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尚书》确立古典宪政秩序以来，天子、诸侯、贵卿、士绅、百姓之间的大一统制衡关系，历经千百年不易，有效确保了中国在古典时代作为全球第一强国的重要地位；而启蒙运动鼓吹“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统治者”这一不切历史实际与现实政治运作的“妄诞的吉普赛式预言”，最终触发了法国大革命的大屠杀、以及随后欧洲历史的大动荡与大混乱。
阅读爱德蒙·柏克、迈斯特等伟大贤哲的文字，深思作为文明秩序核心的宪政秩序，我更加缅怀全球最古老的自由政体以及最古老的自由民族——中国，我渴慕那确立中华宪政的不朽杰作——《尚书·虞书》、《易传》和《史记·五帝本纪》素朴而强大的智慧，那全民族的伟大宪法、秩序与自由，以喷薄的元气，挥洒而来，真屹立千秋、辉耀全球之文明朝阳！
在全球思想摸索大一统文明秩序的进程中，最应警惕的，就是割裂传统、蔑视信仰、鼓吹暴力变革的启蒙独断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全盘西化派一再鼓吹的“全球照搬西方政体”主张、法国大革命式的激进主义、德国近代以来批判哲学所提出的那些吹嘘“人类理性”、实质却仍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具理性”，外加“吉普赛式浪漫”的空想乌托邦，这些乌托邦造成的大屠杀、大动荡、大混乱，构成了一系列现代文明的全球悲剧；深思这些悲剧的根源，迈斯特、埃德蒙·柏克、卡尔·雅斯贝尔斯、卡尔·波普等当代贤哲，对“开放的社会治理与开放的自由经验”的反复强调，显得异常紧要；而辜鸿铭与卡莱尔、陈寅恪与白璧德，这两对东西方的贤哲师徒，乃至整个“民国七贤”、泰戈尔、缪风林等大批东方贤哲，对于照搬西方启蒙工具主义的批判、对中国古典宪政秩序的伟大揭示与弘扬，构成了当代全球文明秩序重建的智慧基础。
伏尔泰
1740年，启蒙作家中最贤明、最少激进色彩的智慧大师伏尔泰，致信友人说，自己正在写作的史学名著《路易十四时代》，不仅仅是写“一个伟大的国王”，而是写“最能为人类增光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智慧史”，“这一时代今后很难超过。”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是欧洲最强盛、最开明的国家，这一由“太阳王”开创的“开明专制”政体，其宪政秩序，一直延续至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夜，不仅代表着欧洲近代代表——法兰西文明的辉煌成就，也一直是现代法兰西文明的伟大根基。
美国史家爱德华·伯恩斯和菲利普·拉尔夫，尽管采取肯定法国大革命的主流立场——这在启蒙思维占据主流地位的现代史学界，堪称一种可悲的“政治正确”——但在《世界文明史》中也不得不承认：“革命前夜的法国，仍是富裕、繁荣的国家。”太阳王的继任者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的主要错误或过失，在于法国对英国、普鲁士的战争——“七年战争”（1756-1763）耗资巨大但却惨败、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大力支持（自1778年起，连续三年维持在西半球的昂贵舰队与军队），接连造成了政府债台高筑、民怨沸腾，尽管这些政府债务，仅仅是英国政府债务的一半，假如措置得宜，也不会触动法国大革命这根暴烈的神经。
同样，美国史家斯塔夫利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里也不得不承认“法国革命如同古往今来其他革命一样，先是温和地开始，逐渐变得愈来愈激进。”换言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及其结果，具有很大偶然性。
作为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革命的亲身经历者，法国著名史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不仅在名著《论美国的民主》（1835）中，精确地预言了：在一个民主平等社会中，由于“多数人的暴政”，常使少数派丧失自由，而且由于缺乏贵族集团的抗衡，社会经常陷入政府专制或无政府状态；他更在晚年专著《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以及一些杂著譬如《社会平等与政治自由》中，深刻概括了自己的立场：“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出于本能，我却是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不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就是真相。”
凡是经历过政治动荡的人，都会认同托克维尔对“自由、法制、尊重权利”的强调，恰是保障私有财产与个人自由的古典宪政与近代宪政，而非罔顾历史传统与政治实际的“民主乌托邦”、“工具理性”下的启蒙独断教义，才是全球文明秩序的未来。
古今贤哲都发现，人类的文明，一如人类的肌体。
两者都有着渊深莫测的内在生命作为主宰，无法加以现代科学式的分解、解析。尽管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可以姑妄分之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商业……这种“姑妄分之”可以无限地分解下去，然而，古今贤哲都洞悉：这一文明生命的整体，恰如人类完整的生理肌体一样不可分割，李约瑟等哲人称此为“完整主义”、“生机主义”或“有机主义”的科学、哲学智慧。
人类身体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有机体。
同理，作为天地人宇宙生命要素的完整统一体，大自然生态系统、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系统（亦即文明），同样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生命体，其外在形态的纷繁不同，恰是其内在大生命的相互补充的合理需要：一年四季七十二物候，对应着人体四肢百窍的元气运行，对应着天上日月、北斗极星、二十八星宿体系，对应着人类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诸般需求，对应着诸子百家、儒道佛耶回诸教的圆融智慧，对应着伏羲《河图易经》这一中华民族最高智慧，而建构起广大而鲜活的哲学-科学-人文框架、体系。
对应着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伊斯兰人等等喜马拉雅山脉以西诸伟大文明的纷繁形态，对应着欧洲中世纪的深湛神学智慧，对应着——1300年，但丁动笔写作《神曲》，开启了近代史的神机，这一神机贯穿至1700年前后，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逐年向那不勒斯大学的大一新生及其家长所作的九次著名演说《论人文教育：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可有此洞悉在这400年间，欧洲的智慧正渐次飞扬；
早于但丁300多年，中国北宋哲学家邵雍（1011-1077）得“中国文艺复兴”之先机，完成巨著《皇极经世》，以“春、夏、秋、冬”之天运神数，推演“皇、帝、王、伯（霸）”之文明大法，指示分明、启迪深邃；大约500年后，1582年8月，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抵达中国澳门，蓦然发现了“中华文明的神髓”，他以拉丁文翻译《四书五经》并回传欧洲，《中国哲学家孔子》轰动世界，欧洲一流思想家蒙田、伏尔泰、莱布尼茨、歌德等人，纷纷把目光投向东方的“理性之国”，近代启明思想——“自然神学”与人文治理相结合的中华文明观念与文明制度（朱谦之先生《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首倡“启明”之说，此等博大深刻意义上之“启明”，非卢梭、孟德斯鸠辈之夸诞“启蒙独断”可比，余采此说，读者可参朱谦之、范希衡、范存忠诸先生相关研究）确立了中国乃古今治理典范的全球地位。
古今正反经验反复证明了，全人类只有抛弃启蒙独断思维对自然、历史、人性的错误预设与草率估量，学会珍惜、欣赏、更新、捍卫往古来今一切自然经验、人性经验、历史经验、文明经验复杂凝结而成的、内在完整、庄严、合理与奥妙的“生命世界”，简言之，人类重新学会谦卑与恭敬，而冲破近现代大学、传媒、政府与商业机构编造的“启蒙独断神话”的自欺，诸如“现代登峰造极”之类的自我吹嘘，认真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生命经验的精华，才能切实进步。
现如今，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话，已然说出：
痛别启蒙独断主义，完整自由、光明瑰丽的生命世界，必将重临全世界，激荡着孔夫子、惠特曼与贝多芬的磅礴正气与灵气，蕴藉着现代困苦中的众生：
“一切的顶峰，沉静；一切的树梢，全无风影。
小鸟在林中无声。少时顷，你快也安静！”
（歌德：《浪游者的夜歌》，梁宗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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