整个纪念馆可谓布展合理、展品丰富。出门告辞之前,我问讲解员:“请问展览是否展示这个根本的思想:有爱就有了一切?冰心的这一思想,来源何处?如何体现?影响又怎样呢?”讲解员一脸茫然,无言以对。
我耐心告之:“冰心出身北洋世家,自幼受儒家仁爱思想熏陶,这是她这一思想的远源;近缘,则是伟大的印度哲学家、教育家、诗人泰戈尔,1920年代访华,为鼓吹铁血立国的民国知识界,吹来爱的清风,冰心从此成为爱与温存之教的身体力行者,她的作品,她翻译的泰戈尔诗作,就成为整个中华民族重温仁爱思想的重要机缘……”
暮色降临,未及深谈,乃告辞而去。
事后沉思:一个小小纪念馆的陈列布局,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整体茫然:如果人类史的文明进步,归结为错误的铁血政策足以立国、归结为某个政治集团主导下的阶级压迫与斗争,那么,这一顶层设计的初衷必然落空——人的良知、良能,由于错误的金钱崇拜、权势崇拜和暴力崇拜,必然逐渐泯灭,人成了某种政治集团的愚昧工具,除了自相残杀,别无出路。这正是在知识、技能,因互联网等工具理性而唾手可得的情形下,人更加愚昧、残暴和粗俗的原因所在。
那融会贯通与古今中外一切文明经验、生命活动的根本智慧,在哪里?如何汲取、领会、修炼于身心,成为普天之下最幸福、最充实、内在安稳而又外在丰饶的“万物之灵”——人?这一问题已是全球文明“第一义”的问题。
暑期(2014年夏)整理天津家藏书时,意外发现一本薄薄的小书《人生随笔》(西方近代散文大师蒙田著,陈晓燕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定价0·74元),因为早已陆续购置研读《蒙田随笔全集》等各种选本(梁宗岱先生所译最佳,梁为民国著名诗人、诗学、中医药学大师、法国文学翻译名家、保尔·瓦雷里的亲炙弟子)多种,对这本小书未加注意,此番蓦然浮现眼前,展阅之下,一股宁谧的光明,从书页间喷薄而出,使我恒久迷乱的身心,瞬间获得洗涤、澄清、升华……
余尝有经典研读之“秘法”,谓之“萃取法”,得自孔子《易传》所述伏羲“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造作《河图易经》之古法,余谓之“伏羲七法”: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以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
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孔子《易传》保存、提升了《河图易经》(伏羲易)以来历代易经智慧的广大精粹,重要性远比流行至今的《周易》(文王易)为高,乃中华文明之哲学-科学-人文智慧体系的“总纲”,尤其《系辞》上下这两段经文,把中华民族对宇宙万物的创生、演化、运行、文明治理之大道予以伟大概括、伟大提纯,宜悉心研读、体会、领悟,切不可轻忽而过。
从伏羲到孔子,易学之深微广大,赋予中国人一种超出其他文明体系的“天地智慧”。
余所谓“伏羲七法”者:
1,中国智慧,以天地为取象范围,广大无垠;
2,中国智慧,以生命为弥纶之法,弥者大也,纶者络也,即普遍包蕴万物幽明、始终、精魂、鬼神等万千情状、姿态、过程,不僵滞在一种情态之下,而与喜马拉雅以西诸世界文明之沉湎、僵滞于神学-科学两极、难以自拔者,不可同日而语;
3,中国智慧,温柔恻怛,乐天知命,汪洋能爱,以“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为光明理想,全球罕匹;
4,中国智慧之深广无垠,在于仰观天文星象而以大地元气运行配合之,绵密俯察“鸟兽之文”(鸟者凤凰也,萃取南方阳气之盛大蒸腾、精熟万物之象,圣贤向明而治,奠立家国也;兽者龙凤虎龟蛇麒麟诸“灵兽”,以象四时运行之节点,天地阴阳之气,缔结于此,谓之八卦。近代易学家蒙昧于此,诸释皆误。峰按),从而精准把握“地之宜”,即大地上万物生命之所宜,与者赞同也,即赞赏、参与到大地丰富美丽的生命事业之中去;
5,中国智慧,不必遵循满清、近代俗儒所谓“实证”、“考据”、王国维“二重证据”诸浅薄之法,而以敏锐、同情之感官,包括心灵器官、身体百窍,以“体证”(印度贤哲泰戈尔谓之“亲证”)万千事物的内在生命,与之同情互振、往复沟通、契合无间,所谓“近取诸身”,即德国生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新人文主义思想家欧文·白璧德、民国七贤之一陈寅恪、钱穆先生所谓“同情之了解”者也;
6,远取诸物者,中国智慧一向主张“通经致用”,即通透、贯通、融会地了悟万物生命之精华、六经六艺之奇妙,而以“措置时宜”、兴起一番文明事业为根本,以玩弄、卖弄、贩卖某种“专门学问”为可耻。不幸近代西式实证教育体系被照搬照抄到中国,国人智慧因此一落千丈矣;
7,神明有好生之德,万物有相依之情,通达之、效法之、融贯之,则中国智慧广大自由,顺承天地,不拘一时一地,玉成宇宙大一统之生生不息也!
准此,乃知中国人所谓“书不读三代以下”之缘由所在、之妙趣所在也。古人云:“书不读三代以下!”,中国典籍以虞夏、殷商、文周三代、汉唐著作为最上乘之选,而以晚周诸子著作集其大成;而汉唐文章、魏晋美文、隋唐以下政论、史论、时文(八股策论)、司马光与邵雍的历史哲学与历史记述、唐宋元明清古诗文诸家、诗词歌赋、戏曲小说等,不过“三代宏规”(余谓之“古典宪政”,即中国长治久安之大道)之纷繁余绪,诸子智慧之优美滥觞而已。
中华文明在一万年岁月里从容展开,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典文明和长治久安的治理模式。相比之下,主导近代西方主流社会的启蒙-自由-实证主义思想,在促进物质技术极大进步与社群治理相对进步的同时,也极大地割裂了天地人大一统宇宙自然秩序,造成全球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系统的巨大紊乱与崩溃性危机。
全球文明的重建与新生,必须萃取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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