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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之五十六——论民国七贤(下):陈寅恪、梁漱溟、钱穆,融贯古今中西,灿然文明正统
毛峰
2016年06月07日

中华文明建基于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统的根基之上,历经伏羲、炎黄、尧舜、三代、汉唐等古典宪政的合理治理,长期保持稳定繁荣,为全球文明治理的最高典范;其儒道佛之伟大人文信仰、诸子百家之博大深湛智慧,历代仁人志士为维系文明大一统而奋斗、牺牲的英雄业绩,哺育了正直勇敢、善良勤劳的中华民族,谱写了全球文明的一部壮丽史诗。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威逼、利诱、控制,中华文明一万年伟大传统与灿烂成就,被权势阶层、西方话语和盲从舆论所豢养的“全盘西化派”,扭曲、误判为“停滞僵化、愚昧落后、封建专制”等“前现代的、蒙昧、野蛮”状态,造成全民族的“灵魂空白”,很多人丧失自信力,成为“全盘西化”的牺牲品。

中国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一举奠定中国全面复兴的伟大基础,中国人似乎也一夜之间“恍然大悟”:原来中国人在智力、技艺、精神、道德诸层面,毫不逊色于西方人,中国一旦稳定并获得合理治理,就能迸发出其他文明所罕见的巨大活力、适应性与创新力,“全盘西化”被历史事实一一驳倒、不攻自破。

自民国初年,直至现代早期,一大批学术精英,早已具备上述真知灼见,但迫于政治形势,大多噤若寒蝉;唯独以陈寅恪、辜鸿铭、柳诒征、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为代表的一代贤哲宗师,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毅然捍卫中华文明传统的伟大精神,成为中华文明复兴的最大楷模与学术思想典范,余谓之“民国七贤”。

一,中华正统思想,民国七贤所归宗
 
民国七贤,不仅精通中外经典文献、历史沿革,更通晓全球文明进步大趋势,一贯力主“返本开新”、“守先待后”,即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全球人文价值的深厚基础上,重建中华文明的独立根基和全球进步的合理秩序。

中华正统思想者,中华文明正大光明的智慧统系也,载于《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诸子著述、文章总集等不朽的《四库》典籍中,传承数千年而屹立不倒;民国七贤以贯通古今、融会中外的伟大学识,予以现代诠释,不仅为此下中华复兴之归宗,亦为人类复兴之正轨。
中华文明自伏羲创立之初,即富于哲学根本智慧,对宇宙之探究囊括万有,仰观俯察,以简驭繁,遂有《河图易经》之大一统伟构,中华文明之自然宗教崇拜、天地万物合一哲学于此树立根基。神农、黄帝则据以创立起农耕文明的各项制度体系,中华古典宪政、教化系统之完备,实旷古所未有。

炎黄时代辟地日广、耕作日繁,遂有尧舜时代之水土流失、洪水泛滥。尧舜二帝采择天下公推共主之原始民主制而创立“禅让”制,即由四方诸侯在中央之代表“四岳”推举继任者,由被推举者摄位治理天下,待时机成熟则继任者顺利继位,四方诸侯实具最终决定权,此即中华古典宪政联邦制,余所谓“华夏大同民主”是也。华夏古典民主制,不仅创设出极其完备的中央政制(《尚书·舜典》具载之),更因四方诸侯之诚心拥戴、积极配合而使“大禹治水”获得极大成功。大禹规划国土、重整农业、厘定中央地方之九州朝贡体系,中华文明至此稳固凝结,“天下为公”之“大同理念”与华夏古典民主制,高悬人类一体、天下一家之终极理想,堪称举世荣光之文明也。

中华文明日盛,则先民宗教情怀、哲学智慧日渐稀薄,出世之想形同虚设,而入世执著之心、声色财货之乐日渐熏染,大同之世遂转而为小康之世,华夏民主制亦蜕变为一姓世袭之“家天下”局面。

夏商周三代,四方诸侯不仅保有相当势力,且常救济中央政治之昏乱,由周文王奠基,周武王召集天下诸侯一举伐纣成功,即以此。周公制礼作乐、分封天下千余国,则华夏古典民主、宪政联邦制,不仅迅速恢复且更形扩大:中央政治受地方制衡,地方政治受中央监督,二者关系,由朝贡体系,进而为礼乐封建大一统体系,地方继续保有军队、财赋、土地、人民、政府等重要势力。

文明传播日盛,则地方势力日重,中央权威日堕,诸侯彼此吞并、四夷环伺窥视、人民苦不堪言。孔子命世而出,盛唱“尊王攘夷”、“仁义礼教”、“贤者居位”诸“大同学说”,对小康局面大不以为然,当面申斥务求兼并之各国统治阶层,虽不得志于列国,但咸受天下尊敬:孔子学说乃天下公义之所在,诸侯受制于情势,不得从容实行也。秦、楚等大国,固乃华胄,因久居边远、熏染蛮风,迫于情势,采残暴扩张策略,终致重建天下于大一统。

秦朝“仁义不施”,仅15年而亡;楚王因袭暴政,亦败北;汉高祖得天下儒士所教,遂创立400年炎汉基业:高祖过鲁,以太牢大礼祭孔子,天下大悦,名儒归依,陆贾、贾谊、董仲舒、伏生、申公等襄助汉帝教化,高祖、惠、文、景、武诸帝与叔孙通、公孙弘等创制“文治政府”体系,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均受内外监察等文官制衡,五经博士之学术体系、太学县学之教育体系,巍然灿然而为道统、学统、政统所系,两汉国力遂达鼎盛,中华文明遂以“汉”自称。

汉初政治之流弊在妄图重建封国,迭经战乱而天下复归一统;汉末流弊在宦官紊乱中枢,地方势力转强,遂开三国魏晋南北朝之乱局;隋唐复兴,一扫世家望族之裙带,开科举取士制度,文官制衡机制更以“三省六部”制而增盛,但文官党争、藩镇割据,荡尽大唐300年基业;宋元明清遂务求加强中央集权,明初废宰相而建内阁,但朝野内外制衡之机制未改;满清以少数部族之政权而统治中国,表面沿袭明制,但肆行皇帝、王室、贵族之专制,所谓“乾纲独断”,政治文化专制主义,不仅使中枢政治紊乱,更令全国噤若寒蝉,国家有难,四方作壁上观,遂逐步形成各省地方势力坐大之局面,不仅倾覆满清王朝,更开北洋、国民两中央统一政府频遭地方割据威胁之乱局。

抚今追昔,炎黄古典宪政制度体系,包括尧舜时代之华夏民主联邦制、虞夏殷周之礼乐朝贡封建制、两汉隋唐文官制衡之文治政府、汉唐宋明之卿大夫制度、儒士制度,不仅造就古典中国“士农工商、四民并盛”之伟大文明成就,更应作为最宝贵的人类文明遗产,融入当代全球文明秩序重建的大一统进程中。

民国七贤,就在此广大深邃的历史正统中脱颖而出。

二,“文化神州,寄托一身”

陈寅恪先生(1890-1969)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文化英雄、民族英雄。他的思想、著作、诗文、人格,可与日月争光。其不朽诗文,犹如一部清末直至文革之“心史”,与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国史大纲》、柳诒征《中国文化史》等巨著并驾而为国学正宗,虽政治高压、社会混乱,不足以摇撼之。

陈寅恪诗,与杜甫比肩,堪称“当代诗史”。其行世目前仅三见,分别是: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寅恪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陈寅恪集·诗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陈寅恪诗笺释》(胡文辉笺释),其光辉人格、事业,实践了陈先生主张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谓辉丽天下、天下楷模也。

陈寅恪诗第一首,即浩叹1910年日寇武力吞并之下朝鲜亡国。陈先生时年20岁,正就读于柏林大学,诗云“陶潜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潜后。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诗用陶潜《饮酒》之二十“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意,言居此乱世,华夏仁义正大之道不行,倭奴肆行虎狼霸道,学子不禁悲歌怒吼也:陈先生一生志业确如仰天狮子惊世之吼,惊破国人委靡卑鄙之百年迷梦也。

撰写此条札记,余在家播放龚一先生所奏著名古琴曲、南宋名曲《潇湘水云》,油然而生所谓“更那消几番风雨,只可惜一片风雨”之浩大家园感,更思中华固有价值秩序之沦丧、道德文明之消亡、举世争逐名利之狂潮,不禁悲从中来、遍体生寒也。

观陈寅恪先生1904年在日本照片,俨然一英俊奇崛之少年也,然国恨家愁萦绕于心,遂有凄婉之句传世:“士有相怜宁识面,生原多恨此伤神”(《皮桓生(今译比昂松,1832-1910)墓》,1911年);“犹记红墙出柳根,十年重到亦无存。园林故国春芜早,景物空山夕照昏。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春日独游玉泉山静明园》,1927年)诗中“此身未死已销魂”一句,用唐末宋初诗人徐骑省(字鼎臣)挽南唐后主词意:“此身虽未死,寂寞已销魂”,每读陈诗,便想起此句,活画出寅恪先生、古今一切贤哲、诗人之寂寞灵魂也。

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诗云“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将毅然自沉的王国维(静安)先生比拟为“文化神州”。著名学者吴宓先生(1894-1978)在1959年《寄答陈寅恪兄》曰:“文化神州何所系,观堂而后信公贤。”谓陈先生乃继王国维先生之后,为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信哉斯言!吴宓1961年最后一次会晤陈寅恪,日记载:“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陈寅恪,及其挚友吴宓两先生,在当时政治高压环境下,仍奉“中国孔子儒道”为正大光明之信仰,不仅再次确证了中华文明万年道统之真理性,不可倾摇;以一生坚韧不拔的血泪奋斗,巍然确证了:文化神州,自孔子直至民国七贤,虽屡灭而屡生,乃永恒不朽于宇宙之中、天壤之间者也。

陈寅恪先生伟大思想与人格,影响中国知识界至深至巨,其最集中、最凝练之概括,在下列篇章:

1,《诗集·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2,《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

3,《金明馆丛稿二编》所载多篇重要文章;

4,《讲义与杂稿·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在千古奇文《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面对民初举世倾慕全盘西化的滔天浊流,作出了振聋发聩、响彻千古、不可倾摇的著名论断: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白虎通》所定义之“三纲六纪”,即通常所谓“三纲五常”之儒家学说。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是定义中国文化的抽象理想之最高境界,犹如柏拉图所谓“理念”Idea者,也就是本书所谓中华文明大一统之“道”,孔子所谓“仁”,即脱离了一人一事、一朝一代之时空局限,而为全人类普遍认可之“通性”。中华文明,以自身万年绵延的文明实践进程,揭示了、确证了、逼近了这一抽象理想之最高境界,中华文明,必将与全人类文明共享不朽!

启蒙主流、全盘西化论者,将中国文化错误纳入某种人为设定与时空局限(古董形态、停滞僵化、封建专制等),借以否认其普世性、真理性、不朽性,以陈寅恪先生这面思想的照妖镜,立即照出其原形。

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一文中,更纲领性地,提出了“中华学术、中华智慧、中华文明实现伟大独立与复兴”的根本途径——同情之了解: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古人之学说,应具同情之了解,方可下笔。……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陈寅恪所谓“同情之了解”,实即批判卢梭、康德等启蒙主流史学“以今非古”之误,对胡适、冯友兰等为代表的主流哲学史界承袭启蒙陋习、鲁莽灭裂中国哲学之内在精神,进行委婉的批评;其致思立论,远承孟子“知人论世”说,近承新人文主义大师欧文·白璧德之“同情之了解”论,与现代生命现象学、诠释学方法,如出一辙,确为当代全球人文思想、学术智慧之正宗,更是中华文明全面复兴之精神核心、灵魂依托——汲取古今中外之优长,而非居今人立场、假设,对古人挑剔、批判之固陋、狂悖也。

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进一步预言,中国学术、中国智慧与中华文明的灵魂新生,必然走“新儒学”之正途,即北宋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融贯新知、而对先秦儒学的一番彻底更新:

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伟哉,寅恪夫子!早在1930年代,就已看穿中国现当代史的基本脉络:一方面,中国将尽力输入、吸纳欧美工商科技,以增强实力;另一方面,中国将全面恢复中华文明的本来地位;二者表面相反,实则相辅相成,最终推动中国在21世纪的全面复兴!

三,纲常名教,中华文明灵魂之所在

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北大学院己已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近代以来,神州动荡、国困民穷,中国人对固有文明产生莫大怀疑乃至嫌弃,即使治人文思想学术乃至国史者,亦祖述东洋、西洋或苏俄主流史观,全然蒙昧于本国历史观念、源流、制度、文献等,寅恪先生自称“羞欲死”,实则深愤于新一代史家之媚俗。

无奈“疑古学派”(实乃全盘西化派之变种)竟然扶摇直上,居近代学术、舆论主流,遗祸至今,国人对自身文明传统极蒙昧,“洗斯耻”殊非易事也。民国著名学者钱基博、邵祖平、张尔田等,均深入批评过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新史学”之失误,在“读书灭裂、勇于专断”、“循从、诈取、诡获”以迎合权势、俗流,以沽名钓誉也,甚有见地。

陈寅恪先生又赋一诗,以警戒当时举世若狂、奉西方文明为唯一圭臬之俗流、尤其是青年一代: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

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昔者孟子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儒家之理想主义正是天下道统与操守之所系,倘若举世皆仅只求功利,必使天下陷溺。迂儒、俗众之间,必维持一种相反相成之张力关系,社会乃安、文明乃传。

若设定学术、教育、文明事业,必须为某种功利目标服务,则社会必丧失道德准绳,一个文明之内在灵魂、传播秩序亦必随之严重失衡也。
陈寅恪1950年诗《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曰:“国魄销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雌黄。著书纵具阳秋笔,哪有名山泪万行。”对新史学丧失灵魂,深感悲愤。

一代贤哲、学术宗师陈寅恪,在1931年《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毅然宣称:“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而在1950年代,陈寅恪先生更直截了当称:“国史已亡”!清华同仁、著名学者吴宓,亦在1945年10月10日对来访的孙贯文说:“赤县古国,遂至今日,沦胥以尽。况文字已擅改,历史不存。教化学术,悉秉承于美、俄,即(使)中国名号犹在,甚至人民安富尊荣,(然)其国魂已丧失,精神已荡灭。”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考据陈寅恪《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简编桀犬恣雌黄”一句,典出《史记·邹阳列传》言“桀之狗,可使吠尧”,陈寅恪深刻指斥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刊为中学课本,印行数百万册,乃官方史学代表,如同“桀犬吠尧”、信口雌黄。尤其是范文澜在该书前言《研究中国历史的钥匙》、《论正统》中,以传统士大夫统治为“乱”,而以农民起义为“治”之说,可谓不顾基本历史事实,奉“乱”为“治”、指鹿为马。范文澜此说,深受陈寅恪、钱穆、柳诒征等史家大师的严肃批判与驳斥。

晋代史家孙盛著《晋阳秋》(即《晋春秋》),秉笔直书,触怒当道,子孙大加删削后,才敢传布,孙盛遂写定两原本,寄存于辽东友人处,晋灭,始出。陈寅恪亦怀先贤孙盛著作正史之志,无奈身残、境迫,平生宏愿之撰述“中国通史”,亦随之玉碎香消,俞大维称此为“我们时代的一大悲剧”。

陈寅恪先生在近代第一名文《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巍然宣称:“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犹希腊柏拉图之Idea者”,一语廓清近现代“新史学”之种种谬论,其振聋发聩、响彻千古,启示着中华文明、人类文明新生之途!陈寅恪所见,得自对中外文献、文明,尤其是中外治理经验之深广而透彻的把握,真先师孔子所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之伟大表率也。

唯深入温习、传承、全盘掌握,人类过往之文明传统、治理精髓,才能深入透彻地洞悉全球文明之精髓并开创人类新局,此即人文主义之文明信念,即中国正史传统之所谓“斟酌、损益”也。无奈,胡适、陈独秀诸人对历史抱实用主义态度,奉杜威“实验主义”、“效能主义”等近现代功利主义之粗鄙学说,为唯一宗旨,遂草率误判,将一时陷于困境中之中华文明,打入“国故”冷宫,主张“对中国文化捉妖、打鬼”,以尽力促使传统文明速速灭亡,或仅供古董商赏玩,速速“就博物馆之位”,从而“再造”出一个崭新的“新文化”、新文明,如此浅薄自欺之理论,竟然博得中外浅俗者不断喝彩。“新史学”之根本茫昧处,即在未尝透彻了悟儒家三纲五常教化之博大人文宗旨,故始终无法树立道德良知、伦理底线、社会责任于每个国民内心,俗谓“一放即乱、一统则死”,故近代化至今不成功。

儒家道德大一统学说之核心——三纲五常之名教观念,犹如西方形而上学最高境界——柏拉图之理念、耶稣基督之“神灵”,犹如佛陀之“佛法”,民国七贤之一辜鸿铭所谓“荣誉与责任之大法”,亦犹如近代西方之“宪法”治理,每一国民,必须率先履行这一道德责任,然后才能求取个人梦想之实现、个人欲望之满足,如此,则人我两安、天人和谐也。

近代著名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爱德蒙·伯克、托马斯·卡莱尔、爱默生、泰戈尔、雅斯贝尔斯、汤因比、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欧文·巴比特(白璧德)等,均具此先见之明。诸思想巨匠,均严批启蒙主义之“释放欲望却未能树立道德”,特尊崇中华文明之道德传统,犹如西方之基督教、东方之佛教一般博大精深、敦养人道。

无奈,胡适、陈独秀诸人,身负引导舆论、规划学术之重任,却无探究中西文明、学术底蕴之深厚教养,蔡元培曾胡乱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之说,试问之:宗教乃缘宇宙人生之本源究竟而设立之伟大而超然之教化也,美术之教育,如何能担此“圣责”?胡适更拾取英国经验主义之牙慧,喋喋不休“经验、试验以外,一无存在”云云,据说民国时代胡适家乡一老者,劈头骂曰:“混帐!汝祖父死于汝降生前,汝未尝经验、试验,汝祖亦不存在耶?”民国七贤之一熊十力,尝与胡适等人聚餐于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见胡适喋喋谈论诸子不休,乃拍案怒斥曰:“晚周诸子,唯熊某能讲,余皆胡扯!”胡适唯唯而已。牟宗三时为北大哲学系学生,躬逢其盛,回忆称“入读北大三年,方始见到,天地之间,尚有一个顶天立地之人!”从此终生服膺熊十力先生。

熊先生更撰文《须从根本处注意》,但蔡、胡、陈诸所谓学术领袖者,从未“从根本处注意”,茫昧于文明的道德本源,他们把注意力全放在“工商科技”主导下急功近利之片面近代化,即全盘西化上。

试思:人之恻隐、同情、仁爱诸良知美德,不待“试验”而潜存,文明若不传承敦养此道德,则各国、各阶层、每个人,逞其争逐名利之心,祸害天人,陷全球生灵于无边苦海也,睹之今日,复何言哉!

四,史学名节,世风磐石

紊乱中国正史传统的一大流派,乃全盘西化派的史学变种,即“疑古学派”。其谄媚权势、流俗,陈寅恪先生1943年所作《癸未春日感赋》诗,予以深讽:“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其中“九鼎铭辞争颂德”即嘲讽“疑古学派”代表人物顾颉刚。《竺可桢日记》第二册720页记载:“(陈)寅恪对于骝先(即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谓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因作诗嘲之……”

陈寅恪先生诗“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一联,亦批评国民党“以党治校”犹如李斯所谓“以吏为师”,楚钳则用《汉书·楚元王刘交传》典,喻不测之祸[8]。胡适学生顾颉刚1943年1月28日日记自我解嘲说:“……而以鼎铭属予,因就(刘)起釪所草,加以改窜。”刘起釪乃顾颉刚学生,后撰《尚书学史》,仍持“疑古”武断之辞,甚不可从也。蔡元培1912年下令全国学校停止读经,可谓“毁经”;胡适、顾颉刚提出“疑古”;陈独秀提出“打倒孔家店”,梁启超不顾师友之谊,出任曾经出卖戊戌变法的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在反张勋复辟的全国通电中,骂自己老师康有为“大言不惭之书生”,可谓人格稍亏。此数人,岸然所谓“学界领袖”者。

余乃戏拟一绝,以承陈寅恪夫子:“栋梁庸才毁经纶,万载华夏陷胡尘。坑灰未冷国心乱,接续神州是何人?”此绝句中“梁”、“才”(即蔡)、“胡”、“尘”(即陈)均有所指,亦颇凑巧也。第三句“坑灰未冷国心乱”则剿袭陈先生“坑灰未冷国先乱”一句,概括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直到当代“文革”中“破四旧”等史上极其惨痛、极其黑暗的毁灭人文、天伦、国心之非法行径,冀望神州遗教,后继有人也。

另一紊乱正史之举,则是近代以来执政当局在政治、公共政策、意识形态、学术思想上的高压政策。陈寅恪在1952年有《男旦》等诗,批评1951年秋执政当局大力推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曰:“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以戏子作态讽喻之。1952年2、3月间,著名史学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发表《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自我检讨》两文,经此“洗澡”和“人人过关”,陈垣乃重得政府宠信,就任北师大校长。陈寅恪先生以为这是“趋炎附势、曲学阿世”的,并告来访者:“我和他们不同,告诉北京的人,需分清楚。”曾记得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载,著名文史学者钱基博,当面训诲其子钱钟书说:“你当效法你叔(钱穆乃钱钟书叔父辈)所愿:尽量不在平、津、沪高校任教,以免庸俗!”无奈,大陆知识分子,均乞食于东南沿海各大学,其志向、节操,遂难以葆全,非能如陈寅恪先生之壁立千仞、名节不亏也。

五,中国国史正统,人类文明大道

中国正史,乃孔子所著《春秋》所奠基。

司马迁概括《春秋》宗旨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身处晚周乱世,深研人类文明大道,贬损失道之天子,斥退僭越之诸侯,讨伐乱国的卿大夫等权贵阶层,巍然捍卫中国王道——敬天保民的伟大文明正统,遂垂为万古不朽。

继孔子史学正统者,有司马迁《史记》、助高祖兴汉灭秦的陆贾《新语》、董仲舒《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以及孔安国诸儒所释之《十三经注疏》等。

余自2000年,为历届传播学大一新生自编讲义,讲授《全球通史》。尤重中华传播史,命诸生预习董仲舒应对汉武帝“举贤良对策”之伟大篇章《天人三策》,余亦重温其代表作《春秋繁露》,仰慕久之。

董仲舒《春秋繁露》首篇《楚庄王》云:

春秋之辞,……文约而法明也。……春秋义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达之,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
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闻,以疑
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
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
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欤?

纲常名教者,人伦之大道、社会责任之根本大法也,不可更易者也;经济社会体制、公共政策诸端,则顺应时代需要而合理更化,此变易、不易之常也。董仲舒所谓自僻者,即浅俗不学之人也,要么陈陈相因,如满清之顽固派;要么卤莽灭裂,如民初之全盘西化派;不识孔子所谓“斟酌、损益”之历史观、董子所谓“改制不易道”之说,遗落博大深邃宗旨。盖《尚书》“稽古”、《春秋》“奉天法古”之说,乃在尊重、深研人类经验之唯一可靠者——过往文明之经验与文明传播遗产之传承,以温故知新、推陈出新也。

六,古典礼乐政教体系,寓含正大光明之人道

司马迁《史记·八书》、董仲舒《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深刻把握了中华文明长治久安、其大一统人文治理的奥秘——古典礼乐、政教,把人类旺盛纷繁的情欲诉求,合理约束在礼乐为主、政教为辅的文明制度体系、古典宪政框架之内,人类公共生活合理有序,人道因此正大光明、绵延不尽也。从孔夫子,到司马迁、董仲舒、孔安国,中国历代精英均以礼乐政教,为天下大法、万物宏规、文明大一统体制之精髓所在也,人类文明传播之均衡秩序、珍贵的传播遗产、历史经验等,寄寓其间。

孔子以“礼”一字囊括一王朝、一时代文明之全体,所谓“夏礼”、“殷礼”、“周礼”也。孔子以为,采“斟酌、损益之法”,则千载昭昭、毫厘不爽也。是故,观“礼”知文明传播之兴衰;观“乐”则知文明传播秩序,是否臻于“尽善尽美”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说礼乐之乐甚妙:

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是故作乐者,必返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鑊》。鑊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一也。

孔子深爱《韶》乐,乃寄望于人类和睦大同也;不言《夏》、《鑊》而微讽《武》者,深恶诸侯兼并、列国征战、礼乐崩坏之“小康”也。由此可知,天下本末、质文皆具足,古典宪政巍然有序,音乐可臻美善。

英国广播公司2008年9月发行纪录影碟《暖化真相:与保罗·罗斯(主持人)一起的全球变暖之旅》,与科学家们讨教、论全球最近1万年间气候变化的曲线,结果发现,1850年前后,即工业革命兴起年代,全球气候急剧升高,至今濒于不可收拾地步。影片预言,全球气候再增高2摄氏度,则地球生态系统将出现不可逆转的大崩溃!

观之西方音乐史,若合符节:贝多芬(1770-1827)生活的年代,西方古典音乐,开始从维也纳古典乐派向浪漫乐派过渡,贝多芬晚年音乐,就有不太和谐的乐思、乐段,而伴随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全面启动,人心日益浮躁,则浪漫乐派、民族乐派、印象乐派兴起,虽不乏美妙乐曲问世,但西方音乐、西方文明的巅峰状态已过,欧洲虽富贵尊荣,但对外野蛮扩张、对内盘剥贫苦,终酿成20世纪一系列内外惨祸,这些惨祸遗毒,今天仍在逐步扩散为全球重重危机也。

董仲舒《天人三策》之《第一策》言之甚明: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则伤败乃至。……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熟烂如此之甚者也!

董子仲舒对汉武帝直言“汉无善治”,武帝不仅虚心接受,更全面采纳其建议,尊儒兴学、奋然更化,立太学、五经博士、举孝廉循吏充博士弟子,天下响应,道德教化巍然树立,正史尊为“炎汉”,华夏之民以“汉”自称,盖美其教化世风(士风、民风)也。

学贵传承大道而独立不移。2008年12月10日课上,我为大学一年级新生讲解“中华文明的传播秩序与治理机制”,在黑板上列表,予以图示:伏羲时代之《河图》宇宙观念、天人合一之宗教、哲学智慧、婚姻家族制度、饮食居住制度的创立等——炎黄时代之农耕制度、衣食住行等各项文明制度的确立、天下公推共主之原始民主制度等——尧舜禹时代华夏民主制的确立完善(代表天下诸侯之“四岳”不仅参与重大人事任命、更最终决定天子之继任人、尧舜确立禅让制、中央设纳言、开四门、立诽谤木等舆情机关、受地方监督制衡)、中央官制以及地方朝贡体系确立、“天下为公”之大同文明理想深入华夏诸族——夏启破坏禅让制、建立小康“家天下”但保留文官选举制、殷商时代诸侯兴起、西周“封邦建国”之古典联邦制以及中央地方权力制衡之礼乐文明体系——举凡皆为中华文明屹立至今之根基也。

在晚周礼乐崩坏时代,孔子命世而出,荟萃此前数千年文明传播遗产,盛唱“尊王攘夷”、“仁义礼教”、“贤者居位”诸“大同主义学说”,对晚周小康局面深致不满,游说列国不得志,但咸受天下尊敬;孔子更在巍然道统之外锻造出灿烂儒家学统,令天下万民知公义之所在,从此,尊王斥霸之政统,潜移默化于中华——秦以野蛮策略获扩张,终致天下于一统,然秦政残暴,旋踵而灭;炎汉兴起,与民休息,尊儒重教,刑措不用,武帝、董仲舒、公孙弘等更兴建太学、广举贤良方正、孝廉之士加入政府,乃确立伟大“文治政府”体系以及士大夫培育、选拔、任用、监察等制度,皇室、文官、士子之间形成权力制衡关系,全社会尊儒慕德之风气获深厚培育,中华文明2200年间稳定繁荣之政治、道德基础遂一举奠定;魏晋南北朝乱局使华夏文明更扩大传播,文化内涵更因道家和佛教的兴盛而丰厚华美——隋唐进一步确立科举制、三省六部等文治制度体系,儒释道三教并尊,声教冠盖全球——宋元明清鉴于唐末地方藩镇割据、文官党争等弊端,逐渐把宰相、文官、地方、军队首领之权集中于皇帝一人,加固中央集权却消弱了权力制衡机制,终于造成满清大权集中皇室、全国万马齐喑之局面,不受制衡的中央集权逐步使内乱外患接踵,国困、士荒、民穷的局面,最终倾覆了王朝士大夫统治,近代中国遂跌入历史最低谷。……劫尽变穷,儒家礼义廉耻教化仍深入民心,中华文明传统渐次深入士子灵魂,天下仁人鼓舞奋发,参酌西学,将古典中国,提升、锻造为引领全球文明进步的当代中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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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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