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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 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之四十七——什么是更深的生命?
毛峰
2016年05月31日

(续前)

弗拉克天才地发现了圣奥古斯丁,如何早于笛卡尔等人整整12个世纪,已经强有力地揭示出了“实在”:

由于发现了思维的“我”的确凿性,他(奥古斯丁)就突然发现了存在的某种全新的、深层的量度,这种量度,在通常的意识观中是不易被察觉的——它就是原初的实在,既不能容纳于无垠的空间,甚至也不能容纳于通常意义上的人类心灵……

圣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最先充分清晰而完整地揭示了超世界、超客体的存在的显而易见性。这种存在,不是从外部摆在我们思想的面前,显现给我们思想的沉默消极的“现实”,而是直接地、自为地存在的、自己主动显现的生命。

这是我们自身存在,也是整个实在的首要本质。

换言之,这是超出整个客观现实体系的范围,又作为这一现实的基础的实在。它不是从外部摆在我们面前,而是从内部给予我们,作为我们赖以扎根与生长的土壤。

呈现在我们眼中的所谓客观世界,不过是我们的“眼睛的构造”所建构的、客观世界的幻象——犹如光有七种以上的复杂光谱,而人眼的构造却把光“读取”为透明无色的一样——实证主义、唯物主义、科学主义者却坚信,这种人类感官与主观认识“建构出来”的短暂“幻象”,是唯一的客观实在。

弗兰克称之为“思想图景”、“镜中映像”,犹如“静物画中的水果,根本不能品尝”,而受启蒙主义哲学误导的全人类,自蔽于内外视野的荒芜,或将渴死于真理之泉边:

当我们从外部看待内在经验中实在的自我显露,把它们视为“内心生活的现象”时,便会出现这样的代换:深层的量度,无法形容的真实性与重要性立刻消失了……对内心体验的这种思想探索完全不同于局外人的冷漠观察……鲜活经验以其全部生命力、丰富性、具体性、原生性直接展示于从内部来认识它的思想;……(科学认识)只是从外部认识实在的外围图景或者外露的表层。……这种直接的、原初的自我存在是这样一种实在:人通过它越出“世界”——广义上的整个客观现实——发现一种全新的存在量度,人在这种量度中达到存在的最深层,在自身之中直接拥有实在。……真正的哲学,永远必须依靠活生生的内在经验……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称之为“自我显示的、神秘的东西”,这一自我呈现于每一生命的更深的生命,就是赋予一切存在以良知、意义的根基,即实在。

我在广泛接触当代中国各阶层人士,尤其是中国知识界人士,经年累月地与之耗费时间、精力,又长期指导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的读书、学习、生活时,发现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其最大的思想瓶颈,就是这种“活生生的内在经验”的完全缺失,因而长期陷于贫乏、浅薄、卑鄙、可怜,有的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譬如罗素,依据他在《科学与宗教》中对一切不能数理表达的东西全归之于“宗教这一时代错误”的基本判断,对《逻辑哲学论》所言“必须沉默的、神秘的东西”加以讥嘲,维特根斯坦断然拒绝了罗素的浅薄批评,将其所写《序言》弃之不用。中国人若遭遇这种情势,早缴械投降了。

一般而言,中国知识分子,自幼就接受了“启蒙主义教育”的洗脑,被错误地“植入”了笛卡尔式的“我思”,迫于从幼儿园阿姨老师,到博士生导师、大学校长、教育部官员等逐级上升的“权威人士”的有形或无形的精神压力,绞尽脑汁要让“我思”准确地“符合”我思的对象——客观现实,完全无法察觉这个所谓的“客观现实”,不过是那些“权威人士”为了某些主观的、自私的、虚幻的、常被迫无奈的“客观情境”,而“强行建构起来”的“虚妄假相”而已。

悲剧性的是,当这些知识精英、“著名”学者、专家,或模糊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德国现代哲学家、生命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狄尔泰所深刻揭示的“抽象的见解”(Begreifen)已经深入这些人的骨髓,这些人已经不会以“同情的了解”(Verstehen)来把握事物的内在生命、自由、神秘与美。

这些人要么走向对“现有体制”(又是一个虚妄的抽象、荒谬的启蒙建构物)的偏激反叛,成为无谓的政治冒险的牺牲品;要么堕入颓废无聊的深渊,终日喋喋不休于“自由、人权、平等”等违背历史实际的“乌托邦”,人生毫无积极建树可言;要么堕入庸俗的实用主义或急功近利的事功主义,就像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一样误导业已混乱的社会。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

儒家形而上学坚定而极有分寸地把握了道、天命、神明——作为终极神圣、神秘之物的“不可逆料、不可预测”的高深本质,《易》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就是圣奥古斯丁、弗兰克所言“超世界的实在”的最佳描绘,而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则把奥秘莫测、深广无边的“道体”(天命)落实在“人性”之中,巍然灿然地揭示了“仁爱”——人类秉其天良、善性所建立的、唯一合理的、使天地万物血脉相通、相向奔流的“文明真谛”、“合理生活的真谛”。

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明白告知全球,尤其是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夷狄(近代启蒙主义误导下的西方话语霸权)一贯奉行诸多“二元割裂”的哲学-政治谬误(从柏拉图到笛卡尔),倘无宗教哲学、存在哲学、生命哲学(反启蒙的西方文艺复兴精神、新人文主义精神、存在现象主义)的救弊补偏,其衰亡将势不可挽;华夏文明之正宗(儒家)、正统(从伏羲尧舜一直到当代中国),则必将凭此智慧,挣脱内外混乱,赋予全人类长治久安之道,即活生生的、大一统的、每一瞬间、每一时空之内外、上下,被光明所温暖的、万物相爱的——人的实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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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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