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或《原华》，是辜鸿铭用英文写成的学术代表作，1915年北京每日新闻社首版，1922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再版，以后一再重印，并被译成德、法、日等多国文字。该书由论文《中国人的精神》以及几篇附录的文章组成。作为一篇论文，《中国人的精神》是了解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的一把“纯金”的钥匙。凭借这篇论文，世界才得以一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中国文化的深奥底蕴。

予加以提炼，谓之“有关中华文明的20个光辉论断”：

1，文明到底如何进行估价？估价的标准，不在物质力量、技艺水平，而在于：看它产生了什么类型的道德人格。

辜鸿铭在该书序言中首先提出了一个当代世界的根本问题：如何估价一个文明？“在我看来，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What type of humanity），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

2，古典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很少欧美近代文明的群氓崇拜-强权崇拜等盲从性格。

他比较各民族的性格，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 and simple）。”他紧接着又“补上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灵敏。这种灵敏的程度无以复加，恐怕只有在古代希腊及其文明中可望得到，在其他任何别的地方都概莫能见。”

《中国人的精神》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辜鸿铭要回答的问题是：这场惨绝人寰的空前大战的根源是什麽？欧洲社会的出路在哪里？通过对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等亚欧各种文明的比较，他总结说：“研究中国人、中国书籍和文学，即研究中国文明，不仅仅是汉学家们的事，而且它将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他精辟地指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的文化根源：“在我看来，这场战争的根源，就是大不列颠的群氓崇拜(worship of the mob)和德意志的强权崇拜（worship of themight）……”与一般人们将一战爆发的原因归咎于德意志军国主义不同，他认为，两相比较，英美诸国的商业主义与群氓崇拜，才是战争的深层原因：“我认为只有当我们鼓足勇气，不计个人私利，拒绝参与和追随那些群氓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清除群氓崇拜。伏尔泰曾说：‘正人君子最大的不幸，就是缺乏勇气。’我以为，正是我们自身的自私与怯懦导致了今天世界上的群氓与群氓崇拜。这是因为，自私使我们见利忘义，而怯懦则使我们不敢单个地去反抗群氓。人们往往认为今日世界的主要敌人和危险是德国军国主义，我则以为它们恰恰是我们自身的自私与怯懦，这二者结合，从而产生了商业主义。这种商业主义精神笼罩世界各地，尤以英美为最，它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大敌。所以我认为，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这种由自私与怯懦结合而生的商业主义精神，造成了群氓崇拜的泛滥；而正是英国的群氓崇拜教，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教和军国主义，并最终促成了这场战争的爆发。”

辜鸿铭的分析触及了一战的罪恶本质—西方列强出于自私的目的而驱使欧洲人民自相残杀。他片面的深刻更直抵近代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无限扩张的商业主义精神、西方列强穷凶极恶的群氓政治。正是这伙群氓犯下了如焚烧万国建筑博物馆—圆明园、南京大屠杀那样滔天的罪行。

3，真正的自由，不可能来自于启蒙主义空谈，也不可能来自于外在宗教或法律约束，而只能来自于每个人的道德自治，即以循规蹈矩，适当地约束自身。

辜鸿铭锐利的笔触更深入到西方社会的内部—一个靠教士和警察勉强维持的强盗秩序。西方人往往奢谈自由，实际上对自由一无所知：“当今人们爱奢谈什么追求自由，可我敢说，要获得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循规蹈矩，即学会适当地约束自己。看看革命前的中国吧—那里没有教士，没有警察，没有市政税和所得税，总之，没有这类使欧美人民苦不欲生的东西。那时的中国人享有较世界其它各民族更多的自由。为什么？因为革命前的中国人循规蹈矩，懂得如何约束自己，如何按照一个良民的标准去办事。”

辜鸿铭揭示出一个简单但却被人们有意忽略的重大历史事实：在5000年的文明史中，中国社会总是靠极少量的警察、监狱、法庭等国家暴力机器，就维持了世界上最为广土众民的一个社会的秩序。这一事实表明：古典中国有一套良好的治理系统、一个全民尊仰的道德秩序、一种驯化人类本能情欲的良好教化体系，也就是本书一再提及的政统、道统与学统。仅仅这一事实与现代社会普遍的警力不足、治安恶化、司法腐败、警察暴力之间的鲜明对比，就已经泄露出西方现代秩序的强盗本质，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4，文明是对两种自然力——物质力和人类自身情欲的制服，而比物质力量更凶猛、更强大的盲目力量——人类自身的情欲与贪婪，启蒙主义主导下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对其束手无策，还常常加以错误鼓励。

辜鸿铭在“导论”中，提出了简洁而深刻的文明理论：“一切文明都起源于对自然的征服，即，通过征服和控制自然界可怕的物质力量，使人类免受其害。必须承认，今日欧洲的现代文明在征服自然方面是取得了成功，而且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别的文明能达到这一点。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然力，还存在有一种较自然力更可怕的力量，那就是蕴藏于人心的情欲。自然界的物质力量对人类所能造成的伤害，是没法与人类情欲所造成的伤害相比的。毫无疑问，如果这一力量—人类情欲—不予以调控的话，那么不仅无所谓文明存在之可言，而且人类的生存也是不可能的。”

辜鸿铭一下抓住了现代文明的根本问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控制自然力，却无由控制比自然力更可怕、更具危害性的力量—人心中的情欲与贪婪。正是这股力量的泛滥，使人类控制自然力的文明成果被自身的贪婪与残暴所吞噬。据报道，要拆毁前苏联部署在今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核弹与生化武器，至少需要数百亿美元，加上研制、生产、部署、维护这些杀人武器的费用，全球多少饥饿的儿童将免于死去！而全球每分钟消耗的军费开支，又能挽救多少无辜的生命！这一开支目前仍在无情地上涨！

面对罪恶的当代世界，辜鸿铭诉求于此前的人类历史：“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逐渐发现，在征服和控制人类情欲方面，还有一种比物质力更加强大和更加有效的力量名之曰道德力。”以今日世界如此庞大的物质力量（生产力、财力），却找不到消化、控制、协调、合理运用它的道德力量、精神力量，相反，人类的道德精神却在庞大的物质力量控制、操纵、打击下一败涂地，这难道不是现代文明全部困境之病源吗？读者若持异议，请打开电视机，随便浏览一下这现代社会的伟大发明的实际内容，看看那数十、上百个频道的节目，除了少数例外，哪一个频道不是在向观众兜售那些粗俗浅薄的精神垃圾，使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日益白痴化呢？如果你想制作播放一个稍有文化品位的节目，电视台的编辑一定皱皱眉道：“这种节目……有观众吗？”如果你费劲证明观众群的存在，他会又问一句：“广告赞助商肯出多少钱？”

现代教育与现代传播媒介把大众塑造成粗俗不堪的白痴，然后再将粗俗不堪的文化产品喂到嗷嗷待哺的大众嘴中，最后宣布：大众社会已经来临，一切崇高优美之作都是话语霸权的产物，背弃了为大众服务的宗旨！如此一来，能使盲目的大众就范的力量，就是有形或无形的暴力，前者是国家机器，后者是商业机器与传播媒介。

5，中国文明特有的治理核心——无需宗教、法庭、军国主义而使人民自觉遵循道德秩序的“良民宗教”，有效维系了全国公共秩序，培育了全民族深厚的道德责任感与道德自治能力。

针对这种状况，辜鸿铭提出了“中国文明中的这种使军国主义失去必要性的道德力量”—作为中国文明之核心的“良民宗教”：“实际上，在中国，每个个体之所以不感到有用物质力量保护自己的必要，是因为他确信，公理和正义被公认为一种高于物质力的力量，而道德责任感被公认为一种必须服从的东西。”

6，仰赖宗教和法律等无效而成本浩大的外在约束机制以维持公共秩序的欧美社会，不值得效法，更不应予以照搬照抄。

辜鸿铭深刻地指出：“今日欧洲文明的基本谬误，正根源于对于人性的错误认识，即根源于人性本恶的观念，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总要依赖于武力来维系。在欧洲，人们赖以维持社会秩序的有两样东西。一是宗教，再是法律，换言之，欧洲人民所以就范于秩序，主要依靠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法律的畏惧。这里畏惧本身就含有使用强权的意思。而为了保持对上帝的敬畏，欧洲人民不得不养活一大批奢侈而又游手好闲之辈名曰教士，不说别的，仅就其所意味着的巨大奢侈而言，它最终就足以变成欧洲人民不堪忍受的重累。……在摆脱通过敬畏上帝来维持秩序的教士之后，欧洲人民又试图通过畏惧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可是要保持对法律的畏惧，欧洲人又不得不养活另一个更加奢侈浪费和游手好闲的阶层名曰军警。现在，欧洲人民又开始发现用军警来维护秩序，甚至比用教士还具灾难性。”

辜鸿铭进而阐发了中国良民宗教的本质特征：“中国的此种良民宗教，是一种不需教士和军警就能保证全国秩序的宗教。事实证明，由于拥有这种良民宗教，广大的中国人民，这个人口即使不比整个欧洲大陆人口众多，至少也和其不相上下的民族，在实际上和实践上，没有教士和军警，却始终保持着和平与秩序。凡是生活在中国的人都知道，那些教士和军警，在帮助维持公共秩序方面只起极其不明显的、微不足道的作用。在中国，只有最愚昧无知的阶层才需要教士，只有那最邪恶的罪犯阶层才需要军警。”

辜鸿铭以思想家的洞烛幽微，向世界展示了真正的中国财富—那不用教士与警察，就能自动遵守道德秩序的、受古典文明传统教化熏陶的、真正的中国人：“值此文明濒临破产的关头，在中国这儿，却存有一笔无法估价的、迄今为止毋容置疑的文明财富。这笔财富不是该国的贸易、铁路，也不是该国的矿藏、金银铁或煤之类。在此，我要指出的是，这笔文明的宝藏，正是中国人—那拥有良民宗教且尚未遭到毁灭的真正的中国人。这真正的中国人，我说，他是一笔文明的财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人，只花销这个世界极少或几乎不花费什么，就能规规矩矩就身秩序。确实，在此我倒愿意警告那些欧美人，不要去毁坏这笔文明的财宝；不要去改变和糟蹋那真正的中国人—就像他们今天正努力以他们的‘新学’（New Learning）所做的事情那样。如果欧美成功地破坏了真正的中国人、那中国式的人，且成功地把他变成一种欧美人，也就是说，将其变成一种需要教士和兵警才能就身秩序的人，那么，无疑地，他们将为这个世界徒增宗教、抑或军国主义的重累罢了—而这后者在目前正变成对于文明和人性的一种危险和威胁。”

7，中国良民宗教的核心，是对家庭的道德责任与对国家民族的无上忠诚。

辜鸿铭正确地指出了西方社会之乱源：“在欧洲，教士和军警导致了战争，而群氓则带来革命和混乱。且后者比前者更糟。”他因此重申自己的忠告：“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我再说一遍，正是在中国，存在一笔无法估价的、迄今为止毋庸置疑的巨大的文明财富。这笔财富，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拥有欧洲人民战后重建新文明的奥秘。而这种新文明的奥秘就是我所谓良民宗教。这种良民宗教的第一条原则，是要相信人性本身是善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美国人爱默生所说的爱和正义的法则之力量与效用。可是，什么是爱的法则呢？良民宗教教导人们，爱的法则就是要爱你的父母。那么，什么又是正义的法则呢？良民宗教告诫人们，正义的法则就是要真实、可信、忠诚；每个妇人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每个男人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在此，我想最后指出，这种良民宗教的最高责任，就是忠诚之责任（Duty of Loyalty），忠诚，不仅表现在行事上，而且蕴藏于内心。”

林毓生在《20世纪中国的反传统主义与中式乌托邦主义》等论文与专著中，提出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 ship）概念，这一概念极恰当地概括了中国古代君主集道统、学统、政统于一身、中国人视皇帝为全国统一、稳定、公平之法理源泉这一历史传统，既从深层解释了中国近代以来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想兴起泛滥的原因，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自秦汉以来一直作为中国社会稳定之基石的“纲常之教”，正是全体中国人对“普遍王权”、对一种理想状态的“王道”—受命于天、替天行道的王者主持天下正义这样一种集稳定秩序与真正自由于一身的政治信仰，这一信仰根源于唐虞时代，由孔子的《春秋》等历史哲学与社会哲学予以鲜明揭示、标举，而为中华民族如宗教一般地予以信仰，也成为中华文明长期稳定繁荣的基石。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将“三纲六纪”之说，喻为柏拉图之“理念”，可谓深有所见。此等深入中国政治文化命脉之卓识，贯穿于辜鸿铭在大学讲堂上的一次现身说法中，古今政治秩序的最后底线活画而出：如果有人行为不端，人们会大声训斥道：“这样做，还有王法吗？！”被训斥者一定为之惊悚恐惧；若在当今所谓法制社会，违法者会与律师私下小声商议道：“法律虽然如此，但是……”（余略有发挥）前者成就“良民宗教”，后者则为“乱民奸党”（群氓）之投机钻营大开侥幸之门。

西方启蒙主义的三大教条：自由、平等与博爱，是对中国人的政治信仰—普遍王权的摧毁；因其不可实现的乌托邦性质，亦成为误导现代人行为的三大思想魔障：因片面强调个人自由与权利，现代社会遂丧失必要权威，呈一盘散沙、各行其是之态；因片面强调人人平等，现代社会遂成为削平一切个性的、大众暴政横行的社会，在大众暴政的盲目与涣散之上的，则是主宰一切的国家机器之横行无忌，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缓冲地带—各种社会组织成为国家机器的附庸，遂使整个社会缺乏国家机器以外的整合中心；延续基督教观念的近代博爱思想，没有人间亲情的深厚基础，更无普遍王权（道统、学统、政统合一）的社会寄托，遂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虽能感召少数人，却无感召大众的精神效力，现代人因此落入自私的泥潭难以自拔。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正文的开头，以挽歌式的浪漫主义笔调，描绘了中国固有文明的集中体现—传统中国人的消亡：“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典型的中国人—即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类型的中国人—即进步了的或者说是现代的中国人。事实上在我看来，往日那种典型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正趋于消亡。所以，我们应该仔细地看上最后一眼，看看究竟是何物使真正的中国人本质地区别于其他民族，并且区别于正在形成的新型中国人。”

8，中国人的温良性格，乃是同情与智力的罕见结合，是一种纯净而美善的心灵生活长期陶冶的结果。

辜鸿铭以深切的体会描绘了中国真正的国民性：“首先，我想诸位感触最深的，一定是在旧式的典型的中国人身上，没有丝毫的蛮横、粗野或残暴。借用一个动物学的术语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将真正的中国人称之为被驯化了的动物。……用一个词可以把典型的中国人所给你们留下的印象归纳出来，这就是‘温良’（gentle）……这种温良意味着没有冷酷、过激、粗野和暴力，即没有任何使诸位感到不快的东西。在真正的中国式的人之中，你能发现一种温和平静、庄重老成的神态，正如你在一块冶炼适度的金属制品中所能看到的那样。尽管真正的中国人在物质和精神上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其不足都受到了温良之性的消弭和补救。”

辜鸿铭以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体会，分析了中国国民性中这种独特的温良：“当你分析一下这种温良的特性时，就会发现，这种温良乃是同情与智能(intelligence)这两样东西相结合的产物。……人类的智能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流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他总结说：“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解开中国人同情心之谜的线索—同情的力量给予真正的中国人以同情感和人类的智慧，造就了他那难以言表的温良。”

他紧跟着分析了中国人的几个特点：“中国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有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能够起到如胶似漆的作用”；“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力那样僵硬、刻板，你不能指望心也像头脑或智力一样，去思考那些死板、精确的东西”……

9，严密而刻板的逻辑推理，受到中国人孩童性格的阻碍，中国人需要加以改进，向西方人学习。

辜鸿铭据此解释了中国科学思维不够发达的原因：“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一样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那样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着那么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中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民未能使文明得到任何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数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字，是无法在中文里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与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尽管如此，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成就，不仅由古代四大发明等一系列重大发明所证明，更被当代西方学者（如李约瑟）的研究成果所证实。中国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伟大创造，更是其他文明难以望其项背的：“这种思想和理性的力量，使得中国人成功地解决了社会生活、政府以及文明中许多复杂而困难的问题。我敢断言，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欧洲民族，都未能取得像中国人这样辉煌的成绩，他们不仅将亚洲大陆上的大部分人口置于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之下，而且维持了它的和平。”

辜鸿铭进一步总结道：“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像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同时具有为中世纪基督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着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10，中国永葆文明青春的奥秘，在于孩童般的赤子之心与成人智力的完美调合，是不朽的民族灵魂之所在。

辜鸿铭以诗人的感触与笔调，直探入民族灵魂的最深处，那深不可测的民族生命的清澈之泉：“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中国人的精神》对伟大的中国灵魂与民族精神的诗一般的礼赞与讴歌，同时也反照出西方文化精神的浅俗与狂乱：“欧洲的文明是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战场。在这种为瓜分利益而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战争中，一方面是科学与艺术的对垒，另一方面则是宗教与哲学的对立。事实上，这一可怕的战场存在于人们的头脑和心灵中—存在于心灵与理智之间—造成了永恒的冲突和混乱。……换句话说，在现代欧洲，宗教拯救人的心却忽略了人的头脑；哲学满足了人头脑的需要，但又忽视了人心灵的渴望。”

11，头脑与心灵的冲突，是西方现代启蒙文明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

理智与情感、头脑与心灵之间的永恒冲突与矛盾，是西方一切文化的根本缺陷。这种缺陷是现代文明自我分裂的最深层的原因。现代思想与现代学术、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化，也因此陷入深刻的、难以自拔的自我分裂之中。辜鸿铭从宗教文化学的角度，成功地分析了现代学术中重要问题：“中国人，即使是一般大众也没有宗教需要，这个如此奇特的现象应该做何解释呢？”他的发现是：“这种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综合体—儒学取代了宗教。……儒学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

12，人渴望安全与永恒，这一存在感的伟大泉源，在儒家思想之中。

辜鸿铭以深厚的中西学术功底，分析了人类的宗教需要：“不像野兽仅留意眼前，人类还需要回忆历史、展望未来—这就使人感到有必要懂得大自然的奥秘。……因此，人们需要科学、艺术和哲学，出于同样的原因，也需要宗教，以便减轻神秘的大自然、这个难以理解的世界所带来的重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既不是诗人和艺术家，也不是哲人和科学家，而是一群凡夫俗子。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充满了困苦，每时每刻都要经受着各种事故的打击，既有来自自然界的恐怖暴力，也有来自同胞的冷酷无情。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人类减轻这个神秘莫测的世界所造成的重压？唯有宗教。但宗教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呢？我认为宗教给人以安全感和永恒感。在自然力的恫吓下，在冷酷无情的同胞面前，在令人恐怖的大自然的神秘感的驱使下，普通百姓们转而求助于宗教—在这个避难所里他们找到了安全感。他们确信有一个超自然之物以绝对权力控制着那些给予他们打击的力量。此外，现实中那永恒的变换、人生的变故—从出生，经儿童、青年、老年直至死亡，这些神秘的、不确定的现象，同样使人们需要一个避风港—在那里他们得到了永恒感，确定对于来世的信念。”他因此断定：“在儒学中必定存在像宗教那样能给众生以安全感和永恒感的东西。”

他追溯孔子所处的时代与孔子思想的关系：“孔子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那时封建时代已进入末期。半宗法式的社会秩序和统治方式必须扩展和重建。这种巨大的变化不仅必然带来了世界的无序，而且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里，中国也同现在的欧洲一样，人们的心灵与头脑曾发生过可怕的冲突。生活在孔子时代的中国人拥有一套庞大的制度体系。确立的事物、公认的教义风俗和法律—事实上，拥有一套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社会制度和文明。然而，他们的生活却不得不发生变化。……中国人在二千五百年前的觉醒，探寻事件的因果，这无异于欧洲所谓的现代精神—自由主义精神，追寻事物因果的探索精神。有着这种现代精神的中国人，认识到传统的社会秩序和文明与现实生活已不甚相符，他们不仅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文明，而且还要为之寻找一个基础。但是在中国，为这个新秩序和文明寻找基础的尝试均告失败。有的满足了人的头脑—满足了中国人理性的需要，但未能使人的心灵得到抚慰。有的满足了心灵的渴望，却又忽略了头脑的需求。……”

13，孔子儒家的精髓，在于让头脑与心灵协调一致：头脑智力所建立的器物-技艺文明，不应当被否弃（道家、佛教等宗教思想常如此错误主张），而是要赋予这些器物-技艺文明一个正确的道德方向与基础，使之也能呼应心灵对温情、爱、自由的需求，而不仅仅是驱使心灵为智力所奴役。

孔子之所以高出先秦诸子之上而为万世师表，就在于：“同样是看到了社会与文明造成的苦难和牺牲，孔子却认为错误不在于社会与文明本身，而在于这个社会与文明的发展方向上，在于人们为这个社会与文明打下了错误的基础。孔子告诉中国人不要抛弃他们的文明—在一个有着真实基础的社会与文明中，人们同样能够过上真正的生活、过着心灵的生活。实际上孔子毕生都致力于为社会和文明规定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给它一个真实的基础，并阻止文明的毁灭。……当孔子看到中国文明这一建筑已不可避免地趋于毁灭时，他自认只能抢救出一些图纸。这些被抢救出来的东西现在被保存在中国古老的经书中—即著名的五经之中。因此我认为孔子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在于他抢救出了中国文明的蓝图。”不仅如此，“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按照文明的蓝图做了新的综合与阐发。经过他的阐发，中国人民拥有了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为国家奠定了一个真实的、合理的、永久的、绝对的基础。”

14，孔子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从熊熊燃烧的西周礼乐大厦中，抢救出人类文明生活的蓝图，并加以新的综合与阐发，从而促使中国人（也是全人类）树立起一个真实、合理、永久、绝对的国家大一统观念（也就是21世纪人类大一统共同体的合理观念）并为此担当道德责任。

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本准则：“儒学在中国已得到了全民的信仰，它的规范为全民族所遵从。”它是人类文明生活与社会责任感的伟大源泉：“儒教认为没有个人的生活，作为个人，他的生活与他人及国家密切相关。……总之，欧洲人心目中的宗教，企图使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完人，一个圣者、一个佛陀和一个天使。相反，儒教却仅仅限于使其成为一个好的百姓，一个孝子良民而已。换言之，欧洲人的宗教会这么说—‘如果你要信教，你就一定要成为一个圣徒、一个佛陀和天使。’而儒教则言道—‘如果你能够像孝顺的儿子和善良的臣民那样生活，你就入了教。”

辜鸿铭进一步指出了儒教与世界上其他宗教的根本区别：“儒教与欧洲人心目中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之间真正的不同在于：一个是个人的宗教或称教堂宗教，另一个则是社会的宗教或称国教。我说孔子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给予了人们真正的国家观念。孔子正是为了赋予人们真正的国家观念而创立了儒教。在欧洲，政治成了一门科学，而在中国，自孔子以来，政治则成为一种宗教。简言之，孔子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即在于他给了人们一个社会宗教或称为国教。孔子的宗教思想反映在他晚年的一部著作中，书名为《春秋》。之所以如此取名，是因为该书揭示了国家治乱的根源—道德。……在这部书中，孔子描述了腐败的国家、衰落的文明所带来的苦难与不幸，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国家观念，对自己的责任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不懂得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忠于君主。”

15，孔子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君子之道，提炼为永恒不朽的有关荣耀、名誉与责任的道德法典——儒家纲常名教的大宪章（余谓之“古典宪政的基础”）。

辜鸿铭的分析紧扣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孔子教导人们，人类社会的所有关系之中，除了利害这种基本动机外，还有一种更为高尚的动机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这就是责任。在人类社会所有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责任。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与君之间也存在这种高尚的责任动机，并使他们的行为受到了影响和激励。然而，这种责任的合理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在孔子以前的封建时代，是一种宗法的社会秩序和统治的形式，当时的国家就是或大或小的宗族。人民无需去弄清并确定他们国家的责任，因为他们的所有成员都属于一个氏族或宗族。血缘关系或天伦已足使他们服从国王，而国王也就是氏族或宗族中的长辈。但是到了孔子的时代，封建时代已经到了末期，国家已经超出了宗族的范围，臣民也不再仅仅限于氏族或宗话的成员。因此民对君的责任关系就需要有一个新的、明确的、合理的、坚实的基础。”

辜鸿铭将《春秋》正确地解释为“名分大义”：“我将其译为有关名誉与责任的重大原则。……儒学被称为名教—名誉的宗教。孔子教诲中的另一个词是‘君子之道’……它最接近于欧洲人语言中的道德法则—照字面直译为君子法。实际上，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即‘君子之道’。孔子将这一思想编纂成典并使之成为宗教—国教。国教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名分大义’—关于名誉与责任的原则—或许可以称之为‘名誉大法典’。”

辜鸿铭抓住了古典中国之神髓：“孔子在国教中教导人们，君子之道、人的廉耻感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所有社会和文明的合理的、永久的、绝对的基础，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为了使社会的每一部分都得以运转，廉耻感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绝对必需的。正如谚语所说：‘窃贼亦有廉耻之心。’人丧失了廉耻，所有的社会与文明就会在倾刻间崩溃。……实际上，人没有了廉耻感，社会就只能依靠暴力来维持一段短暂的时间。但我可以证明，暴力无法使一个社会长治久安。”

他批判西方文明所塑造的现代社会说：“在现代社会中，律师、政客、官员和总统之欺诈，便是卡莱尔所说的魔鬼般的罪恶。现代社会公职人员的欺诈和伪善，使得他们一面声称政治无道德可言，一面又在动听地大谈什么社会之安，国家之善。……这一切，乃是我们所见到的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一言以蔽之，正是这种欺诈与暴力的结合—耶稣会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携手，律师与警察的合作，造就了现代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这种践踏道德的暴力和欺诈的结合，使人产生了疯狂，这种疯狂促使无政府主义者向共和国的律师、政客、官员和总统投掷炸弹。”现代恐怖主义是现代强盗秩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个社会，既无法善始，更难以善终：“事实上，如果一个社会、一个人丧失了廉耻，政治没有了道德，那么我敢说这个社会最终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因为在那样一个社会里，律师、政客、官员、总统靠欺诈的手段指挥警察来维持社会。……像今日世界一般，人们的廉耻丧尽，政治亦无道德可言。”

辜鸿铭回顾人类婚姻、家庭、宗族制度的历史：“在社会生活中，即使是赌博、经商这一类的小事，廉耻感都是如此重要和必不可少，那么对于人类已经建立起来的两个最基本的制度：家庭与国家来说，廉耻感是何等的重要和不可或缺。……所有民族的文明史总是始于婚姻制度的确立，……后来，中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中国法律的缔造者，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周公。他制订并确立了形成文字的君子法，即关于得体的行为方式的法律。这部由周公制订的第一部形成文字的君子法为著名的周礼—周公之礼。……这种神圣的婚姻制度，这个前儒教，使中国人建立了家庭制度，并令中国人的家庭得到了巩固和持久地维系。或许可以将这个前儒教、周公的君子法称为家庭宗教，以区别于孔子后来所传的国教。”

孔子继周公而为晚周最伟大的政治家：“神圣的婚姻巩固了家庭，使之得到长久的维系，没有了它，人类便将会灭绝。忠诚之道则巩固了国家，使之长存不朽，没有了它，人类社会和文明都将遭到毁灭，人类自身也将退化成野蛮人或是动物。因此，我说孔子对中国人民最伟大的贡献是给予中国人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一个有着真实的、合理的、不朽的、完善基础的国家观念，并且给中国人创立了一个宗教—国家宗教。……孔子的这部传授忠诚之道的著作，就是中华民族的大宪章。……这种神圣的契约、这部名誉法典，不仅是中国和政府，而且中国文明的唯一一部真实的宪法。”

而今，每一个炎黄子孙，无论生活在什麽地方，也无论属何种阶层、党派与政见，全一心向慕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一对中华民族的无上忠诚，全由圣人“忠诚之道”所赐：“由于这种忠诚之道的影响，在中华帝国的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心目中，皇帝被赋予了绝对的、超自然和全能的力量。而且正是这种绝对的、超自然的、全能的皇权信仰，给予了中国人民一种安全感，就像基他国家的大众从信奉上帝而得到的安全感一样。对绝对的、超自然的、全能的皇权的信仰，也使得中国人民形成了国家是绝对牢固和永恒的思想。这种国家是绝对牢固和永恒的认识，又使人们体会到社会发展无限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并由此最终使中国人民感受到了族类的不朽。族类不朽的意识起源于对全能皇权的信仰，对全能皇权的信仰产生了忠诚之道。因此，在其他国家中，是信仰来世的宗教给予了大众以永恒感，而在中国，这种永恒感则来自忠诚之道。”多少炎黄儿女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他们的心目中，国家不是由一个政府所能代表的，中国所代表、所象征的，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精神价值。这种价值、这种人与人之间（夫妻、父子、兄弟、朋友、君臣）的仁爱与忠诚，是人自我振拔于禽兽之上、享受其所以为人的终极价值与宇宙真理之所在。

16，正是儒家纲常名教的反复教化与培育，使中国人获得了民族永生、国家永生的族类不朽感，使国人甘愿为这种永恒不朽感而奋勇献身。
辜鸿铭透彻地分析了中国人的政治信仰：“进一步说，正如孔子所传授的忠诚之道，使人们在国家方面感受到民族的永生，同样，儒教所宣传的祖先崇拜，又使人们在家庭中体认到族类的不朽。事实上，中国的祖先崇拜与其说是建立在对来世的信仰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对族类不朽的信仰之上。当一个中国人临死的时候，他并不是靠相信还有来生而得到安慰，而是相信他的子子孙孙都将记住他、思念他、热爱他，直到永远。在中国人的想象中，死亡就仿佛是将要开始的一次极漫长的旅行，在幽冥之中或许还有与亲人重逢的可能。因此，儒教中的祖先崇拜和忠诚之道，使中国人民在活着的时候得到了生存的永恒感，而当他们面临死亡时，又由此得到了慰藉。在其他国家中，这种对大众的慰藉则是来自信仰来世的宗教。中国人民对祖先的崇拜与对皇帝的效忠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原因正在于此。……因此，反映在国教之中的孔子的教育体系，其实只包含了两项内容：对皇帝尽忠、对父母尽孝—即中国人的忠孝。事实上，在中国的儒教或国教之中，有三项最基本的信仰，在中国被称之为三纲。”

17，儒家纲常名教之道，是中国人有关神圣宇宙秩序的根本知识与根本信念。

纲常之教并非近代以来全盘西化论者所批判的“愚忠”，而是对宇宙神圣秩序的深刻信仰：“富于智慧的人们，其心中的上帝有别于常人。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就是斯宾诺莎所说的对神圣的宇宙秩序的信仰。孔子曾说过：五十而知天命—懂得神圣的宇宙秩序。……在中国的哲学语言中，它被称之为‘道’。但是无论被赋予了什么名字，它只是一种关于神圣的宇宙秩序的知识。这种知识使富于智慧的人们认识到，道德规范或‘道’属于宇宙秩序的一部分，所以必须遵守。”换言之，忠君不是盲目地忠于一个具体的君主，而是忠于一种道德理想：当某一具体的君主合乎这一理想时，儒臣必须全力辅佐他；如果他是昏君，则儒臣必须以死相谏。对于真正的儒家士大夫来说，君主受命于天，臣子则又受命于君，君臣实际上同受命于此天命，君臣共同对此天命负责，犹如父子、夫妻、兄弟、朋友，断无君灭臣荣之理，故宋君已死，文天祥必死之而后快。文天祥所殉，并非具体的某个君主，而是中华固有文明之道德理想，是故真正的儒者，必如罗斯金所谓的“真正的战士”—不以攻城略地、杀死敌军为目标，而是以被敌人杀死为目标，即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真正的战士不是靠计谋、不费一兵一卒战胜敌人，而是以勇于牺牲的道德热忱，使敌军丧胆。观古人治兵之最高境界，以此。近人曾国藩、毛泽东治兵，庶几近之。

卡莱尔《法国革命》云：“战争从荷马时代就开始了，那时的人们已是一群好斗的乌合之众，但从那时，战争就几乎不值得去看、去读、去回忆了。”（《卡莱尔》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儿时看西方电影，颇不解西方骑士风度的军人，在军鼓的伴奏下，冒着如雨的箭石，排成方阵整齐地前进：难道他们是在自愿送死吗？如今才明白：现代科技以远程武器装备的所谓现代军队，只不过是对战士和平民一起屠杀的胆小鬼！某日于火车上读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读至某人因诤谏朱元璋而被赐死，该人从容谓临朝史官曰：“学士记之：某年某月某日，皇上滥杀无罪之臣！”余掩卷泣下—余终于领悟了中国人对一切势力也不足以摧毁之道德精神之伟大信仰；终于领悟了中国人对历史公正的无上信念；终于领悟了中国士人“威武不屈”、九死不悔之伟大品格！

现代化可以满足人的外在的一切，却不能满足人的心：“理性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思维推理的力量，它是人头脑中的一个缓慢的思维过程，可以使我们区分和认知事物外形可定义的特征。……至于是非或公正的那些无法名状的、活生生的绝对的本质，或者说公正的生命与灵魂，单是理性，我们的思维能力是无能为力的。”

18，儒家的君子之道，是对宇宙公正秩序的活生生的把握与遵从，这种活生生的把握与遵从，并非靠外在强迫，而是激发于人类从男女之爱发端，进而普遍建立起来的、对一切生命关系的恩爱之情，即仁爱。

辜鸿铭精辟地解释说：“孔子的君子之道不是别的，正是一种廉耻感。……是对是非或公正，对称作廉耻的公正之生命与灵魂，对那种无法名状的绝对本质之一种本能的、活生生的洞察与把握。”

这种对公正之道的活生生的把握，就是仁爱：“是爱使人们明白孔子的君子之道—可以这么说，是男女之爱产生了君子之道，由此，人类不仅建立了社会和文明，而且创建了宗教—确立了对上帝的信仰。……君子之道由爱而生。人类首先自男女之间学到了爱，但人类之爱并不仅限于男女之爱，它包括了人类所有纯真的感情，这里既有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那种亲情，也含有人类对于万事万物所抱有的慈爱、怜悯、同情和仁义之心。事实上，人类所有纯真的情感均可以容纳在一个中国字中，这就是‘仁’。在欧洲语言中，古老的基督教术语中的神性（godliness）一词与‘仁’的意义最接近。因为‘仁’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神圣的、超凡的品质。在现代术语中，‘仁’相当于仁慈、人类之爱，或简称爱。简言之，宗教的灵魂、宗教的感化力的源泉便来自于这个中国字：‘仁’，来自爱—不管你如何称呼它，在这个世界上，这种爱最初是起自夫妇。宗教的感化力就在于此，这也是宗教中的至上之德。……”

19，培育人生之神性的仁爱神性感情的社会机制，在中国学校的儒家六经教育的深厚传统之中，另一社会机制，则是中国家庭中的父子长幼之爱的反复熏陶与培育。

辜鸿铭深刻地指出儒家教化超过教堂礼拜的伟大而独特的体系：“儒教也利用一种相当于教堂的组织来使人服从道德规范。在中国的儒教里，这个组织就是学校。在中国，学校就是孔子国家宗教里的教堂。正如你们所知，在中文里，宗教与教育所用的是同一个‘教’字。……与现代欧美的学校不同，中国学校的教育目的和目标不是教人如何谋生、赚钱，……实质上，中国的学校是以教人明辨是非为目标的。”

尽管受到人们真诚的信仰，但孔子不是宗教教主：“在中国，学校—孔子国教的教堂，它不是靠鼓励、煽动对孔子狂热的、无限的个人崇拜来激发人们的热情。事实上，孔子在世之时，并没有鼓励弟子对他进行狂热的、无限的个人崇拜。直到他死后，才被人们尊奉为至圣先师，并为世人所熟知。然而，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孔子都没有像教主那样，受到过狂热的、无限的个人崇拜。……就此而言，孔子不属于宗教创始者那一类人。要成为欧洲意义上的宗教创始者，一个人就必须有着强烈的、变态的个性特征。孔子的确是中国商王朝贵族的后裔。商族人有着富于激情的特性，就像希伯莱民族一样。但是，孔子又生活在周王朝时期，周人如同古希腊人，富于完美的智力。这样孔子，如果可以打个比方，他是生在希伯莱，具有希伯莱民族激情充沛的特性，又在最完美的古希腊智识文化中受到训育，拥有了这一完美文化所能给予的东西。……因为孔子具有太高的文化素养，所以他不属于宗教创始者那一类人。实际上，孔子生前除了最亲密的弟子之外，他是鲜为人知的。”

中国的六经教育，是中华文明长期稳定繁荣的奥妙之所在：“中国的学校又是如何激发人们的热情、使之服从道德规范的呢？孔子说：‘在教育过程中，是以《诗》进行情感教育，以《礼》进行是非教育，以《乐》完善人的品性。’学校—中国国教中的教堂，教人以诗文，培养人美好的感情，使之服从道德行为规范。事实上，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能像宗教一样使人受到感动。……实质上，在学校—中国国教的教堂里，一切文雅、有价值的美好东西都得到了传授。学校让学生不断想着这些美好的事物，自然激发出人之向善的情感，从而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

中国人的另一个教堂是家庭：“更准确地说，在中国的国教里，相当于其他国家宗教的教堂是—家庭。在中国，孔子国家宗教的真正教堂是家庭，学校只是它的附属之物。有着祖先牌位的家庭，在每个村庄或城镇散布着的有祖先祠堂或庙宇的家庭，才是国教的真正的教堂。……孔子的国家宗教能够使人服从道德规范，但这一宗教的真正力量，其感染力的源泉，则是来自于人们对父母的爱。基督教的教堂教导人们；‘要热爱上帝。’中国国教的教堂—供着祖先牌位的家庭则教导人们；‘要热爱你们的父母。’……儒教，中国的国家宗教，它的感染力来自对父母的爱……”中国人在5000年的历史与文明生活中，从来不知道“家庭破裂”为何物，更不知道青少年犯罪是怎样的：如果一个社会基本细胞—家庭以及学校是健康的，怎麽会出现青少年犯罪这样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

20，中国人根本无须任何教堂或任何世俗教义，就能凭深入汲取儒家教化之温柔敦厚之美丽心境，沉浸在“如沐天恩的宁静”与广大的幸福感之中，这就是至为宝贵、举世罕匹的“中国精神”之所在。

“一个丧失了民族精神、种族精神的中国人，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了。”我们可以接着辜鸿铭说：一个丧失了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也不是纯正而健康的中国社会了。

辜鸿铭归纳总结说：“中国人的精神……不是你们所说的大脑活动的产物。我要告诉你们，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灵魂趋向，你无法像学习速记或世界语那样去把握它—简而言之，它是一种心境，或用诗的语句来说，一种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

诗人华滋华斯：《廷滕寺》如此描绘这种精神：

“我同样深信，是这些自然景物

给了我一份更其崇高的厚礼——

一种欣幸的、如沐天恩的心境；

在此心境里，人生之谜的重负，

幽晦难明的世界的如磐重压，

都趋于轻缓；在此安恬心境里，

慈爱与温情为我们循循引路，

……

躯壳已昏昏入睡，我们成了

翩跹的灵魂；万象的和谐与愉悦

以其深厚力量，赋予我们

安祥静穆的眼光，凭此，才得以

洞察物象的生命。”

自1915年辜鸿铭发表《中国人的精神》以来，100年间，有关中华文明的论述汗牛充栋、鱼龙混杂，而在立意宏大和见解精湛上，迄今没有能超越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和柳诒征《中国文化史》等“民国七贤”伟大著述者。晚周叔孙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谓之不朽。”如今一一检验辜鸿铭等“民国七贤”的基本论断，无一过时，无一大误，堪称“傲立于天地之间”的不朽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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