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尔嘉耶夫所谓“历史的东西”，乃是指，人类历史性存在、历史活动的超越性本源，人的神秘莫测的历史命运。亦即，赋予人类秉有天然“良知”、道德理性与“光明”意志的奥秘之源，那神秘莫测的超越性的本源。
通俗而言，当人干坏事时，人天然地、内心无声地告知自己道：“这是不对的……我为什么要干……坏事呢？”
这是人类全部历史运动的最内在的信念，一切人类活动的大生命、大理据，亦即孔子所谓“道”、“天命”、“与命与仁”之所指，亦即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天命”。别尔嘉耶夫精确论述了启蒙主义“反历史”、“反人道”的黑暗性：
“启蒙”时代在每个民族的生活中乃是这样一个时代：人所固有的自信的理智，把自己看得比存在的奥秘、生活的奥秘还要高，比那些生成整个人类文化和世界各民族生活的诸神之奥秘还要高（上述文化和生活像从自己的根里那样，从诸神的奥秘中生成）。……试图用渺小的人类理性评判世界奥秘和人类历史的奥秘，是这一时代的特点。……
因此，18世纪的启蒙时代曾是一个深刻的反历史时代，虽然在18世纪产生了“历史哲学”这一术语（最早由伏尔泰使用）……惟有19世纪初以反对18世纪启蒙运动为目的的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反动，才在历史哲学中获得普遍承认，使我们第一次接近历史奥秘……
启蒙的理性企图充当井然有序的历史理性的评判者，但事实上，更高层次的理性……应当包括人的原始智慧，接近存在的第一感觉，即生活的第一感觉。这些感觉最早产生于人类历史初期，甚至前历史时期，用所有民族原始阶段的万物有灵论理解世界。
这种原始时代固有的智慧，随后透过整个历史内在的、神秘的、深刻的生活，透过基督教的产生，透过中世纪，直至当代。只有这种理性，能够理解每个时代所固有的内在光明……
启蒙理性因其盲目地自我肯定、自我满足，不仅把整个人类的东西划归自己统辖，还把超人类的东西也划归自己统辖，这使它受到内在的惩罚。
准此可知，启蒙主义、包括实证主义的历史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实用主义、包括当代各国政府不惜损害百姓与环境、拼命争夺、甚至兵戎相见的GDP至上主义、技术主义、效能主义等，我称之为“启蒙独断思维”，造成了对人类文明历史与人类生命力的巨大破坏：
1，主客分裂。人类受启蒙主义误导，认为“主体”（人）高于“客体”（自然），人类有权宰制、奴役自然，有权从大自然生命中无偿索取一切资源，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逆转，自然由慈爱的母亲，变成了卑微的奴仆，随时供人类意志盘剥、摧残、毁灭；
2，卑鄙野蛮的法权意识。启蒙主义赋予个人以卑鄙野蛮的法权意识，即唯人有权宰制一切，有权判定什么是“人道”什么是“非人道”，这个喜怒无常的“人”（有时是拥有巨大权势的个体，有时是乌合之众，有时是强大主流意见支配下的大多数人群）高于一切、指挥调动一切，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稍有异议，就会被贴上“不入流、不人道”的标签，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直至被驱逐、消灭，一如孔子、孟子被判为“迂阔”、被讥笑为“丧家犬”而无奈流亡；一如弗兰克、别尔嘉耶夫被当局判为“反动”而被迫终身流亡，虚妄的“历史意志”不断实施诸如此类的暴政；
3，古今分裂。启蒙主义不顾历史事实，判定在它出现以前的一切人类史，都是“蒙昧的、黑暗的、野蛮的、落后的、封建的、专制的、僵化的、不人道的”，一万年的文明史，苦苦盼望着唯一的救主——启蒙主义出现，它可以一举“解放全人类”，人们完全不清楚，这一“弥赛亚”究竟何时出现，用何方法，既然以往全部历史都是“僵化、停滞的”，它又如何获得了这高超的“免疫力”，能把全人类这些万年之久的“迷途羔羊”赶入至福千年的美妙“羊圈”呢……
别尔嘉耶夫以锐利、深入的思想锋芒，强有力地揭示了启蒙主义的两大思想传人、势力非常浩大的“历史科学主义”以及“经济（机械）唯物主义”的流弊：
在启蒙理性的胜利号角中诞生了一种科学，它将认识主体与被认识的历史客体对立起来，且成绩斐然：它得以成功地搜集、积累很多东西，分门别类地加以认识，然而，这一切，在认识“历史的东西”最深刻的方面却深感无力……在18世纪人们坚信诸如宗教是由祭司们杜撰出来欺骗人民的说法……基督教世界中的一切，都构筑在圣传上，构筑在传说的神圣继承上。历史（学）的批判率先破坏了它……圣传一旦被否定，圣经也必然被否定……这种历史批判对于说明宗教现象之奥秘是绝对无能为力的。它围绕着基督教产生的奥秘反复兜圈子，却始终认识不了它。……曾被吸收进传说、曾吸收主体加入客体的那种主要奥秘消逝了，留下的仅仅是已经死去的历史材料。……不仅教会圣传，一切历史的圣传、文化的圣传，即神圣的内在传统（都如此）。只有当认识主体与内在生活不分离，认识主体才能开始着手研究生活的内在本质……
历史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历史科学研究，自诩为全部历史的终审法官，对一切历史传说、宗教传说，进行全面质疑和否定，实际上是把哺育、教养全人类的道德、精神、文明传统一笔勾销，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的“新史学”、章太炎的“国故说”、“订孔说”、胡适、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等等，都是把全民族的“圣传”连同全人类赖以建立文明生活的精神信仰，一笔抹煞了。
历史科学主义摧毁了人类内在的生命精神，这一巨大的道德空白，恰好被经济（机械）唯物主义来填充：
历史哲学领域最有趣的派别之一是经济唯物主义……它彻底地不间断地揭穿和扼杀着历史上所有神圣事物和传说……怀疑一切传说、一切圣书的历史继承性，以革命的极端形式最彻底地反对一切“历史的东西”。经济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历史过程最终表现为精神的消失。灵魂的内在神秘和内在的奥秘生活无论何处都不会再有。对神圣事物的怀疑引发一种观点，即物质的生产过程乃是历史过程的唯一真实，……整个宗教生活、精神文化、艺术、全部人类生活，都只是反映、映像，而不是真正的现实。……
机械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把人类复杂纷繁的历史运动，简单归结为“物质生产”，却根本忽视了——人类正是为了某个特定的道德目标和精神价值，才去从事“物质生产”，这一根本性的颠倒，彻底消除了历史的精神价值：按照经济(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的主要奥秘就是物质生产的奥秘，是人类生产力的增长。由此，启蒙时代业已开始的批判性破坏工作，得以贯彻到底……
再往前已无路可走，经济唯物主义清醒地发现，在这条路上，不可能获得有关内在命运、民族精神生活的奥秘，不能认识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命运，作为一个问题，被简单地否定了，它被认为是一个由可知的经济条件产生的不切实际的问题。……
经济唯物主义认为，具有一种启蒙的和施行教育的理性……所有事物都是它们的假象和幻想，这些假象和幻想，都是如理性本身那样的经济过程的反映。……它揭示的不是历史过程的奥秘，而是奥秘的反面，即人类历史命运的极度虚假和人类历史可怕的无聊，是人类精神的非存在，即整个人类精神生活——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人类创造的非存在……。
别尔嘉耶夫还深入揭示出各种“启蒙主义-实证学科”的根本流弊，即无力直面人的命运、人的存在、人为了某种精神生命而挣扎、奋斗、自强不息的“真历史”，历史科学的琐碎考证、机械唯物主义的荒唐说教，使人类的历史认知，碎片化为一片无精神根基的“历史流沙”：
历史认识和历史哲学……是对极具体、极独特的客体——不可分解为任何物质或精神的客体的认识。绝不能把“历史的东西”看成是生理学、地理学或其他什么物质秩序的现实。……承认历史传说、历史传统和历史继承性对于认清这种特殊的“历史的东西”是极有意义的。
历史直面永恒的个别：只有神秘自在的事物，没有关于这个事物那些污七八糟的思想、理论：历史传说范畴以外的历史思维是不可能的。承认传统等于承认某种先在之物——即某种绝对，此外仅仅是碎片而已。……那种过程，不可避免地使历史现实变得零散，将历史变成流沙。……历史只与具体事物发生关系。社会学与这样一些概念打交道，诸如阶级、社会集团，这些概念属于抽象范畴。社会集团、阶级都是被思考出来的学说，实际上并不存在。连……康德……柏拉图也未能揭示个别的东西。……
历史哲学把人……放在极大的圆满和极大的具体性中来把握。与此相比，其他考察人的方法都是抽象的。……人的命运乃是一切宇宙力量作用的总和。这一宇宙力量的总合，生成高级序列的精神现实，即历史现实。这是具体的、高级的精神现实。虽说物质力量和经济因素也对世界发生巨大影响，但物质因素本身也具有深刻的精神基础，说到底，它是一种精神力量。
人是万物的精神枢纽，是一切物质力量、经济因素发挥作用与能量、确定其效能与方向的最核心的主导要素，是第一性的决定力量。“新新史学”代表人物郭沫若等人，为了削足适履地照搬硬套，就硬说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后来随着评价的变化，又改成“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还硬说杜甫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而李白则具有“什么阶级的先进意识”，诸如此类，令人啼笑皆非，至今却仍然以“历史科学”的碎片化考证形式，残存在官方史学界，成为中国历史意识进步的最大障碍。
人类赖以建立文明生活的精神信仰（宗教信仰、人文信仰，形态各异）和道德传统（从围绕《十三经》建立的道德训诲系统、围绕《圣经》建立的犹太教、基督教训诲系统，到《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等“异教圣传”，一直到每一代父母、师长，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不断用以训诲的神话、传说、故事、历史事迹……）的所有生命活动，缔造了真实的历史。
历史就是人类的精神构造物。
人类永恒葆有的伟大历史智慧，也是暗中护持了人类整体与人类个体的力量，即不受任何独断、野蛮、残暴的权势集团及其虚妄意识形态的误导、毒害，拒绝接受统治集团用尽一切欺瞒手段、处处挑起人类彼此残杀、从而自我毁灭的伟大智慧，其本源、形态有三：
1，宗教智慧。人类承认自身局限，保守宗教传统的伟大教诲，诸如“不可杀戮、不可偷盗”等等，以佛陀、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等先知教诲为表率；
2，道德智慧，人类感恩于祖先、父母、师长、朋友、社群、祖国、文明传统之所赐，返本报始、回馈仁爱，将个人生活与社群生活融为一体，以孔子教诲为表率；
3，人文智慧。历代圣贤、仁人志士，以青春、鲜血和生命，浇灌了经史子集、西方经典之花，教给人类“元亨利贞、保和太和”之道，即以广大自由、因势利导的方法，驾驭自身情欲，获得人生幸福、国家太平的智慧，这其中，孔孟诸子、儒释道诸教、两司马之史学、民国七贤之学、但丁与别尔嘉耶夫等贤哲的“新神学”、维柯与赫尔德等贤哲的“新哲学”，堪称21世纪诺亚方舟中的伟大舵手，足以引领全人类冲出生态-社会-人文崩溃的危机，航向天地人神荟萃一堂、全球生态-社会-人文大协调的彩虹之岸。
《尚书》曰：“正德、利用、厚生”，以宗教、道德、人文三大智慧，端正全人类的道德良知，是谓“正德”；在学术思想、社会机制上，清洗启蒙主义以来诸多“工具理性”的巨大流弊，同时保持、发展西方实验科学、工商科技之器物功能，是谓“利用”，以满足全球民生之所需；在精神文化、传承制度、文明传播秩序与机制上，不断丰厚人类的精神教养、道德生活与审美境界，使人秉持“温柔敦厚”的儒家《六教》风雅之美，戒除粗鄙野蛮之风，是谓“厚生”。
中国人的伟大历史智慧，在不朽经典《尚书》中加以奠立，中经孔子、司马迁、司马光等历代圣贤不断重申、完善，巍然灿然铸造了“中国灵魂”。历代史官，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把历史真相记录、整理、完备，载入《二十四史》正史宗传，永垂镜鉴；历代仁人志士，为此赴汤蹈火，谱写出一代代《满江红》、《正气歌》，所谓“青史”与“青山”构成中华永固的两极——祖宗精神遗产（经史子集）和祖宗自然遗产（大好河山）交相辉映、相互支撑、缺一不可！
忆往昔，尧舜禹以《尚书》“三大事”（正德、利用、厚生，古典宪政三原则）推进一切文明事业，使天下“六府”（金木水火土谷六大府库）发达、富庶、繁盛，成就了被近代历史科学主义、疑古学派鲁莽怀疑、卑鄙否定的“大禹治水事业”等文治武功，中华民族从“大洪水”中焕然新生、更加兴旺，更加紧密团结，四方辐辏于中央，所谓“禹贡九州”制，即中华大一统宪政框架下，中央与地方分权制衡、统一赋税、军事拱卫、文教兴盛之制度体系，史称“声教洋溢乎四海”（文治武功之道德声望、尽善尽美之文明教化，远播于天下），古来斯盛，今当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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