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命运究竟是什么？

难道我们真是朝生暮死的蜉蝣存在？

整个人类，纠结在一起，又为了什么？

所有这些深沉的思考，构成历史哲学。

围绕全人类纷繁复杂的历史活动，一如每个人点点滴滴的生命活动，必有一个超乎其上、而又寓于其中的本源、特质、意义，揭示这些本源、特质、意义的思想，即历史哲学，又称“历史思想”。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圣人的思想必时时被这一终极问题（“道”）所困扰，他才会发出如此决绝的言辞——在某个清澈的早晨，倘若我闻听、洞悉了“道”究竟何在，即使代价是在夕阳西下的一派绯红中，我安然离去，也是值得（“可矣！”）的！

孔子一生奋进不息，就是要向自己、向全人类揭示这一真理，直到他在万物生死相依的深情处，发现了一种温柔恻怛的情感关系，即“仁”，他才稍稍驻足，在这一支撑全人类的支撑点上，反复注力，在晚周乱世中，不惜颠沛流离，向昏乱的社会，揭示这一根本之“道”、传播这一根本之“道”。

然而，无明的势力一旦纠结，就无比强大，他晚年在孤独寂寞之中，著成《易传》、《春秋》，即以玲珑剔透的澈悟、以广大自由之道，把握万象奔流、世变纷纭，遂垂为精神之不朽、万世之宏纲。他忧郁的眼睛，注视川逝的流水，发出深沉的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那万千奔流的“逝者”背后，巍然、井然、灿然而浩浩不息的“不舍”者，又是什么呢？惠特曼在《草叶集》中，吟咏着：“青年赤裸的胸脯上生长出的柔软的芳草、一切坟墓侧畔永生的秀发、那穿透一切现象的唯一现象，又是什么呢？”如此言说，如此思考，困难在于人世的局限——纷纭万象，不假思索、不待言谈，便一泻千里，又如何思之、议之？

人类存在了近万年，思出了什么？议出了什么？马可·奥勒留曾言：“人世如客船。很多人上船、下船，就此消失……”如是，那些来去无踪的人生，有何意义？那始终摇摆、漂泊的“人世之船”，又因何存在？这一切，岂不沦为宇宙间最残忍的儿戏？

这百年之生，这万年之群，又能言说什么？

圣奥古斯丁言：“每当我思考生命，我都无语而泪流……”怎样巨大的空虚，默然轰鸣着，盘旋在人世之上！

如高悬在一切感受与思维之上的利剑！

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更呈现出空前的“荒诞”与残忍：由于人类技术驾驭自然环境的能力空前增长，人类的灾难也伴随而涨，迄今不可遏制。

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界首要的哲学智慧，之所以聚焦于历史哲学领域，主要源于这样一种荒诞绝伦的历史情境：近代早期，作为哲学主流之一的启蒙主义思想，在实验科学以外的所有社会人文领域，全遭遇到不能深刻的惨败。

从法国革命到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恐怖主义的泛滥，种种横加于普遍人性、历史、生态上的浩劫、摧残、破坏与灭绝，让全球社会日益清晰地目睹了、洞察了一个“完全失败的社会变革方案”（启蒙主义改造方案）的破产，其罪恶企图，即以一个独断而虚幻的、草菅人命的意志，将过往人类文明长期累积而成的一切社会-生态成果，予以废墟化、荒漠化、非人化。

启蒙主义以弥天大谎的神话形式，统治一切器物、制度和精神产品，任何对此表示异议的思想，都被宣判为“前现代的、不入流的、被淘汰的、注定要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都被打入“现代思想”的冷宫。

反复自我吹嘘“理性自律”的启蒙思想，最终以“非理性”的异化面目出现，卡尔·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这一巨大的“异化”；黑格尔却为此巧辩，说是什么正反合的“辩证法”；更粗俗的乐观主义者一再宣称“这是必要的阵痛”，全然不顾的是，万千“怪胎”，以两百年的工业污染（“阵痛”之一），以全球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以每年数千万的、难以善终的残病人口、数百万残疾儿童的不断出生、惨遭遗弃为代价，装点着现代文明的钢铁大厦。

这可怕的“阵痛”哺育了怎样的怪胎？

蒙田、维柯、赫尔德、迈斯特、爱德蒙·伯克、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汤因比、罗马俱乐部的诸多科学家们，一再发出醒世的警告：“人类历史走向了错误的方向！”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colas Berdyaev，1874-1948年）就是敢于直面“人的命运”，以伟大卓绝、孤寂而荣耀的哲学努力“直面全人类文明困境的思想家”之一。作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最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思想家，他的哲学，以理论体系庞大、思想精深宏富而享誉世界。他一生共发表有43部著作、500多篇文章，他自称，其全部著作的总标题，是“《人的命运》”。

1874年3月6日，他生于基辅。他的家庭，属于俄国的开明贵族阶层，受到西方文化较大的影响。这使他从小就怀有贵族的孤傲，又全身心地追求自由。1894年，别尔嘉耶夫考入基辅的圣弗拉基米尔大学自然学系，一年之后，转入法律学系。1898年，他因参加左派学运而遭到逮捕，并被学校开除。在审讯期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和第一本书，1901年，他被判流放沃洛格3年。1904年，别尔嘉耶夫来到彼得堡，参加《新路》杂志的编辑工作。不久后，他和布尔加科夫等人又一起创办了《生活问题》杂志。1911年，别尔嘉耶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自由的哲学》。十月革命以后，别尔嘉耶夫创建了“自由精神文化学院”，在高级研讨班上讲授自己的理论，并一度担任莫斯科大学历史和哲学系的教授。1922年，他两度被捕，因坚持己见，被驱逐出境。别尔嘉耶夫开始了长达26年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先在德国柏林居住，后定居于法国郊区的克莱芒。为了坚守自己的哲学观点与道德立场，他最终被迫客死他乡。

在侨居国外期间，别尔嘉耶夫写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伟大哲学著作，这些著作为他获得了巨大声誉，使他跻身于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哲学家的行列，他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预言家之一”。1947年，别尔嘉耶夫以充足的实力，击败同被提名的候选人、著名神学家卡尔·巴特和著名哲学家雅克·马里坦，被英国剑桥大学授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这也是别尔嘉耶夫一生中获得的唯一的正式学位。

《历史的意义》是别尔嘉耶夫的历史哲学代表作。

1919-1920年间，他在莫斯科精神文化研究院开办系列讲座，这些讲座笔记，经本人增补、完善，结集出版后，被译成各国文字，引起广泛关注与赞誉。

峰按：人类各种“权威知识”的不可靠，中外一概，俯拾皆是：譬如，有关“存在主义”，依据那个可疑的“一般认为”，作为现代哲学的重要流派——存在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和法国哲学家萨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教授瓦尔特·考夫曼在专著《存在主义》中开列专章予以论述的西方作家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齐克果）、尼采、里尔克、卡夫卡、雅斯贝尔斯（雅斯培）、海德格尔、萨特、卡缪。其中，以哲学写作为主的，只有尼采、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四家而已。

这个“一般认为”或“权威知识”，严重忽视了影响巨大而深远的“俄罗斯存在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而且，更不幸的是，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谢尔盖·布尔加科夫、舍斯托夫、索洛维耶夫、谢苗·弗兰克（此前《清风庐》与我在中国日报中文网《天下专栏》里曾专文讨论其思想）等全球范围内的大哲学家，都被这些“一般认为”的“权威意见”（实则错谬百出，却自封为权威，用以压制不同意见）错误地归入“宗教哲学家”一类中，远离了英美、欧陆哲学界及其主宰下的中国哲学界、知识界的思想视野。

根据这些错谬的“权威意见”，似乎上述俄罗斯哲学大师，仅仅论述“宗教问题”而与当代“世俗化、碎片化生存”的大众读者、知识精英们“关系不大”。如此错误、荒谬的分类与粗率“命名”，再加上当代全球尤其是中国，正经历着全球最大规模、最激烈程度的“世俗化生存”的社会实验，这些产生巨大影响的哲学体系的伟大建树者，被人为“隔绝”在全球哲学思想的潮流之外，受到冷落、忽视、曲解。

直至2008-2016年前后，美国、欧洲金融寡头蓄意发动的金融风暴、经济危机不断横扫全球各主要经济社会体、全球生态崩溃与社会动荡不断加剧，人们逐渐警觉于西方启蒙主义误导下的全球化实则“西方化”社会模式的深刻弊病，俄罗斯、中国等深深扎根东方大国文明传统的哲学家对“西方化”诸多流弊的全面反思，才逐渐引起注意，上述哲学大师的学术思想，与我所谓的“民国七贤”的伟大智慧一道，构成21世纪文明新生的重要精神资源与道德源泉。

别尔嘉耶夫以深刻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与预见力，在1919-1920年的莫斯科的冬天，清晰揭示了“历史哲学问题”在历史上和20世纪中的凸显：

世界历史上特定时刻里特别剧烈的历史灾难和骤变，总会引起历史哲学领域的普遍思考……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后，人类思想也转向了历史哲学领域的理论，试图弄清历史进程。历史哲学在约瑟夫·德·迈斯特……的世界观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我想，无可争辩的是，不仅俄罗斯，而且全欧洲和全世界都正在进入一个悲惨的发展时期……这种节奏只能称作最危险的节奏——火山的根基原来是在历史的底层土壤中，一切都动摇了，我们得到的是“历史”极紧凑、极剧烈的变动印象……

别尔嘉耶夫置身于欧洲剧烈惨酷的历史变动之中：法国大革命造成法国人口八分之一的无辜惨死，紧随其后的拿破仑战争，造成全欧洲的大动荡、大流血；正是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激发约瑟夫·德·迈斯特写出《主权之研究》、《宪政生成原理》等辉煌巨著和爱德蒙·伯克《法国革命反思录》对法国革命的全面批判与否定性评价；伴随维也纳会议对拿破仑战争与动荡的不彻底消毒，欧洲工业主义扩张，激起三大冲突：1，资本对国内劳工的剥削，激发劳资对立和左派乌托邦激进主义政治实践；2，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爆发了空前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3，西方列强对非西方国家的大举入侵、剥削，激发各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激进主义的政治运动。

三大冲突的思想根源，都是被维柯、赫尔德等人文思想大师一再批驳的、幼稚而偏狭的启蒙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所标榜的、不切合历史与人性实际的政治幻想，伴随每一个被工业化浪潮，卷入城市工厂、被迫生活在贫民窟、地下室的青年农民的求生欲望中，一再喷发激烈冲突与破坏的毒焰，直至动荡、战争等惊天狂流，把这些无辜的青年民工、工人、幼稚学生彻底吞噬……

人们不禁深思——近代历史，何以如此荒诞、残暴？

那些无辜者的鲜血为什么一次次白流？

世界的过往与未来是什么？

人类的长治久安之大道，究竟在哪里？

作为这一切历史动荡的亲历者、深入观察与思考者， 痛定思痛，别尔嘉耶夫在凄凉颠沛的流亡生涯中，写出了全面反思人类精神、历史哲学的一系列巨著，仅专著即达43部之多，堪称“但丁式的伟大流亡英雄”！

他在《历史的意义》开篇设问：

什么是“历史的东西”？……业已确立的历史基础开始从根本上动摇，历史运动、历史灾难和历史激变层出不穷，尽管节奏快慢不同，但井然有序的基调和完整生活的协调已不复存在。于是，二元性和分化开始了：认识主体并不感到自身直接和完整地存在于历史客体中……主客之间断裂了，反射之主体脱离出他直接所在的生活，与这内在生活，即“历史的东西”相脱离。……

别尔嘉耶夫揭示了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生活的“井然有序”和“完整协调”特质，这一特质的获得，根源于人将自身纳入宇宙天地大一统的生命秩序之中，他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水乳交融、协调一致，他处于存在哲学所谓的“在家状态”。

伴随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人的命运出现了根本逆转。

他被从宇宙自然秩序和社会人文绵延中“连根拔起”，抛入大城市的机器生产和贫民窟中，每日如牲口一样，被八小时工作制驱赶着、催逼着，疲于奔命于工作场所之间；与此同时，启蒙主义以伪善的仁慈，在其兴办的各种慈善机构——从工人识字学校、医院、收容所、感化院，一直到以训练“人力资源”为唯一目标的各级学校、大学、研究院中，不断悄声鼓励着：“这就是你的专业、你的职责、你的幸福……你必须如此，痛苦是暂时的，光明在前头……别理睬叔本华、尼采等等那些狂人、怪人，他们早晚被送入疯人院……”

那些扛着行李卷、傻傻地步入城市的乡村年轻人，带着广大乡村的泥土，炫目于大城市的五光十色，在这些娓娓道来的“体制自我证明、自我实现的启蒙神话、各种近代制度与传媒嗡嗡织成的骗人低语”的催眠下，心甘情愿地“驯服”下来，听命于工头、承包商、校长、主管们的指派，穿上工作制服和各色校服，埋头于学习大机器生产的各项流程，成了查理·卓别林在《摩登时代》开始时描绘的、被驱赶进入牲口栏中的熟练工人、文职人员、教书匠，成为继续重申那些“体制的神话与低语”的帮凶。

别尔加耶夫以贤哲的睿敏，揭示了“认识主体”（人）与认识客体（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二元分裂”：人被驱赶出“历史”之外，不复能左右自身，更无从过他曾经拥有的生活，那乡村牧童、那嬉戏的少年、那清澈河流中浸满赤裸身躯的耀眼青春，那从高山巨川上，腾空跃出的亮丽激情……

一切内在生活（历史的东西，即值得为之生活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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