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炎黄、尧舜、夏殷、周秦、汉唐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相继取得古典时代具有普遍人文价值和典范意义的巨大成功。尽管在宋元明清等近古中华文明中，古典宪政体系，遭到宰相制废弛、权贵党争、官僚腐败、外族入侵等重大挫折，但作为饱含人文价值的古典宪政治理的文明典范，中华文明的伟大观念与合理制度，诸如儒家治国理念、易经大一统自然哲学等，在近代早期的中亚细亚-地中海世界（西方）仍被广泛传播，持续产生深刻影响，形成了欧洲长达3世纪的“中国热”潮流，直接催生了摆脱天主教会僵化统治的“启蒙思想”，中国儒家人文主义的治国模式，与复兴古希腊罗马人文思想的“文艺复兴”一道，促成了全球近现代文明的伟大诞生，中国启蒙思想（儒家人文主义思想），是缔造全球现代世界、摆脱各种宗教蒙昧的伟大精神力量。
与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独断主义-乌托邦主义对中国古典文明的扭曲、误判不同，马可波罗等来华经商者、天主教耶稣会著名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凭借在华传亲身经历，发现了“合乎理性的儒家士大夫统治”的“政治文明的新大陆”，他们把在华经历回传欧洲，在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中国形象”被大多数西方人士，尊奉为合理、稳定、繁荣的文明楷模、人类道德秩序的典范。
中华古典宪政秩序、自然生机哲学，更被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人文”大师奉为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宪政治理的榜样，启蒙思潮凭借其对儒家理性精神的诠释，积极探索摆脱教会统治的世俗治理与宪政治理的模式。
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者朱谦之（1899-1972），在其伟大学术巨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1940、1985、1999、2006等各版）中，深刻精辟地指出、论证了：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家思想，在中古晚期的全世界，承担着以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启蒙”（照亮）西方世界、引领世界潮流的重要传播角色，具有的极高价值与全球史的里程碑意义。
如果说“中国四大发明”，赋予了西方乃至世界以物质动力的话，那么，儒家人文主义思想，则赋予了西方乃至世界以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的伟大动力。
朱谦之在《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写道：
东西文化接触是文明世界的强大推动力。……以吾所见，13世纪至16世纪中国的重要发明，以蒙古人与阿拉伯人为媒介，其所传播的中国文明，实予欧洲文艺复兴之物质基础创造了条件；而16世纪以来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其所传播之中国文化，则实予17、18世纪欧洲启明运动创造了思想革命的有利条件。
自13世纪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3）访华以来，合理、健康、繁荣的“中国形象”，凭藉大批西方商人、探险家、传教士的回忆录回传欧洲而建构起来，引起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的热烈想象与憧憬，在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一系列塑造近代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件，“中国形象”的热烈吸引力都是重要主导因素之一。
马可·波罗
一，感官印象： “置身中国，犹如置身天堂！”
1271年11月，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3）一行从威尼斯启程前往东方，1275年夏抵达中国元朝上都。他以客卿身份在朝中供职并深受忽必烈器重。在1298年即回到故乡威尼斯后的第三年，他口述了举世闻名的巨著《马可·波罗游记》，将“迷人的中国文明”介绍给西方。他凭在华17年的广泛游历与深入体验，盛赞中华文明富足繁荣、文教昌盛，置身中国，如同“置身天堂”。
《马可·波罗游记》这部名著竟诞生于牢狱，马可·波罗因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而身陷囹圄，正反映出当时欧洲内乱纷争的残酷局面，与中国之稳定繁荣形成了极鲜明的传播落差：作为落差一方的中华文明显得如此富足宁静、繁荣昌盛，作为落差另一方的欧洲，此时就显得更加落后纷乱、不堪忍受了。16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士，无论商人还是传教士，都对这种“传播落差”有鲜明而一致的感受，说明当时中西社会之间“文明落差”的巨大。
葡萄牙商人科沙利（Corsali）在1515年1月6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葡萄牙的航海家到了中国。他们是发明了伟大的瓷器和丝绸的人民。……我们在广州度过了几天美好的时光。他们（中国人）出售货物，使我们获巨利。”另一位航海家埃姆波利（Empoli）则把这种最初的感触上升为一种总体的评价：“我们发现了中国，并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这是世界上拥有最富裕财产的国家，很多美丽、伟大的情景，使我们大吃一惊！所以，我假如不死的话，真希望再到广州时，能带领我的同伴们到北京去见中国的皇帝！”
自16世纪初即源源不断来华经商、传教的西方人士，都对当时中国的富庶繁荣、中国政治治理之秩序井然以及中国人的友善热情、聪明能干、彬彬有礼赞不绝口。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中国沿海从事走私贸易、被中国政府羁押、流放数年之久的葡萄牙贵族盖略特·伯莱拉（GaleotPereira），在1565年首版于威尼斯的《中国报道》一书中，对中国的司法制度的宽大、公平仍给予高度赞扬：“我不知道有比他们尊重我们这个事实更足以证明他们司法值得称赞的了：我们不过是浮囚和外国人。因为在基督教国土的任何城镇，无论何处，像我们这样的异乡人受到控告，我可不知道真正无辜者的案件将有什么结果。……中国人在司法方面的措施……是多么超越基督徒，比他们更讲公道和事实。”
对中华文明伟大繁盛的各种报道、记录和文献，在1580年奉西班牙国王之命出使中国的奥古斯丁会修士胡·冈·德·门多萨（JuanGonzales de Mendoza,1540-1620）1585年出版的《大中华帝国史》（Historia del Gran Regno de China，又称《中华大帝国史》）中，汇聚为第一个文明传播的高峰。这部名著描绘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为首的是一个颖慧非凡、修养深邃的君主，根据“理性的法律和高尚的伦理原则”进行统治；人民受高尚而纯粹的习惯规范约束，生活在一种有规律的、乐于承受的制度（古典宪政）中；艺术和科学繁盛，受到所有人尊重；战争和争端被摒弃于社会之外，和平与和谐成为最高的追求。
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是16-18世纪欧洲人眼里“中国形象”的重要文明传播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名著在细致观察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对中华文明的道德层面和精神层面，提出了饱含智慧和哲理的精妙概括：“和平与和谐成为最高的追求”，换言之，直到今天，对外主张“正义”与“和平”，对内推行“公平”与“和谐”的大一统文明价值观与治国理念，一直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要目标。经过420余年的古今激荡和中外融合，当代中国社会各界，仍把“和平”与“和谐”悬为文明的最高理想。
如果我们再追溯到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伟大经典《尚书·尧典》所宣示的“协和万邦”的政教理想，我们不能不赞叹：在一万年的文明传播进程中，中华文明形象的基础、自我认同的传播角色，始终是孔子在儒家经典中所揭示的“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的“大同”境界。
利玛窦
二，理性分析：利玛窦精准概括中华文明的实质
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hewRicci,1552-1610）来到中国澳门，开启了近代沟通中西文明的伟大事业。在许多西方人士的影响下，中华文明在海外迅速传播，欧洲16-18世纪掀起了持续三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热”。这一社会文化热潮，直接促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发生，引发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巨大变革，进而“启明”整个世界。
人们往往对文艺复兴时代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传播耳熟能详、津津乐道，却较少有人了解：中华古典文明，在近代历史的关键时刻，即16-18世纪的欧洲，担当着全世界从教会统治下挣扎而出的“启蒙者”与“解放者”的传播角色。
对16-18世纪欧洲“中国热”做出巨大贡献的，是一批批高瞻远瞩、洞烛幽微的欧洲杰出思想家：先是一批批前仆后继、富于宗教热忱和献身精神的耶稣会传教士，即抱有理性态度与献身精神的“利玛窦主义”者；后是一批批对中西文明的内在肌理洞若观火，并能提出各自文明改进方案的启蒙-人文主义伟大思想家，伏尔泰为其代表。
耶稣会是天主教内部反对新教改革所造成的欧洲宗教分裂、主张通过真诚信仰和广泛参与社会事务重振天主教的一个重要改革教派，创始人是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约1491-1556）。耶稣会至今仍是天主教会内部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国际性修会组织。它的特点是：修士不穿僧服、不住修道院，而以开办学校、医院等人道主义事业、担任公职和传播福音教义为己任。
乔治·福特·穆尔（George Foot Moore,1851-1931）的《基督教简史》说：“耶稣会士是欧洲天主教国家中的教育改革家……（他们）积极参与科学新发展的活动。在……促进天主教的文化发展方面，耶稣会的学者与老修会的修士们可以并驾齐驱。”
耶稣会士可谓欧洲天主教内部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改革家。他们不仅能尊敬并灵活对待“受传教国”的信仰、礼仪、风俗，而且能深入研究该国文明的各个层面，这样，他们不仅传教成功，且成为欧洲近代东方学、汉学的权威。
1601年，利玛窦从南方启程，到达北京，受到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召见，开启了以基督教耶稣会为代表的教会革新派、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互传播”。从1581年到1712年间，总计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达249人，到清初康熙年间，中国天主教徒已达15万之众。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两点：一是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受到中国朝廷的器重；一是他们尽量将基督神学教义与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信仰、礼俗进行调和。而之所以进行这一调和，则主要得力于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文明传统的高度尊敬和深入研究。这方面，《利玛窦中国札记》就是杰出代表。
1615年，《利玛窦中国札记》由利玛窦学生、耶稣会来华传教士金尼阁（P. Nicolaus Trigault,1577-1628）整理出版，立即轰动欧洲，成为了解中华文明的权威著作。
利玛窦详细介绍了中国皇帝的统治方式、中央地方官制、科举考试制度、教育制度等主要文明制度，尤其赞赏中国知识阶层——儒士阶层，能有效参与政府管理：
标志着与西方的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与此同时，利玛窦敏锐的目光横扫晚明官僚的腐败和庞大皇族的糜费，正是这二者最终拖垮了大明江山：“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地步，以致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不难想象他们（皇族）构成多么大的公众负担。”
换言之，深具合理性的中华古典文明制度、古典宪政制度、文官制度等，被实际运行中的腐败利益集团逐步拖垮，正符合明清直至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的实际运行状况。尽管利玛窦对中国文明制度的合理性、普世价值予以充分肯定，但也不讳言这一制度运行中出现的巨大扭曲，展现出一个严谨学者、成熟思想家的敏锐、深刻。
相比较于长期在华研究、生活的利玛窦等传教士而言，身为启蒙主义空想家、教条主义者的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等人，混淆了中华文明制度本身的巨大合理性与实际运行中的诸多问题，因而做出了自相矛盾的论述或简单化的误判，如孟德斯鸠判定“中华帝制的统治原则是恐怖”、斯密认为“中华帝国的经济长期停滞”等错误观点，不仅不符合中华古典政治经济体制的常态，更被当时以及此后国际学术研究的一系列结论所推翻。
作为精通汉语、在华生活、工作多年，以学识和品行深受朝廷、士人和民众尊敬，率先翻译了多部中国儒家经典的西方伟大哲人，利玛窦高度评价了儒家学说对治理国家、维持社会稳定与大一统和谐秩序上的巨大作用：
它（儒家经典）主要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着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他们还教导说理性之光来自上天，人的一切活动都需听从理性的命令。
利玛窦以“理性和良知”来把握和诠释中国儒家思想的实质，可谓精准把握住了人类道德自治的价值源泉和中华文明广大坚固的宪政秩序的精神核心。
三，启蒙独断主义的错误预设与惨痛后果
鲜为人知的重大差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基础，之所以是希腊罗马人文主义和中国儒家人文主义，就在于这东西方的两大世俗人文主义思想体系，都主张运用人类的理性来协调人类身心的一切需求和情欲，使之“合理化”。
启蒙主义中的偏激派——卢梭、孟德斯鸠、康德等人，错误理解了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实质——人凭理性自控达至身心协调与完美，而是片面强调迅速而激烈地改变人的外在社会环境，以便解放被教会、世俗压抑的人权与自由，却严重忽略了人以“道德理性”约束自身这一大前提，造成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文明灾难，伏尔泰为此怒斥卢梭为“主张野蛮”的“魔鬼”，如今看来，深有见地。
与伏尔泰一致，具有先见之明的著名史家雅克布·布克哈特（1818-1879）在《历史讲稿》（1865-1885）这部演讲于瑞士巴塞尔大学的讲稿和笔记中，对“启蒙主义”的一系列诸多预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尖锐的批评。
该书英译本序言，揭示了这些反思的卓绝预见：
雅各布·布克哈特有力挑战了那个在他的时代就已广为传布，今天更为人们所固执的观念，即过去四百年的历史，其实质是进步和启蒙的挺进。……象托克维尔一样，他对平等主义大众民主的来临深感忧虑，认为将导致粗俗的不断加深、文化和政治的单一化和败坏，最终是煽动家的专制。大众民主文化的主要问题是把平等奉为全部生活的主导原则……这一荒谬结论将导致文化的毁灭和野蛮的复归。布克哈特同样严厉对待19和20世纪的另一尊偶像，即作为“进步”实质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普及。……这个信念，连同资本主义的成长、工业化以及为在经济上掠夺地球资源而不断增多的技术发明，已造成一种燥热贪婪、物质主义、在精神和美感上邋遢的文化。……随着大众民主、平等主义和工业化的推进，削弱了诸如教会和贵族这样一些国家权力的围栏，国家权力被用来服务于暴政只是个时间问题。……平等主义、消费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结合，已造成广泛的道德败坏、政治冷淡，以及自由秩序与公民能力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协调……人们对快乐和财富的嗜欲已不能忍受任何限制……早在核子生化武器、基因工程和广泛的环境破坏来临前，他就担忧，科学、经济优先和国家对权力的无尽索求将把西方引向何处。……在21世纪的拂晓，我们有更确凿的依据为这一切如何收场担忧。……他惊叹西方文明的成就，特别是精神和艺术成就，相信
这些远比物质和技术成就重要。由于深深意识到世界多元文化的丰富性，他相信西方文明的继承者们，有责任好好理解自己特有的文化遗产。……他对那些不关心自己过去的人们有一个称呼：“野蛮人”。……现代世界无情地迈向庞大城市，在这些城市里，人类过着禁锢在琐碎、粗俗和物质饱足之上的、疏离、孤独和茫然的生活。
布克哈特的深刻洞察与忧思，揭示出了全球近代史的基本进程和困扰当代世界的危机根源：导源于启蒙-自由-实证主义的自我夸诞，全球自然、社会、人文系统陷入空前而全面的紊乱，全人类在金钱崇拜、道德败坏、政治冷漠和生存焦虑中苦苦挣扎、难知所终。
启蒙空想-激进-独断主义者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等人，极力主张的大众民主和市场经济，在释放平民活力和市场活力上卓有成效，但在培育公民自制与公共道德上乏善可陈，因为启蒙运动的主流思想，激愤于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的僵化，遂夸诞地将一切约束人类情欲、自私贪婪本能与民族国家权力膨胀的文明要素——传统宗教、道德、社群礼仪、宪政治理等古典传播遗产，一一予以否弃，酿成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文明浩劫。
而古典中华文明的宪政制度与儒家传播遗产，恰恰全社会的道德自治、全社会的上下约束等伦理领域，积累了最博大最丰富的治理经验，因此，利玛窦、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巨匠才一再掀起“中国热”浪潮——儒家世俗人文主义，一方面可以冲破天主教会的蒙昧压抑，另一方面又能建构“道德理性”的自控能力，是人类自处自安的法宝。
伴随西方殖民扩张、工业扩张，启蒙主义的表面繁荣，促使“中国热”退潮，直到“21世纪的拂晓”，人们才无限痛惜地发现：当初被启蒙运动中的急功近利派，武断而轻率地加以否弃的“中华文明的治理经验”弥足珍贵，耶稣会士思想家、早期启蒙学者，作为饱学先见之士，对中华文明的积极肯定，才饱含着全球文明治理的典范意义。
反思自身，近现代中国崛起的一个主要迷误，其在文明传播学上的深刻教训，就是简单、粗暴地抛弃了儒家历史观、社会观里最核心的价值尺度——斟酌损益、温故知新、平衡古今的道德理性、“中庸”思维方式，一味追随近代西方粗浅、武断的启蒙主义偏执，造成一万年绵延的中华古典文明的中断和毁弃，进而致使中国复兴大业，目前仍然处于全球紧密一体的产业、信息、价值生产链条的低端位置。
欢迎关注毛峰微信公众号“清风庐”：houseofwi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