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人类与万物之间、人类彼此之间，这种与生俱来、难以割舍、广大深厚的“血肉-温情”关系，最透彻的表达、最切实的观察，集于孔子，以“仁”一字予以概括。
仁是万物之间唇齿相依的深厚爱情。
孔子解答颜渊之问，把人类关于个人自身与纷繁世界之间的根本关系，予以不可摇撼的伟大确立：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
依据孔子看法，什么是“仁”呢？
首先，仁是人类生命活动、文明活动的出发点，即孔子所谓“己欲”——每个人都有自我树立、自我达成的欲望。孔子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天然地具有一种欲望，那就是在家庭和更广范围内，以自己的言行，赢得尊敬与喜爱的欲望。换言之，作为“社会动物”，人注定不能完全彻底地独处，他随时渴望着获得他人对自己的尊敬、喜爱等一切情感归属与价值认同。孔子敏锐地觉察到，这恰恰是“仁爱感情”的出发点，也是一切文明活动得以建立、展开的前提。
其次，人欲求有所树立、有所达成，必须同时谋求他人欲求的树立与达成，即仁爱是一种“自爱”情感向他人欲求的接纳、延伸、扩充与流溢，人的己欲，注定不能独自树立、独自达成，而必须与他人同样的欲求妥协、接纳、扩充、流溢而共同树立、共同达成，这就是“仁”的本义：在谋求自我欲求实现的同时，随时随地关注、接纳、协助他人的欲求，使之双赢。
再次，由于仁爱这一道德情感，把万事万物联结成“血肉-温情”的大一统相生相惜、相亲相爱的生命沟通与紧密合作的框架之内，人类文明获得了繁荣滋生的道德基础、精神支撑与稳固而永恒的文明秩序。
最后，由于“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关系、协作关系，人与社群（民族、国家、文明）的关系、人与自然（地球生态、万物生命）的关系，都必然是温情、扶助、协调一致的关系，而不是单方面的权利主张与无度索取（西方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最大流弊恰在个人权利的单方面主张与索取）。
因此，北宋哲学家程颢的名句“若夫至仁，则天地万物寄托一身”就获得了合理而完美的实现——在仁爱的温情关系、协作关系之下，人类的一切生命活动、文明活动，获得了合理的安顿，儒家一贯主张的“协和万邦、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人类亲善”的最高文明理想，也就获得了坚不可摧的道义基础。
不幸的是，达成上述认识，必须经历重大的历史挫折、惨痛的历史教训：秦以暴政灭儒而亡，汉唐以兴儒更化而强盛繁荣，就是中国历史付出重大代价后获得的宝贵经验。
愚昧无明是困于感官判断的人类理智常态。
不经历重大挫折，人类不会觉醒。
历史地看，中华文明的大飞跃、大提升、大扩充，都是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动荡与黑暗、固有文明的复苏与重建之中。
晚周五百余年动荡和暴秦十五年专制的灭亡，不可辩驳地证明了儒家思想与其精神渊源——西周礼教秩序的合理，汉高祖、文景武诸帝、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孔安国等一大批精英贤哲，合力推进“尊儒更化”，尽扫暴秦苛政，奖掖儒术与兴建学校并举，两汉文治政府的治理体系，建立在对天下州郡人才的合理选拔（中国古典选举制度、古典宪政体系之一）上，两汉百姓安享士农工商百业兴旺繁荣之种种社会福利，汉赋三十税一，巍然实现了孔孟一再主张、但在晚周时代根本无法实现的什一税制且超过其三倍以上的民富国强目标；汉武帝内兴文教、外逐匈奴，西域开辟，匈奴无处立足，转战欧洲，迫使日耳曼蛮族南下灭亡了西罗马帝国，欧洲陷入千年中世纪黑暗，中华文明及其整个欧亚大陆东部却为此安享太平，沐浴在丝绸之路两岸文明交融的人道光辉之下；此后，唐、宋、明等伟大王朝，必尊儒崇文，兴建文教与整饬吏治合二而一，深受儒家教化的士子精英，上限皇权、下保民生，创造了2200年以上、影响无比深远的、中华文明治理的伟大辉煌！
思想总是文明状态、文明秩序的产物：希腊思想的二元分裂——神人分歧与希腊城邦的分崩离析同步；罗马哈德良大帝所建立的“万神殿”诸神信仰与殖民地体系，终不敌巴勒斯坦地区一种隐秘脱胎于犹太教的新兴宗教——早期天主教的活力和日耳曼蛮族的进攻而灭亡；天主教的神权统治，终不敌世俗国家的强劲崛起，欧洲由于天主教会的千年统治、教皇与各国国王的连年战争，文明被破坏殆尽，启蒙运动就是企图摆脱天主教束缚、主张政教分离的一种世俗化思想，它无力满足人天然的崇拜心理，只能勉为其难地构筑一个“人人平等”的虚妄而有害的乌托邦。
近代早期欧洲文明的残破、落后，今人无法想象：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天主教会实行非人道的宗教蒙昧主义的残暴统治，是欧洲残败、落后的根源。
与此同时，一些城市国家靠航海贸易而发达，世俗国家在封建庄园经济的支持下渐次强大，教会教士集团-世俗国家政权-贵族骑士等世袭阶层-封建领主等“第三等级”各自为政，形成极不稳定的政治分权制衡机制，教会-国王-贵族-领主之间战争不断，直至世俗国王联合世袭贵族与封建领主以及教会中自立门户的新教领袖，四股势力合力击溃天主教会，欧洲迎来“太阳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式的世俗繁荣，伏尔泰巨著《路易十四时代》提出“开明专制”思想，盛赞中国儒家精英民主制值得效法。与卢梭不同，利玛窦、伏尔泰、英国的约翰逊博士等一大批温和的启蒙思想家，都从中国儒家思想、易经天道神秘主义之中，发现了“自然神学”的伟大智慧，都拥护“开明专制”的政治理想。
在英法两国“开明专制”制度下，欧洲文明迅速崛起，对全球殖民地的野蛮扩张、掠夺、摧残供养了欧洲工业革命的成功，工业革命又支撑了欧洲的内外扩张，同时，西方中心主义、西方单一主义也逐渐抬头，“中国热”渐渐消退。
由于没有大一统的政治架构，欧洲列强争霸，英法两国率先成为“世仇”。法国作为欧洲最强大的世俗国家，却难以支撑庞大的海外用兵开支，法王路易十六为了支持北美殖民地独立、与英国争霸，未经“长期国会”同意就征税，触发了法国大革命，欧洲陷入动荡。而乌托邦激进主义思想，以卢梭的《论不平等》与《民约论》为先导，趁动荡混乱之机，在欧洲大行其道。
凡对现状不满者，不管这些“不满”是否合理，都夹杂着怨气，投入了“启蒙-自由主义”的怀抱。启蒙主义高唱“平等”与“人权”，完全不顾人类品行原本千差万别、从来也不平等这一基本历史事实，鼓吹“人人平等”，激起下层民众（城市贫民、农民）和无知大学生的浪漫激情，法国革命造成法国国势一落千丈，非正常死亡人口高达八分之一！
拿破仑率领军人趁机夺取政权，一时间称霸欧洲、侵占多国，原本欢呼“启蒙”的人，开始反思“法国革命”造成的巨大破坏，贝多芬毅然撕去原本题献给拿破仑的《英雄交响曲》扉页；宪政哲学家约瑟夫·德·迈斯特《宪政生成原理》、保守哲学家埃德蒙·博克《法国革命反思录》等伟大学说应运而生，英国在滑铁卢一举打败拿破仑，欧洲获得战略喘息、滋生繁荣之机，罗斯柴尔德家族，则因提前获得滑铁卢战役的战略情报、操纵股市、进行金融投机而一跃成为操纵欧美近代政局的最大金融寡头之一。
自启蒙-实证-自由主义流行以来，欧洲固有社会结构与思想传统（开明贵族主导的议会党团政治、形而上的道神学和形而下的技艺学、科学之间的分歧与互动），被启蒙思想和工业革命瓦解重组，工商技艺一枝独秀，欧洲工业铁蹄横扫全球、践踏世界，各国古老文明罕有招架之功，西方单一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挟持巨大淫威，纳全球于“物质文明”之下，而“物质”被悬拟为“独立主观之外的唯一实存”，人的精神，除了“反映它、适应它”，似别无出路。
如此，人反而被自身的构造物（物质力量、科学定律、随时变异的社会主流价值等）完全捆绑、束缚，成了“异化”的可怜奴隶，卢梭、康德、黑格尔等启蒙大师，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说清楚。
卢梭自相矛盾地认为，“科学与艺术”使“人类整体堕落”，但这个“堕落的人”却能凭着“天赋人权”，可以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完美社会”，革命者可以动用“革命暴力”以迫使那些不愿接受革命者主张的“自由”者，强行获得他们一时还不懂、但终究要喜欢的那个“自由”……这一套混乱而残暴的逻辑，虽然一再遭到伏尔泰、维柯、赫尔德的有力驳斥，却拥有大批拥护者，卢梭激进思想极大地鼓舞、支持了法国大革命等历次“革命”行动、各种残暴的反人类罪行，他被奉为近代鼻祖。
痛定思痛，告别暴力，各国以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为主导，大力推行市场经济改革，英国撒切尔、美国里根、中国的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均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
然而，启蒙-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对“人”的错误预设，虽然解脱了“暴力”的紧身衣，却被另一重“无声的暴力、精神空虚的暴政”所捆绑——
那个默默吸血的怪物、榨干天地万物精华的“片面GDP崇拜”，以不受道德约束、人文协调与生态节制的猖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为锐利武器，层层逼近，日益陷入“硕果累累”、恶贯满盈的濒危境地；与此同时，与历史上的殖民霸权如出一辙，那以抢夺全球有限资源为实质、却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幌子的美国霸权，持续挟裹着“启蒙-自由-实用主义”学术思想的烟雾弹，以留学欧美日归国的全盘西化派为先锋，施放深度“雾霾”于全球精英与大众脑海中，至今仍在分裂着、撕扯着从乌克兰到中东、东亚等广大地区……
然而，劫尽变穷，一阳来复：习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等一系列战略、军事、经济布局，适时解除了中国一系列外交困局；尤其是习主席大力弘扬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强大的民族精神，注入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被主流意识形态“空壳化”的政治宣传与道德说教，鲜明亮出“去美国化”的中华文明主体地位的伟大旗帜，即将开始的、在监管治理体系、金融体系和教育学术体系中，深入肃清“去中国化”的长期错误（渊源于民初“全盘西化运动”，肆虐于1980-2010年代对美欧现代化模式的盲目崇拜），中华文明将在更深入、更彻底、全方位的深度改革与深度开放下，获得真正持久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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