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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之四十一——深思“人是什么?”
毛峰
2016年05月20日

蒙田

如果说但丁是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神秘主义交织的最高巅峰,那么,始终保持着对“人是理性高峰”这一启蒙主义错误假设的深刻怀疑与冷静批判的、清醒的近代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伟大贤哲蒙田(1523-1592)。

在《随笔》开篇,蒙田精辟地写道:

读者,奉献于此的,是一部诚实的书。我只为家人和朋友写作此书,我毫不考虑为您效劳或为自己增光,因为我力难胜任。……我描绘的,仅是自我。我逼真地描绘我的弱点、缺陷……在公共尊严允许的范围之内。……我就是此书的唯一内容。真抱歉,劳您费神了,再见吧!(致读者,1580年6月12日于蒙田堡)

初读之时,我正在天津南开医院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以缓解脚部扭伤造成的隐隐疼痛。目睹医院大厅里,那些人满为患、在各科室之间蹒跚奔走的病痛人群,我心想:这些人(连同我)的精神疾患,又去何处医治呢?

幸好,我有蒙田的《随笔》。

看到《随笔》开篇“致读者”所言,我唇边浮出会心的微笑——

蒙田告诉读者,他不能为“人民”(启蒙主义的荒谬虚构之一)服务,因为他“力不胜任”!自有人提出“文艺为什么服务”以来,中国经典著作迟迟无法诞生,似乎与此有关:每个作者被强迫要求为“人民”(实则某个政治集团)而写作,他的“真实意愿”无由抒发,天才陷于枯竭。

更有趣的是,蒙田吓唬读者:

我身上弱点、缺陷太多了,被勉强抑制在“公共尊严允许的范围”之内,他暗示,极有可能在“不经意、不知情”的情形下“逸出”范围之外,所以,那些企图保持“公共尊严”的读者,最好走开。蒙田潇洒地挥手:再见!

读到此处,我从病床上笑出声来:当代作者,提笔之初,就会被无形的传媒、出版商、流行观念所逼迫——“你的作品,能卖多少钱?”换言之,伴随“极左路线”的惨败,作者又被另一重“启蒙主义铁律”、一种改头换面的“为人民大众服务”所左右——你能服务于电视和流行歌长期“熏染”之下的庸俗大众吗?

现代作者常反复强调“心中要装着读者!”,而这个“读者”的欲望不断膨胀——从金庸、琼瑶,到郭敬明之类——于是,作者心中充塞着这些“商业需求”、“为大众服务”等目标,他唯一失落的,是写作的真正源泉——自我!

蒙田优雅地宣称:“我只写给亲友、自己!”

西班牙诗人、诺奖得主希梅内斯,在自己诗集扉页上题词:“一向只为少数人!”他为此受尽坎坷、愁苦。

蒙田很幸运,在自家古堡里,写作《随笔》——只为“自娱自乐”;他不说“大众读者”没有高雅而从容的心态和足够的精神教养、知识水准,足以阅读他,反而说自己“力不胜任”,于文雅、雍容之中,透着睿智、诙谐和讥讽。

尤其令我忍俊不禁的是,他对“公共尊严允许的范围”微妙地加以嘲谑:我的弱点、缺陷,虽属“自然状态”、人所共知或人所共有,但在“公共尊严”的“铁律”下,我只好装聋作哑:似乎这些人性本有的东西,原本存在,但却假装不存在,以欺骗那个“公共尊严”或“体面”或道德风尚,使其“继续装下去”而已。

蒙田《随笔》以大气磅礴的开篇之言,总摄全书主题——“人是什么”,我一读再读,每次都怦然心动:

“灵魂与肉体结合的方式全然不可思议,为人类所不能想象,然而这种结合,就构成人。”(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

生命是一项有形而独特的肉体运动,既不完整,也不规则;我依循生命本身来对待它,使之作为我的天职。

生命是一项不尽平衡的、没有规则、变幻莫测的运动。

自然以其博大的胸怀对她的万物善而待之,无不充足地向每一生灵提供生存的一切必要手段。不过我却听到人们普遍抱怨说,我们是唯一被遗弃的动物,赤身裸体地被拴牢在光秃的大地上,只能通过掠夺其他生物来武装和遮掩自己;而对于所有别的生物,自然则根据它们生存的需要遮以甲、壳、毛、发、皮、羽、鳞、绒、丝、刺等等,用爪、牙、角武装它们以进攻和自卫,教给它们生来就会干最适合各自的事:游泳、奔跑、飞翔和歌唱,而人如果不教的话,就既不懂得如何走路、说话、吃饭,也不会干任何事情,只会哭。

诸位读者,哲学史、文明史上,那些长期纠缠不清、聚讼纷纭的问题,在蒙田《随笔》开篇的这几段或言简意赅或细致精确的话中,如清水芙蓉般呈现:

随笔的第一段引文,来自圣哲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深湛美文:“灵魂”与“肉体”完全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人”身上,人瞬息间沉沦在肉体的“地狱”中,又瞬息间沐浴在良知、灵魂所揭示的“天国”的神辉下。这种人类生命的奇异性、神秘性、不可想象性、不可思议性,就构成了人类的本质!对于人,对于灵魂和肉体,对于灵肉冲突与奇妙结合,还能再说什么呢?

准此,倘若有人再胡说什么“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请立即坚决而有礼貌地打断此人的话:“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请不要对人类不能知道的事情,胡乱发言!”

或者,哲学功底略好的人,还可以简单引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名句——

“世界的意义,必伏于世界之外。”换言之,世界的意义、宇宙的本质,是不能被“世界之内”的人加以认识、掌握、利用的,老子谓之“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举凡灵魂与肉体、天国与地狱、人与世界、人与宇宙万物的神秘的本质、意义与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是终极的、超世界(俄国存在哲学大师谢苗·弗兰克《实在与人》所言)的神秘。

为了模仿蒙田,我也添加一段有趣的观察:

每到师大“教师员工餐厅”(学生亦可)用餐,总能看到各色人等、芸芸众生,拥挤在大学食堂,喧嚣不宁地吆喝着、吞咽着珍贵、稀缺的食物资源,但倘若你问:“为何而吃?”这些人或许会坦然昂头,回答:“为了活着。”

“活着又为何?”这些人或许会一翻白眼:“不晓得……俺……想不明白……”奇怪的是:倘若一旦进入某个教室、某间会议厅,这些人会“陡然变脸”,似乎“突然”明白了一切,变成“大明白人”,立于讲台或发言席上,唾沫四溅、侃侃而谈:“这个问题的本质是……”

这些人,到底是如何“知道”的呢?不清楚。

追问之下,这些芸芸众生,又是如何获得“神启的开悟”,突然开窍、蛮有把握,还喋喋不休的呢?

或许,这些大多“不懂装懂”的人,才正是“问题之所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呢!

阿尔伯特·卡缪在《西西福斯神话》中妙语解颐:“现时代的讲台上,已经没有能言之有物的教师了。”

谁从内心深处体验过生命,谁就懂得蒙田所谓的“生命的不完整、不平衡、不规则、变幻莫测性”,生命的唯一凭靠,是“自然”和“历史”,即从莫测自然和深奥历史中,莫名其妙地生长出来的、各民族辛勤而细心加以培育的、理性的文明经验与非理性的神秘的生命经验相掺杂的,历史传统或“文明传统”,舍此,人不能生存。

在生存本能的诸多层面,人都比不上动、植物。

人必须随时警惕、随时纠正人的可怜、易错的秉赋——运用理性,累积经验、进行判断与识别的能力,人类的认识及其文明进步,绝非伊曼纽尔·康德天真地主张“要拿出勇气!要敢于从传统教条中挣脱出来!要敢于认识!”所能奏效。与康德的错误主张恰恰相反,率先要敢于认识、勇于直面、随时警惕与承认的,不是康德所谓“传统作为教条”——“传统”是古人反复检验自然而累积的宝贵生命经验,是人类进步的唯一凭靠——而是人类当身的一切预设、这些预设背后的认识局限,人类盲目地、粗暴地企图逾越那天然不可逾越的理性障碍,总企图把自我意欲强加于历史之上的各种精神病态、认知局限和理性流弊,人类自欺欺人的“天性”,率先认清人在宇宙间的脆弱地位。

总之,问题不在自然或历史,而在人当身的各种错误预设,这些预设总想强暴自然(工业化)和历史(启蒙化)。单单“启蒙”一词就暴露了近代思想主流——启蒙主义的凶暴:为什么自然史有亿万年之久,文明史有1万年之久,这些伟大的存在,难道都是蒙昧的,必须苦苦等待1万年后,直到卢梭或康德诞生,人类才终于摆脱蒙昧、进入文明呢?

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预设,是卑鄙的“自我赋权”,骗人、有害的现代神话而已!

笛卡尔名言:“我思,故我在”,这个被启蒙-自由-实证主义吹嘘为“理性精神、怀疑精神”的“天条”,完全是荒谬的——真正需要追问、深思、反省、警惕的,恰恰是:“谁来启迪这个‘我思’?谁又来约束这个‘我在’呢?”

笛卡尔认为,只要“我思”足够精确(数学模式即他所推举的“典范”,开科学主义、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等哲学错误的先河),就能有足够把握来认识一切“在”(包括“我在”)。而恰恰是在这个地方,启蒙-自由-实证主义,暴露出先天的思想病态与精神残疾——人类感官的局限、思维的盲区,足以根本扭曲“我思”,用扭曲的“我思”构筑起来的“在”(包括“我在”)就更加扭曲。

精密仪器检测后发现,人眼的局限很大,而一切监测、实验、推理,都靠眼睛等人体器官来完成,常言所谓“眼见,并不为实”,又如何依据这些不可靠的监测,推导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呢?

蒙田是最早质疑、反叛启蒙教义的伟大贤哲。

他从人类认识的不可靠与必须信靠自然这一伟大洞察出发,重申、提升了古罗马伟大的斯多噶哲学的箴言:

我所说的这一切,是为了证明人间存在相似性,为了把我们带回到万灵的群体中:我们既不高于也不低于其他生灵。诚如智者所言,一切在苍天之下,承受一个法则和一种命运:“万物束缚于同一命运的枷锁。”(卢克莱修)……人必定被迫限制在这一客体里,可怜的人,他确实不宜迈过这个围栏。他受到束缚与限制,与同一级别、处于极为谦卑条件下的其他生灵一起服从同等的义务,决无任何特权或真正实在的优越地位。他由于空虚的想象和观念而自许的东西,既无质地,也无趣味。

品读此段文字,使我深刻领悟出文艺复兴时代早期哲学思想的伟大:但丁、蒙田、莎士比亚、伏尔泰、赫尔德等大批思想巨匠,没有受到启蒙主流思想——卢梭主义的浅薄影响,因此,敢于直面“人的可怜”而非卢梭、康德、笛卡尔那样迷信“我思”确保了人远远高出其他生命的、虚幻的“人的伟大”。

他们敢于“如实地看待世界”(泰戈尔称赞中国智慧语),认清“人的局限性、可怜性”和“靠空虚想象与观念而妄自称许”那些东西(启蒙-自由-实证主义就建立在这些虚妄东西——自由平等之上)的有害性,他主张冷静的理性主义、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能把“我们带回万灵的群体之中”,即古典中国、古希腊等超一流智慧民族的世界观——万物有灵、生机主义、天地人贯通的宇宙大一统之中。

我用多少诠释性的文字,也无法描述出蒙田思想那无与伦比的明澈、优雅与甘美:

无论我们倾听什么,获悉什么,我们仍应记住:这是人所提供的,接受者也是人;是凡人的手将它呈现,也是凡人之手将它接受。来自上天的事物,才具有唯一让人信服的权利和权威,唯一标志着真理。而这也是我们既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也不能凭自己的方法接受的。……要使一把大于手,使一抱大于臂,希望一步远于腿之所及,是不可能复可笑的;同样,人不能高于自己并超越人性,因为他只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手去抓。……自然将我们置于自由不拘的世界里,而我们却自缚于一定的狭口……

从伏羲《河图易经》、孔子《易传》直至但丁《神曲》、蒙田《随笔》,所有人类的文明创造,都得自于神明(大自然、上帝、道)的启悟、开示、成全和自身巨大局限,都是宇宙生命大一统的荟萃性表达,诚如蒙田所揭示的,“来自上天的事物”(中国人谓之“仁义礼智信”)具有唯一的权利与权威,是终极真理的标志;而在天地神明、祖宗圣贤的盛德光辉之下,人的权利、人凭借经验、理性和信仰赢得的文明生活,才能稳固树立起来;人的幸福、美满、安足、充实,才能持久如新;人能恭谨恪守“一把不能大于手,一抱不能大于臂,一步不能远于腿之所及”的蒙田智慧,也就是恪守儒家纲常名教所谓人之为人的规矩、道义、本分,就能“傲立天地,融贯古今”,鼓舞奋发,成就一番辉煌了。

人是可怜的生物;在这可怜的范围内,人能活得干净、和善、完美,从而获得能与宇宙大一统相融通的清澈、甘美与自由;反之,那些总想把自己的可怜,强加于别人之上的卑鄙小人,由于无力担当自己的可怜、局限,倒行逆施,最终被广大神秘的天道,一把夺去了卑污渺小的生命。

故曰:苍天厚土,护佑仁者。孟子曰:“仁者,无敌于天下!”正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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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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