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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之六十六——开眼看中国(八):沟口雄三笔下的中华文明
毛峰
2016年06月17日

中国人有能力在21世纪创造出一种合理吸纳古典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各自优长、同时又能尽量避免各自文明偏颇与流弊的新型大国文明、能引导全球潮流的首要文明,用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版)的话来说,就是“把略显保守与压抑的儒家士大夫统治,与西方工业化过分猛烈的火力融于一炉,从而赋予全球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要实现汤因比的伟大预言,中国人必须完成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全国大中小学恢复修习、研读中国经史子集等伟大典籍,作为录取学生、录用官员与员工的第一重要标尺:曾经统治中国知识界、传媒界、政商各界的“去中国化”的、一再误导中国发展道路的“全盘西化”派所谓“主流意见、权威意见”,由于基本文献已被全民所掌握,再无骗人伎俩;

第二件大事,全国设立“中华文明国家复兴计划”指导下的“公共道德教化之社区中心”,用中华文明最丰沛、最有效的道德教化之正能量,引导学校教育以外的所有公众,让中华传统美德的光辉照耀中国大街小巷、企事业单位等一切公共空间,自觉促使“公共空间”提升为“道德空间”;

第三件大事,在理论话语、宣传传媒话语、学术教育话语等所有公私机构的文化表达中,树立、培育西方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一系列主张规训人性、提升教养的伟大人文主义思想(蒙田、维柯、伏尔泰、赫尔德、白璧德等为代表),以远大深湛之见,纠正中国近代偏激学者偏执引进并鼓吹的启蒙-自由主义的流弊——不切实际地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却不重视人性的道德涵养、道德约束与品格提升——流弊所向,中国人被误导为自私、贪婪、懦弱、暴躁、浅薄、势利、无道德担当力、理解力与创造力的奴性人格,树立、培育民族正气与中国以新型大国文明引领世界潮流的持久后劲。

每天讲课之余,我都被中国青年学生(研究生、本科生)的道德萎靡和知识怠惰所震惊:自2000年以来,由于本科、研究生招生规模近50倍的荒谬扩大,贯彻35年而僵化到极点的应试教育体制、模式的灾难性影响,中国年轻人只要在网上载几篇烂文章(通常是CSSCI核心期刊论文),再添油加醋一番,就能蒙混到200个左右大学学分,根本不用研读中国的四库经典文献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经典文献,从多如牛毛、烂到极点的课程、讲座和时髦话题上猎取一知半解,就能赢得高分,如此4-7年再加博士修读3年,不仅什么也没学会,连同早年的勤奋刻苦与志向宏大,也一并丢弃了!更令人心寒的是,大学生养成了向一切权威谄媚的道德堕落习惯——举凡985、211工程学校、重点学科、重点基地、重点项目所认可、支持的专家,世俗所追捧的名人、官人、商人,全被学生拥戴为英雄,见利忘义、胁肩谄笑的习惯深入青年骨髓,这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隐忧所在!

中国之问题,根本不在外部:以13亿7000万以上的人口规模所造就的巨大市场,再加上改革开放35年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的巨大能力与潜力,只要政治稳定,强大的内需为本,外需亦可不断扩展,在物质层面,中国有磐石之坚;中国问题之根源,全在内部——最近100年误导中国的全盘西化派百年经营、刻意伪造的对中国历史的负面评价,长期灌输给中国人“历史一团漆黑,人性一团漆黑”的错误直觉,鲁迅、柏杨、李宗吾等人“礼教吃人”、“丑陋中国人”和“厚黑学”等荒谬之见,极大腐蚀了中国人光明正大的道德自信力、责任担当力,这些真正“吃人”的“启蒙邪教”(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率先提出),反复灌输给年轻人:“没有什么仁爱、道义,从大禹治水、孔孟之道,直到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史,都是可疑的神话、伪造的传说,历史、人性一团漆黑,除了金钱和权势,其余一切皆虚无!”
这累积百年的精神黑暗,才是中国问题之所在!

幸好,全盘西化派的伪造、污损、摧残、破坏,不能完全遮蔽住中国经典、民国七贤、自利玛窦、伏尔泰直至白璧德、谢和耐、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等中西大批贤哲的里程碑式光辉论断,《开眼看中国》系列,就是这一光荣谱系的梳理、论析。

与东京帝国大学宇野哲人的光辉巨著《中国文明记》相一致,而与福泽渝吉、白鸟库吉等鼓噪侵略中国的东洋汉学末流相悖离,著名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1932-2010)从中国近代巨变入手,探究中国如何挣扎求生,同时尽力固守其文明传统与伟大基体,从而能最终胜出于整个东亚乃至全球现代化进程之上,堪称立论宏伟、发人深省。

1,卑鄙扭曲的“近代中国观”,是奉行“欧洲标准为文明唯一标准”的巨大错误所致

沟口雄三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先后任琦玉大学讲师、东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教授、名誉教授,成功打通了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史哲学科的僵滞限制,在1985年创建“中国——社会与文化”学会,完成一系列具有极大学术思想冲击力的论著,翻译了中国宋代佛教典籍《碧岩录》和王阳明《传习录》等经典名著。

沟口雄三思想的引人注目之处,一是他深刻批判了日本近代主义的“中国观”,这一扭曲的“中国观”,因为蔑视、批判中国,促使许多研究者在二战前和战时纷纷“自动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而沟口雄三主张,批判、否定、排除以津田左右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主义的“中国观”,作为战后日本汉学研究的出发点;二是他援引竹内好等著名汉学家的观点,比较日本近代化与中国近代化的利弊得失,进而深刻反思、批判了奉“欧洲标准”为人类“唯一标准”这一泛滥全球知识界的政治、学术思想的根本误区:

日本的脱亚-兴亚,只构成了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而在中国却不仅确立了亚洲自身的抵抗主体,而且还诞生了社会主义中国。……竹内好的《中国的近代和日本的近代》……把日本文化称之为转向型,相反地把中国文化定位为回心型。他写道:“回心源于保持自我,转向始于放弃自我。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没有媒介。”保持自我和放弃自我,是对欧洲侵略亚洲的两种不同反应。他认为,日本只将新的东西不断地层层叠加而不加任何“构造”上的变革,不经过抵抗就接受了欧洲,只一味地要成为欧洲;与此相反,中国却以“构造”为抵抗而不断受挫,因为持续的挫折感而不断抵抗,换言之,也就是固执于自我,并因为固执于自我而不得不进行自我变革。因此,当竹内写道:“看来东洋(中国)通过不断抵抗,正在赶上欧洲、超越欧洲,创造出非欧洲的东西”……日本正相反,在没有抵抗这一点上缺乏东洋(中国)特质,在没有保持自我欲望这一点上又缺乏欧洲特质,他甚至说道:“换言之,日本什么也不是。”

竹内好、沟口雄三的锐利学术目光,横扫欧亚各国,精准抓住了中国特质——竹内好谓之“东洋”——不断坚守自我而顽强抵抗、为此一再忍受重大挫折、却又不断重申自身文明的特质(竹内称之为回心型,余谓之中国历史的伟大向心运动)、不断尝试各种“构造上的变革”,逐步创造出超越欧美的新型文明。

与之相反,日本放弃抵抗、歆羡欧美,企图“脱亚入欧”,因为丧失自我,同时也就丧失了精确把握“他者”独特本质(“欧洲特质”)的能力,盲目跟从、亦步亦趋,日本近代化对欧洲模式的照搬模仿、对美国霸权的亦步亦趋,最终使自我与他者的独特性两面尽失,落得“什么也不是”!

保持住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在历史新局面下,想方设法贯彻自身文明的理想,这一全民族的伟大意志,不仅是中国战胜近代化屡屡挫折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必定在纠正、肃清“全盘西化派”卑鄙、扭曲的“中国观”、中国人重建起自身文明自信、重建起合理吸纳外来文明智慧的大前提下,最终胜出日本、东亚和欧美的根本所在。

2,中国之为中国的根本特质:任生命自行其是

中国之为中国,其独一无二性,其文明精神,余谓之为“傲立于天地之间,挺拔乎宇宙之外”,即其文明建树,能吸纳天地人大一统生命,其特质乃在:任一切生命自行其是,而不妄加独断与操控,故而广大包容、辉煌灿烂,举世罕匹;而“欧洲文明”,其独一无二的“欧洲特质”,在尼采看来,乃是超越于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欲望、意志之上的意志,对“意志”本身的独断性欲望,这“对意志本身的欲求”,谓之“强力意志”,构成欧洲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的根本所在。

“欧洲特质”所蕴含的“意志强大、精力弥满”之感,是其优长;究其实质,乃弗洛伊德所谓“力必多”(原欲)之外露,在激发生命意志、推进诸多“极致性”探索与创造性的同时,也容易滋生“强加于人”的独断、霸道品格。

“中国文明的特质”——让万物葆有“自行其是”的广大自由,具体表现为儒家的理性自治、道家的逍遥无为、佛家对治“无明欲火”的空无之法,合为儒释道三家根本智慧,远远高出“欧洲特质”之上——儒家仁爱学说的“自我树立”与“树立他人”并重之“交互主体”意志,佛老智慧之放松乃至舍离个体执著,养成中国人力图避免把一己意志强加于他人、万物之上,使天地万物获得大自由。

在古典宪政层面,则是大一统王道:古典文明的宪政自由秩序上的大一统文明与大一统智慧,政治理念为“王道”,即天下人、天下万物自愿归属于其文明治理之下,而非武力胁迫下勉强受其宰制的文治主义信念,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辟诠释为“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也”,这一精神贯穿于全部中国史,更是中国近现代化历史向心运动的观念主轴。

熟悉中西历史与现实境遇、政治实际的沟口雄三,援引诸位汉学家观点,予以条分缕析地阐发道:

反帝运动和社会革命的结合……成为了中国民族主义一贯的传统。(丸山真男)

的确,中国和日本不同,不具备追随西欧型的条件。但中国并没有去弥补这一条件的欠缺,而是将欠缺积极地转化成了理想、力量。这便是孙文所说的“王道”。(竹内好)

近代化的日本不断侵略中国……而被侵略的中国正是在近代化方面一片虚无空白的、活生生的人民,因为“人需要生存”而起来抵抗……终于凝聚了强大的力量,打败了近代化的日本。……此时的中国人民,是赤手空拳的大众,无论用固有的传统武器,还是用外来的近代文化,都无法保卫自己。(西顺藏)

日本的近代化走的是由旧统治阶级领导的自上而下、因而没有经过社会革命、追随西欧的帝国主义道路……在近代化方面一片空白、本应是落后的中国,反而将其空白化为动力,自我更生地实现了世界史上史无前例的全新的第三种“王道”式的近代……把中国的近代看做是“自我更生的近代”这一观点是将“落后”正当化,即通过推翻“先进”的根据,来否定“先进-落后”这一欧洲一元化的思维方式。

把欧洲近代看做是普遍的价值基准而将各民族文化一元地根据这一标准来衡量,从而(日本)对亚非诸国产生先进意识和优越感……是反历史因而且是不公正的。

沟口雄三的过人之处,在于极其敏锐而精确地抓住了中国近代政治与舆论的几大重镇——章太炎、鲁迅、陈独秀等全盘西化的留日学者的错误,进行深入批判、分析与驳斥。

3,对章太炎、鲁迅、陈独秀等人的批驳

受到扭曲的“近代主义中国观”即崇奉欧洲为“先进”、斥责中国为“落后”的误导,把“欧洲标准”奉为人类文明的“唯一标准”,这些被俗流误认为“近代思想大师”的人,实际上被误导而陷入了无法解释的学术思想大悖论:

我们当中的多数人都想通过如章炳麟、鲁迅等人来认识“落后者”的自我更生,即中国是如何在内部摆脱了两千多年来儒教和封建主义的重压的。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就是把中国的近代看做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式的继承。坦白说,我们一直把重点放在了断绝而不是继承上。

鲁迅、钱玄同等一大批在日本留学期间以及后来在北平等地师从章太炎的学者,受其“欧洲中心论”尤其是日本“中国观”的误导,与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在1917年掀起“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在“激烈反传统”上的“断绝”之功,至今仍是全球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最大障碍。

沟口雄三凭其对中西文献、欧亚文明古今进程的切身而深微的洞察力,援引黄宗羲、王船山、吕坤、戴震、龚自珍、陈天华、谭嗣同等明清思想家的论述,尤其是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精彩解释,鲜明揭示了不同于欧洲、日本的中国近代化的伟大特质:

事实上,中国的近代……没有落后于欧洲。中国的近代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和欧洲、日本不同的独特的历史道路,一直到今天。……孙文所谓“王道”便是源于传统的大同思想……孙文把革命的主要目标设定为“要四万万人都是丰衣足食”(《三民主义》     中国共和革命的一个特征,就是以满足天下所有人民的生存需求为主要目标。例如,就人权而言,欧洲的共和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以确立私有权为基础的政治权利上的自由与平等,而中国的共和思想,是为了满足四亿人民全体的生存需求,以大同调和为基础,更志向于反“大私”性质的经济上的平等。

因此,“民权”也就意味着多数者为了反抗少数者的专横自私而追求的全体人民的生存权利,也就是国民权、人民权的意思。这和欧洲包含了个人经济活动的无限自由、即以个人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市民权利,从一开始,就大不相同。

要言之,中国的近代,原先就是以自身的前近代(王道)为母胎的,在其内部继承了中国前近代的历史特性。……换言之,中国从来就没有朝着欧洲式近代的方向走,与其说是一种“欠缺”或“虚无空白”,不如说是中国式近代的不得已的“充实”,而正因为继承了这一“充实”,又使其不得不受到前近代留下的(王道)胎痕的制约。

就民权来看,中国的这种大同式近代的特征,也体现在民权所主张的,与其说是个人权利,不如说是国民、人民的全体权利这一点上。……“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孙文《三民主义》)……总而言之,中国的近代,不可否认地,是以中国固有的传统为基体的。

沟口雄三以“基体”概括中国文明的独特根基、伟大本质,中国近代化正是遵循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传统、这一“基体”而艰苦卓绝又渐次辉煌地一一展开——孔子的大同王道思想;大一统文明制度对民生的重视、满足、保障、养育;国家政策与民间救济,对百姓小民生计的刻意维护;儒释道诸子百家对民智的培育、涵养、开发与教化;自炎黄大一统国家制度逐步确立,尤其《尚书·禹贡》九州制、五服制等中央财税制度建立以来,历代君相、士绅阶层,对大一统民力的治理、调动、培育等——中国近代化正是在民生保障、民智涵养与教化、民力培育与开发等几个大一统文明层级上的不断奋斗,终于在改革开放事业中获得了成功。

4,中国近代化道路,以大同王道(民生)为根基

依余所见,中华大一统文明制度中的民生保障主义,确保了中央集权的士大夫政治对百姓生存需求的宪政维护,明君贤相、文官士绅诸大系统,乃至诸子百家,除了法家某些代表人物不太体恤民情外,全致力于维系“国计民生”,为此一再推行“剪抑豪强、裁撤冗员、重农抑商、崇俭抑奢”等伟大国策,构成中华古典宪政体系与长治久安的伟大柱石;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诸教配合的民智涵养主义,把人类旺盛的情欲,纳入合理有序的渠道,有效维护了大一统文明的公共秩序与道德秩序,受儒家思想涵养培育的一代代精英知识分子,构成士大夫政治的主体与核心,保障了古典中国的四民繁盛、人口繁衍、文明精美与百业兴旺;而以民力培育主义为宗旨的绿色可持续的古典生态农业文明,维系了最狭小的耕地上全球最庞大的人口、最合理的生活质量、官民救济与自治体系、最优美的官民多极教育体系与各项文明事业。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历史新局面下,中国无须否定、抛弃以往数千年间形成的、以民生保障主义为宪政核心的大一统文明制度,更无须否定、贬损以民智涵养主义为核心的儒家教化,唯须将民力培育主义的农业文明,凭借对工商科技力量等西方优秀文明因子的吸纳、消化、融贯、创新,不断提升为民力开发主义,即告成功。

总之,民生保障主义下的大一统古典宪政、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儒家士大夫精英政治,乃中国文明大一统基体;民智涵养主义下儒家的敬天保民、忠孝仁义思想,佛老荡涤情欲、返璞归真的哲理启迪,构成伟大中国教化的核心,代表着人类自由、幸福与解放的大一统智慧的最高境界,乃中国文明大一统基体之第二维;民力培育主义的绿色农业体系、民力开发主义的工业文明体系,分别构成中国大一统文明的第三、第四维度,四维合力托举起美善统一的文明大厦。

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仿乎此,无论伏羲炎黄、虞夏殷商,还是西周东周八百载、秦汉以下数千年,抑或是中国1927-1937年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发展期,乃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大成就,都是围绕民生、民智、民力的培育与开发之四维而展开、而辉煌!

因此,中国古典文明以及伟大卓绝的近现代化进程,根本无须奉欧洲文明为人类唯一的文明祖师爷,也根本无须“照单全收”那些狂妄独断、虚幻骗人的启蒙主义史学、全盘西化派史学所错误设立的“统一标准”,中华古典文明的独特基体,是适应这一伟大文明的观念与制度的统一体,西化史学错误判定的“落后的封建小农经济”,其实是绿色可持续的生态经济的典范,只需合理改造,就可以满足更庞大人口的需求;西化史学错误判定的“君主专制”政体,其实是大一统文明体制下必要的中央集权,而不是社会僵化的原因;至于被一再错误批判的儒家教化,非但不是“吃人礼教”、“封建帮凶”,而是维系大一统公共道德秩序、文明秩序的伟大柱石,具有不朽而独特的文明价值。

5,中国知识界急需从启蒙独断下自我解放出来

沟口雄三这一革命性的发现,势必促使中国知识界产生意义重大的思想解放,以往和现在仍奉欧美近代化为唯一标准的中国各层级的公私著述、议论,将逐步改换思维与腔调,深入体认中华文明的独特“基体”,进而在孔子王道大同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吸纳欧美又超越欧美的全球新文明!

民国七贤之一、文史宗师钱穆在《国史大纲》和《国史新论》等一系列伟大论著中,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为代表的、承袭启蒙思维的全盘西化派、疑古辨伪学派等,予以严正批驳,指出这一文化上的“自我谴责的高论”误导出照搬西方模式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实在发人深省。

沟口雄三也在《作为方法的中国》第一部第一篇《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一文的“附记”部分,对“全盘西化派”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的深刻流毒,予以敏锐地揭示和严正的批评:

近年来,为了学习日本现代化的成功秘诀,很多中国学者和留学生纷纷东渡日本,在他们的意识里,所谓现代化指的无非就是欧洲化。他们当中很多人由于对中国本身缺乏客观了解,没有认识到我所说的历史的基体,所以全盘否定自己的近代,而对日本的近代憧憬不已。……因此,他们的日本近代研究完全是主观性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日本在明治时期飞快地抛弃传统、实行欧化,又在战后迅速吸收美国文化,这种转变之快,才是应该学习的“日本的近代”……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来客观地了解日本的近代化过程,而是批判中国没有没有实现“现代化”,以及批判被认为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没有把对方当做一个客体来认识,所以也无法客观地来对待自身的客体性。

遗弃固有文明传统者,必遗弃自身的现在与未来,成为人类文明之林的“弃儿”,亦即孟子所谓“弃绝仁义,自暴自弃者也”。放眼今日全球以及中国知识界,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仍奉“欧美标准”为人类“唯一标准”的精神弃儿们,仍占据着全球学术思想话语与政治、传媒话语的主流位置,误导着全人类堕入西方现代化模式下生态-经济-社会-人文诸系统崩溃的深渊。

以卢梭、孟德斯鸠、康德、亚当·斯密、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启蒙-自由主义主流独断话语,总是试图把纷纭复杂的人类文明世界,纳入一个主观臆断的“全球进化法则”之中,凡是不符合这一胡乱编造的“法则”、“秩序”的文明——譬如中国、印度、伊斯兰文明等等,就被武断粗暴地打入“停滞、僵化、落后”的“冷宫”之中,唯有遭受污损、肢解、扭曲、批判、决裂、湮灭的“命运”。陈独秀、胡适、顾颉刚、鲁迅、钱玄同等人,拾其余唾,赫然以“吃人礼教”概括中华五千年文明精华,或目其为“国故”、“僵尸”、“层累地造成的神话”、“进步的绊脚石”等等。

6,以王道中国为方法,以引领世界为目标

子贡曰:“其欲自绝,何伤乎日月?”伟大的汉学家沟口雄三,以其朴素而深刻的洞察力,宣告了这一笼罩全球两百年之久的“启蒙主义精神雾霾”正逐渐趋于消散:

总之,通过“世界”来一元地衡量亚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只要就相对的场域,达成共识,我们就可以利用中国、亚洲来衡量欧洲,反之亦无不可;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创造出崭新的世界图景。

回顾以往,二十世纪是以欧洲为先进的世纪,而二十一世纪则将在亚洲和欧洲齐头并进中拉开序幕。并进,不是挤入“先进”行列,而必须是:从先后的纵向原理,转换成并列的横向原理。

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中国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以世界(启蒙神话伪造的“单一世界”)为目标,而只需向世界展现作为其中一部分的自己的世界就可以了。今天,只要我们愿意,也可以通过中国这一独特的世界(无论好坏),即透过中国这副眼镜来观察欧洲,批判以往的“世界”。

以中国为方法,就是要用这种……相对性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并通过中国来进一步充实我们对其他世界的多元性的认识;而以世界为目的,就是要在相对化的多元性原理之上,创造出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

中国古典文明,是一个独特自足的“王道世界”,完全没有必要以“欧洲标准”构筑的那个陈旧僵化的“启蒙世界”为目标,费尽心机试图“挤进”那个固步自封、陈腐僵滞的“启蒙话语系统”中,费尽气力赢得一个“落后、前现代、不人道、不文明”等等负面评价的可怜地位,而是以“并列的横向原理”、多元世界原理为根基,以中国文明的独特基体、独特品质——古典王道中国的伟大传统而自立、自强,同时欣赏、吸纳、融贯多元视野下的其他文明(首要的是西欧文明)的优长,以补充、完善自身,在全人类的文明共识与相互尊重中,创造一个更广大、更自由、更幸福的世界图景。

写作至此,余兴奋起身,从书柜中取出音碟,在英国原装的音响器材(中国需在工商科技上吸纳西方,一例)上播放,余肃立、聆听、沉思——光未然先生作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先生作曲、描绘民族解放的中华近现代唯一的圣诗乐章——《黄河大合唱》,那得之于宇宙天地之间、历经千万年文明生命反复陶冶而成的磅礴挺拔之正气,扑面而来!

中国,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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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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