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性批判的重量级人物，卡尔·马克思也深刻揭示了这现代性的“荒诞的一切”之诸异化现象：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鄙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使人的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这一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的异化过程，体现为统治集团一旦采用大机器生产，同样的二元分裂和人格异化就会立即重复出现，且变本加厉：一切“启蒙化”的最后结果，是实施者与被实施者，同时落入“启蒙的钢铁圈套”之中——要么是资本势力主导的贫富分化、权力腐败；要么是“平等主义激进乌托邦”主导下的效率低下、普遍贫困与剥夺自由；每一种出路都是对人性的损害。

认清这一“历史的东西”不可抗拒，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群体的拯救，追寻个人的反抗与自由。个人的反抗与自由，必须挣脱“启蒙体制的话语催眠”，即那个无形的、阴险的、随时在耳边低语的“体制神话与嗡嗡聒噪”。

辨认这一启蒙主义近代制度的凶险意志，只需打开任何一张“表格”，就能立即看出来。这些“表格”摆出一副“绩效主义”的冷漠嘴脸：“你的姓名、年龄、职业、职称、行政级别、绩效成果……”

多少人的一生，就是奴隶般匍匐在这些表格之下，献出了青春、热血、健康、幸福，乃至受尽这些无人性的表格的盘剥、摧残，生命完全干枯、贫瘠、卑俗、无耻！

直面这些表格，你唯一需要做的，是站稳脚跟，对这张“表格”嬉笑怒骂以待之。

你应当伸出中指，做出亵渎的表情!

因为“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早就批判过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你为什么还要把它奉为圣旨、向它膜拜呢！

记得高中毕业、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我就面对这样一张邪恶的“表格”，上面两栏：“你的大学专业，只选两项——什么专业或什么专业……”

我面对这些表格，生命一片空白：从小到大，我规规矩矩地努力作父母、老师耳提面命的“好孩子”和“好学生”，整天昏天黑地上学、演算那些我一生完全用不着的几何、代数、微积分……，以便被那些鸟重点大学录取。

当这些大学把一张空白表格，塞到我面前，我头脑一片空白——什么专业？专业是什么鸟东西？这里哪有什么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每天让我们反复划分的“段落大意”与“中心思想”呢？更没有化学元素表！

可这个鸟表格、鸟专业，就将决定我的一生！

我完全不知所措：“该填什么呢？”

我自以为“比较有把握的”是第一栏，遂填了“中文”。事后证明，这一抉择也是荒唐的——当我终于执教某大学中文系（后改称文学院），我发现，这些鸟中文系，还是中学语文课那套反复划分、归纳“段落大意”与“中心思想”的僵化“升级版”——中文系系主任非常自豪地反复宣称：“我们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只培养有关文学写作的理论专家（文艺学家）和批评专家（文学研究家）！”

这就如阳痿者，要对性事活动的热烈，品评一番！

接下来，还有更致命的“必填”一栏，这一空白，以凶险的“必填”指令，置我生命的每一滴血、每一丝深情于不顾，它命令道：“必须填！不得掠过！”

我战战兢兢、颤颤巍巍地拿起笔，在咨询了“无所不通的班主任老师”之后——在学校高考填报志愿的当天，一个17岁的懵懂孩子，必须马上填表上交，以决定“一生”，连回家一趟、与父母稍稍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一切启蒙制度都有这种致人死命的匆忙——我在头脑空白的情况下，听从班主任“法律有用”的谆谆劝诱，昏昏然填上了——“法律！”

那非人的启蒙教育制度，在我成功地逃脱了从初一到高一的那些荒谬绝伦的物理、化学等烂理科科目之后，在我高二时付出全部精力、反复演算邪恶无用的“数学必考题”之后，此刻悄无声息地，再度把我俘获，驱赶着我进入它的“学科专业的畜栏”，我收到了某大学法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

拜天所赐，幸福，悠然降临到天津市和平区营口道一处繁茂无比的、紫白相间的、灿烂怒放的蔷薇丛，我在此花丛中，突然停住脚步，梦醒道：“我为什么要报考法律学的研究生？在遭受法学系的四年折磨之后！我要去学中文，了我宿愿！”

天上的神明呼应了我的心声，悲悯了我的惨痛处境，让天使翱翔在我四周——我赢得了两位慈母般的导师（南开大学的陈淑珍和李丽中教授），终于跨入“中文”的门槛！

一旦进入文学院，我立即把那些自误误人的语言理论、文学理论、文学研究等无谓害人的“劳什子”，尽可能地抛在脑后，一头扑入东西方伟大智慧的心脏——先秦诸子、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贤哲的伟大著作之中——直到读博士期间，我是唯一没有选修《文心雕龙》或《人间词话》课的博士生，因为我已然掌握了维特根斯坦“语言即用法”和海德格尔“诗是置放于作品中的真理”这一语言哲学、生命现象哲学的伟大真谛！

凭借《论语》，我知道了先师孔子，把灿烂的中国学问、巍峨的道德文章，赋予高足子游、子夏，谓之“文学”，即古往今来一切文献记载、典章制度、文明智慧之学，全称为“文学”，也就是那呼应“我生命的每一滴血、每一丝深情”的宇宙韵律与和谐。子夏被魏文侯、魏武侯父子两代尊为“国师”，儒家垂数千年国魂于汉唐明清，傲立不倒，以迄今日。

为了完整人生，你要敢于反抗！

为了滴滴热血，你要挺拔不屈！

每个人生，都与他所在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他内心渴望着的“某种东西”——活生生的东西，紧密交织在一起。

这某种博大深邃的、仿佛扎根于他内心深处的、刀砍不去、火烧不尽的东西，使他的心灵，与某种事物，发生“非此不可的生命关系”，他的心灵，产生对某种“存在”的一见如故之感，那种不可名状的事物，别尔嘉耶夫谓之“将主体深深带入客体之中”的东西，使自身与事物之间紧密交织、血肉难分，此即克罗齐所谓“活的历史”，这是在“历史科学”（人文学科）所强调的“死的材料”里无缘认识的：

……这一时期（启蒙时期）出现了历史科学，甚至出现了一般文化观上的历史主义。……历史科学所特有的历史主义，往往远离“历史的东西”的奥秘，无法接近后者，丧失了与“历史的东西”相通的所有能力。历史主义不去认识和了解“历史的东西”而且还否定它。要想着手“历史的东西”的内在奥秘（在井然有序的完整时代，尽管人直接生活在这一奥秘中，却不认识和反射它），要想思考“历史的东西”的意义，必须穿透主客矛盾，以崭新的方式穿透二元性奥秘，进入“历史的东西”的奥秘。必须回到历史生活的奥秘及其内涵，即历史的内在
灵魂，以便思考其意义，建立真正的历史哲学。……当人类经历了某种生命攸关的历史制度及和谐生活的毁灭过程，经历了分裂和二元性
分化的时刻，才可能把历史中的两种时刻——直接存在，和与之的分化——加以比较和对照……二元性和反射的第二时期虽然产生了历史认识，使历史哲学得以建立，但这一时期还不够深刻，还缺乏认清历史奥秘的能力，这一点是它永远的不幸。

别尔嘉耶夫清晰地勾勒了人类作为历史认识的主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精神成长：1，黎明成长期，人与大自然、自身生命的奥秘，尚处于浑然不觉但却井然有序、和谐一致的大一统境界中；2，启蒙堕落期，人与浑然一体的历史本源、生命进程、内在精神、意义、灵魂（即“历史的东西”）被彻底分裂、脱节、崩解，人不复归属于历史生命，成了历史的终审“审判官”，同时伴随历史科学出现的，是碎片化的考证、考据、考古研究等所谓历史主义态度，这是其“永远的不幸”；3，历史哲学反思期，即以新的哲学方式，打破主客分裂、对立、碎片化的启蒙独断思维，重建人与历史、与自然、与神明等一切奥秘的沟通、互动、合一，即大一统生命融通关系。

具体到自身的成长经历，恰如同海德格尔形容自己与荷尔德林的关系是“非此不可”的关系一样，每个人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非此不可”的关系，即直面生命本相、甘愿为此付出一生劳作、热血乃至生命的东西。

这才是一个人，也是全人类的“活的东西”。

欢迎关注毛峰微信公众号“清风庐”：houseofwi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