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提要：古典中国的经济-社会形态，不应被蔑称为“封建小农经济”，而是生态-经济-社会具有高度可持续性、天地人巨系统葆有高度均衡性、协调性与合理性的绿色文明整体。]
近代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古典中国的传统经济-社会形态称之为“小农经济”，还常常蔑视性、歧视性地贬斥其为“僵化落后的封建小农经济”，似乎只有全盘否定、抛弃这种经济-社会模式，中国才能迅速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事实证明，这是落入启蒙独断主义窠臼的错误预设与判断，是西方文明独霸全球意识形态、推进全球单一化和单极化的陷阱。
与这一未经检验的预设、前提、基本概括大相径庭的无数历史事实，呈现出完全相反的文明状况与社会场景，一言以蔽之，正是这种屡遭贬斥的“封建小农经济”，却在人类历史的最长时期内，供养了世界上最大规模、且不断增长的人口，这是为什么？
相反，在被普遍艳称和吹嘘的所谓现代文明、即西方模式下的全球工业革命，推行了200年之久后的今天，全球人口七分之一仍处于食物短缺、营养不良、疾病和饥饿引起的死亡等悲惨状况，这又如何解释？
同时，从美国到世界，财富与社会地位的两级分化，造成财富分配的巨大悬殊与社会机会的巨大鸿沟，少数人口占有世界财富的绝大部分，而绝大多数人口却必须为每日温饱而疲于奔命，紧衣缩食，甚至忍饥挨饿！据“澎湃新闻”最新报道，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在论著中揭露说：“目前仍有数百万人难以逃脱赤贫和早夭，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平等！”
这又是因为什么？
近期拍摄公映的纪录片《占领华尔街：谁偷走了美国梦》（HEIST: Who Stole the AmericanDream，2011 ）揭示了资本势力如何蚕食、操纵、破灭了美国人坚持200年的梦想——以民主自由的所谓现代文明方式（实则是西方近代启蒙模式）实现个人幸福的基本信条；美国学者尤斯坦斯·穆林斯在《美联储的秘密》（吉林出版集团2011译本）、中国学者宋鸿兵在《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首版）中深刻地揭示出西方国家如何操纵货币、玩弄全球金融体系，玩弄各种经济-金融手段，以达到攫取全球物质、生态与人才资源和经济-社会成长空间的目的，凡不俯首听命的国家、地区，就横遭西方操纵下的经济-社会动荡之苦。
为此，西方国家刻意培植亲西方的“全盘西化”的知识精英、工商传媒精英、权势阶层，使之心甘情愿地自觉为西方价值（被刻意打扮为“普世价值”）奋斗，同时，用尽一切手段，污损、摧残、扭曲、破坏、疑惑一切非西方的文明传统，判定其为“非理性的、不人道的、不自由的、落后、神秘、祭祀阶层等权势阶层控制的、以巫术等非理性手段加以控制的、漆黑一团、吃人的”等，这一切“污名化”的传媒宣传与议程设置，将学术教育制度、公共话语，全盘设置为“西方文明的仿制品”。
久而久之，在各国政、商、学、传媒各界，养成一种不加辨别地照搬照抄西方文明经验、设置西方标准为唯一参照系、奴颜婢膝地捡拾西方文化唾余的“东方主义态度”（爱德华·萨义德所言）、“次殖民地心态”（钱穆夫子所谓），以达到在政治上、精神上全面控制非西方的全球大部分人口的思想活动、生产活动、日常生活与话语表达的卑鄙目的。
如果我们真的能“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道德勇气、文明信念与开阔的理论视野，那麽，我们就不能不直面、深思这一基本事实；我们就不得不对最近100年来执意“去中国化”的各种全盘西化派误导中国的重大“公案”，即潜移默化影响国家战略、民族生机与民心向背的根本议题，进行重新审视、梳理、澄清、判断、决策！
[准此，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古典中国，是高度可持续的经济-社会-文化的统一整体，顺应天道、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形态，形成山林水土、水利兴修等生态保护的完善系统，以“儒家礼教”为精神核心的宗族乡绅治理、为其辅助的工商经济活动、天文历法、中医养生、城乡一体互动等，构成伟大文明的生命链条，以“敬天保民“为根本宗旨的古典宪政制度、儒家仁政爱民思想，具有高度合理性。]
自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普遍发生于小亚细亚、上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大陆以来，中国人就发现并保持了维持文明生活的根本法则——以精耕细作的方式来保持土壤肥力、生态活力的农耕文明体系，这一套伟大、自洽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体系，以伏羲时代的《河图易经》为代表的天文历法与时宪物候之学、神农时代的稼穑方法、中医药养生方法、黄帝时代“治五气、艺五种”的大一统国家农耕技术推广、尧舜时代“敬授人时”的天文-地文-人文制度的大一统协调为标志，把中华文明的万年根基牢牢建树起来，确保了中国士农工商的巨大繁荣与人口的不断增长。
近代西方农业化学的创始人、德国学者李比希，对此论述道：“国家或民族的兴衰，是受同一法则支配的。按照这一法则，如果对国土肥力有关的一些条件加以掠夺，就会使它（国家或民族）没落；而设法加以维持增进，则能使它永存，并获得财富和力量。”
李比希发现，这正是中华古典文明长存不衰之奥秘所在：“地球上一个伟大帝国（中国）的历史，说明了这个民族从不知兴衰隆替为何物。从阿伯拉罕进入埃及的时候起，一直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在中国，只有由于内战才偶然中断了人口有规律的增殖。但在它广大国土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使土壤肥力衰竭，也没有耕作者的锄犁没有触及的地方。”
而对土壤采取掠夺性使用的西方远古游牧、畜牧文明，难以支撑其膨胀的人口，必然频繁爆发城邦战争，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之战、巴勒斯坦之战，直到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希腊-波斯之战、伯罗奔尼撒之战，直到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天主教会十字军东征等贯穿中近东与西方历史的连绵战争的真实原因，不过是其农业、畜牧业、工商业不足以供养其日益膨胀的人口，除了发动掠夺战争外，别无出路。
而战争的直接结果，是人口被屠杀而减少，暂时缓解了城邦的生存压力；但与此同时，土壤的大规模沙漠化、农牧业、工商业的进一步破坏与停滞又接踵而至，使下一次战争不可避免。这就是直至工业革命前，欧洲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仅是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十几分之一的根本原因所在。
古典中国长期保持繁荣和社会稳定，其秘诀就在于这种保持并增进土壤肥力的传统自然农业、有效满足全社会基本物质需求的传统工商业所共同构成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
传统经济被称为“自然经济”，其生态学的伟大意味在于：它是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伟大经济-社会系统，它绝非“封建小农经济”所能概括，“封建”一词更是胡扯；它以有效保护、促进自然生态、经济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的人道宗旨，而不是以牺牲资源与环境来换取无限度的经济增长和物质满足的、合乎生态道德的人类经济-社会活动。
民以食为天，农业为传统经济中心，全国绝大部分人口，以农业为生，传统农业因为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和个体农户为主的生产关系，具有供养全国有规律增长的庞大人口的惊人能力，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独特巨大的文明优势，支撑、维系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合理生存与巨大发展，确保中国取得了古典时代世界农业的最高水平、最丰硕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
中华农耕文明其超常规的、举世罕见的巨大合理性，奠定了传统中国长期稳定繁荣的牢固基础。很多当代西方农学家们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的经验，是当代世界农业、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源泉。
具体来说，中国传统农业要面对的，是相当脆弱的全国自然生态条件：中国境内多山地、多丘陵，西部多为不宜耕种的沙漠、高原、冰山和丘陵，人口密集于东南沿海，因此，中国传统农业必须采取精耕细作、保持土壤肥力的可持续发展方式。
传统农业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培育了数以万计的优良品种，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作物品种资源最富有的国家，驯化了大量野生动植物；
二是在保持增进土壤肥力、利用土地方面，创造出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粪肥、绿肥、泥肥、饼肥、骨肥、灰肥、矿肥、杂肥等多种肥源，沤肥、堆肥、熏土等多种肥料配制方法，轮作、连作、间作套种、混作等栽培方法，极大地提高了土壤肥力和利用率，一年两熟、一年三熟制十分普遍，而欧洲中世纪农业由于粗放耕种，只能采取二田、三田等休闲农作制；
三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整套精耕细作的农艺技术体系，使粮食单产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据古罗马《克路美拉农书》记载，当时欧洲农业的收获量，一般是播种量的4-5倍，而据约同期的《云梦秦简》推算，中国农业的收获量至少是播种量的10倍以上。
而一千年后的《亨利农书》记载，13世纪英国农业的收获量仅是播种量的3倍，而距秦简约2000年后的我国典籍《补农书》记载，17世纪太湖地区农业收获量是播种量的30倍！
四是中国传统农业积累了丰富的粮食生产、水利灌溉和山林、土壤等生态保护的经验，形成了传统农学的科学知识体系，历代农书多达500余部。
石声汉在《中国农学遗产要略》中说：我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在有历史记载的近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过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优越性。”
传统农业的中心地位和巨大成就，引起一系列深刻而持久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文明后果：
首先，中华古典宪政的最大政治核心，即视农业为国之命脉，形成了“农业第一”的古典宪政治理思想、制度体系和完备的政策、措施体系，历代政府把保障农业生产顺利进行、扶持小农经济列为头等大事，奖农、劝农，轻徭薄赋，三十、四十税一，设立常平仓等多种救济赈贷制度，帮助农民抵御天灾人祸。
其次，古典宪政的一大社会基础，是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农民子弟中的优异者，清贫而苦学，经公平合理的保荐、推举和科举制度的公开选拔，受朝廷任命为官员，只身进入城市生活，受国家俸禄供养，而长期教养、支持他读书为人之道的大宗小族，仍留在乡村生活，维系一方水土之政教、治安、经济，城乡之间的鲜活关系在于，城市只有朝廷官员及其服务业，民间绝大多数人口被中国广大土地、绿色山林所吸纳，绝不会形成大量良莠不齐的人口滞留城市这一“现代病”；官员退职，返乡居住，将城市文明经验带回乡村，继续主持乡邦文教，成为乡绅、乡贤，弥补国家地方官员之缺。
汉唐鼎盛时代，全国自宰相、三公、九卿，以至七品县令，不过区区数万人而已，绝无“办公经费”隐瞒、虚耗、贪污民脂民膏之弊；更以严格有序的户籍制度，限制农业人口外流和从事非农经济活动，推行重农抑商、限制流民以及工商业发展的伟大政策，使劳动密集型的小农生产活动始终保持、消纳了最大限度的全国人口，保障了整个社会的稳定与生机；
第三，古典宪政保护私产，朝廷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但限制大地产及其大规模土地兼并，使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各自占有小规模的土地，保证土地总是处于较稳定的经营规模和精耕细作、保护生态的经营方式中，因此无需形成大地产所要求的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钱穆先生《国史新论》精辟论为“凭其富而不产生资本主义，凭其强而不产生帝国主义，永葆四民繁荣之最佳文明状态”；
第四，崇本抑末、贵德贱艺、重道轻器、安土重迁的农民生活，是儒家伟大的仁爱思想、人文主义精神和道家自然主义精神的伟大源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仁爱主义的中国世界观，使中国农民以及社会各阶层，最痛恨战争与动乱，最爱好和平与秩序，对内实行士大夫主导的古典宪政和各民族、各阶层宽容合作的人道主义政策，对外实行和平主义的国际政策，使古典中国保持长期稳定繁荣，稳居世界最前列。
事实上，传统中国“农业为主、工商辅之”的经济结构，符合人类生存的自然规律：在衣食住行四种人类生活的基本物质要素中，每时每刻最紧迫的物质需求是粮食，而对衣物、住房、交通设施等物质要素的工商需求，相比较而言，不如粮食急迫。因此，传统中国“农业为主、工商辅之”的经济结构，符合人类生活的根本规律和生态文明诸多条件。
与古希腊罗马社会“工商为主、农业辅之”的经济结构相比，中国传统经济结构适合人类的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因此养育了世界上最众多的人口，其爱好和平、不事扩张、尊重自然的基本文明品格，带给东亚以及整个世界巨大的福祉与繁荣。
比较之下，高低自现：古希腊罗马的工商为主的经济结构，必然以对外扩张、对外殖民为生命线，而军事扩张、商业扩张以及兼而有之的殖民扩张，必然以掠夺和实际占有财富、土地、奴隶等一切有生资源为基本目标，也必然引起被掠夺和被占领的广大地区的反抗，各希腊式城邦之间的争权夺利，更会使这种岌岌可危的脆弱文明，昙花一现、难以久长。
古典中国重农抑商的经济结构与经济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非但没有伤害传统工商业的自然发展，反而由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互通有无”这种农业与工商业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自然协调与稳定协作，传统工商业在古典时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传统工商业实行官民分营，官营工商业集中于金属冶炼制造、采矿、制盐等掌握国家命脉的行业，民营工商业则集中在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纺织、陶瓷、造纸、印刷、木材、建筑、服务等行业。
古典中国的货币流通、金融经济十分发达，市场体系非常完备，商品经济异常繁荣，同时市场秩序井然，诚信生财的经济理念贯穿于其主要的经济活动。
在古典中国，殷实丰足、人才济济、生机盎然的广大乡村，是城市文明繁荣的源泉，而繁荣的城市文明又是“乡土中国”广大乡村中淳朴人才、殷实财富、丰富的物品，得以荟萃、流通的有序中心。
西汉都城长安，城市周长达25公里，人口超过50万，是当时欧洲中心罗马城的3倍。唐都长安，城市周长约40公里，人口达100万。《清明上河图》则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北宋商品经济的繁荣。而元、明、清三朝的都城北京，其繁华程度更令西方来华者艳羡不已，马可波罗惊叹：“置身中国，犹如天堂！”
传统农业、工商业所孕育、所促进的中国科学技术及其工艺水平，更是独步世界、举世无双，一直保持古典时代全球文明的第一流、超一流的地位。
著名华裔学者何炳棣，在巨著《明初已降中国人口与社会问题研究1368-1953》（1959）中，追溯中国自北宋初年从印度支那“占城国”引进“占城稻”以来，一千年间粮食生产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引用各种地方志和中国海关的详细资料，指出：即使在1923年、1927年和1932年这样动荡不宁的近代年份，中国需要进口的粮食仅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而且这4%基本属于国家储备用粮。
他引用中国专家吴传钧《中国粮食地理》（上海1948年版）的结论说：“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应能达到粮食自给。”这“正常情况”是指：通常发生在大城市等政治中心的骚乱与动荡，只要尚不足以扰乱中国广大农村平静的农业生产，且政府能稍稍扶助小农从事合理生产，则粮食自给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的稳定，都不会构成重大社会问题。
换言之，若无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制性、掠夺性入侵、摧残与破坏，中国自身没必要大规模地推行西方近代启蒙独断模式下的、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内政中心、以参与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为外交本质的所谓“西式现代化”，更无须为此付出极其惨痛、巨大的政治动荡、文化毁灭、生态破坏等文明代价。
换言之，西方模式的、启蒙独断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现代化”，在中国并不具有天然的、根本的合理性、必然性，只具有“境遇性”的、有限度的、有重大缺陷的“合理性”，中国人在国际势力的逼迫下，出于迫不得已，被迫接受这只具有“境遇性合理”而并无终极价值之合理性，是无奈的被迫选择。
历史固然不能回头，但历史可以重新认识。
中国历史在重新认识的根基上，应重新书写！
历经百年磨难，中国在付出巨大惨痛的文明代价的前提下，也取得了西方启蒙独断模式下的“片面现代化”的巨大成功，证明了重要一下四点：
1，被全盘西化派错误认定的中国人的所谓“国民劣根性”或“国民性批判”（陈独秀、鲁迅预设的伪命题）没有任何历史根据，中国人在道德、审美、创造性等所有人性领域，毫不输于任何外族人；
2，证明“去中国化”的西式启蒙独断史学，粗暴横加于中国古典政治（所谓“封建专制政体”）、中国传统经济-社会形态（所谓“封建小农经济”）上的一系列“误判”完全没有历史、理据与事实支撑，完全不能成立；
3，证明在21世纪的全球，中华文明的古典经验，是冲破西方启蒙独断模式下经济社会失衡、动荡、生态环境崩溃、恐怖主义蔓延的全球困境，谋求全球大一统文明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最佳治理与精神宝库；
4，证明当代有骨气、有见识的中国人，如今终于可以挺直脊梁、挺身站立，对“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美国”的西方近代学术界、传媒界、政商等各界人士，对全盘西化者，理直气壮地，发布如下宣言：
人类文明的真相，你们已然讲错了200年之久！如今，你们虽还盘踞在各种讲坛的“高端”，虽然仍在喋喋不休，但已言之无物！
中国人民已经或正在觉醒！
请坐下来虚心研读、听讲！
听一听真实的、合理的、不被扭曲的中国历史——
自伏羲《河图易经》灿烂人文之光，照耀全球文明万年以来，中国人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孔子仁爱精神、奋斗精神的鼓舞下，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披荆斩棘、辛勤经营数千年，积累了举世无双的古典宪政治理、生态农业、士农工商四民繁荣的伟大文明经验，正是这些宝贵经验，继续鼓舞着中华民族，在农耕文明的条件下，击退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日寇侵略；继续鼓舞着中华儿女，在最近35年内一举取得西方国家200年内取得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巨大成就；还将继续鼓舞着中华民族，在“中国梦”伟大战略思想指引下，继续取得民族复兴、全球各国仁爱共赢、交流互鉴、和平发展之大一统文明的空前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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