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七贤的学术思想，经由辜鸿铭有关“中华文明的二十个光辉论断”之深广奠基，柳诒征巍然树立孔子为文化中心，马一浮提出“儒家六经融摄一切学术”的伟大命题，陈寅恪标举“同情之了解”即主客交汇、融贯中西的“新人文主义”学术方法，熊十力以西方生命哲学透入儒道佛之名理，复归宗大易，开辟出现代中国唯一一个自本自根、规模广阔、神解卓特、磅礴壮丽的哲学体系；梁漱溟本着“世界文化三路向”理论，预言全球文明在“一味对外地”求得物质解决之西化路径（工商科技与自由民主）之后，必然在儒家思想的道德理性（非西化路径之工具理性）即广大澄明之心灵中，求得“对内的解决”，即身心、义利、理欲等所有“启蒙主义的虚假二元预设、矛盾与区隔”的生命大协调（大一统），此即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复兴之理据所在（印度佛家等一切宗教为之辅助），指明了当代全球文明的合理发展方向，堪称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之正宗。
七，梁漱溟：儒家尊严，光被日月
在20世纪中国学术的精神遗产中，梁漱溟（1893-1988）以其对中国社会与世界潮流的深刻体察，他朴素淡泊、朴实文字与傲然风骨，他儒佛兼治的生命气象，他惊人的历史预见力，在20世纪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堪称独树一帜。
他鲜明提出的“在全球西方化的基础上，未来世界文化，必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复兴”伟大思想，以及“建设中国乡村社会”、“建设中国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他所开创的“现代新儒家”的伟大思想流派和巍巍学术统系，尤其是他作为“当代孔子”的独立人格、傲岸风范，不仅永垂全球青史，而且提示着中国社会与全球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
当1910-1920年代中国左右两派鼓噪所谓“全盘西化论”且一度甚嚣尘上之时，梁漱溟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中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儒家文化复兴论”。早在20世纪10-20年代，梁漱溟先生就深刻地指出：中国社会由于积贫积弱，必然经历一个急剧的西方化过程。伴随西方化的加深、西方化的社会弊病暴露得愈加充分，同时中国社会也日渐富强，这时，儒家文化，必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复兴，并且这一复兴将影响整个世界。21世纪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将是这一伟大预言的不断展开与实现。
梁漱溟坚苦卓绝的一生，是现代中国人追求物质解放与精神解放的伟大代表。他开创性的文明事业，正朝向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著作中，他发现，一味追求物质满足的西方文化必将走到尽头，以精神调和物质欲求的中国儒家文化必将在全世界复兴（详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再版）。在这一伟大洞见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有关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独到见解（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的命运》等名著）；由于中国社会以农村为根本，他提出了“乡村建设和书院教育的伟大理论”，为此，他辞去北大教席，深入中国农村以及城镇社区，建立乡村建设学院、现代书院，进行重振农村经济、以书院教育来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试验。
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中国现代化，不能是全盘西化式的现代化，而必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被梁漱溟最有力揭示出的两大问题——中国社会之特殊性基础上的儒家文化的复兴，和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恰当解决，正成为中国最终实现合理的、人道的、可持续的全面现代化之关键。
梁漱溟的远见卓识，来源于他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刻认识与洞察。早在20世纪初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著作中，就对以蔡元培、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所采取的偏激、错误的反传统主义持保留态度。他的未来世界文化必是中国儒家文化之复兴的伟大信念，以及与此信念相关的一些列学术阐释与创见，不仅传承了中华五千年文明传统之慧命——儒家思想的伟大道统、学统与政统，并且开启了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流派——现代新儒家。
在现代新儒家的“三圣”中，熊十力以“规模广阔、神解卓特”著称，所成体系宏大、返本开新，在哲学上创获极多，可谓子思、孟子一派儒学大师；马一浮则以“义理精严”著称，被许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所成博大精深、守先待后，有子夏之博学，更有颜回之淡泊，被尊为“当世颜回”；梁漱溟则身兼曾子之诚笃、子路之义勇，其人格风范，举世所敬，被尊为“活化了孔子”；其学术思想，从生命哲学、文化哲学入手，博采现代西方哲学、心理学之所长，归本于儒家心性涵养之教，正大清刚，着实亲切，独呈异彩。
早在1910-1940年代中晚期，身为北大教授的梁漱溟，就力图打破现代西式学院教育只重知识技能忽略人格素质的僵化模式，创办“勉仁书院”等现代书院教育体系。
他在不朽名著《朝话》中提出的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理想与教育规范及恢复中国书院教育的伟大努力，不仅是对孔子开创的中国教育的伟大传统的直接继承，更指示着中国21世纪教育创新和文化创新的核心方向。
远承孔子、晚唐起步、宋元明清兴盛一千余年的中国书院教育，是中国教育传统的伟大创造。它针对隋唐以来科举制度以及官方教育的日益僵化，提倡一种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并重、既生动活泼有修身谨严的民间教育模式，一代代忠臣烈士、鸿儒硕学，如范仲淹、文天祥、王阳明、王船山、曾国藩、张之洞等，均受书院教育而成名，成为中国社会之中坚表率，与近代西式学院教育培养出来的、在道德操守上常居骑墙立场的知识专才相比，境界高下判若云泥。当代学校教育，以知识技能传授为绝对中心，严重忽视甚至否定每一种知识所具有的道德意义和人文意义，道德人格、美好心灵的塑造往往流于空洞的形式或枯燥的说教，从青少年犯罪到成年人腐败堕落现象因此层出不穷，使整个社会蒙受巨大损失。
八，返中华儒家之本，开全球文明之新
梁漱溟一贯主张，只有在深刻认识老中国的基础上，才能成功建设新中国。他在文革高压下发表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就是这一学术主张的结晶。梁漱溟首先指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理：一是物理，一是情理。理智源于人身，理性源于人心；理智是人的生活方法，是工具，是手段，理性是人的生命本体，是主宰，是人类特征；西方文化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文化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所以西方文化成就的是民主与科学，中国文化成就的是伦理道德。
他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会长于理性，孔子起了关键作用。他援引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所言：“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并赞许民国七贤之一、文化史大师柳诒征的著名论断：“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孔子之前数千年的文化赖孔子而传，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化史》）梁漱溟认为，之所以说孔子开了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就是因为“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化是不以环绕着某一宗教为中心而发展的，寻其所从来者，盖甚早甚早，而其局面之得以开展、稳定则在孔子。”或者换句话说：“一贯好讲情理，富有理性色彩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端由孔子奠其基础。”
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非宗教性的中国文化，使中国人民养成了好讲情理的民风，以及融通调和的人生态度。前者使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避免了琐碎迷信尤其是外来宗教的威胁，后者有利于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交往与融合。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化，是在日常行事、自处待人之间启发人的情理自觉，以人的理性来领导人，达到自律自觉，从而使中国人形成了宽宏和厚、善能容物的性格。中国社会组织建筑在伦理情义连锁的关系之上，伦理关系包涵着所有相遇之人在内，彼此间以相与之情代替相对之势。数千年来除战国时代有富国强兵的思想外，人们总是希望天下太平，天下没有边界，国与国之间通而不隔。这也是古代经济虽然非常落后，交通不便之极，但文化却高度统一，政治亦以统一为常的根本原因。其结果，中国的民族单位得到扩大，民族历史也因此得以延续久长；民族历史得以延续久长，反过来又促进了民族单位的日益扩大，“两面互为因果，卒有今天的局面”，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
梁漱溟正确地驳斥孔子护卫奴隶制之说为不合事实，其说拘泥于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说，而不知中国社会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例外，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奴隶制发展阶段。既然没有奴隶制，孔子护卫奴隶制就无从说起。梁漱溟指出，“克己复礼”是孔子答颜渊问仁所说的话，颜渊问仁，乃就个人自己生活修养而问，不涉及社会制度。把“复礼”解释为要复周代之礼，全然不对。
同理，诬孔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亦属大错。
梁漱溟驳斥了指责孔孟之道为统治阶级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之说：孔孟之根本学问在于树立全社会的道德标准，孔孟主张人的心思气力应用在自己一面，而非向外用力，以对付他人。向内用力，亦叫修身或修己。修身或修己的含义，包括立身行己和处世待人两个方面，立身行己一面，要求精神收敛集中在自家身上，由此进入儒家的根本学问——“慎独”；处世待人一面，亦非向外用力，而是反求诸己。无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必须以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由此可见，孔孟之道不合于一般阶级社会内居于统治地位阶级的通例。
梁漱溟此文最精彩处，在于他对历来遭受批判的“三纲五常”所做的正确辩护：“三纲五常”对维护中国两千年的社会秩序，让人们从事生产和生活起过重大的作用。中华民族生命之无比绵长，中华民族单位之无比扩大，“三纲五常”未尝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有赖于此”。他认为，任何事物其中包括社会礼俗在内，总为人们所需要而后才能存在。“三纲五常”不仅存在了，而且存在了两千多年之久，直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才为人们所抛弃，这本身就证明它是有用的，合于社会需要。因此对三纲五常不能一概否定。
他认为，孔子和孟子都是理性主义者，中国几千年来实受孔孟理性主义之赐，不过后来把孔孟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寝失原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从而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礼教，要即在此。所以吃人的礼教与孔孟之道，不能划等号。“如其孔孟之道就是吃人礼教，吃人礼教就是孔孟之道，则数千年来中国人早就被吃光死光，又岂能有民族生命无比绵长，民族单位无比扩大之今日？”
活泼的情理所以僵化的原因，是它的礼俗化。
他指出，当一种情理（例如忠或孝）被看成是有用的好东西，群求其通而成为风尚时，由风尚便成了必须资藉的方法工具。它总有某种程度的固定性和形式化乃便于依据循从。而固定性和形式化也就意味着僵化的开始。礼俗形成之初，活气未大失还是好的，天长日久，惰性加重，便成积重难返之势，乃至大背人情，大背情理。这是社会文化老衰之病，任何个人或学说难负其责。现代人的责任就是赋予礼俗化的传统以新的生机与活力。
1975年7月，梁漱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他半个世纪前即开始构思的最后一部代表作《人心与人生》。在这部总结性的巨著中，梁漱溟首先确立了人心是“宇宙生命本原的最大透露”，这种每个人心中“内蕴的自觉”，恒冲破人身本能的自私冲动，而成为“宇宙大生命”不计利害、廓然向上奋进之顶峰。梁漱溟所谓“人心”，正是孟子所谓良知，王阳明所谓“乾坤万有之基”，若人无此心，则等同禽兽也。
无独有偶。熊十力曾当面训斥冯友兰“良知是一假设”之说，实捍卫纯正儒家与中华民族之根本道德信念也。
人之本能与禽兽同，不过自我图存与种族繁衍之冲动也，简称“食色”；一切权力物欲，不过围绕此二者而来，沉湎于此二者，遂使人生落于盲目与机械。为满足这一物质本能，人类凭借理智作用，遂发展出种种物质文明，这种文明因近代工业革命而在西方社会首先登峰造极；然人心尚有物欲之上之更高追求，此追求一般儒家称为“道德”或“精神”，梁漱溟称为“理性”，此一道德精神或理性，依宇宙生命之本性，奋进向上，超脱利害得失，最终与圆满清净之宇宙本体合一。人生因此脱离物质迷暗，进于光明境界。
《人心与人生》可谓浓缩儒家一贯宗旨：人心自觉其善性，则人生光明美丽；人心若自失其善性，则人生黑暗丑陋。梁漱溟的这一巨著完成于1975年，1984年才自费出版，当时中国社会已开始进入剧烈商业化的价值失范期，一代圣哲的巨著竟然靠自费出版，中国文化界的状况可想而知。急功近利的社会，时时刻刻印证着被它冷落忽视的圣哲所谆谆教诲的真理：“无我为大，有本不穷”；“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梁漱溟修身箴言）
今日世界迫在眉睫的根本变革之一步，在于把目前应试教育僵化、破碎之死局中的中小学教育，和偏重知识技能传授的大学教育，彻底改变为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高度一体化的、传道授业并行的新教育，彻底打破德育偏重说教的僵化模式，从丰富的自然知识与人文知识中开掘出亲切感人的道德资源，以儒家思想贯通全部教育活动，培养有廉耻、有社会责任感的有德君子与青年才俊，使之成为各行各业之中坚，以此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政治经济秩序的确立与良性运行、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
与此同时，学术体制以及受其影响的思想文化观念也需要同步进行彻底变革：衡量教师尤其是大学教师的标准，不应当是升学率或发表论文的篇数，而是这个教师真实的教学、科研水平以及在启发学生的道德自觉、知识渴求、思维创新的综合能力上所作出的贡献。负责评价的机构不能是眼下官僚主义严重的教育行政机关，而应当是具有独立地位与良好声誉的民间评价机构。中国教育必须全面开放以推动公平竞争，让好的教师和学者真正成为各级学校珍视的财富。政府应当大力支持高雅的文化事业，立法规定商业化媒体必须承担的普及高雅文化的责任，使新闻、出版、文化娱乐事业真正成为提升而不是败坏人民大众的文化趣味的良媒。
新教育、新学术、新文明的思想核心，是儒家博大深厚的人文理想、生态智慧与道德精神，是儒家树立君子人格的伟大文明传统。梁漱溟的儒家复兴思想，正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资源。区别于西方模式的片面现代化的所谓“中国特色”，就在于能够树立中华民族以及人类文明长治久安之道与生态和谐之道的儒家思想的复兴，而富于社会生机与经济活力的绿色乡村与绿色城市，正是中国现代化的持久后劲。
九，儒家广大清明之理性在于“对自己有办法”
人类文明的出路何在？在一个全球生态、经济、社会、人文系统全面崩解性危机的时代？与之紧密相连，每一人生，如何在这样一个文明环境中，获得生存的意义呢？
梁漱溟在1980年8月，与专程来访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Guy S. Alitto，著有《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和《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进行深入细致的交谈与研讨，艾恺将现场交谈录音（30盒录音带）交给中国一批有志于传播中华文明的人士（田镐慕周先生、一耽学堂同仁等）予以出版，遂有2006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惊世巨著《这个世界会好吗》的辉煌问世。
梁漱溟曾自述：“一生被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所困”，亦即全球文明在群体与个体层面上的巨大困扰，这一困扰自工业革命以来，已经骚扰了全世界数百年之久，每日每夜使全球近70亿生灵以及受其严重波及的无数宇宙生灵无声饮泣的那些困扰，在一个中国贤哲的心灵中，化解为一片澄明：
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悲惨在受制于他自己（制与受制是一）。渺小是最错误的见解。
不可战胜的是谁？是生命。被战胜的是什么？是物质。
生命是心，是心表见在物上的，是心物之争。历史（宇宙史）一直是心对物之争，一次一次无数次，一步一步无数步，征服了物，凭借物，利用物，表演出来。
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和下等。——这是最渊深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然却不是一味向外逐物的西洋科学家之所知矣。
经济生活分散了人心，却组联了人身。政治形成集团对抗，划分此疆彼界。
今日世界问题之形成，由于西方文化。要避免人类之毁灭，只有转向中国文化。中国问题之陷于今日局面，正为盲目学西洋之结果。欲把僵局化归和缓而达于统一，必须矫正划界限与用武力之两点错误。
着急贪求，表见了人类的卑微；歆羡涎流，显露了人类的丑陋；忍耐不下，烦恼苦愁，见出了人类的无用。
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真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反复研读梁漱溟先生这段“心灵独白”，我不禁怦然心动——这位儒佛兼治的伟人，自我奋斗、孤独攀登，跨越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的命运》等数座山脉，抵达了人类智慧的巅峰——世界问题、文明问题的最后解决，要靠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个人问题、生命问题的最后解决，要靠佛家、宗教家、哲学家来启迪人类本来秉赋的“灵明”——自我看出人类不能掌控自身的虚荣之可耻、歆羡那些夸诞虚荣者飞溅的“涎流”之丑陋、卑俗、悲惨。
体悟梁漱溟先生这段惊世心声，我深心感动不已——在举世夸诞西方物质技术的20世纪，中国竟然出现了“民国七贤”这样伟大的人物，这是中华文明万年复兴的伟大表征！
文明问题、生命问题的深湛解决，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是打破一切人为虚妄的疆界、集团，保持自由开放；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是打破西方科学技术争逐外物的不良习惯，生命、心灵发挥统御工商科技的道德理性能力，把个人虚荣心，提升为向上奋进之心，个人生命化入天地人宇宙大一统生命之美中。
十，钱穆：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之道
民国七贤的伟大学术思想，之所以能超越“全盘西化派”诸多流弊，灿然而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之正宗和未来全球文明进步的重大精神资源，根本得自一种澄明而非迷暗的清明理性，得自其生命内部博大而深厚的、玲珑而透辟的领悟力，即能从举世癫狂中“自我振拔”出来，“孤往探寻宇宙真理”的伟大气魄与胸襟，树立吾儒家所谓“至大无匹之真我”者也。
中国历史文化的伟大传统，以《尚书》、《周礼》、《易传》、《春秋》、《史记》、《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巨著为代表的正史宗传，在启蒙主义误导下的全盘西化派史学、疑古派史学、考据派史学、机械唯物派史学等所谓“去中国化”的“新史学”的一再摧残、毁弃、污损之下，正重演晚周时代“四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的危急局面，普通民众在饥寒交迫之下陷入绝望黑暗、渴望破坏的不良心境之中，一般知识阶层由于民初蔡元培悍然废止大中小学读经而对固有文明一窍不通、全然茫昧；值此千钧一发的历史转折关头，民国七贤等一批学术宗师（尚有吴宓、杜亚泉、缪凤林、方东美、张君劢等人）横空出世，一扫西化毒霾，维护中华神圣血脉于不坠。
孔子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毁灭一国一族，最险恶、最黑暗的一招，就是灭裂其历史，进而灭裂其语言文化，哥伦布以来西方殖民者在美洲之种族灭绝、东洋人白鸟库吉以“尧舜禹抹杀论”等疑古谬论为诱饵，卑鄙推进“满洲独立”，为同一行径；胡适、顾颉刚、鲁迅等不加细究、受其误导；柳诒征《国史要义》反复推阐“历史乃国族灵魂”之要，而自学成材、终生“为故国招魂”的伟大宗师、巨匠钱穆（1895-1990），遂为民国七贤之表率，坚贞保守中国正史宗传为一稳固合理、光明人道之统系之伟大贤哲。
文史宗师钱穆（字宾四）先生，在民国七贤中，具有总结性的创获，其伟大学术贡献，大抵可分列如下：
1，《国史大纲》：国史第一参考书。
钱穆在“引论”中系统提出“温情与敬意”的历史哲学方法，是对卢梭、康德以来启蒙主义所谓“批判哲学”、中国全盘西化史学“自命为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当身的罪恶与弱点，诿卸于古人”之近现代主流文史哲学之过误、罪错——近代中国因自灭本源、内外昏乱而诸事不顺遂，非但不自我反省，却一味归罪于祖宗、传统——予以最强有力的学理破斥，可谓一语点醒近代文明之迷梦；钱穆在“正文”中巍然提出“文治政府”这一伟大概念，用以解释中国秦汉以下政府与民间社会繁荣昌盛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奥秘，堪称不朽；在全书最后一章“除旧与开新”中，对康有为、梁启超以下的“速变、全变”论等激进错误主张进行了梳理和系统批判。
《国史大纲》自1940年代草于抗日战火并巍然问世以来，再版无数次，迄今为止，没有一部中国通史能与比肩也。
2，《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系列巨著。
钱穆极简洁而深湛地概括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夏商周三朝以贵族为主导之社会；战国以来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秦汉以来之以士人为主导之“郎吏社会”；魏晋南北朝之“门第社会”；隋唐以来尤其是北宋以来科举取士官吏皆出自平民之“白衣社会”，下贯元明清三朝，绵亘2500余年。
儒家300年后的伟大复兴，关键之一，在于孔子亲手锻造出的、一支坚不可摧的学者群体、集天下学术于一身的学术传统、一种“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之伟大学术精神。此阶层、传统与精神自孔子崛起民间倡为仁义之说之东周时代，绵延两千余年，直至清末民初，虽历经秦之政治迫害、六朝佛老宗教之代兴、隋唐以下科举考试之种种流弊、蒙元之贬斥、满清之摧残，始终傲然屹立，巍然而为社会之中坚、政府之领导，挺然而为社会风气之表率，文化学术之渊薮。
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社会形态：士、农、工、商，井然有序；而以“士”为全社会之表率、领导。士之所以能领导中国社会，一方面在于他们赋予中国社会正确的价值准则并身体力行之，此准则，即“忠、孝、仁、义”或“礼、义、廉、耻”之儒家道德观念（道统），全民族对此涣然心折，确信不疑，两千余年，相沿不改——无忠则叛，无孝则蛮，无仁则贼，无礼则野，无义则乱，无廉耻则为禽兽也！
另一方面，士之居于全社会之领导地位，还在于他们掌握融道德信仰、历史经验与治国方法于一炉之学术知识，是为儒家学统。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教”授徒，学生明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之沿革、古今大道之所在、天人相与之奥妙，内圣外王之学行、治理国家之才干，为举世所公认，则西周贵族政治，一变而为东周之游士政治（贵族与平民知识分子结合之政治），再变而为秦汉以下直接从平民中选拔治国人才的平民政治，从而一举奠定中国古典政治之成功与中华古典文明光辉灿烂之基础。
道统确立，学统坚固，方有清明廉洁之政治、天下为公之政统。政统者，坚守儒家道统之基本价值观念、饱受儒家学统之浸润培养，以天下为公、勤政爱民为宗旨，以清明廉洁为基本道德操守的中国古典政治的伟大传统也。道统立，则民知自爱，官知廉耻；学统固，则德才兼备之官源源不断培养出来，中国社会因此长治久安，中华文明因此光辉灿烂。
中国古典政治之核心，乃三统合一之儒家士人政治。士起自民间，深知民间疾苦，保有质朴清刚之民气；自小受儒家教育，身肩儒家道统，慷慨以天下为己任；受荐举、察举与科举而被选拔到中央太学与地方郡学，受高等教育后，经考试合格被委任为各级官吏。或受民间教育如东周两汉之私人讲学、唐末之书院培养而成材，主持地方事务。士者，能任以国事之人也，其身荟萃道统之博大、学统之深厚、政统之清明，虽君主之位、富贾之财，不能摇撼其为社会中坚之地位，古典中国之稳定繁荣，并被近代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卡莱尔尊为“贤人政治”、“中国式儒家民主”，余谓之“古典宪政”，以此。
中国社会使有教养、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士）稳居于靠武力或财力而发迹之武人与商人之上，使道德的力量、人文的力量，稳居于武力或金钱等势力之上，这一有形的政治选拔制度与无形的视学问为最高社会地位的社会风气，判然有别于国王、贵族、武人、教士、政客或富豪把持政治之西方社会，是古典中国取得独步世界的文明成就之关键。
士为中国社会之中坚，中者居中也，在社会上层则组成士大夫之政府，君主因此无法进行专制独裁；在社会下层则组成士君子之乡绅阶层，足以领导民众之社会风气，故不必形成专与政府采对抗立场之所谓近代民主之政治土壤也。社会上下由士居中调停，上限君权，下保民权，使全社会一体和谐，而农、工、商各业受此统一、协调与稳定之赐而永葆繁荣也。
“士”阶层在确立中国社会之公平性、流动性与持久性方面，具有极端之重要性。钱穆引《说文》“儒，术士之称”之说，判定“儒即士。术士犹云艺士。礼、乐、射、御、书、数，为当时之六艺，能通一艺以上，即可上通贵族阶层，以供任用，甚至可当国政，为卿相。”士之地位至孔子始确立为一独立阶层，并逐渐成为全社会之领导力量。马一浮认为“六艺”经孔子改造、充实、提升而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教，经士之上下传播，而为全社会所认同。故中国经晚周五百余年之动荡分裂，非但没有解体，反而不断抟合、扩大，最终重建大一统，实赖儒士之引导与儒家观念之广泛传播也。
儒士贡献于中国社会之最大者，一曰“尊王”、“斥霸”，以民本主义、人道主义政策维护全国政治统一与稳定，想方设法限制、约束君主独断专行、倒行逆施，故君主往往无法肆行专制，官吏更因严格的监察制度而无法肆行贪暴（汉律官吏贪十金即问斩）。科举取士，一视同仁，政权开放，上下流动，社会始终趋于公正、人道和平等；本儒家大同理想，对国内各民族、各宗教派别、世界各国一视同仁，因此采取和平主义而非帝国主义政策；一曰“以农为本、工商辅之”之经济结构，以农业立国、生态立国，想方设法保护小农，裁抑豪强兼并，重农抑商，因此无法出现土地、资金的高度集中而滋生资本主义。农、工、商合理布局、协调发展，农业为主、工商辅之，社会全面繁荣，又无生态枯竭之患；一曰“忠孝仁义”，儒家思想为全社会建立了基本的道德廉耻，富者宽悯，以不仁为戒；贫者上进，以假冒伪劣为耻，以诚信勤劳为荣。熊十力父以一介寒儒，死前执其手曰：“穷可杀吾身，不可灭吾志！”此铮铮遗言，实渗透一代代中国士人之心魂，而为古典中国傲岸不屈、清洁奋进之伟大精神之象征。
儒家士人政治，以敬天、重农、保民为宗旨，确保中国对外不采取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政策，对内不采取鼓励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政策。诚如钱穆所言：“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51页）
近现代学者往往因中国社会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而喋喋斥责中国社会为落后、僵化。殊不知中国社会自来就以农业为本，工商发达亦不以一味扩张为职志，知足常乐为一般中国人之处世哲学，物质一旦有保障，即转而寻求精神满足与提升，加以中国的兄弟平等继承制度、政府对豪强富户的裁抑等，故一味扩张的资本主义态度（韦伯所谓新教伦理）被一般中国人视为疯狂之病态，而资本主义之疯狂掠夺自然资源与社会关系、破坏生态环境与人生价值等毒素，亦无由产生矣。
中国社会并非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之生产方式以及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钱穆论曰：“故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即为一农、工、商并盛之社会。……对外武力，如汉代对匈奴，唐代对突厥，其征战辉煌之绩，亦彪炳莫盛。凭其富，不产生资本主义。凭其强，不产生帝国主义。历史上不断有此机会，而永不迈进此境界，永保此和平安定四民社会之体制。于农、工、商、兵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会与政治之领导中心。”（52页）这正是中国世界观之伟大卓绝处，是中华古典文明永葆绿色青春之奥妙所在。
概要而言，中国东周以前社会，决非西方那种少数奴隶主奴役大多数奴隶之奴隶社会，秦汉以后社会亦非西方那种政治经济军事自成一体（庄园）之封建社会，中国古典政治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君主专制”政治。近代中国“西化”史学，照搬抄袭西方，判定中国自战国以降两千余年中古、近古社会为“封建专制社会”，实乃大谬。
由于错误地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封建专制社会，则全盘西化以求富强、抛弃传统以求“现代”的思潮，近代以来便一直甚嚣尘上，而为舆论之主流。作为中国近代巨变之目击者，钱穆深知“全盘西化”论之危害国家民族之长远未来：“近百年来，中国备受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欺凌压迫，思欲一变传统，以效法乎彼。于是社会剧变，历两三千年来为社会领导中心之士阶层，亦日趋没落。至于最近，几失存在。往日之士精神，已渺不复见。而工商企业之资本家，则尚未成熟，未能确然负起领导社会之责任。于是整个社会乃真如一盘散沙，不得不待政府之排布。而政府又高呼民主，民实无主，何能主政？”（54页）
在古典经济与技术条件下，以中国广土众民、事务繁复之情形，既不能象罗马帝国或基督教会那样靠一种军事或宗教强力进行统治与管理，也不可能如希腊雅典城邦或近代瑞士等小国那样实行直接民主，更不可能如西方中古贵族专制政体或近代法国君主专制政体那样治理国家。即使是近代英美模式的代议制民主，实行起来也困难极大：在田野中耕作的农民投票选举村长还可以，若令其直接投票选举总统，即使技术条件具备，恐怕也难以选出恰当人选。工人、商人、职员或许资讯条件好些，但现代选举政治已堕落为选票政治，民众自身尚惶然无主，又如何能不受现代政客的欺骗而选出恰当人选呢？
由此可知，以中国政治之艰巨与复杂，不仅君主不能专制于此前2000余年历史进程中，恐怕今后之中国政治也不可能全由民众“做主”。代议制民主作为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的基本形式，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民众代表不能充分代表民意，而日益堕落为党派政治的肮脏工具，政治因此落入无耻政客与工商巨头之手，民众对此束手无策。以往民怨可申诉于县衙、言官乃至朝廷，如今却只能等待法庭的一纸空文或“公正舆论”的几声哀叹。如此进步，真令人啼笑皆非！
反思现代“形式民主”、群氓民主之盲目、全球政治之腐败与堕落，不能不说古代的士人政治，有优于现代资产阶级党派政治的地方：一张试卷可以一视同仁地授官授职，太学负教育、储备全国官吏之责，考试合格者至少也是一县首长，科举高第者则入翰林院，以研讨高深学问并养清望，严格的监察制度使吏治保持清廉，更有地方郡学、民间书院养育人才，主持社会风气；如今大学毕业往往失业，在学者不安于学，尚未毕业即四出钻营以谋职，政府公务员考试只招收低级职员，领导干部则全凭政党委派，如此不学无术之徒、利欲熏心之辈，奔竞于党魁巨贾之门，政治遂腐败丛生。虽一再严打，但从制度上如何加以杜绝，至今仍为最大之文明治理问题。
戊戌变法之废科举而开学堂，民间书院亦改为西式学堂，主持国家政治与社会风气之庙堂知识分子（士），一变而为局促于学院之内的专业知识分子（专家），知识分子“变法”的直接结果是自身的边缘化，近代政坛上，少数党人政客与富商巨贾，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百姓为生计，匍匐在二者脚下，任其蹂躏，社会风气因此败坏。“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千年来，深埋厚筑，急切犹难挖掘净尽。此下之中国社会，将成何态，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之士，难窥其仿佛。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洵堪为今日之中国社会叹矣。”（54页）
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是西方历史的特有产物：古希腊之海外殖民，一如近代哥伦布之侵占美洲；而近代西方列强之独霸世界，亦如古罗马帝国之独霸地中海世界。与中国古典社会以道德学问等人文力量为最高地位不同，西方社会恒以宗教、军功、金钱等物质势力为社会顶峰之标志，近代西方则一任金钱为社会地位之标尺。钱穆论曰：“西方社会中之获得预闻政权，乃至掌握政权，皆由其社会中之资产阶层发动。其先议会选举，皆论资产，由纳税人资格而获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故近代西方之民主政府，则必然需采取社会中资产阶层之意见，于是使其社会迅速成为一资本主义之社会。而其政府亦迅速成为一帝国主义之政府，向外获取工商原料，推销工商成品。使其本国资本社会可以不断向荣，而其相因而起之一切毒素，亦可向外发泄，使本国社会暂时见其利不见其害。但自帝国主义崩溃，资本主义之毒素，乃转向内泄。于是其社会乃开始日趋崩溃，而若有汲汲不可终日之势。”（57页）
全盘西化论者目眩于西方一时之物质成就，不知此种短暂物质成就背后巨大的社会代价、其终究不可持续之本性：“最近百年来，骤与西方帝国主义资本社会相接触，富强之势，咄咄逼人。而又欣羡其民主自由之美名，不加深察，惟求一变故常，亦步亦趋以为快。而不幸西方社会亦已临于不得不变之边缘。惟变当有常，万变不离其宗，当先揭出其大本大源之纲领所在，使一切之变，皆趋向此纲领而勿违，斯其变乃可有常，有其前途。自然科学，物质文明，从西方资本社会之养育中突飞猛进，人人尽以改进物质人生为目标，为期向。而不知人生趋向，社会结构，则并不尽在物质上。物质日进，反可使人生日退步，社会日解体。”（58页）
钱穆亲历亚洲四小龙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经济腾飞，以独具之法眼，揭示其不可持续之本质：“最近二十年来，社会经济飞跃，整体人生，随而生变，婚姻亦失正常。家庭基础动摇，幼童老年，全受影响。此实以物质繁荣，人情易趋凉薄。群体涣散，社会组织转以工商团体之事业经营为主，不以人与人相处感情上之交融互洽为本。财富日增，人生情味日减。继此以往，不加警惕纠挽，实有人伦道丧，天下将亡之忧。……今日之工厂，规模日大，天空有噪音，地下有污水，上自飞禽，下及游鱼，胥不受害。资本主义之为祸人类，其先如非洲贩黑奴，广州卖鸦片，演变至今……”（59页）
全盘西化论者不仅毁坏中国固有之文明传统，更毁坏了中华民族赖以长治久安之道德秩序：“回忆吾国，自辛亥前迄今百年，人人以慕效西化为自救自存之惟一途径。唱为文化自谴之高论。……吾国自宋以下，八百年来，《大学》成为识字人第一部必读书。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修身为本。富润屋，德润身，修身当重德，不重富。民国初年，小学尚有修身科，教人如何在社会上做人，此身明明为各人私有。则私德即公德。后遂改为公民科，教人如何在政府下做一公民，于是人生重点，转若不在私而在公。试问每一人之生命，究属私有，抑公有？无私又何来有公？”（59-60页）
公德私德，本为一体；人人自修私德，则公德必日进，此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也。全盘西化论者妄言传统中国有私德无公德，妄想凭借所谓“公民教育”之虚伪说教，可以唤醒人的公民责任感，此真缘木求鱼之千古蠢计也！
大抵中国儿童刚入学即被教以“爱祖国、爱人民”等大道理，问之不解其义，行之徒具虚文：学校每每令中小学生“做好事”，而每个孩子对自己身边、日夜为自己操劳之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却不知爱敬，如此“公民教育”只能助长虚伪做作之风，而于孝敬师长、友爱亲朋、忠诚于国家社会之根本大义相隔膜，使整个人格入于不仁之状态：“四十五十层以上之摩天大厦，林立市区，此皆所谓富润屋。而蛰居屋中之每一人，更无德以润身。是只润屋，不润身。集此无德不润之身，其生命之干枯燥烈，惟有束之以法律，限之为公民。人生乃为财富所公有，不为此身所私有。因此有关财富，则必彼此相竞。不关财富，则各自恣肆，无所底止。美其名曰‘自由’，而法律亦无奈之何。今日自由资本社会，显已群趋此境。而当前中国社会，则亦顺此潮流，奉为榜样，向之迈进。其最后归宿，岂不已彰灼在目。”（60页）
全盘西化论占据舆论中心，使中国2500年来坚持儒家义利之辨、王霸之辨的伟大道统、学统与政统，在近代面临全面崩溃。钱穆论曰：“近百年来，我们盲目抄袭德、日，失败了。又盲目抄袭英、美，失败了。转而又盲目抄袭苏联……”“不幸这一百年来的中国知识界，却始终没有勇气来接受此教训。他们老只在争论应该抄袭谁、模仿谁。换言之，哪一个外国可为我们的标准。……这正是上述殖民地化社会，一种最可惨痛的悲剧。也是中国现代殖民地化的知识分子，所该担当的莫大错误与罪恶。……中国现阶段中之知识分子，正在模糊地崇拜西方，积极从事于全盘西化不着边际的憧憬，恳切期求跃进于某一西方国家化的新范畴。”（41、40页）
这一新范畴就是西方模式的片面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在短暂的物质繁荣之后，则是整个民族一切可持续性的丧失。整整50年过去，今日重温钱穆的预言，可谓若合符节：今日台湾，可谓全盘西化的样板——西方式的民主选举竟然选出一个台独政府，其倒行逆施使台湾经济一落千丈，大批台湾商人来大陆建厂置家，台湾经济日益依赖大陆，而整个台湾岛陷入丑恶党争之中，一片乌烟瘴气。而其他西方化的东方社会也大致类似：政府腐败混乱、经济急功近利、民众浅薄无耻。古老东方之富足宁静，早已是过眼云烟。而迫使东方陷入泥潭的西方文明，此刻也破绽百出、不可终日：政治操于富豪之手、经济险象环生、文化鄙俗不堪。东方西方，茫茫一概。全盘西化论者，若起死回生，睹今日环球，将复何言？！今日世界之无穷劫难，使钱穆对近代以来受西式教育、严重西方化之所谓“知识分子”严加痛斥、不稍假借：“中国当前知识分子，论其文化传统，本已学绝道丧。死生绝续，不容一线。”（179页）
作为一个社会之领导力量与道德表率之知识分子，学绝道丧如此，则一般民众、商人政客，其无耻程度，亦可想而知矣。钱穆凭借其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洞察，精辟论道：“中国社会的自身渊源，是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它的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而所由得以维系不辍团结不散者，则只赖它自有的那一套独特而长久的文化传统，与由此所形成的强固民族意识。若并消灭此二者，则中国社会将剩四亿五千万个生活穷苦的个人生命，外此一无所有。因此要谋中国社会之起死回生，只有先着眼在它所仅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上，而这一个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之鲜明透露，则仍不得不期望在社会之知识分子，此乃自唐以来中国科举社会之中坚。但一则因科举制度取消，他们在政治上无合法的出路。一则农村崩溃，他们在生活上无安定的保障。一则教育制度更新，他们在精神上无亲切的安顿。这一个自唐以来一向成为中国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动摇，开始崩溃。最近期中国社会之一切乱象，知识分子该负最大的责任。非这一辈知识分子先得救，中国社会乃将不得救。今天则问题更严重，已非知识分子得救与否的问题，而将转落到并无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这已走近了唐末五代时情况。如何来再教育再培植一辈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挽救中国的厄运，当前的中国，已和北宋初年相仿，这将成为中国得救与否之惟一该先决的问题。”（38-39页）
一切物质力量，无论多麽雄厚坚固，不得其道，则终将灰飞烟灭；而一切精神力量，无论多麽细微弱小，若得其道，则潜移默化，终将不道之物质力量摧毁。往史昭彰，殷鉴不远：秦灭六国，势如破竹，然不行仁道，则15年而亡；汉兴儒术，则享祚400余年，一举奠定汉民族生存发展壮大之祖宗基业；魏晋南北朝政治紊乱，但儒家传统犹存于门第与寺庙，而为隋唐统一盛运与文采风流之准备；唐以诗赋取士，虽较经义便于辨才，但终落“进士无耻”之讥，更贻藩镇割据、民不悦学之患，而为五代十国之全面黑暗；北宋兴，奖励儒学，虽国力最弱，崎岖于蛮族侵扰破坏之下，然尊节重教，立近古中国士风、民风之根本，故吾华族，虽经辽、金、蒙、满诸蛮族之摧残、明万历以下中枢政治之黑暗、近代西方列强之压迫、北洋国民党两政府之腐败、倭奴之入侵，犹愈挫愈奋，终将内忧外患解除肃清，而重建独立与统一。若非祖宗德教，则缅颜事奴亦可安享富贵，何反抗为？
3，《先秦诸子系年》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文明没落时代，必有疑古之论。儒家本经世致用之学，不事考据、词章，不幸近古两宋以来，儒者宗师不务收复失地，或束手坐谈“以天理灭人欲”；或皓首穷经于“汉宋今古文无谓之争”；清末康梁、章黄、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派”，更胡乱编造“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俱分进化”等荒谬无稽之说，国学领域伪学充斥，不熟悉经典文献者常上当受骗。钱穆以此两巨著，永久性地终结了“疑古辨伪”、“汉宋之争”等千年疑案，堪称摧陷廓清、丰功厥伟。
4，《论语新解》和《孔子传》：归宗圣学血脉。
钱穆以精深的文献诠释与历史哲学的深入阐发，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的长治久安、万年繁荣之道，在孔子儒家思想。
当代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病，其总根源，就在违背了中国人在2500年的悠久岁月中养成的儒家道德-人文价值观，舍义而趋利，以急功近利的经济行为、急功近利的教育行为与急功近利的政治行为，片面追求经济规模与经济效益的急速增长，而使整个社会面临不可持续的种种危机、问题与挑战。
今日中国国力，正欲过明、清而直追汉、唐，外国观察家许为“重返颠峰”而雄踞世界、抗衡欧美之国民经济体。此正梁漱溟所谓中国之第一进路——急速西方化以求富强之初步成功也。然此第一进路之弊病日显，种种弊害均可以“可大而难久”概括也：经济总量可大，但作为经济活动之源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则难久；市场规模可大，但政治腐败、贫富分化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庞大人口压力、市场秩序问题、生态恶化、全球政治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巨大风险、作为综合国力源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之可持续性不高，国民综合素质，尤其是道德、文化素质低下，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运作横生腐败与浪费，等等。
民主法制建设，固然是从制度上杜绝这些丑恶现象的根本措施，但任何制度与法律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且立法的公正、缜密，执法的公正、严格，各级政府部门行政管理的公正、合理、有效、及时，全赖各级官员以及整个社会的基本廉耻心和道德责任感。综观古今中外，无论是东西方各大宗教，还是近代以来各种思想学说及其社会实践，都无法与中国几千年来儒家道德教化传统之巨大精神力量相提并论。
儒家道德教化，以培育有德君子为宗旨，以修、齐、治、平为基本程序，顺天应人，化育无穷，乃中国社会长治久安之道，人类文明起死回生之良方。君者群也，君子者，超越乎一己关怀之上，渴望对社会大群有所贡献之人也。《春秋》严三辨——王霸之辨、夷夏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实为一辨：义利之辩也。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此乃千古不移之文明标准、道德标准也。一利当前，合乎正义则取之，否则不取，君子也；反之则为小人。小人者，将一己之人生渺小化之人也，孟子所谓“顽、懦、薄、鄙”之人也，不知人生有超越乎私利之上之仁义大道也。
5，《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等文化史论著。
钱穆在这些伟大巨著中完整呈现了古典中国之温柔敦厚、圣洁美丽；近现代中国之奋斗不息；中国在21世纪复兴的伟大文明资源与精神遗产——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合理诠释。
余自1996年博士毕业，苦于“中国无学”，正苦闷彷徨之际，在北师大“港台图书阅览室”惊喜发现钱穆先生系列巨著，一读倾倒而私淑之，心底服膺曰：“道在是矣！岂能曰中国无人耶？”适逢钱穆著作在大陆解禁，遂以《论语新解》、《国史大纲》为大一、研一新生指定教材，全书解析，期中作业、期末考试，均自两书中命题考核诸生，余之“文明传播”学说、“古典宪政”学说等，皆自七贤论著采择生发也。
总之，民国七贤之学行、志业、著述，堪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全人类协调一致、共谋进步之深根大道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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