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以其天子-诸侯-群臣-士绅-庶民的分权制衡、全民遵守道德和法律约束的古典宪政秩序，造就中国社会数千年的稳定繁荣和中华文明的高度凝聚力与扩展能力。
依据《尚书》、《周礼》、《春秋》、《论语》、《孟子》、《国语》、《新语》、《繁露》、《史记》、《白虎通议》、《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诸子百家记述、《二十五史》等伟大典籍的忠实记录，可知中国古典宪政机制，或称华夏儒家式民主制度，历经伏羲、炎黄、尧舜时代的诸侯大同推举（禅让）制，夏商周时代的联邦大一统王制，秦汉以下，直至明清的三公九卿廷议制、普选各级官吏的中央大一统集权制等不同历史阶段以及各种分权制衡模式的不同变化，始终确保了：一介布衣平民，完全可以凭一己品德、才学、机遇而出任官吏，直至主持天下大政。中华文明的大部分时间内，未设定以血缘、身份、地位、种族、信仰原因，堵塞或断绝平民受教育、获得升迁、参加政府及地方自治的进路，更未在宪法制度上，禁止平民议论朝政的权利（满清除外），公平、开放、均衡、有序的华夏古典宪政制度，奠定了中华文明成为全球最具人道主义、文治主义、古典民主宪政特质的文明。
这一古典宪政体制，由于明初统治者朱元璋废宰相、建内阁而遭一定程度破坏，但明朝的内阁首辅大学士，实际上仍拥有宰相作为全国文治政府首脑的许多宪政权力，譬如主持廷议、封驳皇帝昭书、纠察百官行政、严惩皇族、贵戚、权贵、百官腐败等，士绅、庶民，均可奏章上诉、弹劾官吏，再加上诉诸舆论的“清议”制度等，仍具很大威力。
近代初期，由于满清统治者入主华夏，对汉族士大夫心存卑鄙的猜忌，遂严厉推行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以及满汉分隔的种族歧视政策，肆意破坏中华文明古典宪政制度的基本治理结构——天子、以宰相为首的群臣文官系统、士绅、庶民之间分权制衡关系和以“廷议”、封驳、清议、官民上书言事等一系列制度体系，政府肆意侵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机，逐渐造成百业凋敝的困局，根本无力应对西方列强的肆意欺侮、掠夺和国内人口激增、经济破产的内外困境，中华国际声誉一落千丈。
满清统治“合法性”的沦丧，深刻动摇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激起近代中国人对中华文明固有遗产的错误怀疑、批判、毁弃，触发民初“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礼教吃人”等一系列具有重大偏颇的政治、文化主张，中华文明至此被“刨根灭祖”，今后只能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了！
谢和耐
1，谢和耐论析中华文明大一统精髓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gues Gernet,1921-）在名著《中国社会史》（1971年首版）对“中国古典社会的基本性质”做出了极其精辟而公允的伟大论断：
希望在整体上和其整个存在期间的中国社会制度都（被）定性为帝制，是一种严重的方法错误。……我们所惯于在君主制和民主之间确立的区别，也太专断了。如同历史不具有纯民主模式一样，中国社会中的君主制度也远未能排除所有节制性的机构和所有表达民意的形式。对最弱小者的剥削、专断和暴力并非是中国社会的独创。经过全面斟酌之后，人们在历史上的所有其他民族中，都绝对找不到比中国更公正和更人道的社会了。
大部分中国普通读者都被自幼灌输了一种犯有“严重方法错误”的历史观，即中国古典社会是“封建专制社会”，这一错误定性，遮蔽了中华文明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获得这些成就的制度性原因——华夏古典民主制下君主、官府的行动，必须接受“古典宪政秩序”尤其是实际主持政府、地方自治的儒家士大夫们世代传承、不惜以生命捍卫的“敬天保民”这一普世文明不可或缺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宗旨、一系列对权力实施制衡的机构、制度、民意表达等诸多约束，上述一切中华文明的宪政机制与儒教民主秩序，最终确保了谢和耐所谓“中国（古典）社会是全球史上最公正和最人道社会”这一伟大论断的实现。
由于近代中国人，因国势衰颓而“迁怒”于自身文明传统的错误思维习惯、权势误导与学术偏见，被1949年后中国大陆在稳定政局下逐步取得的、引起全球各国艳羡、惊叹并群起效法的经济、社会巨大成就，逐一击溃。
人们逐步意识到，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固然由于中国政局的稳定、开放和锐意改革，更由于中华民族在过往数千年间累积而成的和平主义的内外发展战略以及协调各方利益、促使社群利益有序化和最大化的和谐主义精神。
汤因比
2，汤因比的伟大历史哲学洞见
学术思想，最贵独到之见、先见之明。当1970 年代，大部分西方及中国学者仍囿于孟德斯鸠、卢梭以来错误的“西方中心论”，对中华古典文明的许多重要制度横加指责、胡乱挑剔的时候，英国历史哲学大师阿诺德·汤因比（A·J·Toynbee，1889-1975），在旷世巨著《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和《展望21世纪》（与池田大作对话）中，一再宣告、重申“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一伟大预言，并且以深通东西文明奥秘的伟大哲学眼光，深刻而精辟地论述了这一预言的学术依据。
至今，这些里程碑式的、不可倾摇的伟大论断，仍是深入讨论、研究“中华文明的全面复兴”的不二法门：
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统一大陆前，世界各国都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无所顾忌地欺负中国。从物质方面说，就是现在中国和西欧各国、苏联、日本等相比，也不比过去受屈辱的那个世纪强大多少。虽然如此，像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
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
东亚有很多历史遗产，这些都可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依我看，这些遗产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21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我认为这是道教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第六，这种直感是佛教、神道教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去今天已灭绝的法家）共同具有的。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必须与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第七，以往在军事和非军事方面，将科学应用于技术的近代竞争中，西方人虽占优势，但东亚各国可以战胜他们。日本人已经证明这一点。第八，敢于向西方挑战的勇气……今后还要保持下去，不过我希望在人类历史的下一阶段，能够把它贡献给和平解决人类问题这一建设性的事业上来。
从整体上看，帝政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在政治上富有成功经验的历史，而且今天还在以“人民共和国”的形式继续存在着。这跟在西方企图实现持久的政治统一与和平而没有达成的罗马帝国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的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由此看来，今后西方也似乎不能完成全世界的政治统一。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两千二百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
最近五百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是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汤因比的伟大洞见与一系列卓越论断，启迪着从21世纪开始，未来数百年，全球政治格局与人类文明传播史上最重大的历史性巨变。这一巨变有如下重要方面：
首先，中华文明不仅是数千年间东亚地区性国家的榜样，更是21世纪全世界政治和平、稳定、统一的地理、文化主轴（即我所谓文明大轴心），这一伟大的历史预言，高度清晰地勾勒了21世纪之后的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大趋势；
其次，中华文明的世界主义、天下大同主义的伟大包容精神，正是全球当代文明饱受困扰的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剧烈动荡与巨大破坏力的解毒剂；
第三，儒家思想固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儒家的道德教化、佛教思想以及道教思想等中华智慧，能够合理地看待宇宙、社会、人生的理性主义精神，正给陷于深重社会危机（譬如职务犯罪泛滥、治安犯罪激增）、道德危机、生态危机之中难以自拔的当代全人类，以最可靠的精神出路：儒家社群伦理制度、孔夫子设立的“有教无类”、“君子不器”的中华教育学术体系，尤其是在当代全球一系列公共信仰、公共教化的紊乱、废弛、缺乏道德操守与人文关怀危机下，对全球学院教育之错乱以及囚禁在所谓“专业”、“实证”牢笼中的全球学术思想的拯救；
第四，儒道佛三家中国智慧、天地君亲师之公共信仰、公共教化、古典宪政体系所确立的文明传播秩序，其所共同治理、规范下的、人与自然之间必须协调一致才能生存下去的大一统生命信仰，是当代全球文明正濒临生态环境崩溃这一最紧迫危机的最大精神资源和制度资源；华夏文明绵延一万年之久的有效保持土壤肥力与生态平衡的农耕制度、天文历法制度、水土平治、山林保养等一系列文明制度，极具借鉴启迪意义；
第五，华夏古典民主制、天子-文官-百姓之间分权制衡系统下的古典宪政体系与公共治理-教化-自治-服务体系，以天地人神、宗庙社稷、国族安危为核心的公共信仰体系，天下一家的社群伦理体系和法治体系等，构成了一个有别于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兼顾各方权益和社群利益的、伟大有序的华夏民主治理体系。这一“帝政中国的成功经验”，不仅可以完整而妥帖地解释中华文明具有高度可持续性的千古传播之谜，更足以在适当吸取西方近代民主模式优点的基础上，为全球广大非西方国家推进民主法治改革，提供博大渊深的制度资源与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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