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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之六十八——普世圆融的大一统智慧(二):从晚周诸子到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毛峰
2016年06月20日

中国晚周诸子百家之所以能傲立于中国思想史和全球文明史上的几个为数不多的智慧巅峰之一,根本原因在于其“天下一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融贯性、互补性:孔子儒家的仁爱思想体系、古典宪政秩序,是一个文明体长治久安的治理法宝,乃天下宪政治理、公共治理的诀窍:只要有社群,就必然用儒家的道德自治,上限天子、诸侯、贵卿,下制庶民百姓,才能上下凝固为大一统整体;而黄老学派、道家学派的清净无为、广大自由的智慧,则是混乱世局之下的每一生命个体,赢得内外安足的精神法宝;法家、墨家虽有重大偏颇,但亦有一时一地的功效。以儒道为基础,融汇百家智慧之长,予以一番取长补短,就构成了“中国人世界观”的强大根基,千古不磨,万世不移。

中华大一统智慧,经历了几次大的创造性综合、融贯与飞跃时期:伏羲、炎黄时代天地人大一统生命经验、文明经验的不断积累,在尧舜禹时代,成熟为中华古典宪政制度体系,是第一次文明飞跃;三代文明制度日趋完善,到晚周时代,以孔子为表率的诸子百家智慧,再次实现了大融贯、大综合、大创新,确立了中国人内外治理的稳固秩序,数千年不摇,是第二次文明飞跃;汉高祖、惠文景武诸帝,汉初大批文武精英,尤其是以张良、萧何、娄敬、陆贾、董仲舒、孔安国、淮南诸贤、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等旷世奇才为代表,对秦灭汉兴的历史经验进行不断总结,终于把中国缔造为古典宪政文治政府与儒家教化为核心、诸子百家融贯互补的大一统国家,是为第三次文明飞跃。

历经近万年的文明积累和三次文明大飞跃,中华文明在全球各大古典文明体系中独占鳌头、一枝独秀,长期保持稳定繁荣,成为人类文明的典范。中国人自伏羲以来一直秉持的天下大一统观念、吞吐宇宙、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开放胸襟,使中国人善于吸纳、融贯一切分别、对待的合理性,同时又注意防止一切分别、对待的过度趋势,使之保持在合理限度的大一统开放、包容的框架内,这就是中华文明吸纳一切固有的历史经验、包括外来文明的治理经验的诀窍。

对中国世界观、即晚周诸子鲜活互补的大一统智慧来说,最大的腐蚀、最荒谬的破坏因素,就是近代西方启蒙主义,这些病菌、瘟疫一般扩散很快的病态幻想,高度迎合着不肯心甘情愿吃苦但又被迫如此的劳苦大众,因贫苦或颓废而必然产生的种种抱怨和愚昧,这些故作激愤的惊人之谈,完全脱离了人类历史实际和人性实际,更不会指示人类生存的现实境遇的解脱之道,只能武断地、花言巧语地吹嘘一个全部历史和现实都被“理性”(实乃工具理性而非道德理性,与天地人宇宙秩序、个人生活的稳定协调完全无关)化了的“千禧王国”,马上就要在“天花乱坠”的历史尽头赫然出现,只要砸烂现有一切!

这些脱离现实的乌托邦主义、独断主义思想,可简称为“启蒙独断主义”,被汤因比形容为“第四种犹太教”,被何塞·卢岑贝格称之为“启蒙进步邪教”,却大大受到不肯下苦功读书、盘踞在大学图书馆或公共图书馆被翻烂的破书堆中的某些激进分子的一致追捧,卢梭、康德、黑格尔等人狂妄地一口咬定的有关“人类过往历史,都是愚昧、黑暗、恐怖、非理性的”看法,大受不逞之徒的喝彩,他们那几本枯燥乏味、破绽百出的小册子,譬如《民约论》或《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等,却获得劳苦大众及其“先锋代表”的普遍追捧,一时间翻江倒海、血雨腥风,将无数无辜者(不少是其追随者),推入汪洋的血泊之中……

硝烟散尽,人们发现:历史依然故我,人性依然故我,能满足人类基本欲求(食、色)的统治形式,尽管外在形态千差万别,其实质,却毫无二致;能让个体生命有效摆脱外在现象/欲求激流的不断冲击而内心能泰然自若的智慧——儒、道两家最卓著——就是古今最融贯、最包容、最广大自由的安身立命之道了。

重新捧读《列子》所言,一切矛盾涣然冰释:

食色之美,令人因本性的迷暗愚钝,常怀贪生久恋之心。《列子》以友人“杨朱子”与学生“孟孙阳”的对话,予以破解。

某日,杨朱的学生孟孙阳,求教于老师杨朱:“什么是贵生爱身之道”?有无“久生不死之理”?

杨朱明澈地答曰:

理无不死。……理无久生。……久生奚为?五情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见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

妙哉杨朱子!读者可以想象,杨朱子抬起明澈的眼睛,凝视着学生昏然迷暗的眼睛(估计是昨晚通宵玩游戏所致),一字一顿而又斩钉截铁地说:“理无久生!久生何为?总活着,要干什么?老而不死谓之贼(象康有为那样胡扯,或继续通宵玩游戏、在大学鬼混?予添加此段凑趣)!”一番话说得孟孙阳低头不语(孟孙氏是把持鲁国的僭越三家权贵之一,游学各国,妄图长生不死以长久窃据人间富贵,故有此问;杨朱子力斥其非也)。

杨朱子平静了一下心绪,耐心开导一番,抒发出震烁古今、照亮天地的伟大哲理:“五情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人之五情六欲,身之四体灵便与否,世事之苦乐与否,治道之变乱或向治,从古至今,全都一样,多活少活,有何不同?

杨朱子眼前浮现出天下浮生,那些患得患失、缠绵不解、奄奄一息于病榻之诸般悲苦,遂道:“既闻之矣,既见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既然听闻、眼见、亲历之,百年已经够多,还贪恋久生吗?真愚笨之至也!

这伟大的四个“古犹今也”之论,贤于赫西阿德《神谱·田功农时》之“五时代循环”之历史哲学:喜怒哀乐怨五情之好恶、手足躯体四体之安危、人世之苦乐、治乱之更迭,人类这四种最基本的生命经验,古今中西一概,丝毫未尝改变也!

所谓“进步”,不过是骗人的神话而已。

换言之,中国人的生命智慧、历史智慧、文明智慧,早在晚周时代,即列子、杨朱生活的公元前500-前300年,就已经卓然超越于印度人、希腊人、犹太人诸多宗教智慧,不知凡几:不仅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心安则理得、水到则渠成(《礼记·礼运》),而且,古今一如、人我一如,根本没有启蒙独断主义所言“古代-现代”等诸多虚妄分别、错误区隔、骗人胡扯!

人类早在公元前500年-前300年的晚周,即对宇宙万物生命之大一统之道,已洞悉透彻、妙然领悟了:古犹今也,人犹我也,生则彼此怜惜,相爱复相磨也;死则相互捐弃,遗忘复遗忘也;如此而树立仁义,则身安;如此而树立大道,则心安矣!

无独有偶。作为20世纪的伟大贤哲,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1889-1951)的思想和生活,就像晚周时代的中国哲人、西方中古、近代的圣徒一样,隽永而美丽。

每次重读他的作品,我都会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浩如烟海的文献、观点,纷纭错综的现象洪流,譬如从上古时代、直到21世纪数字信息爆炸时代的各种芜杂烦乱的论述,有时淹没了人的本心,有时压抑着人的灵性。

捧读维特根斯坦作品,立刻,鲜活生动的清泉,犹如婴儿的谛视,汩汩涌出,犹如中国古语传说的“扬子江心水”——浩浩长江,流经镇江金山附近,江心会涌出一股清泉,古人将特制的铜壶沉入江心,采集到江水底部涌出的清泉,将这种泉水缓缓注入一个满满的器皿中,泉水竟然不向外流溢,其清纯如此之极也!后来长江改道,清泉从金山寺边古井涌出,遂名曰“天下第一泉”。

夜读维特根斯坦,犹如圣洁的清泉注入身心。

《文化与价值》的中译本(许志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比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的初译(黄正东、唐少杰译)进步较多,显示一个民族正从近现代因经济落伍而张皇失措、急功近利的境地里逐渐康复起来。

譬如该书第一条随笔(1914年)的第二行:“我常常难以从一个人的身上辨认出人性。”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中译本如下:“我经常不能察觉一个人的本性。”显然,初译本没有准确传达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

这句话在维特根斯坦的《战时笔记:1914-1917年》中译本(韩林合编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里译为:“我常常不能从一个人之中识认出人性”,较为妥帖。

这句话是1914年8月写下的,此时“一战”刚刚爆发,25岁的维特根斯坦应征入伍,作为奥地利钢铁等实业巨子的儿子、一个刚刚入伍的新兵,他对军队内外粗野鄙俗的作风极不适应,因此写下这句揉合着洞察力与内心愤怒的笔记。

确实,在大多数情境下,大多数人的人性,无论是自然需求,还是社会需求,都与“动物性”十分接近。只有精妙的古典教养和小心精致的呵护、培育,人的人性才能维持、扩展。

在战火纷飞的战壕里,在波兰和俄国的战场上,在意大利的战俘营中,维特根斯坦念念不忘的两件事是:哲学思考,以及对儿时玩伴大卫·本森特(David H.Pinsent,1891-1918)的爱。在《1914-1917年笔记》中,维特根斯坦写道:

为了摆正我在这里的位置,需要非常好的心情和哲学。今天当我醒来,就像梦一样,我好像突然又令人不解地坐在了中学的教室里……船员是一群猪!没有任何志向,令人难以置信地粗俗、愚蠢、邪恶!因此,如下说法当然不成立:一项共同的伟大事业必然使人变得高尚。……为了上帝的缘故,不要丧失自我!!!因为当一个人将自己让与他人时,他最容易丧失自我。……今天我又工作了,我不会屈服。今天给亲爱的大卫写了张明信片。愿上天保佑他并保持我们的友谊!

可以想象,一个在残酷战火中,仍然研究哲学的人,会遭到随时会化为炮灰的大群身边人怎样的嘲笑乃至辱骂。

情人大卫·本森特死于战火。欧洲、世界饱受蹂躏。启蒙独断主义吹嘘的“千禧理性王国”连同这一有害哲学,一道破产了。维特根斯坦伫立在废墟中,眺望着、搜寻着人类生存的根基。在《文化与价值》中,他以清明之心,凝视着宇宙、人生:

每天早晨,你都要重新扒开死气沉沉的瓦砾,以便触及温暖、鲜活的种子。

一个新词,就像一粒新鲜的种子,播在讨论的土壤里。

……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事,树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兀然屹立。我也像是如此,并对这样的存在,心向往之。

善的也就是神性的。这话听起来有点可疑,但却概括了我的伦理学。只有超自然的东西才能表达超自然。

你不能引导人们到达所谓的善。你只能将他们带到某地,这里或那里。善在事实的空间之外。

如今,由于工商科技的“进步”,获得更多食色满足的人类,病态地高产,拥挤于地球表面,挤占了万物生长的合理空间。

博尔赫斯正确地指出:“交媾和镜子令人厌恶,它们使人口无谓地增长。”罗伯特·马尔萨斯亦有如此发现。

人类一直奢望的真善美,处在人类实际生活的“事实世界”之外。这是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基本结论。

伦理命题(善恶)和审美命题(美丑)是超出了人类理性可以把握、人类语言可以表达的极限,人只能对此沉默。

某个理论家对此深感不安,因为这样就失业了。

我只能报以“不可言说的”沉默。

紧接着,你既然无法判断善恶、美丑,你也就更不能如启蒙独断主义哲学所奢望的那样——改善“人性”。

人性不可改良,一如自然万物。

它就是拒绝一切独断与妄作的大自然的一部分。

每个时代,每个大都会的街头,都有卖笑者。

每个有产者,都驻足赏玩,默默地艳羡之。

善恶之独断,就此崩溃、瓦解、消失。

孔子曰:“不有祝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

男色亦然,古今中西,男女贯通。

夫子无可奈何,听之任之。

管子棋高一着,在临淄广设妓院,官府收税。

临淄因此大为繁荣,各国商贾、才子云集。

历史之必然,就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

而神秘意义上的至善,则是生命大海中永难企及的孤岛。维特根斯坦在一战的残酷环境中,向恋人倾诉煎熬之情:

我无法继续写下去。这多么恐怖。我看清一点:全体船员中没一个正直的。但我以后如何与他们相处?我只能单纯地忍受吗?如果我不愿意这样做呢?这时我就不得不生活于不断的斗争中。……只有一件事是必要的:能够静观发生在你头上的一切事情。集中心思!愿上帝帮助我!……我已下定决心不做任何抵抗,对外部环境采取完全不在乎的态度,以便使我内在的东西不受干扰。

在俄国战场上,维特根斯坦阅读列夫·托尔斯泰《福音书简释》并用其中名句激励自己:“一个人从肉体上说是软弱无力的,但经由精神,他成为自由的!”维特根斯坦不仅预感到自己“已经走在通向伟大发现的路上”,更进一步在道德精神上树立起自身:“愿上帝保佑我!现在我终于可以有机会做一个正派的人了,因为我直接面对着死亡。愿精神照亮我!”

这种照亮生命的精神,饱含着鲜活的基督教义,因此,处于死亡的随时威胁和军队粗野鄙俗的环境中,维特根斯坦不仅时常向上帝求助,更把伟大的神秘主义信念,灌注到哲学思考中,思辨的严谨与神秘的激情相交织,造就了20世纪最简洁最深刻的作品《逻辑哲学论》(1921年)的催人泪下的力量。

作为经常连续几昼夜不能合眼的士兵,时刻承受着追兵迫近、炮火轰鸣、亲人阵亡或受伤、战友的欺侮、倾轧等种种残酷非人境遇,维特根斯坦甚至祈祷上帝让死亡快点降临:“今天夜里开始感到(肚子和头)不舒服。愿你的意志实现。”

深厚的基督教传统,使维特根斯坦在极度痛苦中也寻求着精神的依靠、超脱、拯救。从肉体到心灵的冰冷(正在俄国冬季战场上)使年青哲人感到“累并且寒冷,我立即丧失了忍受生活现状的勇气。很可惜,不过,我尽力不丧失它。肉体上的安康的每一时刻,都是一种恩赐。”“我觉得冰冷——从内心深处。”

正是在天寒地冻的残酷战场上,伟大哲人领悟出了生命的意义、自我的意义:

我对此还是不太明白:我要履行我的义务,保存我这个完整的人,以便为精神的生命服务。我或许会在一个钟头后死掉……或许几年之后
死掉。对此我无从知晓。我既不能加速也不能延迟我的死亡:这就是人生。那么,我必须如何生活才能存在于这样的瞬间之中,即生活在
善和美之中,直至生命自行终止?

神(自然)主宰着宇宙,也主宰着一个人的生死。

他写得极其精妙:“我既不能加速,也不能延迟我的死亡:这就是人生”!壮哉!美哉!

众教诸神,照拂着25岁的青年士兵维特根斯坦,让他出生入死、毫发无损,在战壕里构思、完成了伟大名著《逻辑哲学论》,让他思念恋人大卫·本森特,让他获得永生:

我正在思考和写作。由此我享受着无以言表的恩惠。我必须对外在的生命困难采取完全无所谓的态度。

人们应该将生活中的美好时刻看作是恩惠,怀着感激的心情去享受它们。

如果我受命用探照灯去照明,那我必死无疑。不过,这无所谓。因为只有一件事是必要的!一小时后就出发,愿上帝保佑我!

我是精神,所以我是自由的。

整个下午都有激烈炮火。昨天我一直心情不错,陶醉于炮声之中。

平静的一夜。现在大约一周半手淫一次。

很想念大卫。我是否还会见他一面?

工作了许多时间。仍旧在围攻我的问题。已经攻占了许多堡垒。……如果能……解决所有根本的问题,该有多好!

我将不顾所有这些强压而存活下去!

维特根斯坦的信念是:人类凭借精神,而非凭借技术,才能获得自由!这不仅是对启蒙独断主义、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工商科技迷信的最大反叛,也是古典文明经验的最高哲学概括。

普世圆融的人类大道,是否还能再度君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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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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