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秋季开学，我都要面对数百双姑且可称之为可爱、纯真的大眼睛：大一新生和研一新生们，坐在大学课堂上，睁大眼睛，聆听着平生第一堂大学课、研究生课，我将平生所信、所学、所思，素朴无隐、和盘托出，奉献到这些年轻心灵的细微颤动处，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影视资料和人类智慧，透过我挥汗如雨的讲述、演示和论析，在这些心灵的湖面，激起阵阵涟漪……
然而，很快，伴随经典文献的艰苦研读、对错综复杂的人类文明经验的纷然罗列，曾经热烈的掌声、笑声、会心的叹息声以及课下求教、深入讨论、请求签名的热潮，迅速冷却下来，一度燃起火焰的大眼睛，也逐渐黯淡下去；尽管我热情如昔、旁征博引，但许多学生渐渐昏昏欲睡、神情恍惚而游离，有的缺席或公然无耻地在课上浏览手机、电脑，或者，中途溜走了……
至此，我蓦然醒悟、逐渐明白，培根、笛卡尔、卢梭、康德、黑格尔哲学所主张的启蒙主义基本信念，之所以是错误的，其一再遭遇深刻失败的根本原因：人是极不可靠的动物，人的理性，根本不能抵挡身体的疲惫、感官的厌倦、新奇事物对注意力的转移、生存压力下人类良知与理性的屈服与自我欺骗……
人的意志，除非禀赋特异或历经严苛的、反复的、自幼累积的训练与熏陶，通常是孱弱无比的；相反，人类的感官、情欲，却强大而坚韧，使得人的理性、意志、道德自控力等，更加脆弱，这就注定了绝大多数人不能较长时间专注于某个事物，更不能免除其他感官印象的反复干扰，在纷杂、混乱的人类感官经验与强大情欲的不断滋扰的状态下，要能建树稳固，展开坚定的行动，这只是意志坚定的少数人的品质与行为。
绝大多数平庸或自甘平庸的人、浮泛而浅薄的人，根本无法从现象大海的湍急漩涡中，从大中小学体系被反复灌输的知识碎片与理念垃圾中，自我挣扎、振拔出来，持久、稳固、精准、合理地牢牢掌控住自身的判断与行动，更无法在道德理性的光芒照耀下，披荆斩棘、艰苦卓绝地持续推进某个事业或人生，瞬息万变的自然、复杂的社会进程，彻底把此人吞没了。
先后20年的大学任教、研究的切身经历，彻底颠覆了我曾经信奉的启蒙主义的空想乌托邦信念：胡乱拼凑、杂乱无章的150个学分、约80门课程的当代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制度，更加剧了人类感官的脆弱性，使当代大学生的心灵成为纷杂混乱、彼此矛盾的各种知识碎片的可怜载体，注定了这些被谬许为“知识精英”者，实际上大多数是人云亦云的“知识盲从与精神抄袭”者，根本缺乏判断力和意志力，难以支撑自身生命、公共道德责任和人类文明传播的巍峨大厦。
无数大中学讲堂、公开讲座，都是确切证据：
一个小小的噱头笑料，譬如苏格拉底与妻子之间的奇闻轶事，就能赢得满堂喝彩，而细致探讨《斐德若篇》中的“灵魂不朽”观念，赢得的往往是疑惑的眼神和连连的哈欠！
坐在大学讲堂里的高分而低能的学生，还是经过我国“统一高考制度、统一考研制度”长达12-16年以上的严苛挑选后出来的所谓“青年才俊、知识精英”，而那些在巨大生存压力下挣扎、匍匐的大众阶层，其理性之混乱，就更可想而知了。
维柯
1，维柯深刻批判启蒙主义的伟大洞见
极具原创性智慧的伟大思想家、学者乔万尼·巴蒂斯塔·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是最早洞悉启蒙主义哲学错误的伟大天才之一。美国学者、维柯专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在《维柯：反现代的创生》这部精彩纷呈的著作中，细密梳理出维柯思想的智慧要点：
维柯的哲学如何预见到一股被称为“反启蒙运动”（Counter-Enlightenment）的现代思想潮流……根据这种观点，如果一个哲学家武断地坚持，对于理性来说，一切关于自然和人的真理，都是普遍的、客观的、永恒的、透明的，这个哲学家就是彻底的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那些缺乏历史根据的哲学论断和政治论断，都被证明是……乌托邦的、僵硬的、决定论的、傲慢自大的、毫无感情的、平均划一的、心胸狭隘的。
维柯是意识到笛卡尔的现代理性主义自身内含这种错误种子的第一个思想家。正是对笛卡尔的这种洞见，使维柯站到了崭新的路径上，这条路后来被拓展为一条反启蒙运动的宽广大道。
在启蒙空想主义、功利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等近代主流哲学思想的误导下，世界各国的近代化试验，在短暂成功后，目前正面临着全球文明陷入生态紊乱、经济-社会动荡和人文堕落等巨大危机之中。马克·里拉对此总结道：
启蒙运动以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名义破坏了自然，以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名义毁灭了传统社群，以社会工程的名义来推进某种政治极端主义。
他概括维柯的伟大主张是：
人需要比理性和自由更多的东西，来统治他自己；他需要信仰、传统、习俗和秩序。
一生贫贱、默默无闻但却意志坚定、灼见鲜明的伟大天才维柯，作为近代第一个真正的纯粹哲学、历史哲学大师，远远超出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思想水平之上，最早洞悉了每个大中小学课堂上轮番演出的人生悲剧：
先是被片言只语、一丝灵感闪光、奇闻轶事、幽默谈吐所感染、鼓舞，然后伴随感官刺激的消退，逐渐被艰深的经典研读、浩繁的文献梳理、人类文明遗产对日积月累的生命经验、社会经验的严苛要求、沉潜涵咏、优雅宁静的心境、客观条件等等一一吓退，当代学生的唯一退路，就是在互联网上胡乱搜索一番，就算对问题有了“通透”把握，然后再把这些支离破碎、刻板僵化的“知识碎片”依照传媒、时尚的风格“固执”成不可摇撼、不容非议的流行意见，还自我吹嘘为“纯现代的”、“象牙塔的”、“精英主义的”、“唯美”、“有个性的”（实乃“娱乐致死”的）等，在大学内外日月累积、代代传承，将愚蠢、草率、武断、浅薄，偏执成学术体系中的垃圾论文与垃圾专著，以搪塞上级部门朝令夕改、层层加码、自以为是的贪婪苛求。
里拉在《维柯：反现代的创生》中概括出维柯历史哲学对古今文明及其体现——哲学、教育、学术的总体评判：
现代哲学和科学让自己以解放人类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却让人成了奴隶——或者是不敬野心的奴隶（培根），或是“疯狂的”理性主义的奴隶（笛卡尔），或仅仅是未加驯服的语言和精神力量的奴隶。而古人则被认定为让人屈服于教条和迷信。维柯为古人辩护，认为他们才是人类理性的真正解放者。古典教育是经过系统安排的，非常适宜于通过几何学、演说术和论题法来驯服各种非理性能力。其结果是，青少年首先要经过审慎和常识的教育，以此作为理性训练的心理基础。尽管古人与现代人相比，也许对外在自然的理解尚有不足、未能开发自然为己服务，但他们确实哺育了更聪慧、更幸福、更自由的人类。
中华文明就是“哺育了更聪慧、更幸福、更自由的人类”亦即古典中国人的文明制度与宪政体系，本人在宪法哲学上，称之为“古典宪政体系和华夏民主制度”，因为它把道德知识，置于工具理性知识（工商科技知识）之上，从而将人类脆弱的感官世界、混乱的内心世界、盲目的生命世界的一切强大能量，固置在正确的文明方向上，即仁义礼智信的普世价值上，以严谨规整的文明制度（天地君亲师等礼乐教化秩序）传播这些价值，让中国人转化、提升生命能量为道德境界，进而建树起聪慧、幸福、自由的公私生活。
2，文明是人类生活的价值整体，融贯着古今中西：孔庙楹联“德配天地，道贯古今”的深刻涵义
我漫步在大学校园中，深入思考古今文明的传播秩序、生命经验的内在奥秘——从权贵富豪之家的庭院，到城郊结合部贫苦边缘人群的“蜗居”之地，人类秩序天然如此。我深知，人类理性，只能缓解却无法阻止贫富悬殊，社会地位有霄壤之别的广大差异人群，各自因生存本能或贪欲野心铤而走险、违法犯罪，社会紊乱，亘古如初：从职务犯罪一直蔓延到治安犯罪；人类的教育，无论学校教育或公共话语，都无法阻止大学校园内外，那些杂乱研读知识碎片的大学生、研究生们、教授专家们的自我欺骗、厌学、逃学、自杀、网瘾、抑郁等极端行为，因为“无道德秩序的知识碎片”只能助长人类的迷惘困惑和各种反社会的极端行为。
中华古典文明的巨大优势，就是它在公共信仰体系（仁义礼智信的儒教信念）、公共教化体系（天地君亲师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学术体系，旁接道释耶回各大宗教伦理）、公共治理-服务体系（华夏精英民主制下的宪政秩序）这三统（道、学、政）贯通、合一、协调中，亦即“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统”，缔造出的伟大文明的制度体系。这一体系，正符合维柯所谓的“理性和自由之上的、能够统治、管理人类自己、启蒙哲学严重残缺而现代化进程又须臾难离的的全球信仰、传统、习俗和秩序”。
合理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体系，就蕴涵在中华文明的固有传统中，就蕴涵在中华文明博采西方文明优长而重建自身的21世纪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蕴涵于普世价值的中国话语表达与文化形式中，“中国照亮世界”的过程，就是重新照亮中国人长久失落的灵魂，进而赋予重重危机中的全世界久觅不得的和谐与大同。
本人的思维习惯，追步于亚历山大大帝在小亚细亚神庙前，面对着一团特意编织的乱麻，挥剑斩之的风度：文明就是人类生活的价值整体，这一整体贯通古今，涵括内外，更无所谓“存在与意识”孰先孰后、谁决定谁的虚假判定。
文明的鲜明标志，就是这一文明的“绵延性（可持续性）”、“广大性（可传播性）”如何，在历史时空中一种宪政秩序、传播秩序的兴起、展开、衰落等全部生命现象之总和，尤其是其价值秩序，就是“文明”。
用中华文明传播学的表述方法，文明的特质，就在于其绵延性（可持续性）、广大性（可传播性），这正是中华文明之最高价值与灵魂，其道德象征，可用著名的孔庙楹联加以概括：
德配天地，道贯古今！
这意味着：人类的美德，足以呼应、配合天地养育之大德；文明之大道，足以贯通、融会古今万民！注意：中国人认为，检验人类文明程度的最重要标尺，不是人类的工商科技水平，而是人类的道德水平；划分人类进步的最重要标记，不是启蒙主义妄为隔绝的古代、近代等分类学固执，而是古今生命、古今制度、古今精神一气贯通——过往、现在、未来三者协调，密不可分；全部生存过、正在生存、将要生存的人类、万物，全宇宙生命大交汇，是一个价值整体！
文明绵延性（可持续性）、广大性（可传播性）的哲学涵义，在于一举打破启蒙主义的哲学偏执，让古今文明交融成生命整体，让自我夸诞的当代人，学会“温故知新”并向一切人类经验、生命体验开放，从中萃取、提纯出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精华、人文精华，将之贡献于全球一体的伟大生命进程。
历史与未来，相向涌流，汹涌澎湃，灌注于当下，倘若全人类各种文明，能以一种普遍的人文价值（仁义礼智信等）来弥合分歧、应对全球严重挑战，就会挣脱困境、起死回生。
阿尔弗雷德·韦伯
3，华夏帝国的民主制：阿·韦伯论断中华文明
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是德国现代著名社会学家、文化史家，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胞弟。阿·韦伯的哲学见识，远远超过其兄。他以“文化社会学”的方法，思考贯穿于全部历史中的人类命运，其名著《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1935年）呈现出这位德国学术思想宗师，极善于精准把握各民族文化中“灵魂与精神”的伟大特质，比起其兄的平庸失败之作《儒教与道教》之套用启蒙主义偏见、远离中国文化的诸多实际，真高下霄壤也。
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话说，就是：“以往是现在的明镜，而现在则是焚毁以往的柴堆。二者相加，经过诠释，便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打开了认识的途径。”引申而言，现在人类挣扎生存的欲望之火，犹如熊熊燃烧、浓烟滚滚的木柴，焚毁、缭乱、熏黑了历史的明镜；重温、诠释过往的教训，就是擦拭这面明镜，廓清上述启蒙观念释放的偏执迷雾，激发人类的道德良知与文明智慧以开辟未来。
阿·韦伯如何在该书开头章节中，深刻揭示出“中国文化面貌”，把握住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制度特质：
或许从更早的时候，宫廷和国家官僚主义就渐渐形成了。无论人或物，它都和部落统治及其发展而成的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它是修浚河流的必然结果。……这样的体制在某些封建世袭领地里被改造，使帝国松散，甚至几乎分裂成一个个独立国家。
但一次次分裂也促使整个民族进行长期的深刻反省，这种反省是保守的。自省最富有成果的时期涌现出伟大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他们奠定了中国这个帝国稳固的思想基础，成为以后中国所有时代思想的标准。始于公元前202年、止于公元220年的两汉时期，创造了无数美妙绝伦的文化珍品，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所有朝代都将农业问题置于中心，其生存依赖于农业，但几百年间都没能彻底解决农业问题。直到宋朝，著名官员和史学家司马光于1090年前后，实行了对中国来说唯一可行的办法：拥有千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的土地被收归国有，王室世袭领地也被出。此时，这个巨大农业帝国后来长期遵循的生活模式终于建立起来了。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隐藏在父系社会假象下的母权制存在，它脱离母腹之后，便沉浸在反对嗜权者、反战的民主气氛中，建立在由妇女主持的、极其稳固的家庭基础之上。尽管男性趾高气扬地担当家长，却只有女性能够真正主持家庭。……中国是民主的。
官僚阶层由官员构成，……这个阶层建立在土地租赁制的基础之上，土地租赁制嵌入民主的农业体制中，至今如此。没有一个国家，在世袭贵族统治崩溃后，能像中国那样彻底消除特权，且长达几千年之久。
阿尔弗雷德·韦伯触及到华夏民主制下古典宪政秩序的核心奥秘：炎黄尧舜时代以来，日益完善的古典民主-宪政制度，孔孟、老庄、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孔安国、郑玄、孔颖达等贤哲，全部荟萃围绕在《十三经注疏》和《二十四史》、诸子文献中的中国主流学术思想，一以贯之地阐释着华夏民主宪政精神，都在在呼应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汉高祖、文景武诸帝的伟大文明创制活动，都是要剪除、扫荡封建主义的特权残余（贵族分封制）、地方割据势力以及民间工商豪强，防止经济、军事上等任何层面的“特殊利益集团”盘剥自耕小农——中央财税的主要来源，确保了全国大一统的稳定、繁荣。
换言之，中华文明的“民主制趋向”，远远高出“贵族制趋向”之上，成功维系了全国政教通行无阻、文明传播稳步扩大，而晚周诸侯割据、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蒙元、满清的贵族特权制度等，可谓对“中华文明民主制趋向”的极大反动，因此遭到政治失败、解体、全民族上下一致的历史唾弃。
阿尔弗雷德·韦伯，精辟地用“帝国民主思想”来描绘华夏民主制下的古典宪政制度的合理秩序：
成为国教的儒学，充满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冷静而客观的伦理法则和理性思想，调整着国家和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实际行为。……皇帝连接着整个帝国和宇宙……如果宇宙不通过让帝国发生饥荒、旱灾、用水紧缺、动乱等不幸来发泄怒气的话，皇帝便可直接感通神灵、得到“道”。
一旦宇宙发怒，皇帝就不再是天子，无法感通神灵者，就不是皇帝。在这种超验的、预知自然秩序的帝国民主思想主宰下，他是要被驱逐的…但不是通过革命来完成，而是通过对“此在”（民生）秩序的修复。国家对宗教的虔信和国家伦理均出于上述机理。
日常生活的伦理是社会整体与自然在宇宙中的统一，它体现为简单的规定，以便于人们理解。其内容包含少数几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信条：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和涵义最深刻的仁爱。
中华古典儒教的宪政民主制，适足以在朝堂之上，限制特权阶层枉法害民；在江湖之下，则保障、规范着百姓安康。孔子、孟子、董子等原始儒家提出、诠释的“天地君亲师”这一伟大的宇宙人文秩序，用意就是要把“君权”置于“天地”自然秩序之下，君主不遵天道推行仁政，就要遭受“天谴”，皇帝必须为帝国的水旱灾害与民生国策的重大失误“负全责”，通常的做法是“皇帝颁布自我谴责、自我改正的《罪己诏》”、修改错误政策、惩治腐败官吏、大赦天下刑徒；严重犯错的皇帝，也可由宰相、御史大夫与众大臣、王室集团商议，予以废黜并择立新君。
阿尔弗雷德·韦伯以文化史家与一流哲人的双重锐敏，洞悉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深刻差异：
中国文化的本质一定是不会改变的，不会从内部被哪种思想摧毁，几千年来，它就像一个闪闪发光的球体，将生活、自然和宇宙反映出来，形成轮廓分明的奇特图像。在历史演进中，它不仅反映生活、自然和宇宙，还梳理、调整三者的关系。
西方文明以理性掌控着“此在”，无法通过“此在”的各种力量反映内涵丰富的生活。自从高傲自大的西方文明松动了稳固的中国文化球体，这个球体开始破碎，那一幅幅图像不仅被盲目的空无所取代，还变成了毫无规则的废墟。在这片（全盘西化的）废墟上，掌权者不再通晓自然、人性和宇宙间的关系，也不再明白宇宙的规律。他们或者为了彼此争斗，或者为了建立新秩序，醉心于利用诡计、压迫、机关枪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进行统治。
这就是世界历史上惟一一个伟大文化的结局，它曾由男性塑造，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母性与宇宙力量直接神秘的结合，是它永久不变的本质。
阿·韦伯的伟大论断，尖锐而深刻地指出了西方启蒙工具理性下的主流文明，“高傲自大地”破坏了协调人性、自然和宇宙三者和谐关系的“中国文化球体（大一统）”、破坏了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中华文明的内在稳定。但这一近代文明的乱局，不足以改变它的内在本质，它必将重新“由男性塑造”，即全民族的灵魂觉醒与男子气概的巨大复苏，从而挣脱文明困局而重获新生。
深受阿·韦伯启发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就在1949年的名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援引韦伯洞见，率先预言了当代中华文明的惊人崛起：伴随经济社会崛起的中华文明，其伟大精神的复苏与新生，必汇为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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