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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之五十二——历史的本源与根基:别尔嘉耶夫的历史哲学(下)
毛峰
2016年06月02日

别尔嘉耶夫所谓“历史的东西”,乃是指,人类历史性存在、历史活动的超越性本源,人的神秘莫测的历史命运。亦即,赋予人类秉有天然“良知”、道德理性与“光明”意志的奥秘之源,那神秘莫测的超越性的本源。

通俗而言,当人干坏事时,人天然地、内心无声地告知自己道:“这是不对的……我为什么要干……坏事呢?”

这是人类全部历史运动的最内在的信念,一切人类活动的大生命、大理据,亦即孔子所谓“道”、“天命”、“与命与仁”之所指,亦即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天命”。别尔嘉耶夫精确论述了启蒙主义“反历史”、“反人道”的黑暗性:

“启蒙”时代在每个民族的生活中乃是这样一个时代:人所固有的自信的理智,把自己看得比存在的奥秘、生活的奥秘还要高,比那些生成整个人类文化和世界各民族生活的诸神之奥秘还要高(上述文化和生活像从自己的根里那样,从诸神的奥秘中生成)。……试图用渺小的人类理性评判世界奥秘和人类历史的奥秘,是这一时代的特点。……

因此,18世纪的启蒙时代曾是一个深刻的反历史时代,虽然在18世纪产生了“历史哲学”这一术语(最早由伏尔泰使用)……惟有19世纪初以反对18世纪启蒙运动为目的的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反动,才在历史哲学中获得普遍承认,使我们第一次接近历史奥秘……

启蒙的理性企图充当井然有序的历史理性的评判者,但事实上,更高层次的理性……应当包括人的原始智慧,接近存在的第一感觉,即生活的第一感觉。这些感觉最早产生于人类历史初期,甚至前历史时期,用所有民族原始阶段的万物有灵论理解世界。

这种原始时代固有的智慧,随后透过整个历史内在的、神秘的、深刻的生活,透过基督教的产生,透过中世纪,直至当代。只有这种理性,能够理解每个时代所固有的内在光明……

启蒙理性因其盲目地自我肯定、自我满足,不仅把整个人类的东西划归自己统辖,还把超人类的东西也划归自己统辖,这使它受到内在的惩罚。

准此可知,启蒙主义、包括实证主义的历史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实用主义、包括当代各国政府不惜损害百姓与环境、拼命争夺、甚至兵戎相见的GDP至上主义、技术主义、效能主义等,我称之为“启蒙独断思维”,造成了对人类文明历史与人类生命力的巨大破坏:

1,主客分裂。人类受启蒙主义误导,认为“主体”(人)高于“客体”(自然),人类有权宰制、奴役自然,有权从大自然生命中无偿索取一切资源,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逆转,自然由慈爱的母亲,变成了卑微的奴仆,随时供人类意志盘剥、摧残、毁灭;

2,卑鄙野蛮的法权意识。启蒙主义赋予个人以卑鄙野蛮的法权意识,即唯人有权宰制一切,有权判定什么是“人道”什么是“非人道”,这个喜怒无常的“人”(有时是拥有巨大权势的个体,有时是乌合之众,有时是强大主流意见支配下的大多数人群)高于一切、指挥调动一切,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稍有异议,就会被贴上“不入流、不人道”的标签,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直至被驱逐、消灭,一如孔子、孟子被判为“迂阔”、被讥笑为“丧家犬”而无奈流亡;一如弗兰克、别尔嘉耶夫被当局判为“反动”而被迫终身流亡,虚妄的“历史意志”不断实施诸如此类的暴政;

3,古今分裂。启蒙主义不顾历史事实,判定在它出现以前的一切人类史,都是“蒙昧的、黑暗的、野蛮的、落后的、封建的、专制的、僵化的、不人道的”,一万年的文明史,苦苦盼望着唯一的救主——启蒙主义出现,它可以一举“解放全人类”,人们完全不清楚,这一“弥赛亚”究竟何时出现,用何方法,既然以往全部历史都是“僵化、停滞的”,它又如何获得了这高超的“免疫力”,能把全人类这些万年之久的“迷途羔羊”赶入至福千年的美妙“羊圈”呢……

别尔嘉耶夫以锐利、深入的思想锋芒,强有力地揭示了启蒙主义的两大思想传人、势力非常浩大的“历史科学主义”以及“经济(机械)唯物主义”的流弊:

在启蒙理性的胜利号角中诞生了一种科学,它将认识主体与被认识的历史客体对立起来,且成绩斐然:它得以成功地搜集、积累很多东西,分门别类地加以认识,然而,这一切,在认识“历史的东西”最深刻的方面却深感无力……在18世纪人们坚信诸如宗教是由祭司们杜撰出来欺骗人民的说法……基督教世界中的一切,都构筑在圣传上,构筑在传说的神圣继承上。历史(学)的批判率先破坏了它……圣传一旦被否定,圣经也必然被否定……这种历史批判对于说明宗教现象之奥秘是绝对无能为力的。它围绕着基督教产生的奥秘反复兜圈子,却始终认识不了它。……曾被吸收进传说、曾吸收主体加入客体的那种主要奥秘消逝了,留下的仅仅是已经死去的历史材料。……不仅教会圣传,一切历史的圣传、文化的圣传,即神圣的内在传统(都如此)。只有当认识主体与内在生活不分离,认识主体才能开始着手研究生活的内在本质……

历史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历史科学研究,自诩为全部历史的终审法官,对一切历史传说、宗教传说,进行全面质疑和否定,实际上是把哺育、教养全人类的道德、精神、文明传统一笔勾销,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的“新史学”、章太炎的“国故说”、“订孔说”、胡适、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等等,都是把全民族的“圣传”连同全人类赖以建立文明生活的精神信仰,一笔抹煞了。

历史科学主义摧毁了人类内在的生命精神,这一巨大的道德空白,恰好被经济(机械)唯物主义来填充:

历史哲学领域最有趣的派别之一是经济唯物主义……它彻底地不间断地揭穿和扼杀着历史上所有神圣事物和传说……怀疑一切传说、一切圣书的历史继承性,以革命的极端形式最彻底地反对一切“历史的东西”。经济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历史过程最终表现为精神的消失。灵魂的内在神秘和内在的奥秘生活无论何处都不会再有。对神圣事物的怀疑引发一种观点,即物质的生产过程乃是历史过程的唯一真实,……整个宗教生活、精神文化、艺术、全部人类生活,都只是反映、映像,而不是真正的现实。……

机械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把人类复杂纷繁的历史运动,简单归结为“物质生产”,却根本忽视了——人类正是为了某个特定的道德目标和精神价值,才去从事“物质生产”,这一根本性的颠倒,彻底消除了历史的精神价值:按照经济(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的主要奥秘就是物质生产的奥秘,是人类生产力的增长。由此,启蒙时代业已开始的批判性破坏工作,得以贯彻到底……

再往前已无路可走,经济唯物主义清醒地发现,在这条路上,不可能获得有关内在命运、民族精神生活的奥秘,不能认识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命运,作为一个问题,被简单地否定了,它被认为是一个由可知的经济条件产生的不切实际的问题。……

经济唯物主义认为,具有一种启蒙的和施行教育的理性……所有事物都是它们的假象和幻想,这些假象和幻想,都是如理性本身那样的经济过程的反映。……它揭示的不是历史过程的奥秘,而是奥秘的反面,即人类历史命运的极度虚假和人类历史可怕的无聊,是人类精神的非存在,即整个人类精神生活——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人类创造的非存在……。

别尔嘉耶夫还深入揭示出各种“启蒙主义-实证学科”的根本流弊,即无力直面人的命运、人的存在、人为了某种精神生命而挣扎、奋斗、自强不息的“真历史”,历史科学的琐碎考证、机械唯物主义的荒唐说教,使人类的历史认知,碎片化为一片无精神根基的“历史流沙”:

历史认识和历史哲学……是对极具体、极独特的客体——不可分解为任何物质或精神的客体的认识。绝不能把“历史的东西”看成是生理学、地理学或其他什么物质秩序的现实。……承认历史传说、历史传统和历史继承性对于认清这种特殊的“历史的东西”是极有意义的。

历史直面永恒的个别:只有神秘自在的事物,没有关于这个事物那些污七八糟的思想、理论:历史传说范畴以外的历史思维是不可能的。承认传统等于承认某种先在之物——即某种绝对,此外仅仅是碎片而已。……那种过程,不可避免地使历史现实变得零散,将历史变成流沙。……历史只与具体事物发生关系。社会学与这样一些概念打交道,诸如阶级、社会集团,这些概念属于抽象范畴。社会集团、阶级都是被思考出来的学说,实际上并不存在。连……康德……柏拉图也未能揭示个别的东西。……

历史哲学把人……放在极大的圆满和极大的具体性中来把握。与此相比,其他考察人的方法都是抽象的。……人的命运乃是一切宇宙力量作用的总和。这一宇宙力量的总合,生成高级序列的精神现实,即历史现实。这是具体的、高级的精神现实。虽说物质力量和经济因素也对世界发生巨大影响,但物质因素本身也具有深刻的精神基础,说到底,它是一种精神力量。

人是万物的精神枢纽,是一切物质力量、经济因素发挥作用与能量、确定其效能与方向的最核心的主导要素,是第一性的决定力量。“新新史学”代表人物郭沫若等人,为了削足适履地照搬硬套,就硬说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后来随着评价的变化,又改成“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还硬说杜甫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而李白则具有“什么阶级的先进意识”,诸如此类,令人啼笑皆非,至今却仍然以“历史科学”的碎片化考证形式,残存在官方史学界,成为中国历史意识进步的最大障碍。

人类赖以建立文明生活的精神信仰(宗教信仰、人文信仰,形态各异)和道德传统(从围绕《十三经》建立的道德训诲系统、围绕《圣经》建立的犹太教、基督教训诲系统,到《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等“异教圣传”,一直到每一代父母、师长,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不断用以训诲的神话、传说、故事、历史事迹……)的所有生命活动,缔造了真实的历史。

历史就是人类的精神构造物。

人类永恒葆有的伟大历史智慧,也是暗中护持了人类整体与人类个体的力量,即不受任何独断、野蛮、残暴的权势集团及其虚妄意识形态的误导、毒害,拒绝接受统治集团用尽一切欺瞒手段、处处挑起人类彼此残杀、从而自我毁灭的伟大智慧,其本源、形态有三:

1,宗教智慧。人类承认自身局限,保守宗教传统的伟大教诲,诸如“不可杀戮、不可偷盗”等等,以佛陀、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等先知教诲为表率;

2,道德智慧,人类感恩于祖先、父母、师长、朋友、社群、祖国、文明传统之所赐,返本报始、回馈仁爱,将个人生活与社群生活融为一体,以孔子教诲为表率;

3,人文智慧。历代圣贤、仁人志士,以青春、鲜血和生命,浇灌了经史子集、西方经典之花,教给人类“元亨利贞、保和太和”之道,即以广大自由、因势利导的方法,驾驭自身情欲,获得人生幸福、国家太平的智慧,这其中,孔孟诸子、儒释道诸教、两司马之史学、民国七贤之学、但丁与别尔嘉耶夫等贤哲的“新神学”、维柯与赫尔德等贤哲的“新哲学”,堪称21世纪诺亚方舟中的伟大舵手,足以引领全人类冲出生态-社会-人文崩溃的危机,航向天地人神荟萃一堂、全球生态-社会-人文大协调的彩虹之岸。

《尚书》曰:“正德、利用、厚生”,以宗教、道德、人文三大智慧,端正全人类的道德良知,是谓“正德”;在学术思想、社会机制上,清洗启蒙主义以来诸多“工具理性”的巨大流弊,同时保持、发展西方实验科学、工商科技之器物功能,是谓“利用”,以满足全球民生之所需;在精神文化、传承制度、文明传播秩序与机制上,不断丰厚人类的精神教养、道德生活与审美境界,使人秉持“温柔敦厚”的儒家《六教》风雅之美,戒除粗鄙野蛮之风,是谓“厚生”。

中国人的伟大历史智慧,在不朽经典《尚书》中加以奠立,中经孔子、司马迁、司马光等历代圣贤不断重申、完善,巍然灿然铸造了“中国灵魂”。历代史官,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把历史真相记录、整理、完备,载入《二十四史》正史宗传,永垂镜鉴;历代仁人志士,为此赴汤蹈火,谱写出一代代《满江红》、《正气歌》,所谓“青史”与“青山”构成中华永固的两极——祖宗精神遗产(经史子集)和祖宗自然遗产(大好河山)交相辉映、相互支撑、缺一不可!

忆往昔,尧舜禹以《尚书》“三大事”(正德、利用、厚生,古典宪政三原则)推进一切文明事业,使天下“六府”(金木水火土谷六大府库)发达、富庶、繁盛,成就了被近代历史科学主义、疑古学派鲁莽怀疑、卑鄙否定的“大禹治水事业”等文治武功,中华民族从“大洪水”中焕然新生、更加兴旺,更加紧密团结,四方辐辏于中央,所谓“禹贡九州”制,即中华大一统宪政框架下,中央与地方分权制衡、统一赋税、军事拱卫、文教兴盛之制度体系,史称“声教洋溢乎四海”(文治武功之道德声望、尽善尽美之文明教化,远播于天下),古来斯盛,今当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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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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