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5年，年已61岁的伊曼纽尔·康德在《人类历史起源臆测》（转年，即1786年，作为首篇，该文发表于《柏林月刊》第7卷第1-27页）里写道：“理性使人类得以完全超出于动物社会……他理解到（不管多么模糊）他才真正是大自然的目的，大地上生存着的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在这方面可与他匹敌。当他第一次向羊说：你蒙的皮，大自然把它赐给你，并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人，并且把它揭下来穿在自己身上；这时候，他就具备了一种使他的本性超出一切动物之上的特权，他不再把它们视为与己同类的受造物，而只把它们视为由他任意支配以达到自己喜爱的目标的手段和工具。”

这就是被奉为“哲学领域一场哥白尼式革命”的发动者、年已六旬的成熟作者所写的著名文字，这令人胆寒的一段话：羊身上的皮，只为了让人类拨下来穿在自己身上而存在，以此为逻辑，可推导出一个可怕的结论：动物、植物、一切不符合人类喜好的东西，都可以被消灭，正如它们被利用那样。

我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这一页上批注：“卑鄙无耻，暴政之源！！”西方启蒙独断主义哲学思维模式下的全球近现代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启蒙哲学的残暴逻辑——“知识就是权力”、“人欲为自然立法”等根本错误的观念基础上的，如此野蛮、粗暴、错误地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启蒙独断态度，一直贯穿在西方近现代文明的主流观念与行动之中，是全球文明在生态-经济-社会-人文系统中不断遭遇危机、动荡、紊乱、崩溃等不可持续性的深层原因。

1，人与大自然的生命-道德关系

启蒙独断模式下的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是掠夺地球不可再生的一切自然生态资源、掠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广大弱势群体、造成高能耗、高污染、完全不可持续的黑色经济。它所到之处，黑烟滚滚、沙尘蔽日、机器轰鸣、疾病丛生，万物不得安宁。它把黑色的死亡带给生机勃勃的大地、青翠的群山、纯净的河流、湖泊、海洋，曾经青葱一片的人类心灵世界与道德世界。它用超大城市的拥堵烦杂、虚假繁荣和奢靡堕落，掩盖着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目前“工商为主，农业辅之”的经济结构，其赖以运行的基本能源——石油以及天然气等资源，最多只能维持50-80年的时间。

在最近一个世纪，矿物燃料的使用增加了30倍；仅1990年一年，全世界的人类活动向大气排放了9900万吨的硫氧化物、6800万吨的氮氧化物、5700万吨悬浮颗粒物、17700万吨的一氧化碳。每年从城市排放的废水总量达几千亿吨，每天从城市排放的固体废气物达100亿吨。全世界每天有35万儿童、更多地成年人、老人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疾病而痛苦死亡。这真是中国古人在《尚书》所谓的“自做孽，不可活”之真义。

直至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人类沾沾自喜于战胜了自然；很快，大自然开始实施连续报复了，而人类仍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地掠夺自然、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满足，结果，不仅工业革命早期的一些文明成果不能维持，全部人类文明也将变得不能维持了。西方有著名的“西绪福斯的神话”，中国有“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谚语，不正是现代人疲于奔命、不得善果的真实写照吗！毛泽东主席用“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来形容西方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历史命运，如果移来形容现代人对地球生态的“帝国主义政策”、最终因“捣乱”大自然而自我毁灭的文明悲剧，岂不更是恰如其分的吗！

现代文明不仅制造出毁灭自身生态基础的机械化大生产，同时也制造出被迫从事这一毁灭性大生产的现代大众。在肉体上受到损害、在精神上遭到摧残的现代大众，其文化表现就是无力接受高深精致的经典教育，无力欣赏高深的文化成果。浅薄庸俗的娱乐节目、肥皂剧、言之无物的流行歌曲、网络游戏、微信聊天等所谓大众传媒产品，造成大众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贫困；现代出版业、传媒业、文化产业、现代大中小学教育制度、学术体制，喋喋不休于“启蒙独断哲学”的诸多错误预设，强迫大众、精英在这些“启蒙教条”下反复记忆、背诵、实践，甘受其愚弄而不自觉。

天才的学术思想与社会预见，被媒体聚光灯和各种从大学和研究机构成批生产的平庸著作的汪洋大海所淹没、所窒息，“我作秀故我在”成为现代传媒、文化产业的金科玉律，正把无知而盲目的大众一步步引入深渊。

历史真是绝妙的讽刺：马尔萨斯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同为工业革命早期的重要经济学家，可不幸的是，马尔萨斯的天才理论与社会预见，并没有被当时的广大公众所接受，一直被当成“危言耸听”的理论幽灵，时至今日，仍被排斥在全球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之外；更不幸的是，马尔萨斯的伟大人口经济学-社会学理论，被庸俗的、启蒙独断偏见主导下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刻意曲解大自然乃“伟大生物链条，彼此依存，缺一不可”这一生态真相，达尔文依据错误的启蒙独断的生态哲学，鼓吹“一切生物靠竞争进化”，后来更蜕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政策张目：即然一切生物靠竞争而生存，那么，不能竞争过西方的东方文明、美洲、非洲等一切非西方文明，都合该灭亡！

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在1798年的巨著《人口原理》中，提出了“资源绝对稀缺论”，真正揭示了人类文明从古至今的基本规律：“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之间，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与此相比，所有其他困难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即由此派生的。

人类过剩的性欲及其造成的人口膨胀，总是超过土地及其经济活动所能承受的生态极限，一切政治与社会动荡的面目虽然不一，本质却相同：简言之，伴随动荡造成的人口减少，使政治经济条件的些许改善得以实现，然而，政治经济条件的这些改善，必然引起人口的大规模恢复、增长，而人口的膨胀，必然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资源、生态的极限，因此一个社会的存续，或者靠疾病、贫困、饥荒、战乱等自然灾害或各种人为灾害譬如政治革命等等借口而减少人口，或者靠节欲、晚婚等手段进行抑制，他英明地主张控制人口（与他同样英明的，是弗洛伊德的勇敢建议：以性满足而非制造人口为目的的性自由活动，应当予以支持）。

与之相反，李嘉图（1772-1823）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却提出了“资源相对稀缺论”，即资源的相对稀缺不构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而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穆勒（1806-1873）虽接受了“绝对稀缺”的概念，却认为生态极限是无限遥远的事情，因而盲目乐观地认为技术革新与社会进步会无限推延这一极限。时至今日，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坚持这一发端于启蒙-自由主义的错误信念。

20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通论》，错误地认为人口减少会引起需求不足、导致长期停滞，因此反对控制人口。1956年，美国人口学家赫茨勒出版《世界人口危机》一书，首次用“人口爆炸”一词形容当代世界的深重人口危机；1968年和1970年，保罗·埃里奇先后发表《人口爆炸》与《人口、资源、环境》等著作，更进一步证实了人口爆炸这一基本的全球现实。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家们，在名著《增长的极限》中假设：一，地球上全部矿产资源按1970年的使用率可再维持250年；二，社会、自然、经济关系均按1900-1970年的发展规律保持不变。而巨型计算机运算的结果是：由于经济增长不断消耗大量能源，随着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和资源环境的枯竭，可用资本只能用于获取资源而无法扩大再生产，紧密依赖工业的现代化石农业，以及各种服务业，将紧随工业资源短缺而紊乱或崩溃，粮食危机的爆发最终导致从21世纪中叶开始的人口与经济的灾难性下降。绿色现代化是避免这一灾难的合理途径。

2，重整天人大一统关系，重建中国世界观

早在1793年，清代名臣、以《春秋左传诂》名垂青史、被尊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洪亮吉（1746-1809），在马尔萨斯巨著《人口原理》初版问世之前5年，在《治平》、《生计》等文中，早已敏锐而深刻地论述了人口、生态和人类政治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
他的主张是儒家宪政的一贯有效作法：开辟耕地、减轻赋税、禁止浮靡、抑制兼并、政府扶助、救济小农等（《卷施阁文集》甲集8-10页）。但自清初直至中叶，康熙、乾隆等连番数次“下江南”，以军事征服者的野蛮姿态，强索中国广大腹地人民对这些征服者的靡费加以不合理的供养，承平之下整个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满清官僚的暴殄天物，使日益贫困的大众，再也不能忍耐满清的腐败和西方列强的剥削，为西式现代化迅速开辟道路的中国革命必然爆发。

人们深刻认识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人均资源十分匮乏，生态环境极度脆弱，这一切决定了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现代化道路，根本不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盲目照搬西方启蒙独断哲学基础上的黑色现代化模式，对中国来说，是一场最大的灾难。

中国必须刻不容缓地摸索出一条独特的、持久的、绿色现代化的道路，在数千年古典文明传统的基础上，以中国世界观的生态智慧与仁爱精神为引导，建立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文明与绿色社会。

启蒙独断主义和工业革命模式，作为西方片面社会模式下的近现代文明主流，预设了两个根本错误的前提：一是依据启蒙主义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物质巨大进步的基础上，人性可以无限度地获得自我完善与提升，从而实现全人类的巨大道德进步，这一空想如今已被证实为毫无依据、且完全破灭：中国古人云：“饱暖思淫欲”，即物质进步并不必然带来人类的自我完善与道德提升，恰恰相反，人类在物质限制一一被超越的当代，伴随道德约束的同时瓦解，人类绝大多数并无心或无力去自我完善与提升，而通常会堕入骄奢淫逸、暴殄天物、自我夸诞或自我贬损的精神泥潭，一如罗马帝国晚期以及一切王朝崩溃前的恶贯满盈之中。

另一个与工业革命有关的错误预设是：地球生态系统，可以无限度地供给全球人口和工业的巨大增长。如今，全球生态-资源-环境-人文系统的大规模紊乱与迅速崩溃，宣告了这一错误预设所带来的惊人失败：伴随南北极冰层、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带的融化，大洋环流以及大气环流正出现不可逆转的紊乱，所有物种都面临巨大而不可预期的灭绝风险。

西方近代启蒙模式主导下的全球经济、社会、生态系统，是完全无法持续的错误模式，全球生态、资源、能源以及社会系统的不可控的猛烈下滑乃至崩溃，是21世纪必须直面、必须未雨绸缪的第一全球现实。

全球闻名的“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家们，自1972年发表第一个惊世报告《增长的极限》以来，不断搜集、完善各种数据与模拟分析，在2004年编制出新的图表，用以说明：“人类需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超出了自然的供给能力，到1999年，已经越过极限达20%。……更为严峻的是，人类‘已经’处于无法持续的恐怖之中。”

中国古人早就从漫长而丰富的历史经验、生态经验中，总结出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绿色生态世界观、天地人“大一统”的宇宙大一统生命观。

西周初年，在整个黄河流域的大分封、大建设，以及向长江流域的大拓展，晚周各诸侯国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和军事冲突的加剧，一再造成的生态破坏，引起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深刻思考，并逐步形成了尊重自然、爱护生态、爱惜民力物力、关怀人民疾苦的绿色政治传统与精神文化传统。

成就春秋霸业之一的齐国宰相管仲，尝言：“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为人君者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苴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管子》“八观”、“地数”）。圣人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其仁爱万物的思想构成中国世界观的基石；而荀子对“王制”的描绘可谓最早的自然保护思想体系：“草木荣华滋硕这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秦朝颁布的《田律》，是世界上最早诞生的环境保护法，以后历代增华，成为数千年的文明定制。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无疑是新历史条件下的最大“仁政”，中国经济开始了自19世纪初以来200年间最辉煌的“重返巅峰之路”；与此同时，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巨大压力也迅速凸显出来。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基本国情，人口的低素质膨胀、资源的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正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和社会稳定的巨大威胁。这些生态-经济-社会-人文挑战呼唤着理顺、重整天人合一的中国古典世界观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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