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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之七十八——捍卫自然-历史-人文的完整生命:百年公案的重大澄清(续八)
毛峰
2016年06月29日

中国自《尚书》确立古典宪政秩序以来,天子、诸侯、贵卿、士绅、百姓之间的大一统制衡关系,历经千百年不易,有效确保了中国在古典时代作为全球第一强国的重要地位;而启蒙运动鼓吹“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统治者”这一不切历史实际与现实政治运作的“妄诞的吉普赛式预言”,最终触发了法国大革命的大屠杀、以及随后欧洲历史的大动荡与大混乱。

阅读爱德蒙·柏克、迈斯特等伟大贤哲的文字,深思作为文明秩序核心的宪政秩序,我更加缅怀全球最古老的自由政体以及最古老的自由民族——中国,我渴慕那确立中华宪政的不朽杰作——《尚书·虞书》、《易传》和《史记·五帝本纪》素朴而强大的智慧,那全民族的伟大宪法、秩序与自由,以喷薄的元气,挥洒而来,真屹立千秋、辉耀全球之文明朝阳!

在全球思想摸索大一统文明秩序的进程中,最应警惕的,就是割裂传统、蔑视信仰、鼓吹暴力变革的启蒙独断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全盘西化派一再鼓吹的“全球照搬西方政体”主张、法国大革命式的激进主义、德国近代以来批判哲学所提出的那些吹嘘“人类理性”、实质却仍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具理性”,外加“吉普赛式浪漫”的空想乌托邦,这些乌托邦造成的大屠杀、大动荡、大混乱,构成了一系列现代文明的全球悲剧;深思这些悲剧的根源,迈斯特、埃德蒙·柏克、卡尔·雅斯贝尔斯、卡尔·波普等当代贤哲,对“开放的社会治理与开放的自由经验”的反复强调,显得异常紧要;而辜鸿铭与卡莱尔、陈寅恪与白璧德,这两对东西方的贤哲师徒,乃至整个“民国七贤”、泰戈尔、缪风林等大批东方贤哲,对于照搬西方启蒙工具主义的批判、对中国古典宪政秩序的伟大揭示与弘扬,构成了当代全球文明秩序重建的智慧基础。

伏尔泰

1740年,启蒙作家中最贤明、最少激进色彩的智慧大师伏尔泰,致信友人说,自己正在写作的史学名著《路易十四时代》,不仅仅是写“一个伟大的国王”,而是写“最能为人类增光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智慧史”,“这一时代今后很难超过。”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是欧洲最强盛、最开明的国家,这一由“太阳王”开创的“开明专制”政体,其宪政秩序,一直延续至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夜,不仅代表着欧洲近代代表——法兰西文明的辉煌成就,也一直是现代法兰西文明的伟大根基。

美国史家爱德华·伯恩斯和菲利普·拉尔夫,尽管采取肯定法国大革命的主流立场——这在启蒙思维占据主流地位的现代史学界,堪称一种可悲的“政治正确”——但在《世界文明史》中也不得不承认:“革命前夜的法国,仍是富裕、繁荣的国家。”太阳王的继任者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的主要错误或过失,在于法国对英国、普鲁士的战争——“七年战争”(1756-1763)耗资巨大但却惨败、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大力支持(自1778年起,连续三年维持在西半球的昂贵舰队与军队),接连造成了政府债台高筑、民怨沸腾,尽管这些政府债务,仅仅是英国政府债务的一半,假如措置得宜,也不会触动法国大革命这根暴烈的神经。

同样,美国史家斯塔夫利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里也不得不承认“法国革命如同古往今来其他革命一样,先是温和地开始,逐渐变得愈来愈激进。”换言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及其结果,具有很大偶然性。

作为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革命的亲身经历者,法国著名史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不仅在名著《论美国的民主》(1835)中,精确地预言了:在一个民主平等社会中,由于“多数人的暴政”,常使少数派丧失自由,而且由于缺乏贵族集团的抗衡,社会经常陷入政府专制或无政府状态;他更在晚年专著《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以及一些杂著譬如《社会平等与政治自由》中,深刻概括了自己的立场:“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出于本能,我却是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不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就是真相。”

凡是经历过政治动荡的人,都会认同托克维尔对“自由、法制、尊重权利”的强调,恰是保障私有财产与个人自由的古典宪政与近代宪政,而非罔顾历史传统与政治实际的“民主乌托邦”、“工具理性”下的启蒙独断教义,才是全球文明秩序的未来。

古今贤哲都发现,人类的文明,一如人类的肌体。

两者都有着渊深莫测的内在生命作为主宰,无法加以现代科学式的分解、解析。尽管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可以姑妄分之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商业……这种“姑妄分之”可以无限地分解下去,然而,古今贤哲都洞悉:这一文明生命的整体,恰如人类完整的生理肌体一样不可分割,李约瑟等哲人称此为“完整主义”、“生机主义”或“有机主义”的科学、哲学智慧。

人类身体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有机体。

同理,作为天地人宇宙生命要素的完整统一体,大自然生态系统、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系统(亦即文明),同样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生命体,其外在形态的纷繁不同,恰是其内在大生命的相互补充的合理需要:一年四季七十二物候,对应着人体四肢百窍的元气运行,对应着天上日月、北斗极星、二十八星宿体系,对应着人类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诸般需求,对应着诸子百家、儒道佛耶回诸教的圆融智慧,对应着伏羲《河图易经》这一中华民族最高智慧,而建构起广大而鲜活的哲学-科学-人文框架、体系。

对应着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伊斯兰人等等喜马拉雅山脉以西诸伟大文明的纷繁形态,对应着欧洲中世纪的深湛神学智慧,对应着——1300年,但丁动笔写作《神曲》,开启了近代史的神机,这一神机贯穿至1700年前后,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逐年向那不勒斯大学的大一新生及其家长所作的九次著名演说《论人文教育: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可有此洞悉在这400年间,欧洲的智慧正渐次飞扬;
早于但丁300多年,中国北宋哲学家邵雍(1011-1077)得“中国文艺复兴”之先机,完成巨著《皇极经世》,以“春、夏、秋、冬”之天运神数,推演“皇、帝、王、伯(霸)”之文明大法,指示分明、启迪深邃;大约500年后,1582年8月,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抵达中国澳门,蓦然发现了“中华文明的神髓”,他以拉丁文翻译《四书五经》并回传欧洲,《中国哲学家孔子》轰动世界,欧洲一流思想家蒙田、伏尔泰、莱布尼茨、歌德等人,纷纷把目光投向东方的“理性之国”,近代启明思想——“自然神学”与人文治理相结合的中华文明观念与文明制度(朱谦之先生《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首倡“启明”之说,此等博大深刻意义上之“启明”,非卢梭、孟德斯鸠辈之夸诞“启蒙独断”可比,余采此说,读者可参朱谦之、范希衡、范存忠诸先生相关研究)确立了中国乃古今治理典范的全球地位。
古今正反经验反复证明了,全人类只有抛弃启蒙独断思维对自然、历史、人性的错误预设与草率估量,学会珍惜、欣赏、更新、捍卫往古来今一切自然经验、人性经验、历史经验、文明经验复杂凝结而成的、内在完整、庄严、合理与奥妙的“生命世界”,简言之,人类重新学会谦卑与恭敬,而冲破近现代大学、传媒、政府与商业机构编造的“启蒙独断神话”的自欺,诸如“现代登峰造极”之类的自我吹嘘,认真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生命经验的精华,才能切实进步。

现如今,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话,已然说出:

痛别启蒙独断主义,完整自由、光明瑰丽的生命世界,必将重临全世界,激荡着孔夫子、惠特曼与贝多芬的磅礴正气与灵气,蕴藉着现代困苦中的众生:

“一切的顶峰,沉静;一切的树梢,全无风影。

小鸟在林中无声。少时顷,你快也安静!”

(歌德:《浪游者的夜歌》,梁宗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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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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