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

欧洲工业化浪潮席卷世界，其内在矛盾，被20世纪的伟大贤哲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一书中加以揭示：“症结所在，是缺乏信仰的启蒙运动、求助于暴力而企图用理性改造历史的法国大革命、自信能知道上帝是什么和上帝要什么的费希特、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真不愧为一流的历史哲学大师！

存在主义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对“什么造就了现状”、即造就了欧洲在不到20年间连续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大屠杀以及欧亚文明的一系列毁灭等，即这一系列“现代文明的悲剧”的深刻原因，做出了伟大断言——“无信仰的启蒙运动”、“无理性的法国大革命”和“无节制地企图虚构唯心（或唯物）的乌托邦、进而妄窥上帝神秘、扭曲人性历史、屡遭败绩却仍自我夸诞为‘终极真理’的德国近代哲学”，是最近200年文明危机的总根源。

深思、清算这一总根源，是全球文明新生的关键一步。

1，当代文明的症结：启蒙独断思维、法国革命的砸烂遗产与空洞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无论是启蒙运动的无神论，还是丧失理性、屠杀教士以及不同政见者的法国大革命，还是自诩为“懂得上帝为何物、历史为何物”或“历史发展的铁律”的德国近代哲学，都导致近代文明的盲目意志力——“启蒙主义工具理性”，被蛮横地运用于、强加于所有文明状态、自然状态之上，使全世界陷入内外一片火海：从欧洲各国的内部冲突（劳资矛盾和列强矛盾）中，不断外泄其罪恶，为连绵不断的殖民战争、各国大动荡、大屠杀、大清洗、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局部战争、恐怖主义、生态灭绝等等，而“欧洲工具理性”，依然故我，以无限的分解、解析、操纵模式，以跨国公司、全球金融、全球市场等全球工商科技的巨大权势为依托，强加其盲目意志，于一切生命、生态、文明的完整性之上，不仅自身趋于没落和腐败，而且带给全世界以“莫测的命运”。

与邵雍的《皇极经世》一样“世事洞明”，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1880-1936）在1918年发表巨著《西方的没落》，此前此后，一大批贤哲，从中国的“民国七贤”，到印度的泰戈尔，美国的惠特曼、梭罗、爱伦·坡、欧文·白璧德，再到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汤因比等等贤明的智慧大师，一再重复他们的真理性发现：为了每一个生命，停下工具理性的解析之刀！

自然不可改良，人性不可改良，全人类的文明大生命、每一个体的小生命，具有内在的完整、丰足、充实、自由与美，如同一幅织锦，整全完美、浑然一体、不可分割；从孔子“予欲无言……天何言哉”、老子《道德经》“为道日损，损而又损，以至于无为”，再到佛陀“不可思议”、耶稣“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从引导但丁游历地狱、炼狱的维吉尔等“异教诗哲”，到杰克·凯如阿克等现代的“《荒凉天使》”，这些坚韧而柔美的灵魂，昂起头颅和身躯，代表全人类和奥秘自然的伟大神意，迎着工商科技的铁蹄、剪刀、柳叶刀，大声断喝：放下屠刀！还我自由！

这强大的呐喊与复活之声，响彻了全部历史。

迈斯特，就是这最早觉醒之人、最早呐喊之声。

2，启蒙独断主义的工具理性，造就了现代野蛮

启蒙现代性统治下的现代文明，表现在对外在问题穷究不舍式的自我靡费，内在问题上的混乱、荒芜。

启蒙工具理性思维的一大弊病，就是对外在事物进行穷追不舍地条分缕析，反而造成对万物生命、内在生机的全然蒙昧、混乱与文明传播秩序、人类内外治理上的荒芜不堪。

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仅仅六年时间，国民议会就颁布了高达15479部的法律，浩如烟海的法规、条文无人遵守，只落得操权者弄权索贿，无权者钻隙越法，事物本来的秩序，陷于毁灭。迈斯特对此精辟揭示道，以启蒙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太看重物质，太过傲慢，无法窥见政治活动的真正源泉。这样的傻瓜居然相信，国民议会就能规范一个民族，相信宪法，即适合于一个民族、赋予其一定政体的宪法，就像任何其他人造物一样，只需智力、学识和实践；他相信，制宪的手艺是可以学会的，只要人们想得到它，就能对别人说：‘给我们造一个政府吧’，就像告诉工匠‘给我们造一个蒸汽机或织袜机吧’一样。然而，跟数学命题一样确凿可靠的真理是：‘没有伟大的制度是协商的结果’，人造之物的脆弱程度，与参与此事的人数成反比……”

而真正的立法者，深深扎根人类的良知、民族的传统和奥秘的神意启迪中，可谓“言出而法随”：“真正的立法者，是不会四处探路的；他说：就这样办，整个机器就开动了。”

古典宪政秩序、自由政体的基本信条、伟大人文治理与教化的基本信条，作为伟大文明的内在肌理，犹如《尚书》所言、所创立宪政制度之伟大精神——“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犹如孔子所言“仁者爱人”，又犹如《摩西十诫》等法条，大气磅礴、简单明了、便捷易行，却又灿如日月、朗若乾坤，毫无《老子》所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之滋章漫漶、上下钻隙之患。

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谓“政简风清”最能概括古典宪政与自由秩序之根本，一切乱世败政，都从法条严苛开始。恰如《孟子》所批评：“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寥寥数语，括尽古今政教之兴亡——立法者居天下大位、高高在上，但内心毫无“道揆”即以道义揆度天下、经营天下的能力，只能搜刮民财、祸害民生，下层百姓生计窘迫，必然违法犯罪；君子在朝堂之上不能忠谏，在乡野江湖之下不能主持正义、救济民困，此为“犯义”；小人富则骄横，穷则无赖，见天下无道，必然“犯刑”，如此上下相夺，家必破，国必亡，天下必大乱！

“亚圣”孟子之言，信哉！伟哉！

3，人类环境高度组织化（官僚化）造成的巨大野蛮

某日，予偶入北师大主楼高大的“管理层大厦”，蓦然之间，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一书所言，活生生地展现眼前——各楼层、各个办公室里，人头攒动、纸片纷飞，全楼上下数百、千台电脑齐刷刷地开动着、演算着、撰写着、统计着……数百名、上千名管理人员，都匍匐在电脑前操纵着、规定着、贯彻着、实施着、决定着、推进着什么，人人忙得大汗淋漓、焦头烂额——

伊尼斯谓之“外部环境过分的组织化（官僚化）导致了我们缺乏思想的组织化”，精神生活混乱“总体上使人类退化”，而这一番景象，迈斯特早在200年前即已预言：

这是架多么庞大的机器！有多少弹簧和齿轮！南辕北辙的部件发出怎样的爆裂声！雇了多少人来维修保养它！一切的一切都表明，它没有一种运动符合自然，因为大自然创造物的首要特点，就是威势伴随着手段的节约：一切各得其所，没有震荡，没有波动；摩擦轻缓适中，绝无噪音，庄严肃穆。因此，自然机制有着完美的匀称、精确的均衡和严格的对称，使迅疾的运动也有令人惬意的安详外表。

比较而观，深思《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中华宪政秩序”下古典文明之繁荣富庶，深思这一秩序（迈斯特谓之自由政体）所呈现的古典精神之包容广大、清明自由、恬美安详、融洽和睦；由此上推两三千年，《尚书》所载、孔子所言、汉高祖、惠、文、景、武诸帝所创设、董仲舒、司马迁、孔安国诸儒所阐明、中华民族巍然灿然缔造出的伟大文明，哪一宏纲、哪一细节，能削足适履地符合“封建专制、停滞僵化”的观感？！

4，草率而武断的误判，造成伟大治理传统的彻底荒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侯旭东先生，在《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上，发表专题论文《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其“内容提要”说：“19世纪末以来，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为专制政体、皇帝为专制皇帝的论断影响广泛,流行不衰,并成为中国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之一。

论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 这一说法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指出此一论断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

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 ,19世纪末以后，经由日本广为不同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 ,并通过辞书与历史教科书渗透到大众中,罕有质疑者。这一说法实际未经充分的事实论证,不加反思地用它来 认识帝制时代中国的统治机制只会妨碍研究的深入。”

个别人如孟德斯鸠，草率而武断地误判“中华帝国是君主专制政体，其统治原则为恐怖”，受到当时著名的启蒙主义开明思想家伏尔泰、魁奈、英国的约翰逊、哥德斯密等人的一再驳斥，不幸却被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汉学家、梁启超等近现代“闻人”不加分辨予以采纳，作为“定论”写入历史教科书，极大误导了全球学术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基本定位与认识，是学术误读的著名传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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