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中国人自近代以来，笨得不行：学欧美，失败；学德日，失败；学苏俄，失败；企图恢复中华国学者，除了长期居学术、舆论支流地位的民国七贤，影响遭到刻意压制与遮蔽外，主导者频频失败：康有为、陈焕章等，拾取西洋余唾，竟然把孔子这一举世共尊的世俗人文主义的伟大贤哲，任意涂抹为“孔教教主”，颇得袁世凯等不学武人的赞赏，至今在东南亚多地，还有“孔教学会”，或仍以此相标榜，欧美华裔学者亦颇有人将孔子思想错误纳入“宗教对话”范畴；章太炎、黄侃、刘师培等，则把中国儒家思想“经世致用”伟大宗旨，肢解、扭曲为“训诂、考据”所谓“小学功夫”者，或如罗振玉、王国维等专以甲骨金文为考释标尺，被疑古派援引为“殷商之前中国无信史”之逆天胡扯；更有台湾某些人僵化抱持“书背百遍，其义自现”之没落私塾之陈规陋习，在海内外广推“读经”活动，让鲜活孩童、青少年凭“死记硬背”脱离现代生活氛围，成了新型“冬烘”；亦有妖僧混迹于“国学”学校内部，在受教青少年中大肆私贩“素食”、“灭人欲”之邪说歪理，种种乱象令人扼腕！
中国人丧失理解力，缘于民初废止阅读中国经典，尤其是晚周汉唐至大至刚的儒家、诸子文献，被废弃不用；个别国学家沉溺于章句训诂或元明清三朝为废除古典宪政制度之宰相制、封驳制、谏议制而故意鼓吹程朱理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之偏颇流弊（儒家一向认为人欲就是天理，适当约束又适当满足为要务，与佛教所谓“灭欲”大相径庭），如此歪理邪说，竟然以“国学”面目招摇撞骗；外部是全盘西化派的废止、肢解、污损、毁弃，内部则是假国学、假古董的反复误导、招惹误会与嫌弃，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恰当指出了康梁、章黄、王国维之流“绝无出路”。
民国七贤所谓“同情之了解”，即在精准把握晚周汉唐文献、儒家正大光明、经世致用之思想学术宗旨的稳固基础上，与古今中西一切生命经验、文明经验相“同情”、相“沟通”而互动、共振、交流，绝不能“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在张扬、宣泄、体验、释放“人欲”的过程中，体认广大自由的“天道”（而非程朱理学末流所谓“天理”），进而确立起以蒙田、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生存现象学”的伟大观念，以现象学、诠释学的“前理解”、“古今视界融合”等根本方法，实现“民国七贤”所主张的、体会古人今人鲜活创造之“同情之理解”，为中华文明汇入、融贯全球文明，设立鲜活而广大的生命大一统秩序。
中国近邻哲人、日本著名汉学家、东京高等师范学院、帝国大学教授宇野哲人（1875-1974），其伟大汉学名著《中国文明记》（1918年），就是这样一部深入细致地、体贴入微地考察、研究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展现“同情之理解”的杰作，其境界之高远、文采之优美、观察之深刻、论断之博大，超越大多数近代国学专著和东洋汉学专著，实乃亲近体察中华文明灵魂的一流珍品。
以余目力所涉，近代中国人所写回忆录、游历札记、调研报告，在观察的敏锐、把握的精确、对经典文献的熟悉、文笔的幽美蕴藉等诸方面，均不堪匹敌宇野哲人先生。惟堪与比肩者，则非钱穆先生巨著《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莫属，二者同为洞悉清末民初中国古典社会、文明面貌之隐幽内情之精美、翔实之纪录也。
宇野哲人，字季明，号澄江。一生深受中国文化熏陶，学养之深厚、信念之坚卓、对中华文明之热爱，超过与之同时代的许多中国学者。1894年，宇野进入东京第五高等学校就读时，就立志攻读汉学，其直接动机，就是对著名西化派代表人物福泽谕吉之“排击儒教论”存有深刻异议。
1900年，宇野毕业于东帝大汉学科，广博吸取了汉唐训诂学和西欧哲学等人文知识，开始了他卓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生涯。1906年来华留学游历两年多，归国后历任多所大学教授，1959年被政府表彰为近代文化功劳者。
《中国文明记》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在天津、北京、山东、西安、长沙、武汉、南京、镇江、苏州、杭州等大半个中国的考察、游历的札记，是弥足珍贵的清末中国的第一手观察记录；第二部分则是作者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简要研究，其中不乏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
作者在该书《序》中说：
读古代圣贤经传，并以此来认识中国者，皆以为中国圣人并起、贤良如云，实是世界上理想之国。中国果然是理想之国耶？世人又往往以自己贫乏之经验，动辄谩骂中国人忘恩背德，不可理喻。中国国民果然应得如此谩骂、不可交往耶？
晚周汉唐经典文献中记载的中华文明，确为人类古典文明的治理典范和优雅极致，而明清以来古典宪政机制的逐渐衰颓与政府财政巨额亏空累积成的民生凋敝，是一些民众迫于生计而无奈采背德态度的经济-社会主因。
宇野哲人在《中国文明记》第一节“最初之所见”和第二节“天津”等文字中，开篇就鲜明刻画出清末中国之残破凋敝、官民贫富之悬殊隔绝、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祠堂所展现洋务派建筑之恶俗，透露出号称“自强运动”实则外强中干、涂饰虚荣、无助国计民生之洋务派虚假繁荣也：
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白河所建之民屋，均是极其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亦是泥土所涂。……难怪先时将塘沽民屋误为猪圈。对捉襟见肘之中国而言……以此为北清之门户，此绝非中国之名誉所在也。……下等劳动者——苦力之肮脏是事实，然官吏及富民，有潇洒风采者亦不少。总督衙门虽不能乱进，然如李公祠，即前直隶总督李鸿章之祠堂等建筑，美轮美奂。惟其庄严典雅之趣绝无，不得不视之为俗恶，是为遗憾。总之，其华丽、殷赈，天津为北清门户绝无可羞之处，与塘沽比，实有天壤之别。若以此类比中国国民贫富悬隔之甚，不亦可乎。
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近代化之自强运动必须倾全国之力、历数百年经营，才能将国富、民强两大目标循序渐进地实现。然满清本属“狭义的部族政权”（钱穆先生《国史大纲》断语），中枢政治被满清贵族把持，其政权根本不向全国精英士人开放，其在古典宪政机制上的根本缺陷，造成对广大汉人封闭、猜忌、高压的“合法性”内在危机，这一宪政危机必然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加剧激化为统治危机。
宇野哲人在该书1918年修订版序言里，亦触及这一点：“中国国土广袤，文化难以遽然普及。保守之中国，纵然铁路开通之里数增加，都会之外观亦有若干之变化，但大体之上，旧态依然。”引申而言，经济之惠及民生，文化之惠及大众，道德之规范社群，心态之开放自由，均需长久艰巨之举国努力。
然而，中国近代积贫积弱，除了上述古典宪政机制被满清皇族集团“乾纲独断”所破坏这一内在主因外，其外在主因就是古典农耕经济体系，不足以支撑列强各国步步军事进逼、不断经济侵夺、巨额战败赔款之催索无度，政府在巨大的财政亏空下，完全无力应付一切紧迫的军政、民政需求，要举办经济文化事业，更无可能。官吏群体贪污自肥，造成公德堕落；百姓迫于生计而背德妄为，造成私德匮乏；公私堕落、上下推诿，在国际间必造成衰败印象。
一些浅学俗儒，凭粗浅印象，就草率判定“中国国民性低劣”，在日本朝野形成“辱华”成见，以作为“侵华”前奏。著名的白鸟库吉等人的“尧舜禹抹煞论”就是日本汉学界为了抹煞中国经典文献的可靠性、进而抹煞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动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从而为其阴谋侵占东北、侵略中国制造欺人舆论的诡计。
不幸中国学术界中的全盘西化者、疑古学派，不加分辨地承袭了这些妄谈胡说而误中奸计，更自行造作出“大禹是条虫”、“古文尚书不可信”、“礼教吃人”、“废止汉字”、“丑陋的中国人”等偏颇之论，流毒所及，至今中国学者尚有偏执《史记·五帝本纪》、古文《尚书》为“伪书”而不予采信者，“言必称希腊”者更多如过江之鲫，中华文明之固有宪政光辉，完全淹没遮蔽在西洋“启蒙史观”和东洋“疑古史观”的浓重阴影下，中外人士“华夏知识”、“神州知识”之残损扭曲、鲁莽灭裂，更不一而足了。
宇野哲人是较少受日本“疑古派”错误影响的重要汉学家。他在抵达北京前就怀抱对中华文明的热烈向往之情，遂在黄昏抵达北京城时自言激动心情：
予已成北京之人。暗中尚未见到任何事物，予已成北京之人。以燃烧般之好奇心，观察北京、了解北京，实为此后数月之大事。……游北京者，定先登上城墙。予被此城墙之壮大所惊倒，真正之金城铁壁之感慨亦由此而发。城墙上，正阳门侧有美国炮台，崇文门侧有德国炮台，巨炮朝向皇宫。一旦有事，一击之下，顷刻粉碎。见此形势，又让人再次吃惊。中国人不得随便登城，而吾等外国人却可自由曳杖登临。作为中国人，对此屈辱，又有何感？
宇野以学者之诚实、哲人之锐利，一语道破满清政权统治危机之实质：如此悠久富丽之文明，却因治理不善而遭受列强如此屈辱之对待与威胁，满清政权之合法性完全丧失，已昭彰若日。距离宇野在华（1906年）仅四、五年后，这一“狭义的部族政权”即告崩溃，国人对其毫无惋惜之情，不亦宜乎？宇野更在津门目睹贫富悬隔之余，忠实纪录北京所见之贫富悬隔：
不见皇宫，焉知帝王之尊。此是古来所传之格言。故皇宫美轮美奂，壮丽至极。然城中人民之房屋，其矮陋令人吃惊。
贫富悬隔，乃一切政权覆亡之不变铁律，宇野哲人一语道破，不亦史家之正见、“汉学”（中国学）之正宗耶！宇野极其细致地刻画出清末北京房屋之破旧简陋、道路等公共服务设施之肮脏不便、日用民俗之质朴奇异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货币”一条之记录评论：“进入中国，最觉不便者，是其货币制度不一。即使北京，其货币亦是混杂错综，价值不一。……总之，中国之货币无一定之本位。”
货币乃一国财政之根本制度，而满清统治之不善，从币值不稳、币种混杂一项即可知晓，官民上下欺瞒、肆行不法攘夺，岂不亡国？满清实乃中国自秦汉以下中央政府治理全国事务实效最差之政权，满清贵族把持政权却尸位素餐、不思治理，只顾中饱私囊却任由百业凋敝，可见一斑也。
《中国文明记》在描绘北京城内外的名胜古迹时，笔调一转，充满无限敬仰倾慕之情，表现了一个古典学养深厚的东洋学者，对中华文明的景仰爱慕之深：
文庙在北京城北，是祭祀孔子之处。……入门后，见左右有石碑数十通，进士题名碑也。其最古者，是元朝之物。……大成门内，左右排列著名之周代石鼓。……庙内古柏森然，不禁令人正襟。大成殿结构极其宏伟壮丽，黄瓦灿然耀眼。肃然于古柏中前行……在神位前谨慎行礼，圣灵仿佛在咫尺之间，敬虔之情，油然而起。……恭恭敬敬退下堂来，又向东西两庑中从祀之历代贤臣深作一揖，读毕立于庙庭中之康熙、雍正、乾隆御碑而去。……文庙旁有国子监，即古之太学也。……新学尚未勃兴之时，太学即最高教育之府。近来，以京师大学堂为始，各种新学校设立，学生皆滔滔涌向新学，壮丽之辟雍，唯剩残骸而已。
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自述“古今中外文化之优劣”为困其一生之“最大问题”，研读宇野哲人这段札记，沉思清末民初以来百年间中华文明屡废屡兴之沉痛历史，参究以孔子“温故知新、斟酌损益”之历史哲学、欧美东亚各国吸取旧文明而铸就新文明辉煌之历史进程，可为这一“最大问题”和百年公案作一论断：
惟汲取古典文明精华者，乃有广大坚固之未来；蔑视古典、扫荡往昔而妄想新造一种文明者，必如清末毁弃旧学而群鹜新学者一般遭到巨大挫败也。何故？古典文明制度与文明精神（古典宪政秩序）深具全球普遍价值，是跨越古今中外界限之恒定不变者，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文明经验的高度提纯与凝结，毁弃、扫荡、怀疑这些传播遗产，人类只能在黑暗中胡乱摸索、费尽周章、挫折连连而毫无出路。宇野哲人深明此理，故而对中华文明之伟大制度与崇高精神备极尊敬爱慕，遂不惜笔墨再三致意焉：
城北安定门大街东有牌楼，上题育贤坊。此处即府学胡同，其路北有顺天府学及文庙。文天祥祠在文庙之东、府学之中。此处是元朝菜市口遗址，文天祥绝命之处。……元人重公之忠义，诱之以丞相之尊位，王侯之富贵，而公誓不屈服，以死殉国。其忠肝义胆，可贯日月，千载之下，尚凛凛有生气。予……谒公之遗像，钦公之遗风，感怀如涌，低回不忍离去。
余忝列大学教席，亦尝亲往拜谒，见此地顺天府学、文庙早已黄鹤杳然，文丞相祠堂亦门庭萧条、设施简陋，思文天祥衣带铭“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之自我警醒、鞭策句，观祠堂外俗流汹涌、红尘嚣张、尾气蒸腾，深明近代化之偏颇——唯利是图、罔顾公平与生态协调之患也。
宇野哲人对华夏经典文献、文史典章、各地掌故的精熟程度，足令当代中国许多学者汗颜。他所记《中国文明记》不足20万字，所涉猎之华夏人文脉络、山川风物、历史沿革等不下几万处，几乎每页均有多个文史典故，难怪陈寅恪先生有“群向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之句，日本20世纪初年汉学之盛、中国清末民初直至当代学术之衰颓，可堪浩叹也！更令今人汗颜者，在于宇野哲人对待中华文明的高度尊仰、倾慕、向往之态度：
曲阜是古少昊氏之墟，周公封鲁，都此。有圣庙。予生于东瀛君子之国；地，相隔数千里；世，相距三千年。私淑渴仰，兹经多年，今夕何年，得以拜谒圣庙，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欢喜不知所措。……步上东阶，大成殿轮焉奂焉，庄严典雅至极。楣间有匾额，题“生民未有”。鞠躬如也，登上殿堂，正面有圣人在焉。戴王冠着衮衣御服端坐，眉目间无限慈爱，口含微笑，犹在循循垂教。不觉垂头拜倒，仿佛圣灵即在咫尺。不视可见其神，不听可闻其声。予之渺渺身躯，顿时被伟大之神灵所摄取，恍然无我。又见旁有人，愕然魂归躯体。定神顾望左右，右有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子，左有宗圣曾子、亚圣孟子……今日在此得以与古圣贤会于一堂，满腔感慨，心绪万千。……过“万古长春”坊，到至圣林门。（孔子）墓为一撮土馒头，其上杂草茂盛。啊！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间，虽眠于杂草之下，然其灵魂遍满宇宙，与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人降生于世，不断遭受生老病死、得失荣辱之现象冲激，犹如急流中的脆弱飘萍，唯一稳住自己生命、克服心灵苦难的精神力量，就是广义上所谓信仰者。而儒家教化（非狭义宗教）之高妙，恰在于以简单平易寓托深刻广大，无宗教之外形，却得宗教之神髓，所以既能扶持世道人心、维系社会稳定、规范公共秩序、培育文明教养，又无其他宗教礼拜仪式之繁琐、清规戒律之压抑，遂被举世推尊为“人文宗教”之最高者，钱穆谓之“秀才教”，即华夏士人之高级宗教也。
宇野哲人深慕久之，一旦亲近圣泽，不禁感如神灵附体，一代汉学宗师之功业，全在此深入躯体与灵魂之至诚、至敬、至爱也！宇野哲人遍历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两湖、江浙等大半个中国，其人文宗旨，不在游山玩水，而在体贴自幼所习、少年立志所求之中华文明灵魂何在也。
他一方面目睹清末中国时局之混乱衰败，一方面更从中华文明固有之道德光辉以及文史遗迹中，温存“体贴”出其新生之伟大前途。其自述云：
予在北京之日，见人情惟利，不知有义，浮薄而背信，北京之地，或是与外国人接触而误染此恶习耶？以北京一地而论中国，恐亦是群盲评鼎，不游中国广阔之内地，则无从遽断。故而作此番过齐鲁入汴梁之游。昔孔子尝言，鲁一变至道，齐一变至鲁……尝见有对联书“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实不差毫厘，皆所谓小人喻于利也。
余尝正言告课堂上之大学生、研究生，中华文明之灵魂，就在孔子《春秋》三辨：王霸之辨、华夷之辨、义利之辨，举凡判断公共生活之王道与霸道；文明生活之文雅高尚（华）与低俗野蛮（夷）；其实全在判断其文明传播秩序是围绕“义”（仁爱公平）还是围绕“利”（工商科技）展开，亦即现代经济学之“公平与效率”之辨也：近代各国一味追求“效率”而罔顾“公平”，遂不断酿成国内外巨大动荡、世界大战、生态系统紊乱灭绝等全球各种自然-社会-人文灾难，清末中国之乱局，不亦全球乱局之变本加厉耶！
处此全球霸道之世、蛮夷横行之域，中华文明也被迫“迅速发展工商科技”以应对之，但同时，国人更要心中明白：霸道终不久，蛮夷必灭亡！中华文明之灵魂、制度，必须从这种病态西化思维中率先挣脱出来，才能引导全球文明挣脱弱肉强食之野蛮逻辑，逐步走上持久和平与繁荣自由的大一统王道也。固执于贫富、贵贱、种族、宗教等一切不合理悬隔之狭隘文明，必然灭亡；公平仁爱地对待、打通一切贫富、贵贱、种族、宗教悬隔之普世价值文明，必然兴盛！
这是中华文明传播秩序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也是全球一体的当代文明的唯一前途。
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的一条札记（“长安纪行”之三七条“满城”）可作为此基本认识之忠实记录与鲜活注脚：
自（西安）钟楼东至长乐门，北迄安远门，又有城墙，其内部面积占长安城四分之一，此城谓满城。……城内居住满洲八旗士兵，故曰满城。满族一统天下，而关中在天下之上游，古来帝王之都，西连甘肃、四川，是形胜之重地，遂于此地设满城，以威压汉族。后来满人渐弱，势力失坠，加以禄米难支全家生计，而邦家之制，官吏不得从事一切商业，故日益穷迫，现今房屋已尽归汉人之手，满人已成无用之长物，受汉人之冷眼。
宇野哲人的犀利目光，超越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等近代所谓“知时务”者，不知凡几：诺大的西安城，满族八旗兵竟占据四分之一以为“满城”，当局自以为足以“威压汉人”，却不知满族“汉化”不足，反而日益自陷贫困和愚昧，房屋财产，终究落入汉族之手，此占据中国之一切外来落后势力之必然命运也。
宇野哲人在《中国文明记》第二部分，对中华文明进行简要论述、概要研究时，表达了振聋发聩的卓越见解：
按予之私见，作为国家，中国今日之所以不振，或起因于彼国自古以来民主主义思想发达，由此形成易姓革命之风，缺乏在一定主权下统一团结之性格。而作为民族，之所以称之为具有大势力之民族，有种种理由可言，其一大理由，即在于其家族主义。
中国与我国，其趣大异。我日本以皇室为中心，皇室为宗家，大和民族渐次发展，创造出世界上无与伦比之国体，皇室与国民之关系，君臣之义，犹如父子之亲。然中国则反之，自古以来就形成禅让放伐之国体。……按中国国民之思想，天是万物之本，天降生民，赋之以彝德。为图社会安宁、人民福祉，天命聪明睿智之人为亿兆之君师，治理人民。天亦频频鉴临下土，察其是否适任。若顺天意，则永赐福祉；若负天意，则先降灾异以示警告，若无改过之意，则废其位以示罚，再命明德之君代为亿兆之师。体民心之意向，察天子之行为，是为天。于此一点，其民主性思想，彰如日月。中国之革命屡屡勃发，即本于此天命思想。
概要而言，因为自古以来民主主义思想发达，从而实行自治制度，中央之统治不能完全彻底，所以，中国社会——无论范围宽狭——实行了种种社会（自治）事业。（作者列举地方自卫、会馆、公所行会、消防组合、义仓、义学、慈善事业，峰按。）
总而言之，中国表面上是君主专制国家，而实际上是民主性自治国民。……乡党、同行业者之团结确实坚固，然作为国民之协调一致性，则极其缺乏；虽然社会（自治）观念发达，但国家思想缺乏，此一点，使得中国国民与列强为伍上大大不利。
中国国民自古以来即是民主性国民。此一点，予于论文、讲演中已屡屡提及，且世人亦一般如此认为，此处无须多言。上古之时，从信仰天命看，即能明其民主性思想。尧舜之禅让、汤武之革命，无一不本于此民主主义。……此种民主主义，始终一贯，无所变容。因具有民主性，故自治制度非常发达，从某种程度讲，不劣于世界上任何民主国家。自治制盛行，人民享受和平之乐。……中国国民自身具有自治性格……地方官制上有总督或巡抚，但地方之治理，多为地方乡绅意见所左右，即在地方人民之意见下施行政务。此亦为众人所知。
中国强大之同化力，对外番之信仰，悉加包容。……通观中国历史，外夷侵入、支配中国之事，不下数回，其结果，均为汉人所同化。汉人比周围之种族更进步之故也。……现今所行明清法典，较之唐《六典》，大差无几。千余年间，可用同一法典治理天下，足见中国之保守性。……中国经常有揭竿而起之事，
倘若力有不及，立即屈服投降，是态度极消极、极易改变初衷之国民。……对中国人而言，武是停止干戈之手段。……汉武帝击夷狄、雪高祖之耻，远至西域，中国人称之为穷兵黩武，大加非议。……兴礼乐之政，享太平之乐，是中国人之理想。……彼等是民主主义国民，富于自治精神，又是和平之国民，其社会（自治）性之发达是极自然之事。如社会（自治）事业等方面，其设置整备极其完善，令人敬服。……中国人不愧为大国之民……我日本国民，往往神经过敏，中国国民之从容不迫性格，非常值得一学。其态度之从容，使我等联想起大山之移动。……其坚忍持久之长处，惊天动地之大事业，亦因此从容不迫之性格而实现。昔有愚公移山故事，又有铁杵成针、水滴石穿之说。铁杵磨成针，并非绝无可能，对神经过敏者，无疑是愚蠢之举。此岂非大之所以为大之理由耶。
中国之所以为大，之所以绵延万年，依据从利玛窦、伏尔泰一直到宇野哲人的《中国文明记》、“民国七贤”等中外文史巨匠的卓越论断，今可约略概括如下：
一是因为华夏民主制下古典宪政治理体系之合理有效；
二是儒家思想反复倡导、不惜以生命加以捍卫的文明传播秩序——三辨（王霸、华夷、义利）三统（道统、学统、政统）合一学说，宪政法治体系，面对全社会，上至皇室下至百姓，一视同仁地加以规范、教化、协调之伟大文明制度体系与传播秩序；
三是社会自治体系之完善与中国人的道德自治精神；
四是普世一家的、对待宗教、种族等一切异己成分的兼容并包的人文主义政策；
五是坚忍不拔、持之以恒、谦恭有序的纲常礼教精神，这大一统的文明精神，赋予中国人如大山一般的性格，大山不轻易移动，但一旦移动，必令举世惊异其伟大！
因此，可以得出基本结论是：中国近代落后之因，不在文化、社会，更不在儒家思想；唯在满清政府之残暴、野蛮、腐败、僵化与涣散，才是中国落后之主因。伴随一个清明、高效、廉能、强大的政府出现，中国必将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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