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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之七十三——批判“启蒙独断主义”的欧美贤哲:百年公案的重大澄清(续三)
毛峰
2016年06月28日

现代性,又称启蒙化、理性化、效率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可简称“启蒙独断的现代性”,作为近代具有全球文明意义的主流历史进程,具有精神分裂式的两面性:

一方面,以理智化、效率化为主旨的“工具理性”、工商科技思维,最大效率地调动地球上的人、财、物力等所有经济、社会要素,促进了人类物质生活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人类数千年以来,依据“道德理性”、神性-诗性智慧交互呈现的大一统生命思维、文明传统,数千年艰辛凝成的合理的文明传播秩序,包括传递价值的道德传统、精神信仰、公共伦理秩序、人文教养、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全球自然生态巨系统等,在近代工商科技的锐利铁蹄下,横遭摧残、紊乱,人类以及所有物种陷入濒临灭绝的莫测命运之中。

1,现代与反现代:精神分裂的近代两股思潮

现代化的物质进步与便利,较好满足了人性的物质本能、社群本能——对食、色、合群等基本欲求,也极大刺激了处于更低层次的人欲、常常是粗俗、浅薄、卑鄙的欲求——虚荣、权力等。这一层次的原欲,佛家谓之“无明”。

人生在世,不能无欲,正当求取,即吾儒家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此千古道德训诫,不幸常遭人类愚蠢无明本性的违背、僭越,人生也因此丧失了自由。

全球现代化进程,以满足情欲需求为主旨,必然触发对自然之物(各种生存资源、生存空间)以及粗俗派生物(权势、虚荣)的群体性争夺、抢掠、侵略,以至爆发毁灭彼此的群体行动(社会群体、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血腥战争、大屠杀、种族灭绝、恐怖袭击等),使美好人间变成地狱。

启蒙现代性在深层上更触发了人类道德上、精神上的巨大退步:由于每个人必须高度戒备、唯恐落后,巧取豪夺之心、彼此算计之心,空前泛滥,全人类反而遗落了生命之为生命的那些天然的欢乐、自由、清明、广大、幸福之感。

现代化的思想、舆论主流——在洛克、培根等启蒙学者的“工具理性”引导下,全球工商科技事业的巨大扩张,掩盖了全球工业活动无限度的膨胀,对大自然、人性与文明遗产的大肆破坏、摧残、污损,如今这些弊病正肆虐全球;

在卢梭、康德等启蒙独断学者的激励下,全球主流思想对人性产生过高估计,以为“不经宗教训诫或道德约束,人类凭借自身理性,不仅能认识事物规律,更能管控自身情欲”,从而达成全部历史的“理性化”进步——从假设的“蒙昧史”进步到“启蒙史”的阶段,最终迈入理想完美社会。

人类史的全部证据,都在反对这些狂乱的幻想。

首先,根本不存在“前现代的蒙昧史”这一错误预设,人类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有认识事物规律、管控自身情欲的伟大智慧——道德理性、天赋的良知-神学-玄学-诗性智慧,就有凭借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约束,实现价值传递、社群安宁,人类彼此相安、相得的长治久安的合理方法,构成古典文明的基本制度体系——古典宪政秩序,又称“文明传播秩序”,其精神-制度核心,是合理估计人类管控自身情欲的能力,在天地人宇宙生命的大一统秩序中,安顿、提升人类过剩的情欲,实现天人之间、万物之间、全宇宙时空的协调、自由、完美。

其次,启蒙主义工具理性,在狂妄的“人定胜天”的乌托邦秩序下,对自然、历史、人性的持续摧毁,激起了近代以来反现代性的伟大思想传统,东西方的伟大贤哲,以道德义愤与英雄气概奋起抵抗。从但丁、蒙田、维柯,一直到民国七贤,这些伟大先知,高举“道德理性”的旗帜,反对启蒙独断主义思维模式下的工具理性的急功近利与过度膨胀,积极探索一种能超越启蒙独断主义的现代性的文明秩序。

现代性精神分裂的源头,可以在近代早期的历史活动——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思想、法国大革命等突出进程或事件中获得聚焦。对这些文明遗产的深刻而全面的反思,构成了现代全球思想的两大分野——占据全球主流话语权势地位的各国政府、传媒或学术机构,仍在喋喋不休地吹嘘“现代性、启蒙化”的成就;与此同时,全球一流的思想家、学者、艺术家,却从统治话语的边缘处一次次出现,向世人揭示近代历史的真相——“须知前方并非应许之地,而是一片荒原!”

2,完整世界:人的有限性与宇宙无限性的统一

启蒙主义的哲学失误在于,夸诞人的理性,使人类狂妄地以为自己完全可以超越宇宙无限性(神),成为宇宙法则的操纵者、主宰,从而促使文明赖以建立的天地人大一统的、人的有限性与宇宙无限性相统一的“完整世界”崩溃。

凭借近代工商科技的全球扩张,启蒙哲学建构起自己的“理性神学话语”,即人类自身才是神,不仅能认识、掌握、管控宇宙所有其他生命、物质、一切规律,而且也能有效管控自身的所有方面,从而建立起“人间天堂”。这一夸诞的“启蒙神学”正遭遇破产——宇宙自然频频逃逸出工商科技的“铁血逻辑”之外,以“暗能量”、“暗物质”、“测不准”的玄妙方式存在,随时准备以异常灾害天气,报复全人类;同时,近代历史,反“理性”而行,以世界大战、大清洗、大屠杀、种族灭绝、恐怖主义对待人口爆炸,奋力保持自身平衡;更深层次上,每个个体在“灵魂的暗夜”中煎熬着,渴望解脱之道、自由之法,却终生不得超脱。

深入洞察人类的愚蠢本性,必然会主张:人类需要一个超越性的存在——上帝、神明、某种先验的道德理性,某种良知-神学-玄学-诗性智慧,来加以约束、指引、提升。人性及其派生物——社会活动,具有先天的、巨大、不可逾越的局限,与此同时,宇宙神性(上帝)却是无限定的浩渺存在,天人之间的对话、沟通、交流、传播的前提,是人自明、自守其固有的“有限性”,才能与宇宙存在(上帝、神、自然、无限性)进行本体同一的大一统圆融的交感、共振、合一。

3,文艺复兴:反启蒙独断主义的伟大贤哲

最早提出这一伟大鲜明之见,予以深入刻画与瑰丽表现的第一个近代作品,是意大利人但丁(1265-1321)的杰作《神曲》;米开朗基罗(1475-1564)接续而起,以伟大辉煌的《诗集》和雄伟卓绝的美术作品,展现了人类情欲的难以自控和奋然挣脱其束缚的伟大意志;蒙田(1533-1592)的《随笔》和莎士比亚(1564-1616)的戏剧,继续这一揭露人类愚蠢之行的勇敢事业,而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在1700年前后,为古老的那不勒斯大学所作的九次大学开学典礼演讲、《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1710)以及《新科学》(1725-1744)等一系列名著中,率先亮起了“反启蒙独断运动”(工具理性及其乌托邦)的伟大旗帜。

翻开《维柯论人文教育: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所载第一篇演讲《全面培育我们心灵的神圣能力》(1699年10月18日),我立刻被伟大贤哲的深湛智慧所折服:

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某物存在……无限事物的观念必来自于无限事物。这样,人就承认了自己的有限和不完善……由此可知,完善就是那存在(上帝)。……人类心灵的神奇力量,在自身内翻转自身,引导我们达到对最高的善即至大至善的上帝的认识!

人类是既懂得自身有限、又懂得上帝无限的神圣生物,是由于这一深刻领悟而被赋予了自由意志的生物。人类理性这一惊人的能力,即同时领悟到有限-无限关系的智慧,维柯恰当地形容为“在自身之内翻转自身”,亦即:人类翻转了对外在事物有限性的穷究,转而观照、领悟那一切有限性之上的无限——上帝、神明、宇宙的浩瀚存在本身!

孔子在《论语》中描绘了他自身心灵、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灵,向无限与自由的伟大敞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又称“天命”,亦即西方语境中的神或上帝,都是宇宙无限性的别名。圣人“在自身之内翻转自身”,领悟到宇宙浩瀚无垠的终极存在,故而浩叹:“予欲无言!”无言意味着:宇宙万物不可究诘的终极神秘。谁的心灵能够超越有限性,谁就能向无限敞开,谁就自由了!
当代杰出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1909-1997)在《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1995)和马克·里拉在《维柯:反现代的创生》(1994)中,开掘出维柯这位被埋没很久的原创思想家的睿智;同样富有原创性、同样被埋没、遮蔽在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政治空论之中的意大利终身参议员、宪政学家加埃塔诺·莫斯卡的《政治科学要义》(1896,英译名《统治阶级》),揭穿卢梭式的平等乌托邦,违反了古今一切政治史以及社会现实,是不切实际的政治神话。

利奥波德·冯·兰克

4,利奥波德·冯·兰克:启蒙哲学站不住脚

被尊为近代德国历史学之父的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在1854年为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连二世(简称马克斯国王)所作的19次讲座《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在兰克逝世后,根据当时速记整理而成,1888年发表)中,开宗明义地对启蒙主义的“进步神话”进行尖锐批评:

某些哲学家认为,整个人类历史是从一个特定的原始状态,朝着一个积极的目标迈进。这种观念衍生出两种看法,一是认为人类历史受到一种普遍的指导性的意志推动;另一看法认为人类拥有一辆精神列车,这辆列车将世间万物推向特定的必然目标。我认为,这两种看法,不仅在哲学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历史上也无法得到证实。

启蒙主义把一个虚无缥缈的“进步法则”横加于一切历史、现实和人性之上,虽无法得到哲理证明与史实证明,却被一再僵化为“西方主流话语”,其僵化的当代传人——各国政府、传媒与学术机构,根本忽视了工业化造成的全球气候异常、物种灭绝、资源枯竭、人文崩溃的毁灭性灾难。

蕾切尔·卡逊夫人(1907-1964)的《寂静的春天》(1962)与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1999)、丹尼斯·梅多斯等“罗马俱乐部”科学家发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1974-2004)、阿尔·戈尔的《濒临失衡的地球》(1997)、《难以忽视的真相》(2006),这些伟大而真实的发现,与阿诺德·汤因比的伟大遗著《人类与大地母亲》(1976)一道,毅然宣告了启蒙独断主义进步神话的逐一破灭。

谁能穿透全球学校、传媒、公共话语所喋喋不休的“启蒙现代性”话语,看穿这一“话语烟幕”背后的巨大错置、紊乱、崩溃,就如同阿尔伯特·卡缪坦率直言的“现时代,讲台上已然没有言之有物的教师了!”,你就能懂得:仍赖在讲台上,喋喋不休地宣传、兜售各种“启蒙现代性”错误预设下的各种概念、定义、定律、逻辑者,实际上在自欺欺人、自误误人而已;你就能自我矫正:在国家、社区任何一个公共决策层面上,聆听“反启蒙”的古今伟大先哲的教诲,足以救弊补偏于启蒙现代性的片面性、局限性,参与建造一个生态-人文友好型的新现代化;在个人层面上,远离统治当代学校、传媒、时尚、公众议题设置上的一切“话语烟幕”、精神雾霾,深入研读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获得个人生命与人际生活的广大自由、深邃灿烂、神圣挺拔!

5,艾恺:世界范围反现代、反启蒙独断的浪潮

美籍犹太裔学者艾恺(Guy S. Alitto)扼要地梳理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的伟大源头——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对工业化、功利化摧残人类文明的英勇反抗。

他在名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前言和结尾中,清晰勾勒出全球“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之间的深刻冲突,是古希腊悲剧式的“不可解脱的命运悲剧”——对立双方必将冲突持续到最后,常常一同毁灭或消亡:

现代化一旦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出现,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和自保,必然采用现代化之道。现代化乃是一种理智化和效率化的过程,其效果在于动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力物力,在国家体制的有效管理下和民族国家的理念之催化下,强化这一国家和地区。换言之,现代化具有一种侵略能力,针对这一侵略能力的最有效的自卫,就是以其矛功其盾,即尽快实现现代化。

现代化在物质上的成效显而易见、立竿见影,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所造成的隐患,却难以察觉。……它造成群体向个体的转变,功利观念的加强以及个人私利的算计……传统与现代化是水火不容的,前者代表人性,后者代表着非人性。民初思想史上一个最重要事件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全盘批评与攻击……代表人物是陈独秀(1879-1942)和胡适(1891-1962)。……坚信中国文化不但与西方文化相当,甚至还要优越,这个立场以《学衡》杂志的撰稿人如梅光迪、梁启超(晚年)、梁漱溟、辜鸿铭、林纾等为代表。所有这些人物都批评现代化及其结局是对人类诸般价值的残害,他们提倡融合中西文化,指出未来的世界文化,或最起码将来的中国文化,会是一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体。我把这种立论,称作为“文化守成主义”论。

绵延不绝的历史观察与哲理思考,如今使我们得出结论:自《尚书》、《春秋》、《史记》、《道德经》、佛教经典、《圣经》、《神谱》、荷马史诗创立以来,直至惠特曼、梭罗、爱伦·坡、波德莱尔、叔本华、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泰戈尔、民国七贤、博尔赫斯、杰克·凯如阿克等人的伟大作品,这些古今贤哲的共通结论是:非但“自然不可改良”,人性也“不可改良”,人类自我保存的“基本人性”、本能冲动,只能靠“广大合理的文明传播秩序”加以治理、约束、些许提升,无需为此进行暴烈的“乌托邦革命”。

在道德传统的合理约束和宗教信仰的合理指引下,人类完全可以合理发挥并有效控制“工具理性”,在保障私有财产与保障个人有限自由的古今宪政治理与文明机制里,获得长治久安的幸福与繁荣,现代性的物质进步,将以文明传播秩序的合理建构为根本途径,促使“现代性的两面”获得调和,使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统秩序,重新实现均衡、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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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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