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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之六十二——开眼看中国(四):近现代贤哲笔下的中华文明
毛峰
2016年06月14日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变得越来越卑俗势利的?从启蒙主义的主流人文智慧——利玛窦、蒙田、伏尔泰、魁奈、米拉波、莱布尼茨、沃尔夫和英国自由思想家约翰逊、哥德斯密等一流大师对儒家思想及其古典宪政治理的热烈肯定,被全盘西化派刻意遮蔽之时;与此同时,启蒙主义的偏激末流——卢梭、孟德斯鸠等少数负面评价、自相矛盾的错误论断,却被全盘西化派刻意夸大、渲染,拉来作为自身偏激论断之“外援”;从这一刻起,伏尔泰为了批评卢梭《论科学与艺术》所谓“科学艺术使人堕落”的错误论断而专门创作的戏剧《中国孤儿》的主旨——文德(道德理性、科学艺术中的道德合理性,终将战胜野蛮暴力(包括不道德、不恰当地运用科学艺术)——这一孔子儒家《春秋》所谓“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被刻意掩盖、扭曲、毁弃之后,中国人成了天底下最卑俗的、仰人(洋人、官人、名人)鼻息的可怜虫,道德理性(儒家思想)被错误否定,实际上也就断绝了中华一万年文明的精神根基,在不问善恶是非、只求功利与实效的社会里,各种价值紊乱与失衡,只能造成文明的没落与沉沦。

1,道德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重大区别

道德理性,是人与禽兽之别,儒家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基础上的社会治理等一系列古典宪政思想,为伟大代表;工具理性,则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求生、经营、谋财等技艺的高下之别,西方近代工商科技文明为代表;二者缺一不可:古典中国,以儒家道德理性来约束、引导各阶层的工具理性,取得了全球第一的稳定繁荣之文明治理实效;西方近代以工商科技的工具理性赢得发展、扩张的先机,值得中国借鉴;道德理性与工具理性,应当彼此协调、互补、共振而不可偏废。

启蒙主义的激进派(卢梭、康德)及其影响下的中国全盘西化派(胡适、陈独秀等),就犯了片面强调工具理性、忽略、否弃、污损儒家道德理性传统的重大罪错。

著名法文翻译家范希衡先生,在专著《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中,深入分析了启蒙主义诸家有关道德理性与工具理性之别的所谓“中国之争”。他针对伏尔泰《中国孤儿》首先精辟揭示:元代遗民作家纪君祥编撰《赵氏孤儿》的主旨在于:“以程婴存赵影射恢复赵宋……作者在元人统治下不能明说‘华夷之辨’,特意用‘魏绛和戎’典故暗点出来,具见其爱国苦心。作者一起手就想到了这样的收场,所以第一折里韩厥自刎就为第五折魏绛出台设伏……表达祖国复兴的愿望”。

范希衡还在该页注释中批驳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元人杂剧序说》认为《赵氏孤儿》第五折是“画蛇添足”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在思想上,第五折是画龙点睛。”见解高出“岛夷”(日本)所谓学者名流,不知凡几。

范希衡进而分析了17-18世纪在巴黎和整个欧洲普遍发生的“中国热”风潮:“自十七世纪末叶直到十八世纪的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和中国工艺品仿佛突然涌到了巴黎。……巴黎人赋性就爱好新奇,他们突然发现远东,有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这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有这样高的文化,便放佛看到一个奇迹,一致趋之若鹜。中国工艺品在巴黎‘与黄金比重’。一个上等人家的沙龙里,如果没有几件中国陈设品,便仿佛是个耻辱。”热潮所及,连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也用法文写了一部小说,题为《中国间谍在欧洲》(1765-1774),原著“无名氏著”,经考证为腓特烈二世手笔。

范希衡在该书中罗列分析了一些深刻影响法国启蒙思想的大部头中国文化著作,譬如《中国通史》(塞麦多神父1667年著)、《中国现状记》和《中国礼仪》(李明神父1697、1700年著)、《中国通志》(杜赫德神父1763年编)以及《成吉思汗大帝史》(白迪·德·拉·夸尔神父1710年著)和《满人征服中国史》(马亚神父1754年著)等,这些著作使“中国热”更加汹涌。范希衡先生精辟地指出:“中国思想,就是由于这些著作,透过法国启蒙运动作家的吸取和宣扬,影响了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

范希衡具体分析说,法国在路易十四“黄金时代”之后,政治没落、社会混乱、风俗腐败,法国启蒙主义作家不再像文艺复兴前辈那样远觅古希腊罗马文明,而是就时代所近,以康雍乾盛世期的中华文明为榜样。

范希衡大致勾勒出当时中国现状与法国乃至欧洲现状之间的落差:法国政治由路易十四的开明专制制度,逐步演化成权贵个人、上层小集团满足私欲的暴政,而中国皇帝却是全民的“家长”,负责全民福利;路易十四后期及其继任者豪奢黩武、苛捐杂税,耗尽民财,中国皇帝则崇尚节俭、鼓励农耕、长期与邻邦和睦;法国天主教会骄奢淫逸,与耶稣会等不同教派彼此倾轧、严酷迫害,而中国儒教,只有教义却无教会,教义也仅仅是简单实用的道德,对佛教等一切异教十分宽容;法国世袭贵族没落无能,而中国没有世袭贵族,是“选贤与能”的古典选举政治,单凭文章即可获取高官厚禄。

事实上,对待中国事物,由于缺乏一贯透底的逻辑、深入细致的研究和病态飘忽的思维风格,卢梭本人缺少定见,时常摇摆,在《论科学与艺术》、《新爱洛伊丝》和《论政治经济的演说》中,对待中国事物,采取了时而痛诋、时而歌颂的混乱态度。

范希衡对卢梭之论,深深不以为然。他高度认同于另一位启蒙大家狄德罗在《百科全书》里“中国”词条的总体评价:

中国人民被一致认为,其悠久历史、聪明才智、艺术进步、道德、政治、其哲学好尚,均为亚洲国家之冠,甚至有人认为,可以凌驾欧洲任何最进步的国家。

范希衡更赞许伏尔泰对中国的推崇:

他才力过人,胸襟开阔,读书多,见识广,笃信世界主义,所以他对中国的认识,比孟德斯鸠要全面些、深刻性,决不像卢梭那样零碎、
矛盾,更不像狄德罗那样笼统、空泛。

事实上,在启蒙运动四大哲人中,唯伏尔泰的见解最深刻、最公允、最恰切、最全面,范希衡、范存忠等精通欧洲文学的学者的专门研究与精确评价,堪称不刊之定论。譬如,伏尔泰论中国,在全面肯定的同时,也指出某些不足以待改进的方面:

一方面,伏尔泰精准地认定,孔子学说为中国文化的灵魂,认为孔子学说是一种自然宗教,古老而纯正:“他们的宗教是简朴的、明智的、庄严的,无任何迷信,无任何蛮气……”

他赞美中国政府是世界上组织最好、最明智的政府,因为皇帝以“好家长”的身份治国:“基本的法则是:全帝国即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人们把公共利益看作第一义务,这在任何其他国度里都不能如此。所以皇帝和官府经常注意修公路、疏水道、凿运河、奖励农业和工艺。”

也就是说,伏尔泰一方面充分肯定中国社会由孔子学说简朴教化下的良好道德风尚与皇帝、官府全面担负公共利益的维护这一政治制度的合理(前者简称“道德”,后者简称“政治”,二者相辅相成)。

在另一方面,伏尔泰也指出中国的若干缺点:譬如科学艺术进步较慢、对祖先遗产过度崇拜等等,尽管这些观察和评价,如今看来尚不够全面,已被后来譬如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等研究所“证伪”,但也具有“发人深思”之处,足以令国人自我警惕、防备其固有文明陷于僵化而无精准传承以促新生之机。

如今,真相终于大白:中国近代“新史学”(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陈独秀等人主导)和“新新史学”(郭沫若、范文澜等人主导)错误判定中国古典历史是落后愚昧的、封建专制的,以全盘西化的价值立场,对中华古典文明,多有误解、扭曲、污损,证明其洞察力远不如视野开阔、豁达的西方近代贤哲。

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传媒舆论占据主流地位的偏执与失误,就是把儒家精英民主、古典宪政机制乃至一切古典文明的灿烂成就,与西方近代具有局部合理性的自由主义民主机制,人为虚构成“你死我活、水火不容、舍此取彼、彼此替代”的虚妄对立的两级,而没有深入细致地掌握史料,精准洞察出二者的本质同一性、互补性,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错误宣称中国古典文化是“落后、僵死、反人道的”,因而铸成思想大错。

民国初年,印度诗人、哲学家泰戈尔来华访问,主张中西融合,立即无端遭到当时舆论界、知识界一股激进逆流的粗暴围攻,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人,发起“驱逐印度大象团队”,对泰戈尔思想进行无理攻击,如今历史已证明了这些做法的错误。

当泰翁访美期间,正留学的冯友兰曾面询泰翁:“方今西方功利文明犹如利刃袭来,东方道德文明如何应对?”

泰戈尔妙语解答:“善用利刃,而不被利刃所用!”

伟哉诗圣!泰戈尔之见,一如伏尔泰之远见卓识!

尽力保守中华道德理性,善用西方工具理性的优长,二者融贯合一,中华文明必复兴,全球文明必康宁!

2,苏格兰医生的第一手观察与深刻警告

苏格兰医生、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1855-1936)的精妙回忆录《奉天三十年:1883-1913年》,忠实记录了满清王朝末年的文明结构性问题(满汉、新旧矛盾等)和日本侵占东三省(满洲)、日俄战争、义和团骚乱、满清覆灭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真相,堪称洞彻古今。

《奉天三十年:1883-1913年》以第一手的观察和深入研究,直面满清王朝的内外困境:1894年初夏,战争的阴云已然密布。日本帝国主义一直企图控制朝鲜,而中国政府对此不能漠视。7月末,驻扎东北的左宝贵将军,奉命率所部开赴朝鲜。随后几周,从东北各地召募了数万士兵,大多是农民或大街上的乞丐,根本没有经过起码的训练,就开赴战场:“看到这些可怜的受蒙蔽的家伙们情愿去接受现代武器的屠杀,是件悲惨的事情。”

克里斯蒂医生锐利的目光横扫这些乌合之众(东北自古被视为化外蛮夷,兵痞横行,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有“兵匪一家”唱词即言此),横扫社会乱象背后的社会结构危机:

大批士兵来自满洲的最北部,平生第一次南下辽沈,还有许多是满人中的预备军人,常年从国家领取兵饷,但从没打过仗。所有的满人,包括预备军人或没有参加过实际军事行动的旗人,都顽固且盲目地排外。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和将与之战斗的外国人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们甚至轻蔑地看待汉族人,把他们当作理所当然的践踏对象。……人们从行军路过的村庄里逃走,把妇女儿童以及没被掠走的牲畜都藏了起来,地里农活也停止了……“汉人士兵还没有那么坏,”人们压低声音说:“可怕的是满人。”

满清政权的结构性危机,自1644年清兵入关后就始终存在:处于文明极其落后状态的满人少数军事贵族集团,始终对占人口大多数且文明程度很高的汉人各阶层,采取高压、歧视、摧残和猜忌的错误政策,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是这一“狭义的部族政权”(钱穆《国史大纲》的重要论断),逐渐丧失其原本就残缺不全的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堕落的八旗子弟、八旗部队,内不能平叛(譬如太平天国大动乱的平定,全仰仗曾、左、胡、李等人组织的汉人团练部队),外不能御敌(譬如对日、对俄战争等),只能贻误国计民生、鱼肉乡里、侵害百姓,形同土匪;满清政权,既在文明观念和文明制度上落伍于华夏古典宪政机制,更落伍于西方近代民主自由的宪政机制,其败亡覆灭,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苏格兰医生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在其伟大名著《奉天三十年1883-1913》里观察极其敏锐,在该书最后一章“展望未来”中,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了总括性的精辟论述、深入剖析与阐释,堪称洞悉古今、烛照中外之伟论: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性,这一特性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即使在今天的革命中亦可看出来。尽管时有王朝更迭,征服洪流的激荡,但这个国家依然存在。中国人的固有观念很难改变,如天命难违、祖先崇拜、家庭神圣、敬奉鬼神等等。孔子生活和写作在基督诞生前5世纪,他的理论观点、哲学思考、人生态度,基本上为今天的中国人所传承。中国人不仅信奉孔子,而且把孔子的著述融入思想中,并转化为具体行动,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

不管她的历史多么漫长、前些年有多么衰落,如今,中国正在强大起来,摆脱萎靡不振的状态,越过各种各样的障碍,生机勃勃地屹立在世人面前。王朝会灭亡,但人民常在。与那些不利的观点和质疑相反,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中国人民的特质永远不会改变,而且,事实证明这种特质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能够融入世界潮流,能够吸收迄今对他们来说还是陌生的优秀思想。……正是那曾一度威胁到中国统一的进步力量,会将中国塑造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的国家。我们对此坚信不疑。

最初,中国似乎只是在模仿其他国家,但是,或迟或早,她将开辟出一条自己的道路。……那些对中国人内在人格力量深有感触的人们确信:中国有着光明的未来。当一个古老文明吸收了年轻的文明之后,这个国家完全可以走上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人们渴望永久的和平、稳定的政府、公正的规则,由此,中国可以发展和繁荣,从而完成其伟大的历史使命。

克里斯蒂医生以敏锐的观察,洞悉了中国历史的伟大前途。今日中国,仍在为实现这些1913年的“苏格兰医生的这一伟大预言”而积极奋斗着:葆有中国独一无二的文明特性、中国人内在的人格力量、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廉洁高效的政府、公正合理的公共规则、对西方文明的合理吸纳等等。

作为精准的预言家,克里斯蒂医生对1910年代即距今100年左右的中国年轻人的观察,更显得振聋发聩:

在那些为革命与共和制度奔走呼号的年轻人中间,许多人具有非凡的才干与智慧,国家的兴衰就落在他们肩上。……可能的情况是,他们不
能容忍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及措施,这将最终阻止他们对国家的重组与改造。……目前存在一种不良倾向,即轻率地抛弃旧的东西,仅因为其旧;盲目采纳新的东西,仅因为它新。既不尝试,也不了解。嘲笑传统的礼仪制度;模仿和夸大西方两性之间的自由……孔子的道德理想也被弃置一边。在孔子有关国家和社会制度的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五种关系,现在实际上被颠倒了。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孔子主张把忠诚和服从作为人们内在和恒久的义务,但是现在……孩子们开始藐视和反抗父母;青年人不再尊敬长者;学生们决定教师必须教什么、什么时候教、以及如何教;少年宣称有自己的原则,对老者的经验嗤之以鼻。

在有身份有责任感的中国人眼里,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缺乏道德自律,这是现实生活中最为急迫的危险。……道德和信仰是人们普遍的向
往……为了抵制今天社会上的不良倾向,为了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摆脱只为个人利益和幸福而奋斗的困扰……

毫无疑问,克里斯蒂医生批评的100年前的新青年,就是奉西方文化为唯一圭臬、主张抛弃旧文明的那批人,这些全盘西化论者的流毒,至今仍盘踞在人们头脑和知识系统中,仍在误导着从事自私式功利主义奋斗的一代代中国青年。

3,被历史掩埋很久的至理名论

自民国乃至当代,除“民国七贤”的光辉论著外,朱谦之、范存忠、范希衡,堪称学贯中西的学者宗师。朱谦之先生的巨著《中国哲学对近代欧洲的影响》(1940商务印书馆)、著名翻译家范存忠先生的专著《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11月首版,南京)和著名翻译家范希衡(1906-1971)的遗著《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都一脉相承地揭示出古典中国所具有的“现代意义”。三先生的光辉巨著,在中西思想史、学术史和文明传播史上,堪称洪钟大吕、振聋发聩,至今交相辉映,难以企及;其饱含“温情与敬意”地论证了近代西方对中国古典文明的大肆采借、镜鉴,发人深省;可惜这些观点,被人为埋没了很深、很久。

朱谦之先生(1890-1972)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自1940年在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以来,谦之先生又对该书反复修订,前后长达40年之久。日寇轰炸中国期间,谦之先生只携此稿避难,看得比生命还宝贵!

1958年,谦之先生将书稿交商务印书馆,希望予以再版;1962年,几经周折,终于排出铅样,不料“左祸”思潮日益抬头,巨著被剥夺出版权利。1972年,先生弥留之际,仍对此书不能出版耿耿于怀,乃至落泪而不能瞑目!

范希衡先生(1906-1971)的不幸遭遇,也是一面深刻的历史镜鉴。范任,字希衡,笔名任典、知人、范行,1906年10月出生于安徽桐城县西乡小枫树村一个私塾先生兼中医医生家庭,他四五岁就能即席吟诗、作对、作文,人称“神童”。自幼随父修习四书五经,后随父赴任湖南《公言报》而就读长沙养中中学、安徽安庆六邑中学。

他1922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后入本科一二年级,1925年因参加五卅运动而被开除,逃往北平。同年考入北大法文系插班三年级,1927年毕业,就任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法文讲师,1929年获庚子赔款奖学金赴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拉丁文学,1931年以最优等成绩获硕士学位,1932年以优等通过博士论文《伏尔泰与纪君祥——对〈中国孤儿〉之研究》,获拉丁语言学与拉丁文学双博士学位。1932年归国,先后就任中法大学、震旦大学法文教授,有大量译著、专著问世。1952年院系调整至南京大学外语系任教。

范希衡先生的晚年十分悲惨:1958年被错判入狱十年。1961年国家重点文化建设工程《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等翻译任务,需要落实,1962年5月,经中宣部、文化部批示,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戈宝权、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郑效询,与江苏省公安厅反复交涉,该年6月以保外就医名义将范希衡接回家,作为人民文学社特约编译,先后编译波瓦洛《诗的艺术》、卢梭《忏悔录》、《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和伏尔泰《中国孤儿》等一批名著。

1970年先生完成翻译工作,再被押送到安徽桐城挂镇公社接受“强制劳动”,仍坚持在煤油灯下翻译、写作,1971年8月2日,因“人不堪其苦和忧的逆境折磨”而猝死。

直至1979年5月江苏省高等法院才撤销原判,宣布无罪;南京大学党委也以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昭雪。

展读该书扉页,有范希衡先生遗照一祯,儒雅英俊、双目炯炯、气质不凡,读其书、想其人,不禁感慨系之:一位温文尔雅的君子、鲁汶大学拉丁语文双博士学位的优等获得者、法文翻译家,却生活在昏乱恶浊之现代社会环境中,不幸冤死于劳改徒刑与荒凉乡村,不亦人间一页痛史耶!

范希衡先生遗著《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对元杂剧《赵氏孤儿》与伏尔泰名剧《中国孤儿》进行深入透彻的比较研究,揭示出17、18世纪欧洲“中国热”思潮中,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与卢梭之间进行的,对“科学艺术是否促进人类道德进步”这一重大文明传播学、文明传播史课题的观点交锋、思想实质,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历史评判。

三人之中,唯有范存忠先生(1903-1987)的生活,比较平静、顺利:范存忠,字雪桥、雪樵,上海崇明人,留学美国,1931年以英文论文《中国文化对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影响》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回国任教。1958年被任命为南京大学校长;多次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他把哈佛博士论文修订再版为《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一书,荣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和1995年国家教委评选的全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一等奖。

由此可见,历史正逐步挣脱盲目,朝向光明。

2011年5月4日,我应邀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孔子学堂”节目,为海内外听众录制“中华文明‘和的智慧’”系列讲座。我详细阐释了孔子仁爱学说的伟大精妙的哲理涵义,剖析说:当代青少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所以经常陷入价值混乱和行为偏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幼缺乏儒家思想的精神教化,不懂得仁义礼智信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我进而引用苏格拉底、耶稣、叔本华、惠特曼等圣哲的名言警句,告诉全球华裔人士:惟有建树起仁者爱人的儒家君子人格,才能挣脱“深度无聊与短暂刺激之间反复摇摆”的恶性循环,进行光明普照的人生奋斗!

国际广播电台的编导特意安排专车送我回校,在路上我蓦然意识到:录制的当天,恰是所谓五四政治事件及新文化运动的纪念日,我在这一纪念日热情洋溢地宣讲孔子仁爱学说,可谓恰逢其时:100年前被宣告为该当砸烂、打倒的“孔家店”如今巍然屹立,依然光披四表、辉耀人寰!

我在录制节目的现场说:“中华文明在最近百年来出现了可悲的断裂,我的使命就是接续上这一伟大的文明传统!”录音现场的节目导播、参与互动的大学生等,都不禁为之肃然。

自孔夫子、董仲舒、司马迁、利玛窦、伏尔泰、杜·克里斯蒂、汤因比,一直到辜鸿铭、梁漱溟、钱穆等民国七贤大儒等大批学术宗师的慷慨悲歌、存亡继绝的事业,在这伟大义勇军中,又增添了我和门生弟子这些普通一兵,吾辈三生有幸焉!

在每年为本科生、研究生课上,余常常花费数月时间,串讲并逐一讨论钱穆先生《论语新解》的重要命题,事后,我与学生进行交流,有学生发言:“应当在大一新生第一学期入学就来听您的课、读《论语》等经典,不仅能廓清我们在初高中阶段死记硬背的那些荒谬之论,更能培育青年一代积极向上的人生品格!”

我呼吸并畅饮了未来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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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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