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建基于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统的根基之上，历经伏羲、炎黄、尧舜、三代、汉唐等古典宪政的合理治理，长期保持稳定繁荣，为全球文明治理的最高典范；其儒道佛之伟大人文信仰、诸子百家之博大深湛智慧，历代仁人志士为维系文明大一统而奋斗、牺牲的英雄业绩，哺育了正直勇敢、善良勤劳的中华民族，谱写了全球文明的一部壮丽史诗。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威逼、利诱、控制，中华文明一万年伟大传统与灿烂成就，被权势阶层、西方话语和盲从舆论所豢养的“全盘西化派”，扭曲、误判为“停滞僵化、愚昧落后、封建专制”等“前现代的、蒙昧、野蛮”状态，造成全民族的“灵魂空白”，很多人丧失自信力，成为“全盘西化”的牺牲品。
中国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一举奠定中国全面复兴的伟大基础，中国人似乎也一夜之间“恍然大悟”：原来中国人在智力、技艺、精神、道德诸层面，毫不逊色于西方人，中国一旦稳定并获得合理治理，就能迸发出其他文明所罕见的巨大活力、适应性与创新力，“全盘西化”被历史事实一一驳倒、不攻自破。
自民国初年，直至现代早期，一大批学术精英，早已具备上述真知灼见，但迫于政治形势，大多噤若寒蝉；唯独以陈寅恪、辜鸿铭、柳诒征、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为代表的一代贤哲宗师，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毅然捍卫中华文明传统的伟大精神，成为中华文明复兴的最大楷模与学术思想典范，余谓之“民国七贤”。
一，中华正统思想，民国七贤所归宗
民国七贤，不仅精通中外经典文献、历史沿革，更通晓全球文明进步大趋势，一贯力主“返本开新”、“守先待后”，即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全球人文价值的深厚基础上，重建中华文明的独立根基和全球进步的合理秩序。
中华正统思想者，中华文明正大光明的智慧统系也，载于《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诸子著述、文章总集等不朽的《四库》典籍中，传承数千年而屹立不倒；民国七贤以贯通古今、融会中外的伟大学识，予以现代诠释，不仅为此下中华复兴之归宗，亦为人类复兴之正轨。
中华文明自伏羲创立之初，即富于哲学根本智慧，对宇宙之探究囊括万有，仰观俯察，以简驭繁，遂有《河图易经》之大一统伟构，中华文明之自然宗教崇拜、天地万物合一哲学于此树立根基。神农、黄帝则据以创立起农耕文明的各项制度体系，中华古典宪政、教化系统之完备，实旷古所未有。
炎黄时代辟地日广、耕作日繁，遂有尧舜时代之水土流失、洪水泛滥。尧舜二帝采择天下公推共主之原始民主制而创立“禅让”制，即由四方诸侯在中央之代表“四岳”推举继任者，由被推举者摄位治理天下，待时机成熟则继任者顺利继位，四方诸侯实具最终决定权，此即中华古典宪政联邦制，余所谓“华夏大同民主”是也。华夏古典民主制，不仅创设出极其完备的中央政制（《尚书·舜典》具载之），更因四方诸侯之诚心拥戴、积极配合而使“大禹治水”获得极大成功。大禹规划国土、重整农业、厘定中央地方之九州朝贡体系，中华文明至此稳固凝结，“天下为公”之“大同理念”与华夏古典民主制，高悬人类一体、天下一家之终极理想，堪称举世荣光之文明也。
中华文明日盛，则先民宗教情怀、哲学智慧日渐稀薄，出世之想形同虚设，而入世执著之心、声色财货之乐日渐熏染，大同之世遂转而为小康之世，华夏民主制亦蜕变为一姓世袭之“家天下”局面。
夏商周三代，四方诸侯不仅保有相当势力，且常救济中央政治之昏乱，由周文王奠基，周武王召集天下诸侯一举伐纣成功，即以此。周公制礼作乐、分封天下千余国，则华夏古典民主、宪政联邦制，不仅迅速恢复且更形扩大：中央政治受地方制衡，地方政治受中央监督，二者关系，由朝贡体系，进而为礼乐封建大一统体系，地方继续保有军队、财赋、土地、人民、政府等重要势力。
文明传播日盛，则地方势力日重，中央权威日堕，诸侯彼此吞并、四夷环伺窥视、人民苦不堪言。孔子命世而出，盛唱“尊王攘夷”、“仁义礼教”、“贤者居位”诸“大同学说”，对小康局面大不以为然，当面申斥务求兼并之各国统治阶层，虽不得志于列国，但咸受天下尊敬：孔子学说乃天下公义之所在，诸侯受制于情势，不得从容实行也。秦、楚等大国，固乃华胄，因久居边远、熏染蛮风，迫于情势，采残暴扩张策略，终致重建天下于大一统。
秦朝“仁义不施”，仅15年而亡；楚王因袭暴政，亦败北；汉高祖得天下儒士所教，遂创立400年炎汉基业：高祖过鲁，以太牢大礼祭孔子，天下大悦，名儒归依，陆贾、贾谊、董仲舒、伏生、申公等襄助汉帝教化，高祖、惠、文、景、武诸帝与叔孙通、公孙弘等创制“文治政府”体系，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均受内外监察等文官制衡，五经博士之学术体系、太学县学之教育体系，巍然灿然而为道统、学统、政统所系，两汉国力遂达鼎盛，中华文明遂以“汉”自称。
汉初政治之流弊在妄图重建封国，迭经战乱而天下复归一统；汉末流弊在宦官紊乱中枢，地方势力转强，遂开三国魏晋南北朝之乱局；隋唐复兴，一扫世家望族之裙带，开科举取士制度，文官制衡机制更以“三省六部”制而增盛，但文官党争、藩镇割据，荡尽大唐300年基业；宋元明清遂务求加强中央集权，明初废宰相而建内阁，但朝野内外制衡之机制未改；满清以少数部族之政权而统治中国，表面沿袭明制，但肆行皇帝、王室、贵族之专制，所谓“乾纲独断”，政治文化专制主义，不仅使中枢政治紊乱，更令全国噤若寒蝉，国家有难，四方作壁上观，遂逐步形成各省地方势力坐大之局面，不仅倾覆满清王朝，更开北洋、国民两中央统一政府频遭地方割据威胁之乱局。
抚今追昔，炎黄古典宪政制度体系，包括尧舜时代之华夏民主联邦制、虞夏殷周之礼乐朝贡封建制、两汉隋唐文官制衡之文治政府、汉唐宋明之卿大夫制度、儒士制度，不仅造就古典中国“士农工商、四民并盛”之伟大文明成就，更应作为最宝贵的人类文明遗产，融入当代全球文明秩序重建的大一统进程中。
民国七贤，就在此广大深邃的历史正统中脱颖而出。
二，“文化神州，寄托一身”
陈寅恪先生（1890-1969）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文化英雄、民族英雄。他的思想、著作、诗文、人格，可与日月争光。其不朽诗文，犹如一部清末直至文革之“心史”，与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国史大纲》、柳诒征《中国文化史》等巨著并驾而为国学正宗，虽政治高压、社会混乱，不足以摇撼之。
陈寅恪诗，与杜甫比肩，堪称“当代诗史”。其行世目前仅三见，分别是：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寅恪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陈寅恪集·诗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陈寅恪诗笺释》（胡文辉笺释），其光辉人格、事业，实践了陈先生主张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谓辉丽天下、天下楷模也。
陈寅恪诗第一首，即浩叹1910年日寇武力吞并之下朝鲜亡国。陈先生时年20岁，正就读于柏林大学，诗云“陶潜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潜后。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诗用陶潜《饮酒》之二十“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意，言居此乱世，华夏仁义正大之道不行，倭奴肆行虎狼霸道，学子不禁悲歌怒吼也：陈先生一生志业确如仰天狮子惊世之吼，惊破国人委靡卑鄙之百年迷梦也。
撰写此条札记，余在家播放龚一先生所奏著名古琴曲、南宋名曲《潇湘水云》，油然而生所谓“更那消几番风雨，只可惜一片风雨”之浩大家园感，更思中华固有价值秩序之沦丧、道德文明之消亡、举世争逐名利之狂潮，不禁悲从中来、遍体生寒也。
观陈寅恪先生1904年在日本照片，俨然一英俊奇崛之少年也，然国恨家愁萦绕于心，遂有凄婉之句传世：“士有相怜宁识面，生原多恨此伤神”（《皮桓生（今译比昂松，1832-1910）墓》，1911年）；“犹记红墙出柳根，十年重到亦无存。园林故国春芜早，景物空山夕照昏。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春日独游玉泉山静明园》，1927年）诗中“此身未死已销魂”一句，用唐末宋初诗人徐骑省（字鼎臣）挽南唐后主词意：“此身虽未死，寂寞已销魂”，每读陈诗，便想起此句，活画出寅恪先生、古今一切贤哲、诗人之寂寞灵魂也。
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诗云“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将毅然自沉的王国维（静安）先生比拟为“文化神州”。著名学者吴宓先生（1894-1978）在1959年《寄答陈寅恪兄》曰：“文化神州何所系，观堂而后信公贤。”谓陈先生乃继王国维先生之后，为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信哉斯言！吴宓1961年最后一次会晤陈寅恪，日记载：“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陈寅恪，及其挚友吴宓两先生，在当时政治高压环境下，仍奉“中国孔子儒道”为正大光明之信仰，不仅再次确证了中华文明万年道统之真理性，不可倾摇；以一生坚韧不拔的血泪奋斗，巍然确证了：文化神州，自孔子直至民国七贤，虽屡灭而屡生，乃永恒不朽于宇宙之中、天壤之间者也。
陈寅恪先生伟大思想与人格，影响中国知识界至深至巨，其最集中、最凝练之概括，在下列篇章：
1，《诗集·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2，《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
3，《金明馆丛稿二编》所载多篇重要文章；
4，《讲义与杂稿·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在千古奇文《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面对民初举世倾慕全盘西化的滔天浊流，作出了振聋发聩、响彻千古、不可倾摇的著名论断：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白虎通》所定义之“三纲六纪”，即通常所谓“三纲五常”之儒家学说。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是定义中国文化的抽象理想之最高境界，犹如柏拉图所谓“理念”Idea者，也就是本书所谓中华文明大一统之“道”，孔子所谓“仁”，即脱离了一人一事、一朝一代之时空局限，而为全人类普遍认可之“通性”。中华文明，以自身万年绵延的文明实践进程，揭示了、确证了、逼近了这一抽象理想之最高境界，中华文明，必将与全人类文明共享不朽！
启蒙主流、全盘西化论者，将中国文化错误纳入某种人为设定与时空局限（古董形态、停滞僵化、封建专制等），借以否认其普世性、真理性、不朽性，以陈寅恪先生这面思想的照妖镜，立即照出其原形。
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一文中，更纲领性地，提出了“中华学术、中华智慧、中华文明实现伟大独立与复兴”的根本途径——同情之了解：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古人之学说，应具同情之了解，方可下笔。……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陈寅恪所谓“同情之了解”，实即批判卢梭、康德等启蒙主流史学“以今非古”之误，对胡适、冯友兰等为代表的主流哲学史界承袭启蒙陋习、鲁莽灭裂中国哲学之内在精神，进行委婉的批评；其致思立论，远承孟子“知人论世”说，近承新人文主义大师欧文·白璧德之“同情之了解”论，与现代生命现象学、诠释学方法，如出一辙，确为当代全球人文思想、学术智慧之正宗，更是中华文明全面复兴之精神核心、灵魂依托——汲取古今中外之优长，而非居今人立场、假设，对古人挑剔、批判之固陋、狂悖也。
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进一步预言，中国学术、中国智慧与中华文明的灵魂新生，必然走“新儒学”之正途，即北宋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融贯新知、而对先秦儒学的一番彻底更新：
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伟哉，寅恪夫子！早在1930年代，就已看穿中国现当代史的基本脉络：一方面，中国将尽力输入、吸纳欧美工商科技，以增强实力；另一方面，中国将全面恢复中华文明的本来地位；二者表面相反，实则相辅相成，最终推动中国在21世纪的全面复兴！
三，纲常名教，中华文明灵魂之所在
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北大学院己已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近代以来，神州动荡、国困民穷，中国人对固有文明产生莫大怀疑乃至嫌弃，即使治人文思想学术乃至国史者，亦祖述东洋、西洋或苏俄主流史观，全然蒙昧于本国历史观念、源流、制度、文献等，寅恪先生自称“羞欲死”，实则深愤于新一代史家之媚俗。
无奈“疑古学派”（实乃全盘西化派之变种）竟然扶摇直上，居近代学术、舆论主流，遗祸至今，国人对自身文明传统极蒙昧，“洗斯耻”殊非易事也。民国著名学者钱基博、邵祖平、张尔田等，均深入批评过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新史学”之失误，在“读书灭裂、勇于专断”、“循从、诈取、诡获”以迎合权势、俗流，以沽名钓誉也，甚有见地。
陈寅恪先生又赋一诗，以警戒当时举世若狂、奉西方文明为唯一圭臬之俗流、尤其是青年一代：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
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昔者孟子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儒家之理想主义正是天下道统与操守之所系，倘若举世皆仅只求功利，必使天下陷溺。迂儒、俗众之间，必维持一种相反相成之张力关系，社会乃安、文明乃传。
若设定学术、教育、文明事业，必须为某种功利目标服务，则社会必丧失道德准绳，一个文明之内在灵魂、传播秩序亦必随之严重失衡也。
陈寅恪1950年诗《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曰：“国魄销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雌黄。著书纵具阳秋笔，哪有名山泪万行。”对新史学丧失灵魂，深感悲愤。
一代贤哲、学术宗师陈寅恪，在1931年《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毅然宣称：“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而在1950年代，陈寅恪先生更直截了当称：“国史已亡”！清华同仁、著名学者吴宓，亦在1945年10月10日对来访的孙贯文说：“赤县古国，遂至今日，沦胥以尽。况文字已擅改，历史不存。教化学术，悉秉承于美、俄，即（使）中国名号犹在，甚至人民安富尊荣，（然）其国魂已丧失，精神已荡灭。”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考据陈寅恪《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简编桀犬恣雌黄”一句，典出《史记·邹阳列传》言“桀之狗，可使吠尧”，陈寅恪深刻指斥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刊为中学课本，印行数百万册，乃官方史学代表，如同“桀犬吠尧”、信口雌黄。尤其是范文澜在该书前言《研究中国历史的钥匙》、《论正统》中，以传统士大夫统治为“乱”，而以农民起义为“治”之说，可谓不顾基本历史事实，奉“乱”为“治”、指鹿为马。范文澜此说，深受陈寅恪、钱穆、柳诒征等史家大师的严肃批判与驳斥。
晋代史家孙盛著《晋阳秋》（即《晋春秋》），秉笔直书，触怒当道，子孙大加删削后，才敢传布，孙盛遂写定两原本，寄存于辽东友人处，晋灭，始出。陈寅恪亦怀先贤孙盛著作正史之志，无奈身残、境迫，平生宏愿之撰述“中国通史”，亦随之玉碎香消，俞大维称此为“我们时代的一大悲剧”。
陈寅恪先生在近代第一名文《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巍然宣称：“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犹希腊柏拉图之Idea者”，一语廓清近现代“新史学”之种种谬论，其振聋发聩、响彻千古，启示着中华文明、人类文明新生之途！陈寅恪所见，得自对中外文献、文明，尤其是中外治理经验之深广而透彻的把握，真先师孔子所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之伟大表率也。
唯深入温习、传承、全盘掌握，人类过往之文明传统、治理精髓，才能深入透彻地洞悉全球文明之精髓并开创人类新局，此即人文主义之文明信念，即中国正史传统之所谓“斟酌、损益”也。无奈，胡适、陈独秀诸人对历史抱实用主义态度，奉杜威“实验主义”、“效能主义”等近现代功利主义之粗鄙学说，为唯一宗旨，遂草率误判，将一时陷于困境中之中华文明，打入“国故”冷宫，主张“对中国文化捉妖、打鬼”，以尽力促使传统文明速速灭亡，或仅供古董商赏玩，速速“就博物馆之位”，从而“再造”出一个崭新的“新文化”、新文明，如此浅薄自欺之理论，竟然博得中外浅俗者不断喝彩。“新史学”之根本茫昧处，即在未尝透彻了悟儒家三纲五常教化之博大人文宗旨，故始终无法树立道德良知、伦理底线、社会责任于每个国民内心，俗谓“一放即乱、一统则死”，故近代化至今不成功。
儒家道德大一统学说之核心——三纲五常之名教观念，犹如西方形而上学最高境界——柏拉图之理念、耶稣基督之“神灵”，犹如佛陀之“佛法”，民国七贤之一辜鸿铭所谓“荣誉与责任之大法”，亦犹如近代西方之“宪法”治理，每一国民，必须率先履行这一道德责任，然后才能求取个人梦想之实现、个人欲望之满足，如此，则人我两安、天人和谐也。
近代著名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爱德蒙·伯克、托马斯·卡莱尔、爱默生、泰戈尔、雅斯贝尔斯、汤因比、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欧文·巴比特（白璧德）等，均具此先见之明。诸思想巨匠，均严批启蒙主义之“释放欲望却未能树立道德”，特尊崇中华文明之道德传统，犹如西方之基督教、东方之佛教一般博大精深、敦养人道。
无奈，胡适、陈独秀诸人，身负引导舆论、规划学术之重任，却无探究中西文明、学术底蕴之深厚教养，蔡元培曾胡乱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之说，试问之：宗教乃缘宇宙人生之本源究竟而设立之伟大而超然之教化也，美术之教育，如何能担此“圣责”？胡适更拾取英国经验主义之牙慧，喋喋不休“经验、试验以外，一无存在”云云，据说民国时代胡适家乡一老者，劈头骂曰：“混帐！汝祖父死于汝降生前，汝未尝经验、试验，汝祖亦不存在耶？”民国七贤之一熊十力，尝与胡适等人聚餐于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见胡适喋喋谈论诸子不休，乃拍案怒斥曰：“晚周诸子，唯熊某能讲，余皆胡扯！”胡适唯唯而已。牟宗三时为北大哲学系学生，躬逢其盛，回忆称“入读北大三年，方始见到，天地之间，尚有一个顶天立地之人！”从此终生服膺熊十力先生。
熊先生更撰文《须从根本处注意》，但蔡、胡、陈诸所谓学术领袖者，从未“从根本处注意”，茫昧于文明的道德本源，他们把注意力全放在“工商科技”主导下急功近利之片面近代化，即全盘西化上。
试思：人之恻隐、同情、仁爱诸良知美德，不待“试验”而潜存，文明若不传承敦养此道德，则各国、各阶层、每个人，逞其争逐名利之心，祸害天人，陷全球生灵于无边苦海也，睹之今日，复何言哉！
四，史学名节，世风磐石
紊乱中国正史传统的一大流派，乃全盘西化派的史学变种，即“疑古学派”。其谄媚权势、流俗，陈寅恪先生1943年所作《癸未春日感赋》诗，予以深讽：“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其中“九鼎铭辞争颂德”即嘲讽“疑古学派”代表人物顾颉刚。《竺可桢日记》第二册720页记载：“（陈）寅恪对于骝先（即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谓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因作诗嘲之……”
陈寅恪先生诗“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一联，亦批评国民党“以党治校”犹如李斯所谓“以吏为师”，楚钳则用《汉书·楚元王刘交传》典，喻不测之祸[8]。胡适学生顾颉刚1943年1月28日日记自我解嘲说：“……而以鼎铭属予，因就（刘）起釪所草，加以改窜。”刘起釪乃顾颉刚学生，后撰《尚书学史》，仍持“疑古”武断之辞，甚不可从也。蔡元培1912年下令全国学校停止读经，可谓“毁经”；胡适、顾颉刚提出“疑古”；陈独秀提出“打倒孔家店”，梁启超不顾师友之谊，出任曾经出卖戊戌变法的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在反张勋复辟的全国通电中，骂自己老师康有为“大言不惭之书生”，可谓人格稍亏。此数人，岸然所谓“学界领袖”者。
余乃戏拟一绝，以承陈寅恪夫子：“栋梁庸才毁经纶，万载华夏陷胡尘。坑灰未冷国心乱，接续神州是何人？”此绝句中“梁”、“才”（即蔡）、“胡”、“尘”（即陈）均有所指，亦颇凑巧也。第三句“坑灰未冷国心乱”则剿袭陈先生“坑灰未冷国先乱”一句，概括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直到当代“文革”中“破四旧”等史上极其惨痛、极其黑暗的毁灭人文、天伦、国心之非法行径，冀望神州遗教，后继有人也。
另一紊乱正史之举，则是近代以来执政当局在政治、公共政策、意识形态、学术思想上的高压政策。陈寅恪在1952年有《男旦》等诗，批评1951年秋执政当局大力推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曰：“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以戏子作态讽喻之。1952年2、3月间，著名史学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发表《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自我检讨》两文，经此“洗澡”和“人人过关”，陈垣乃重得政府宠信，就任北师大校长。陈寅恪先生以为这是“趋炎附势、曲学阿世”的，并告来访者：“我和他们不同，告诉北京的人，需分清楚。”曾记得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载，著名文史学者钱基博，当面训诲其子钱钟书说：“你当效法你叔（钱穆乃钱钟书叔父辈）所愿：尽量不在平、津、沪高校任教，以免庸俗！”无奈，大陆知识分子，均乞食于东南沿海各大学，其志向、节操，遂难以葆全，非能如陈寅恪先生之壁立千仞、名节不亏也。
五，中国国史正统，人类文明大道
中国正史，乃孔子所著《春秋》所奠基。
司马迁概括《春秋》宗旨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身处晚周乱世，深研人类文明大道，贬损失道之天子，斥退僭越之诸侯，讨伐乱国的卿大夫等权贵阶层，巍然捍卫中国王道——敬天保民的伟大文明正统，遂垂为万古不朽。
继孔子史学正统者，有司马迁《史记》、助高祖兴汉灭秦的陆贾《新语》、董仲舒《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以及孔安国诸儒所释之《十三经注疏》等。
余自2000年，为历届传播学大一新生自编讲义，讲授《全球通史》。尤重中华传播史，命诸生预习董仲舒应对汉武帝“举贤良对策”之伟大篇章《天人三策》，余亦重温其代表作《春秋繁露》，仰慕久之。
董仲舒《春秋繁露》首篇《楚庄王》云：
春秋之辞，……文约而法明也。……春秋义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达之，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
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闻，以疑
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
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
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欤？
纲常名教者，人伦之大道、社会责任之根本大法也，不可更易者也；经济社会体制、公共政策诸端，则顺应时代需要而合理更化，此变易、不易之常也。董仲舒所谓自僻者，即浅俗不学之人也，要么陈陈相因，如满清之顽固派；要么卤莽灭裂，如民初之全盘西化派；不识孔子所谓“斟酌、损益”之历史观、董子所谓“改制不易道”之说，遗落博大深邃宗旨。盖《尚书》“稽古”、《春秋》“奉天法古”之说，乃在尊重、深研人类经验之唯一可靠者——过往文明之经验与文明传播遗产之传承，以温故知新、推陈出新也。
六，古典礼乐政教体系，寓含正大光明之人道
司马迁《史记·八书》、董仲舒《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深刻把握了中华文明长治久安、其大一统人文治理的奥秘——古典礼乐、政教，把人类旺盛纷繁的情欲诉求，合理约束在礼乐为主、政教为辅的文明制度体系、古典宪政框架之内，人类公共生活合理有序，人道因此正大光明、绵延不尽也。从孔夫子，到司马迁、董仲舒、孔安国，中国历代精英均以礼乐政教，为天下大法、万物宏规、文明大一统体制之精髓所在也，人类文明传播之均衡秩序、珍贵的传播遗产、历史经验等，寄寓其间。
孔子以“礼”一字囊括一王朝、一时代文明之全体，所谓“夏礼”、“殷礼”、“周礼”也。孔子以为，采“斟酌、损益之法”，则千载昭昭、毫厘不爽也。是故，观“礼”知文明传播之兴衰；观“乐”则知文明传播秩序，是否臻于“尽善尽美”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说礼乐之乐甚妙：
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是故作乐者，必返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鑊》。鑊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一也。
孔子深爱《韶》乐，乃寄望于人类和睦大同也；不言《夏》、《鑊》而微讽《武》者，深恶诸侯兼并、列国征战、礼乐崩坏之“小康”也。由此可知，天下本末、质文皆具足，古典宪政巍然有序，音乐可臻美善。
英国广播公司2008年9月发行纪录影碟《暖化真相：与保罗·罗斯（主持人）一起的全球变暖之旅》，与科学家们讨教、论全球最近1万年间气候变化的曲线，结果发现，1850年前后，即工业革命兴起年代，全球气候急剧升高，至今濒于不可收拾地步。影片预言，全球气候再增高2摄氏度，则地球生态系统将出现不可逆转的大崩溃！
观之西方音乐史，若合符节：贝多芬（1770-1827）生活的年代，西方古典音乐，开始从维也纳古典乐派向浪漫乐派过渡，贝多芬晚年音乐，就有不太和谐的乐思、乐段，而伴随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全面启动，人心日益浮躁，则浪漫乐派、民族乐派、印象乐派兴起，虽不乏美妙乐曲问世，但西方音乐、西方文明的巅峰状态已过，欧洲虽富贵尊荣，但对外野蛮扩张、对内盘剥贫苦，终酿成20世纪一系列内外惨祸，这些惨祸遗毒，今天仍在逐步扩散为全球重重危机也。
董仲舒《天人三策》之《第一策》言之甚明：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则伤败乃至。……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熟烂如此之甚者也！
董子仲舒对汉武帝直言“汉无善治”，武帝不仅虚心接受，更全面采纳其建议，尊儒兴学、奋然更化，立太学、五经博士、举孝廉循吏充博士弟子，天下响应，道德教化巍然树立，正史尊为“炎汉”，华夏之民以“汉”自称，盖美其教化世风（士风、民风）也。
学贵传承大道而独立不移。2008年12月10日课上，我为大学一年级新生讲解“中华文明的传播秩序与治理机制”，在黑板上列表，予以图示：伏羲时代之《河图》宇宙观念、天人合一之宗教、哲学智慧、婚姻家族制度、饮食居住制度的创立等——炎黄时代之农耕制度、衣食住行等各项文明制度的确立、天下公推共主之原始民主制度等——尧舜禹时代华夏民主制的确立完善（代表天下诸侯之“四岳”不仅参与重大人事任命、更最终决定天子之继任人、尧舜确立禅让制、中央设纳言、开四门、立诽谤木等舆情机关、受地方监督制衡）、中央官制以及地方朝贡体系确立、“天下为公”之大同文明理想深入华夏诸族——夏启破坏禅让制、建立小康“家天下”但保留文官选举制、殷商时代诸侯兴起、西周“封邦建国”之古典联邦制以及中央地方权力制衡之礼乐文明体系——举凡皆为中华文明屹立至今之根基也。
在晚周礼乐崩坏时代，孔子命世而出，荟萃此前数千年文明传播遗产，盛唱“尊王攘夷”、“仁义礼教”、“贤者居位”诸“大同主义学说”，对晚周小康局面深致不满，游说列国不得志，但咸受天下尊敬；孔子更在巍然道统之外锻造出灿烂儒家学统，令天下万民知公义之所在，从此，尊王斥霸之政统，潜移默化于中华——秦以野蛮策略获扩张，终致天下于一统，然秦政残暴，旋踵而灭；炎汉兴起，与民休息，尊儒重教，刑措不用，武帝、董仲舒、公孙弘等更兴建太学、广举贤良方正、孝廉之士加入政府，乃确立伟大“文治政府”体系以及士大夫培育、选拔、任用、监察等制度，皇室、文官、士子之间形成权力制衡关系，全社会尊儒慕德之风气获深厚培育，中华文明2200年间稳定繁荣之政治、道德基础遂一举奠定；魏晋南北朝乱局使华夏文明更扩大传播，文化内涵更因道家和佛教的兴盛而丰厚华美——隋唐进一步确立科举制、三省六部等文治制度体系，儒释道三教并尊，声教冠盖全球——宋元明清鉴于唐末地方藩镇割据、文官党争等弊端，逐渐把宰相、文官、地方、军队首领之权集中于皇帝一人，加固中央集权却消弱了权力制衡机制，终于造成满清大权集中皇室、全国万马齐喑之局面，不受制衡的中央集权逐步使内乱外患接踵，国困、士荒、民穷的局面，最终倾覆了王朝士大夫统治，近代中国遂跌入历史最低谷。……劫尽变穷，儒家礼义廉耻教化仍深入民心，中华文明传统渐次深入士子灵魂，天下仁人鼓舞奋发，参酌西学，将古典中国，提升、锻造为引领全球文明进步的当代中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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