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当代全球文明的日益紊乱的根源，深埋于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对于“人”的一系列错误预设与误导性的思维建构之中。历经1848欧洲政治动荡、1914-1918一战、1939-1945二战、1945-1991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主导的多次单边主义战争、恐怖主义袭击等全球危机，生态灾难与经济-社会失衡与文明紊乱日益激剧，其思维的根源，就在于牛顿-笛卡尔割裂主客统一、割裂时空统一的物理科学观与卢梭-康德的社会历史观的根本错误之中，全球文明正在启蒙主义的话语霸权下渐趋没落。
简要概括，启蒙主义的哲学预设是：
个人是至高无上的“权利主体”。人的自由权利只须接受外在规范约束（他律），个人不太能“精确把握”良知、灵魂、神明、天命等高于世俗权利的、神秘的、非理性的东西。对个人自由的“内在约束”（自律）等这些过往的、陈旧的、神秘之物，究竟所指为何，不太清楚（启蒙主义致命哲学错误，就此埋下，峰按），自由仅须“顾及”他人就够了。
哲学智慧宝典《易》曰：“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此之谓也！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之所以屡屡犯错、每况愈下、陷复杂世界于简单粗暴、黯淡无光、日益不可救药的境地，其主要的哲学流弊，恰在于：它的思想主流，被笛卡儿、康德、卢梭、孔多塞、洛克、培根、霍布斯、休谟、密尔、孔德、杜威、罗素等各国主流知识界所赏识的“大哲学家”一再误导，这些哲学，在其立论之初，就把一个完整、深邃、复杂、统一的宇宙生命世界、人类文明世界，予谓之“大一统世界”者，荒谬地加以“二元割裂”——理性可以认识的（科学）和理性不可认识的（神秘）；人道世界（现代）和非人道世界（古代）……这种无处不在的二元割裂与精神分裂，被拙劣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错误地概括为“去魅”，实则是“不可见王国”（道、天命、神、完整而渊深的宇宙生命大一统世界）的可怕枯竭，导致全球自然、历史、社会、文明等诸多“巨系统”的大面积荒芜。
陀斯妥耶夫斯基
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悍然宣布：“既然上帝不存在，我干什么都是可以的！”让·保罗·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精辟概括此言为“现代历史的开端”，而海德格尔在《这是什么——哲学》（1955）（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第3-24页，商务印书馆2011，北京）等一系列伟大卓绝的“存在哲学”论著中，深刻批判了笛卡尔“我思”即以片面的、片断的观察，以片断的仪器，催索、逼问、强暴自然，因而得出的许多片面认识，作为“确证”客观世界的本体论、认识论基础：客观世界是“我思”的建构物、观察物，“我思”强行把纷繁歧义的“世界”纳入一种残暴的主观意志、人类中心主义的盲目意志之下，这一无法自明的、卑鄙龌龊的“哲学强暴”，在《寂静的春天》、《自然不可改良》等巨著中，遭到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
从文明史与文明传播学的高度看，启蒙主义唯一愿意接受的、能约束人的自由的束缚、外在规范，不过是法律与风俗两种，而这二者，却都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不具永恒性，因此，启蒙主义对“人应当如何、人应否接受自律和他律的道德规范”这一文明生活的第一要件，长期思考错误、把握失当、论述乏词，或干脆置之一旁、不予理会。
启蒙主义天真地认为，只要外在物质条件、社会环境不断改善，人类就能“自然而然”地“随之进步”，近现代的全部历史，都否定了这一可怕的、误导性的“天真”。
启蒙主义的自相矛盾与自我混乱，在卢梭《论科学与艺术》（1749）的基本结论“科学艺术是人类堕落”中，表现得极其明显：既然“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淳朴道德的“天敌”，那么借助于科学艺术的增进、重订空想乌托邦——“社会契约”来改善社会环境，其“进步”的意义又何在呢？
启蒙-自由主义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谬误，造成“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社会-文化结果：
首先，由于不承认人的自由，必须接受内在良知、灵魂、信仰等精神要素的他律约束，造成全球一切固有宗教传统、道德信仰传统与公私道德水准的急速崩溃。
其次，启蒙-自由主义为了固化自己的偏激谬误之见，只好宣布此前的全部人类史是“黑暗的、僵化的、停滞的、反人道的、封建专制的”等等“终审判决”，从而把自身与此前全部历史文化、文明传统、人性建构完全割裂、对立起来，直至宣布“与之彻底决裂”，自己赤手空拳，妄图建设乌托邦主义的“全新理想社会”。
再次，为了兑现自己夸诞、虚妄的“人的理想”（各种乌托邦社会由此建立），它唯一可以仰赖的，就是“革命暴力”或“激进变革”方式，因此，砸烂一切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中国文革浩劫的必然逻辑。
最后，当“革命暴力”注定不能奏效时，乌托邦神话慢慢陷入枯竭，以自由主义、市场主义相标榜、以实用主义为实质的不可抗拒社会进程，夹杂着惊人的腐败、僵化与自欺，如期而至，直至彻底紊乱、一蹶不振或完全崩溃。
追今抚昔，我们可以彻底清理被启蒙-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学术表现为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所质疑、所瓦解、所否弃的人类文明的伟大遗产，其精髓之所在：
首先，人是“道德主体”而非“权利主体”。
道是超越个人存在、自由、权利之上的一切事物，包括天、神、上帝、宇宙、自然等一切创造人类、恩赐人类的伟大生命力量，它以信仰形态和生态形态显现出来，必须凌驾于个人之上，这一凌驾、君临、强迫个人与人类社群服从、遵循、沟通、共振的伟大而神秘的生命展开过程，即天地之德，亦即孔庙楹联“德配天地，道贯古今”之所谓。
其次，人是“责任主体”而非“权利主体”。
人自幼蒙受父母、师长、家国对自身的抚养作育之功，人的第一责任，就是报效、回馈、担当尊敬、热爱、扶助父母、师长、家国的伟大责任，人类家园与人类文明由此建立。
再次，人是“社群主体”而非“权利主体”。
人注定不能长期孤独自处，而需与他人合作，因此，社群利益，总是高于个人权利之上，这是人类文明得以稳步扩大的基础；也是社会交往与协调的根本保障。
最后，人是“温情主体”而非“权利主体”。
人类蒙受天地君亲师之厚爱、他人扶助之恩德，必油然而生相爱之情，人与人、与天地万物之相亲相善，从最根本、最深刻处满足了人，构成了“人”的本质。
综上所论，人在宇宙之中的主体地位，以报效天地万物之爱为基本前提、条件，唯有如此，在天地君亲师的厚恩美德、他人的扶助成全之下，人才能“傲立于天地之间，挺拔乎宇宙之外”，才能合理地实现人的自由与独立。
偏执于启蒙主义-自由主义虚妄设立、反复误导下的“权利主体性”，脱离了自然史、文明史、个人史，忘记了人与大自然、与天地君亲师、与他人、与社群的血肉相依、温情扶助的根本关系，人必因自我蒙蔽、互残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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