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弗拉克天才地发现了圣奥古斯丁，如何早于笛卡尔等人整整12个世纪，已经强有力地揭示出了“实在”：
由于发现了思维的“我”的确凿性，他（奥古斯丁）就突然发现了存在的某种全新的、深层的量度，这种量度，在通常的意识观中是不易被察觉的——它就是原初的实在，既不能容纳于无垠的空间，甚至也不能容纳于通常意义上的人类心灵……
圣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最先充分清晰而完整地揭示了超世界、超客体的存在的显而易见性。这种存在，不是从外部摆在我们思想的面前，显现给我们思想的沉默消极的“现实”，而是直接地、自为地存在的、自己主动显现的生命。
这是我们自身存在，也是整个实在的首要本质。
换言之，这是超出整个客观现实体系的范围，又作为这一现实的基础的实在。它不是从外部摆在我们面前，而是从内部给予我们，作为我们赖以扎根与生长的土壤。
呈现在我们眼中的所谓客观世界，不过是我们的“眼睛的构造”所建构的、客观世界的幻象——犹如光有七种以上的复杂光谱，而人眼的构造却把光“读取”为透明无色的一样——实证主义、唯物主义、科学主义者却坚信，这种人类感官与主观认识“建构出来”的短暂“幻象”，是唯一的客观实在。
弗兰克称之为“思想图景”、“镜中映像”，犹如“静物画中的水果，根本不能品尝”，而受启蒙主义哲学误导的全人类，自蔽于内外视野的荒芜，或将渴死于真理之泉边：
当我们从外部看待内在经验中实在的自我显露，把它们视为“内心生活的现象”时，便会出现这样的代换：深层的量度，无法形容的真实性与重要性立刻消失了……对内心体验的这种思想探索完全不同于局外人的冷漠观察……鲜活经验以其全部生命力、丰富性、具体性、原生性直接展示于从内部来认识它的思想；……（科学认识）只是从外部认识实在的外围图景或者外露的表层。……这种直接的、原初的自我存在是这样一种实在：人通过它越出“世界”——广义上的整个客观现实——发现一种全新的存在量度，人在这种量度中达到存在的最深层，在自身之中直接拥有实在。……真正的哲学，永远必须依靠活生生的内在经验……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称之为“自我显示的、神秘的东西”，这一自我呈现于每一生命的更深的生命，就是赋予一切存在以良知、意义的根基，即实在。
我在广泛接触当代中国各阶层人士，尤其是中国知识界人士，经年累月地与之耗费时间、精力，又长期指导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的读书、学习、生活时，发现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其最大的思想瓶颈，就是这种“活生生的内在经验”的完全缺失，因而长期陷于贫乏、浅薄、卑鄙、可怜，有的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譬如罗素，依据他在《科学与宗教》中对一切不能数理表达的东西全归之于“宗教这一时代错误”的基本判断，对《逻辑哲学论》所言“必须沉默的、神秘的东西”加以讥嘲，维特根斯坦断然拒绝了罗素的浅薄批评，将其所写《序言》弃之不用。中国人若遭遇这种情势，早缴械投降了。
一般而言，中国知识分子，自幼就接受了“启蒙主义教育”的洗脑，被错误地“植入”了笛卡尔式的“我思”，迫于从幼儿园阿姨老师，到博士生导师、大学校长、教育部官员等逐级上升的“权威人士”的有形或无形的精神压力，绞尽脑汁要让“我思”准确地“符合”我思的对象——客观现实，完全无法察觉这个所谓的“客观现实”，不过是那些“权威人士”为了某些主观的、自私的、虚幻的、常被迫无奈的“客观情境”，而“强行建构起来”的“虚妄假相”而已。
悲剧性的是，当这些知识精英、“著名”学者、专家，或模糊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德国现代哲学家、生命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狄尔泰所深刻揭示的“抽象的见解”（Begreifen）已经深入这些人的骨髓，这些人已经不会以“同情的了解”（Verstehen）来把握事物的内在生命、自由、神秘与美。
这些人要么走向对“现有体制”（又是一个虚妄的抽象、荒谬的启蒙建构物）的偏激反叛，成为无谓的政治冒险的牺牲品；要么堕入颓废无聊的深渊，终日喋喋不休于“自由、人权、平等”等违背历史实际的“乌托邦”，人生毫无积极建树可言；要么堕入庸俗的实用主义或急功近利的事功主义，就像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一样误导业已混乱的社会。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
儒家形而上学坚定而极有分寸地把握了道、天命、神明——作为终极神圣、神秘之物的“不可逆料、不可预测”的高深本质，《易》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就是圣奥古斯丁、弗兰克所言“超世界的实在”的最佳描绘，而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则把奥秘莫测、深广无边的“道体”（天命）落实在“人性”之中，巍然灿然地揭示了“仁爱”——人类秉其天良、善性所建立的、唯一合理的、使天地万物血脉相通、相向奔流的“文明真谛”、“合理生活的真谛”。
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明白告知全球，尤其是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夷狄（近代启蒙主义误导下的西方话语霸权）一贯奉行诸多“二元割裂”的哲学-政治谬误（从柏拉图到笛卡尔），倘无宗教哲学、存在哲学、生命哲学（反启蒙的西方文艺复兴精神、新人文主义精神、存在现象主义）的救弊补偏，其衰亡将势不可挽；华夏文明之正宗（儒家）、正统（从伏羲尧舜一直到当代中国），则必将凭此智慧，挣脱内外混乱，赋予全人类长治久安之道，即活生生的、大一统的、每一瞬间、每一时空之内外、上下，被光明所温暖的、万物相爱的——人的实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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