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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之七十二——启蒙独断主义的窠臼与陷阱:百年公案的重大澄清(再续)
毛峰
2016年06月28日

目前发展绿色生态经济与绿色可持续社会的最大障碍,并非资金与技术,而是现代启蒙主义世界观。对于急剧恶化的全球生态-人文环境,启蒙原教旨主义者宣称:“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最终能够解决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一切问题”!这一启蒙主义的偏执狂心理、邪教一般的“进步迷信”,弥散在全球政商学传媒各界,因为在这种不合理、不公正的片面现代化进程中,这些精英阶层趁机攫取了不当财富与权力。

1,启蒙独断主义是一种卑鄙的话语霸权

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通常会尽力阻挠、破坏、污损、扭曲一切“反启蒙”的思想流派,观念上称之为“反动、荒唐、保守、僵化、没落、抱残守缺、不合潮流、不堪实用”等等,又从文献、理据上,施放“怀疑主义”、“似是而非、未有定论”的精神雾霾,这是远承两宋夷清、民初以来甚嚣尘上、盘踞中国百余年、旨在“去中国化”的全盘西化派的一贯伎俩。

原本由历代王朝严谨记录、保存、反复修订、完整而绵密、历经数千年传注不绝、经史子集相互印证的“古典文献”,本来毫无问题,却遭到不守古训、胡乱设定、浅尝辄止、学问功底不够的某些学者(从朱熹到闫若璩、胡适、顾颉刚等,代不乏人)无端怀疑、否弃、扭曲。最新例证之一:清儒毛奇龄专著《四书改错》(指出朱熹《四书集注》170余处错误)因畏惧夷清文字狱迟迟不敢出版,自毁书板多次。

譬如朱熹,学承小程子的再传门人,过度推举《四书》,以为学问功效超过《六经》,显然违背儒家一贯推尊“经世致用”、讲求国计民生治理、弘扬古典宪政的伟大道统、学统,削足适履以便吻合两宋理学“援佛入儒、空谈性理”之错误宗旨,其注《四书》、《易经》等,错谬百出。

无奈蒙元入主窃据中原,当然不愿天下士子“经世致用”,遂将朱熹之说定为科举程式,从此,中国士子坐谈性理、清谈误国者日多,堕退为俗儒俗吏俗人者更众,读者可参考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等著作;仅《朱子语类》前言“朱熹与朱子语类”,亦揭示出从朝廷到当时及后世学界,对朱子思想的巨大争议;清儒胡煦易学集大成之作《周易函书》贬斥其甚多,门人后学刊刻《周易函书》时,畏惧文字狱,被迫大量予以改动,文中批驳朱熹处,全被改窜成“先儒”云云,唯恐忤逆奉朱熹思想为圭臬的朝廷,招致杀身之祸。

眼前的例子,是权贵利益集团,针对著名电视人柴静2015年如实报道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展开卑鄙的围攻,宣扬“该片数据不准”,以转移反思视线,使愚昧学界、传媒、大众,每天饱吸雾霾、痛不欲生,各大医院门前排起长龙,原本可怜的那点儿在职或退休薪水,远远不够支付医疗费;这些深受其害但却甘受迷惑者,眨巴着因不学无术而极度空洞的眼睛(相声艺人苏文茂谓之“瞎窟窿”),对《穹顶之下》大摇其头:“柴静这小女子耸人听闻!而且,数据有误!雾霾……或许,另有原因?”

启蒙独断主义是西方以近现代实用主义、权势主义为本质的有害思维形态,它横加于宇宙自然、历史、人性的原有完整生命之上,以不易察觉而又蛊惑人心的巧妙“预设”,譬如人权之类,来奴役、迷惑全球中低层人民,是存在着许多根本弊害的有毒意识形态:

首先,它宣布人类在1800年以前是蒙昧、野蛮、不人道、不自由的,非要等到卢梭、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牛顿、笛卡尔等一干人等“横空出世”,才把“自由、平等、博爱”的“千禧王国”恩赐于全人类,人类从此“觉悟”、不再蒙昧;

其次,它一举斩断人与自然的血肉连接,使人类在工业化的“人造环境”中自我囚禁、自我窒息却自以为惬意;

再次,它拦腰斩断了人与历史的血肉连接,每天的娱乐新闻、电子游戏、肥皂剧足以淹没一切古典文明的伟大智慧,只要宣称其“可疑、无用”就够了,因为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愚昧大众“只相信事实”,而不必思考那些构成“事实”的价值条件,因为“没时间管这些恼人的哲学问题”;

最后,个人也被人为泯灭了“普遍、广袤、深邃、神圣、灿烂的人性”及其道德本能的驱使,做出勇敢之思、果断之行、生命潜能的巨大开掘:谁能如梭罗、惠特曼、坡、波德莱尔、兰波、魏尔伦、叔本华、尼采、垮掉一代那样,抛妻别子、另类生存?

何塞·卢岑贝格

2,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

1988年诺贝尔特别奖“生存权利奖”得主、巴西生态学家、一度出任巴西环境部长的何塞·卢岑贝格(1926- )的经历和思想,就是一个揭示性例证。他在巴西和美国的大学学习土壤学和农业化学,1957年获得农业硕士学位,成为德国一家大化学公司——巴斯夫公司的技术专家,1959-1970年间以公司代表身份在拉美和北非等地工作,深入了解了化学工业对传统农业与人类环境的巨大摧残,毅然投入环保事业,取得“无毒(化学制剂)农业”试验的巨大成功。

1988年,因其在拯救热带雨林斗争中的突出贡献,被授予诺贝尔特别奖。1990-1992年,他出任巴西环境部长,许多破坏环境的大项目纷纷下马,巴西境内外的大资本势力,遂迫使总统解除了他的部长职务,而这位总统后因贪污舞弊的经济丑闻而被弹劾下台。

卢岑贝格继续斗争,创建了“该娅”(盖亚,大地之母)生态农场,这位被尊为“绿色良知”的环保斗士,在《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中,主张从农业中逐步根除化学物质的各种使用,他的名言是:“我的真正上司,是这个美丽的星球和她的后代”。

在绿色名著《自然不可改良》开篇部分,卢岑贝格就深刻而尖锐地指出:“当我们静观独领当今世界风骚的(各种)技术,以及被确定为优先发展的科研领域时,不难发现,大多数技术都是为了巩固和维系现存社会的统治和依附关系。”

他以化学工业为例:化学公司从种子、化肥、农药到各种栽培技术、生物技术等一揽子销售模式,使农民在各方面都依赖它。但大量实验证明:使用的农药越多,病虫的抗药性越强,病虫害的发生,就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而农业对化学药物的倚赖以及资金投入也因此直线上升,可谓恶性循环。

他援引阿尔文·塞福尔特的《远离农药的花园和农田》、阿尔伯特·霍华兹的《农业圣经》,尤其是法国生物学家弗朗西斯·沙波索在《植物健康与损害》中提出的“取食共生理论”,结合自己多年的观察与实验,指出:所谓的“害虫”实际上是植物健康状况的指示剂,生长在健康植物身上的害虫只会挨饿而无法繁衍蔓延。而化学杀虫剂等农药却直接深入植物体内,严重干扰其体内的营养平衡与能量交换,因此抗病虫害的自我保护能力不升反降,从而为病虫害的肆虐创造了条件。经过化学处理的、靠基因技术人工繁育的种子,高度依赖化肥、除草剂、杀虫剂等污染物,而化学物质的使用,则破坏了土壤、作物的自我保护、自我更生的能力,病虫害因此更加肆虐,因此需要更大威力也更大污染的化学制剂,如此恶性循环,形成目前所谓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高风险而低产出的现代“自杀式”的农业。

对有毒农药可以促进农业高效产出的疯狂迷信,导致人们有意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在人类一万年的农业历史中,聪明的农民,尤其是中国农民,借助无害的防治措施就保障了农业的丰产,保障了绝大多数人口的粮食需求和一切文明建设的需要。

而今,伴随化肥、农药、种子技术这些自杀式现代农业模式的全球推广,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三陷入饥饿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灾难中。

卢岑贝格义正辞严地指出:“如果当代的技术官僚,继续要求在农业经济中使用这种非自然的、自杀式的方法……那是因为,这种做法会在短期内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和收益。……他们非常清楚,杂交品种推广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种子贸易,复合化学和良种的投入也有助于扩大产品销路,而基因技术对传统农业栽培技术的冲击,会导致对化肥和农药的更大的需求,其受益者正是他们自己。物欲使然。……这一切当然不会停止,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些丧失人类基本良知的技术官僚,是受贪婪物欲所驱使的、永不满足的饿鬼:“……杀人者扬起脸来,全不顾自己脸上的血污……”卢岑贝格写道:“今天在亚马逊河流域‘鸡的集中营’里,人们给鸡吃的是从欧共体进口的奶粉。与此同时,就在附近的贫民窟里,孩子们正因为饥饿而死去,因为他们的母亲买不起牛奶来喂养自己的孩子”!他经过计算发现:“在养鸡场里所投入的食物是纯产出的20倍”!他因此得出结论:“牲畜的大规模集中饲养,是造成当今全球饥饿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农业的依赖性及其对资源的剥削是不能持久的,它最终导致了全民的贫困化和贫民窟的大量涌现。”

卢岑贝格把现代工业社会形容为“狂热的宗教”,“现代国家全球性的技术依赖”,决策人物的片面世界观、对真正经济规律的盲目无知,“作为权力工具的纵向一体化市场机制”,这一切,将现代人类引向旷古未有的巨大灾难:“在劳动消耗方面,现代农业并没有提高多少效率。……传统意义上的、固守在土地上从事多方面劳作的农民,可以更为持久地维系这种农耕生活。而现代农业却步履维艰,难以继续。……现代农业已经使数亿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流离失所,最终进入了贫民窟。”

他以水稻生产为例:在印尼、菲律宾悠久的农业文化中,人们拥有繁多的水稻品种,过着平静而富足的生活。而五十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国际水稻研究院并推广所谓“绿色革命”,灾难就降临了:数十万菲律宾农民被赶入城市贫民窟,而农业经济控制在几个强权人物手中。几个杂交水稻品种的推广,确实在一定时间内提高了产量,但新的杂交品种都严重依赖化肥和农药。而伴随化肥、农药对土壤、水、作物的污染与破坏,产量就会逐步降低下来。“今天的菲律宾可以生产更多的稻米,但是菲律宾人民所能消费的稻米却越来越少。因为绝大部分稻米被出口到发达国家去了。”而与此同时,原本繁多的水稻品种,却由于这场对大多数人来说得不偿失的现代折腾,而濒临灭绝了。

汽车是“现代经济制度走向错误”的又一个例证。

卢岑贝格写道:“发展私人汽车技术作为大众交通工具,人们也许很难找出一个比它更缺乏社会意义的工艺学了。……(尽管交通拥挤、污染严重),汽车厂商依旧在不断生产出价格更为昂贵、数量更多、性能更为疯狂的汽车”!

2002年4月28日《参考消息》将美国《新闻周刊》一篇题为《中国人——我为汽车狂》的文章列为头版头条,文章喜滋滋地报道了中国人对拥有私人汽车的狂热,在最后一段说:“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汽车工业是强有力的工业催化剂,但他们并不鼓励放松对购车的限制。因为空气污染和交通堵塞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不知作者是由衷地为中国高兴还是为中国难过。

卢岑贝格的一段话可以作为这段媒体释放的思维烟雾的绝好注脚:“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和教训,但绝大多数人却始终对此视而不见。”

卢岑贝格认为,现代经济思想基于两个错误的理论:一,地球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二,存在一个可以消纳所有垃圾的无底洞。卢岑贝格以一个生动而形象的例子说明了现代化的基本指标体系——“国民生产总值”的极度荒谬性:假设有两个勤勉的家庭主妇各自照看自己的孩子、操持各自的家务,把各自的生活装点得美好幸福,则她们的工作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没有任何体现;如果她们二人彼此交换各自的孩子和家务,彼此付给对方相同的工资,则“国民生产总值”就立刻把这笔收入(支出)计算进去了,而孩子们却没有收获任何快乐,因为他们交换了母亲。卢岑贝格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文明的根本弊病:在一个金钱衡量一切的社会里,友爱、和谐、健康、纯洁、美、绿色、生命,这些人生最本质的东西被忽略了、被唾弃了。

“绿色良知”卢岑贝格,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直率说:“我们习惯把这个世界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希望能够赋予事物以真实的名字:我更愿意把它们划分为:已遭破坏的国家和正在遭受破坏的国家。我们称为贫穷的国家,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贫穷。正是来自第一世界(发达国家)的我们,才使它们变得贫穷。”

他振聋发聩地批判现代启蒙主义-进步主义的世界观道:“正是因为进步,人类才变得贫穷。”他斩钉截铁地总结说:“如果我们听任这种状态在全球继续蔓延,那麽……大气将因此遭到严重破坏,我们的文明……也将遭受毁灭。因此可以说,我们一直朝着一个错误的目标前进!”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我对卢岑贝格的下列一段话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共鸣:“今天的大学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大学,它的兴趣不在于培养真正的学者,所有的高等院校,今天存在的意义,究其实质就是培养专业傻瓜。”

中小学长期的应试教育使大部分学生如同被“洗脑”一样思想呆滞、头脑空洞,难以深入思考、研究任何象样的问题。所写文章东抄西抄、毫无新意、错误百出。高校的管理制度与学术制度,只鼓励平庸的学生和投机取巧的教师,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比比皆是。过死的学科分类、肤浅的教学与科研制度,最终把学生连同教师都训练成不知世界为何物的“专业傻瓜”或“不学无术、蝇营狗苟”的市侩。

卢岑贝格回顾人类农业史和文明史,指出人类有99·25%的时间生活在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之中:“人们因地制宜地发展农耕,同时创造出许多神话,敦促人们恪守一定的行为准则,与自然和谐共处。”而大约100年前,工业革命的铁蹄,在全球范围内排斥了这种建立在生态基础上的传统农业,代之以现代化的食品生产体系。

与此同时,人们的其他行为也脱离了原有的、与自然和谐的生活节奏。他指出:“今天我们以‘进步’和‘发展’为名所作的一切,包括现代农业经济,都是与可持续发展相悖的。”由于工业化进程的难以控制、难以驾驭,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成为他们自己所制造的物质压迫的俘虏和工商科技的奴隶。

他发现:尽管我们拥有足够的知识,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带来人类事务的改善,人们生活中充斥着令人震惊的无知、盲目、道德堕落。

卢岑贝格深刻意识到,这是由于西方世界观中的许多内在弊病引起的:“我们西方的、人本主义的世界观,把人类置于自然之外且高于自然的地位,我们只看见‘资源’的存在,而事实上我们应当看到的,是一个美丽与和谐的世界。……人本主义的思想,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最终变得令人无法接受。”

他进一步深刻追溯出这种“人本主义”亦即启蒙独断主义世界观的源与流:“我们这个时代令人盲目崇信的工业文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狂热的宗教,是一桩不幸的婚姻——中世纪基督教徒的世界观与希腊古典思想结合的产物。”

这种西方启蒙独断主义世界观,粗暴地对待自然与人类:“在西方文明中,科学从诞生之初就被人滥用了。在我们眼里,科学不是人类认识和解读宇宙之奇伟瑰丽的窗口,而是一个技术不断更新的源泉,用以征服、统治整个自然与人类。”

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对科学和技术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让我们再重申一遍——科学是深沉的,它力求理解世界,这一态度充满了爱。而技术则希望统治,最终走向野心勃勃。”

他试图为科学辩护:“今天科学常常被人们视为西方文明的无赖汉,事实上是人们混淆了概念。真正应该承担罪责的,是无限度发展的技术。在对自然进行观察以及与自然的对话中,科学总是表现得谦恭、深沉、令人满怀敬意,而技术则总是高高在上,作出主宰一切的姿态。在大多数技术官僚把持的领域,在那些无所顾忌的技术官僚的手中,技术变得野心勃勃,并且常常是破坏性的。……技术是充溢着谎言的。当今绝大部分技术,基础设施所使用的技术,以及相当数量的实用技术,都是为了进一步集中权力这一目标服务的。……如果人们注意观察专家们的行为,就不难发现,事实上,他们只看见了这个世界极其微小的部分。令人悲哀的是,这种现象在技术专家、发明家和工程师中是极为普遍的。……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权力的行使,常常借助于技术专家的辅佐。真正的科学让位于技术,教育的命运也是如此。”

西方启蒙独断主义世界观的粗暴性,还表现在对待人类的历史文化传统上:“工业化的步伐正在扫清地球上所剩无几的传统文化的最后残余——这些传统文化被认为是蒙昧落后与不开化的。……从早期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继承了一个不良的习惯,即一种无休止地狂热的传教欲望。我们总是试图把我们的意愿和思维方式,强加给生活在别处的人们……我们破坏了他们的认知体系,事实上这也许正是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已经误入歧途。”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人类已误入歧途。卢岑贝格写道:“从科学革命以及随后而来的技术革命开始,我们的文明堕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对于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来说,这个深渊几乎是人类无法逾越的。……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道德没落,同时也是地球上全体造物的不幸。”

卢岑贝格清醒地意识到:“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大约有20%的人生活浮华奢靡,给生命赖以维系的体系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这一体系现在已难以承受更多的压力。但是作为发展政策基础的权威教条却宣称,这种生活方式必须在全人类范围内推而广之。……未来每个家庭都将拥有两辆汽车。这种政策的成功只能加速灾难的进程。”

他援引印第安人质问白人的话,来质问今日世界:“当你砍倒了最后一棵树,杀死了最后一个动物,捉去了最后一条鱼,当你污染了所有的河流与海洋,你能靠吃钱活下去吗?”

根本错误的当代文化与当代教育,是片面现代化歧途的产物,也是这一歧途的加速器。卢岑贝格锐利的目光透视出了当代大众文化生活的单调浅薄:“孩子们每天不是在听父亲评论体育赛事,就是听母亲谈论时尚和其他无关紧要的话题。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完全人工化的环境中度过的。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又怎样才能与自然进行富有深意的对话呢?”;“今天的学校教育令我大为震惊——他们是在进一步摧残孩子们的天赋。”大学生和在职人员,则在应付完名目繁多的考试后,不读任何严肃著作:“当我试图向他们介绍一种新的理论和思想时,他们总是向我索要新的配方和诀窍。”

《自然不可改良》是目前中国翻译出版的伟大绿色经典中,最简洁也最深刻的一部。而它的译者黄凤祝为该书所写的“附录”,作为这部绿色经典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为我们揭示出现代经济所造成的、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罪恶世界的真实状况。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发表的《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少数富有的发达国家,正吞噬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生存空间与权利。例如在肉类消费上:世界上最富有的20%的人口消费量为世界总消费量的45·85%;而世界上最贫穷的20%的人口消费量仅为4·15%;富有国家人均消费的电能是其他国家居民的25倍!

揭露这一罪恶世界秩序的,莫过于下列几项超额开支:世界军备开支每年为7800亿美元,毒品开支为4000亿美元,欧洲酒精开支为1050亿美元,欧洲香烟支出为500亿美元,日本商人的生活费支出为350亿美元,欧洲和美国狗食消费支出为170亿美元,欧洲冰淇淋支出为110亿美元,美国化妆品消费每年支出80亿美元。而第三世界基础设施开支严重不足的项目为:基础教育支出每年仅60亿美元,供水和卫生设施支出每年仅90亿美元,健康和粮食保障支出每年仅130亿美元。

从1950年到1998年,世界消费量增加了6倍,总值达到24万亿美元。可是发展中国家的44亿人口中有60%,却生活在没有卫生设备的贫民窟中。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即15亿人没有清洁的饮用水可供食用。在70个国家中约有10亿人,比25年前生活得还要贫穷。而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在1997年却降至历史性的最低点。

其实,要保障第三世界人民的基本生活,只需要一个很小的数额。这一数字即是减少工业国家每年用于购买狗食和香烟消费的数额。世界每年的军备、毒品或酒精消费,任何一项都远远超出这个数字。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指出:事实上每年只需要90亿美元的资金,就足以为那些生活在贫困状态下的人们建立基本的卫生设备和饮用水设施,这一数字低于欧洲每年用于购买冰淇淋的开销(110亿美元)。

富有工业国的过度消费与享受,正在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为之承受因其消费和享受所带来的巨大环境灾难。工业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常常得到当地政府的首肯。在过去20年中,共有1100万公顷的热带雨林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土地上消失,而用这些林木生产的纸张约有75%被工业国家消费。配备高技术装置的捕鱼船队使海洋中的渔类资源大幅度减少,大约10亿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民,今天不得不担忧其主要蛋白质的供应来源。富有国家每年所排出的二氧化碳,约占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53%,而贫困国家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只占总数的3%。

扭转这一趋势的唯一希望,是全人类的道德觉醒与文化新生。正如“绿色良知”何塞·卢岑贝格,在总结自己的奋斗历程后所归纳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已经存在多时!我们必须将视野拓展到全宇宙,我们所居住的星球——大地女神,其自身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体系,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再继续扮演致地球以死命的寄生虫的角色!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古老的世界观。在被我们视为原始的所有文化中,关于这种世界观,都有极为简洁、富有诗意和神话色彩的表述方式。”

反思清理启蒙独断主义的思维弊害,汲取其合理部分,使之成为中国大一统世界观的必要补充,而不是最近100年的盲从迷信和照搬照抄,是文明新生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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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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