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
对我来说，久居于这200年的启蒙独断主义的精神沙漠之中，那一线孤明，竟从“贫弱、空虚”地对启蒙思维的“亦步亦趋”之国的卑俗浅薄中，依稀艰难地闪现——在杰出学者李长之先生（1910-1978）写作于1938-1944年间的一组文章，后集结出书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继杜亚泉《东方杂志》与吴宓在《学衡》杂志上的系列评论之后，予以鲜明揭示：
中国自从1911“辛亥革命”以来，政治上是经过无数的变革了，但在文化上，我始终觉得是贫弱和空虚的。一般人认为了不得的“五四”运动，我以为其意义之重大，也毋宁在政治上，换言之，也无非是在民族解放斗争上……在学术文化上有点成绩的话……乃是自然科学的成绩……“五四”运动的性质……乃是一个启蒙运动。……我不赞成用“文艺复兴”来称呼“五四”运动……西洋文艺复兴的意义，简洁地说，只是希腊文化的觉醒；申言之，只是西洋人对其文化传统的再认识，……所以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一发便是灿烂光华，照耀千秋。“五四”运动却不然，试问我们的文化传统在哪里？我们所复兴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虚心切实地研究过，还是一律加了封条，说是封建思想，扬言打倒孔家店，徒快一时之口呢？这都是不必深问而尽人皆知的事，以那样的认识和态度，我们如何能与西洋文艺复兴相呢？……“五四”时期的荒芜、可怜相过了，……倘若我们再不要只是瓶中的插花，那就必须是衔接（不是限于）中国文化传统而后可。为保卫中国这种文化传统而奋斗，就是我所谓文化国防……——《国防文化与文化国防》，1939，贵阳
五四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却被错误定性为“文艺复兴”，这是胡适一贯粗鄙卑俗、造成历史混乱的又一错误论断。李长之旗帜鲜明地批评了“被误导、误解的假五四”作为全盘西化运动的内在谬误、贫弱和空虚，深刻指出将“五四”定义为“文艺复兴”实在大谬不然，深刻揭示了其在学术文化上的“荒芜、可怜”：将中国文化传统“打上封条”、污蔑为“封建思想”，狂悖呼号“打倒孔家店”，逆天论断“礼教吃人”等等过激言行，就不仅仅是“徒快一时之口”，更是“政治运动”之“自封一种合法性”、以莫须有的借口玷污祖国、祖先伟大创造的卑鄙自辩！
李长之对比西方文艺复兴精神与全盘西化运动的根本分歧，进一步剖析了“假五四全盘西化运动”的浅陋本质：
西洋的文艺复兴肇端于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战争，因为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占领了，于是西方学者得窥希腊的宝藏……这都是一线相承的文艺复兴精神。他们主要的收获，是探知了希腊古典文化之最内在、最永久的部分，那就是人性的调和，自然与理性的合一，精神与肉体的并重，善在美之中，每个人都是各方面的完人等。用一个概括的名词，就是人文主义，非常健朗、和谐、完美而充实！
可是中国的“五四”呢？试问究竟复兴了什么？非但对于中国自己的古典文化没有了解，对于西洋的古典文化也没有认识。因为中国的古典文化是周秦，那文化的结晶就是孔子，试问“五四”时代对于孔子的真精神有认识吗？反之，那时喊得最起劲的，却是打倒孔家店。至于西洋古典文化的最高成就应是柏拉图，而柏拉图的价值在“玄学”，在建立一种“人生观”，然而这也和“五四”学者好恶相反。五四时代的人生观，假若有，也是机械的、实用的，所谓“黑漆一团”的，与古典精神求真善美的人生观，根本刺谬。……外国学者每把胡适誉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之父，我却不能不说有点张冠李戴了。
近代文化，除了自欺，还能有什么呢？
1，文艺复兴精神与启蒙独断主义的根本差异
深入研究即知，西方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几大精神特质，作为启蒙独断主义传人的假五四西化运动，却无一具备：
首先，人类自相矛盾的感官，必须有一个超越感官世俗之上的价值本源，即宗教，来解决“人之为人的那一切困难”（汤因比）。因此，文艺复兴诸贤哲，对于“天界自然”（神明、上帝）这西方文明自古抱持并传承的神秘主义信仰，有了正大清明的看法，予以创造性的转化，将僵化的天主教教条、原始崇拜仪式的野蛮性，譬如哥特风格的耶稣像，一变而为美少年的性感形象，但超越本质继续保持：耶稣仍是伟大神明、为全人类而献身者，仍要崇拜，西方因此获得巨大新生，这一精神新生，由但丁《神曲·天堂篇》加以表率，那是怎样光明、瑰丽、灿烂、堂皇的世界——尘世凡俗的一切价值的终极之源，都从但丁“神游天界”的伟大寻觅中开启出来，这一“奥秘神恩的开启”，恰是向天主教乃至一切宗教的智慧源泉，即“坚信人类经验必须由神恩最终开启”的“信念回归”，从而冲破了腐朽教会势力对人类崇拜本性与有限经验的“误导”，欧洲逐渐从“虔信主义的歧途”，步入了“敬畏与感恩的文明生活之正轨”。
其次，在“天”的终极问题恰当解决以后，“人”的问题在三个层次上也逐步获得合理解决：
（1），确立人类知识的巨大有限性，由蒙田《随笔》揭示，垂为人类精神不可企及的典范，这一思想传统延续到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即拒斥一切“形而上学”对自然与人性的独断、虚构，保守、护持了神秘主义的渊深智慧；
（2），在无限神恩与有限经验的相互呼应、共鸣、累积之下，人类作为整体，可以勉强获得一些“经验的、反思的知识”从而获得一些有限的自由，这一历经法国革命、维也纳会议、一战二战等惨痛教训艰难获得的宝贵智慧，在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一伟大名著中获得合理诠释，简言之，“根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教旨的、决定论的、完整主义的真理”，人类靠不断“试错”与“纠偏”而获得短暂的自由，开放社会比封闭社会要繁荣、宽松；
（3），作为个体的人，其有限的自由，缘于道德理性（良知、仁爱）与技术理性（工商科技知识的运用）之间的匹配、均衡、互动、彼此约束、交互提升，这一复杂关系的比例、分寸、秩序，终由超越人类层级的“天命”所掌控；但在瞬间的“天人交通”之际，人在巨大意志与巨大神恩的交互提示下，从有限性中自我振拔出来，以意志力的弥满（迷狂）达致“与天地参”的生命境界：子思《中庸》、孟子《尽心》、陆王心学、民国七贤；柏拉图、西塞罗、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莎士比亚、歌德、席勒、荷尔德林、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叔本华、尼采、惠特曼、波德莱尔；海子、戈麦、垮掉一代作者等古今中西的伟大诗人、贤哲，予以超然领悟并经典性地予以表达：人在美与善的极峰状态，足以“天人合一”而傲立宇宙间！
第三，文艺复兴的特质、复兴文明的根本途径与稳妥方法，是对古典传统的高度景仰、赞美、仿效、温习、斟酌、损益、更新、重建，这一兴亡继绝的伟大更新过程，谓之“复兴”：无论孟子、子思等儒门后学；陆贾、董仲舒、司马迁、孔安国等“西汉新儒家”；还是库萨的尼古拉、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还是“民国七贤”；还是迈斯特、伯克、维科等伟大“反启蒙”贤哲；还是海德格尔、弗兰克等存在现象学大师；还是汤因比、雅思贝尔斯等历史哲学大师；还是博尔赫斯等当代神秘主义作家……他们的精神支柱，都是坚信古典文明的不朽价值，拒斥“启蒙独断史学”宣判往昔文化为愚昧和野蛮、从而“与之决裂”的错误观念，欧美因此重建自身文明，迄今占据全球文明主流地位，根基深植于此。
这其中，耶稣会士利玛窦、启蒙早期历史哲学大师伏尔泰、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大师莱布尼茨都具有重要意义：
1604年，利玛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惊喜地发现中华文明的伟大经验，毅然将儒家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回传欧洲，激发了欧洲早期人文主义代表蒙田、启蒙主义代表作家伏尔泰等重大历史哲学思想，完美体现了但丁式的“从往昔、传统中萃取源泉、智慧和力量”的“文艺复兴”真精神；一个坦然面对世间局限、承受一切自由、美、爱之痛苦等各种不幸，把各种不幸毅然担承下来，绝不是虚幻地诉求“乌托邦”逻辑，而是使之合乎人性、自由与美，从而绽放出对至高天界的宁静信赖与热烈呼应，犹如全裸的“大卫”，这正是阿伯特·卡缪灿烂鲜明的“地中海思想”的真谛，也是李长之先生所谓“人性的调和，自然与理性的合一，精神与肉体的并重，善在美之中，每个人都是各方面的完人”的极峰表现。试问，被洋奴文人捧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胡适、将中国古典文明一笔抹杀的陈独秀、始终沉沦在“黑漆一团”的世界中不能自拔的鲁迅，可曾有一丝一毫呢？
2，启蒙独断主义及其全盘西化运动的浅陋本质
李长之援引德国学者汉斯·吕尔（Hans Rol）在《德国文艺中的启蒙精神》和《德国文学词典》等著作中的观点，精确指出了启蒙主义哲学与假五四西化运动的主要弊害：
“启蒙运动是在一切人生问题和思想问题上要求清晰明白的运动。凡是感觉不对的概念和看法，都要否弃之。如此第一步势必是消极的，对一切传统权威、感官的欺骗、未证明的幻想，都一律抛弃并廓清之。因为纯粹理智主义之故，启蒙体系往往太看重理智的意义与目的之实效，实用价值有了，学术（文化的、诗意的，峰按）价值却失了……”
长之先生对此精确地展开论述：
法国的笛卡儿，就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也要求清晰明白（海德格尔二战后遭到美国驻军勒令不得在德国讲学，受邀访问法国，首讲即以批判笛卡儿哲学入手，欧洲知识界无论左右，均不理睬美国禁令，峰按）。启蒙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理智的、实用的、清浅的（毋宁称之为启蒙-实用主义，其特征是数理上的清晰，否则即为斥无用、有害。因此，所有深刻的人生经验、神秘经验，都遭摒弃。故而清浅一词，不如径直改为“肤浅”更妥帖，遂改之。举凡原文“清浅”，一律改为“肤浅”。峰按）。
试看五四精神，像陈独秀对于传统文化的开火，胡适主张“问一个为什么”的新生活，顾颉刚对于古典的怀疑，鲁迅在经书中看到的吃人礼教，都是启蒙的色彩。……白话文运动不妨看作明白清楚的启蒙精神的流露，梁实秋有次批评梁宗岱说：“诗人也是人，人要说人话，人话以明白清楚为第一义。”可见明白清楚的理智要求，一直支配到现在。
对朦胧糊涂来说，明白清楚是一种好处，但另一面，明白清楚就是缺乏深度。水至清无鱼，生命的深幽处，自然有烟有雾。五四时代没有深奥的哲学……大家不唯不谈深奥的哲学，而且很反感。“人生观与科学的论战”（史称“科玄论战”，由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而引发争论，张君劢被西化派斥责咒骂为“玄学鬼”，他们自诩为“科学人”，粗俗霸道。）充分表现对形上学格格不入深恶痛绝的态度……一般
人总以为胜利在打倒“玄学鬼”一面。这是时代精神！这反玄学态度，支配了很久。……时代精神，可说彻头彻尾是停滞在以肤浅的理智为已足之中。……冯友兰先生《新理学》的系统，也全然是肤浅的理智主义。……很少人谈及体系和原则，触及根本概念和范畴，却只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已，不过是常识的科学方法的应用而已……一般人终竟拘于这个水准以下，也不唯胡适一人而已（长之先生放言批评，全不顾忌胡适长期窃据中国知识界领袖、冯友兰长期主政北大清华及西南联大，民国学术之正大清刚，对比今日学界之卑污，堪叹！峰按）。
……我们看，孔子之刚健雄厚气魄，没有被人欣取；孟子之健朗明爽，也没有被人欣取；被人提倡的，却是荀卿、王充、章学诚、崔述一般人。这般人无一不是肤浅的理智主义者！充其量，不过培根、斯宾塞之流。……
新文艺中，新诗最差，太理智了，哪里会有诗！浪漫主义是这个时代所不容的……宜乎国人很缺少浪漫精神了。和理智主义结不解缘的，是唯物思想和功利主义。唯物思想不单指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下的思想，实则一般人之过重时代、环境、社会，轻估个人力量、轻弃个人责任、遏阻个人勇气，统是唯物的。功利主义是唯物的别名……总之，无非是打算出路。就是立场大些的，也仍是急功近利，全没想到民族的文化命脉。……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肤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唯物、功利，甚至势利，是这一时代的精神。这哪里是文艺复兴？尽量放大尺寸说，也不过是启蒙。
李长之以浅近的语言，击中全盘西化运动的弊害：
第一，这是一场“去中国化”的、移植西方浅陋启蒙思维的文化运动：“凡是真正养育于‘五四’精神中的人或书，往往表现出觉得中国不行。……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不满，无非是拿外国的尺度来量的结果。国人之过于迷信外国权威，留学生之获得分外地位，也无非同一精神的表现。这种文化运动是移植的，像瓶中插花，是折来的，而不是根深蒂固地产自本土的丰富营养。”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著名高校，仍以“海归”（海外归国的留学生）为聘任教授的首选，似乎“洋和尚”才是国家必须斥巨资“引进”的人才，那些本土精英，若无很高、很硬的“人脉”，根本没有获得高校教席的机会；
第二，全盘西化运动是照搬西方近代早期“资本工商逻辑”及其为其辩护的一派肤浅、偏颇、有害哲学——启蒙独断思想，严重忽略了现代另一思想主潮——浪漫派、保守派“反启蒙”哲学文化运动：“这种移植的西方文化，并不是西方文化的全部，只是一个段落，就是资本主义文化，那时或到现在，对于西洋古典文化，吸收甚浅，文化是有历史的东西，截取一段，当然不彻底。”即便是启蒙文化，中国也错误照搬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肤浅哲学，却忽略了伏尔泰、莱布尼茨等较有深度的思想，更不能指望吸取他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充分肯定了！
第三，全盘西化运动是一场自我标榜为“救亡图存”，却实际上毫无根据与逻辑地对中华民族进行谴责、诋毁、自我矮化、扭曲、污损、摧残的病态运动，为了标榜西方文化高超，不惜把“民族自信”彻底毁灭：“五四运动在文化上是一个未得自然发育的民族主义运动……那时并没有民族的自信。只是觉得西方文明入侵了，我们怎么办呢？于是手忙脚乱起来，把自己的东西怀疑吧，毁掉吧！毫无抉择。那时的吴稚晖说要把线装书丢在茅厕里，鲁迅说读西洋书使人活，读中国书使人死。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时至今日，每个稍有阅读品味的中国读者，只要展开中国典籍，或者西方古典著作（从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立刻，一个“内在完整的、理据充足、情感饱满的人性世界”扑面而来，将你的灵魂揽在怀中加以抚慰，使你在错杂纷纭的世俗现象之外，一窥“本源世界”的光辉、奥秘、自由、宁静和美，谁若有此品味，谁就得救了——从毫无意义的世俗沉溺中挣扎向上，进入宇宙自然-人文世界的永生境界之中！
第四，大多数人误解或受到官方意识形态、舆论、人云亦云的大众传媒的刻意误导，认为假五四西化运动的最大成绩，是思想和文艺，实则不然：“论到成绩，在国际上可以立足的，也只有地质生物之类可以说……凡属精神方面的造就，必须长期培养而后可……原不能期诸仓促。”是一贯启蒙独断思维的急功近利所致。
第五，全盘西化运动是启蒙独断-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匆忙而病态的照搬与重演，是中国当代社会百病丛生的一大精神病源：“我们只有二十几年，却要（重）演人家二三百年的经历，那得不匆遽？我们思想界上的混乱，是不必怪也不能怪的。”长之先生在关乎全民族文化命脉的重建与复兴的“文明战略”大问题上，情有可悯，卓见多多。
倘若较长距离地予以历史观察，即可明白：自张之洞、辜鸿铭、陈寅恪、吴宓等人提出英明远大的文明战略布局与社会主张——“洋务自强”与“中体西用说”（李长之在后来文章中亦表赞成），不幸被清末民初卑鄙、浅陋的政治派别之争（保皇党康有为、张勋等、政学系政客梁启超、投机派袁世凯等军阀、国民党、汪精卫、蔡元培、与国民党争抢资源的章太炎等“国粹派”、以及陈独秀等）取代，这些政治-学术派别，为了迎合英美日苏等国际势力、维护自私的“党派利益”，将“中华古典文明”作为或反对、或借重的借口，以掩盖其抢夺、瓜分、维护党派既得利益而施放的学术烟雾。
因此，蔡元培不顾马一浮等名儒反对，悍然废止在大中小学读经，汪精卫屡次提案“废止中医”，章太炎对袁世凯的先恭后倨、收蒋介石贿赂即妥协、胡适长期接受蒋介石的秘密津贴、背叛《自由中国》杂志、鲁迅秘密接受蔡元培资助等等……这些纷纭“怪象”的背后，是蒙昧了基本的中国良知与学术良知，违反自身教养与学识，以激烈姿态骗取大众追捧，谋取党派私利而已。
第六，全盘西化运动发动之初，遭到杜亚泉《东方杂志》、吴宓《学衡》杂志、梁漱溟等众多有识之士的批判。伴随学术思想的进步，尤其是全面抗战的爆发和民族感情的激荡，全盘西化运动遭遇了一再退潮，不幸政治巨变，最终被官方舆论“定为一尊”。李长之认为，中日战争的爆发、全民族的伟大抗战，将一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谴责与自我污损，一变而为“民族精神”的鼓舞、弘扬：“从偏枯的理智变而为情感理智同样发展，从肤浅鄙近的变而为深厚远大，从移植的变而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从单单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变而为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亦即“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确为民族新生与全球新生之一大关键！
然而，事与愿违，中国文艺复兴不能在抗战胜利后顺利开展，即使在数十年之后，恐怕仍只能托诸梦寐。李长之先生在1978年因长期遭受迫害而含恨去世，他的远见卓识，至今仍为密林绝响、空谷幽兰，后继者其谁耶？
无独有偶。有学生传回台湾蒋中正纪念堂的照片，蓦然发现蒋介石塑像后，赫然刻大字“民主、科学”，予失笑：“蒋公统一中国、领导抗战，丰功厥伟；然外迫舆论，内掣宋美龄、胡适等西化分子，只能以民主、科学为号召，蒋公力推训政而不得，谈何民主？自身笃行王阳明哲学、且加入基督教，谈何科学？真至死不得心志之舒展，从事政治之可怜，足见一斑！”
启蒙独断主义所草率树立的抽象概念，既不符合真实历史的复杂构成，也不能经受人类经验与理性的反复推敲，却要求所有人顶礼膜拜、不得怀疑，而且要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即使造成无辜生灵一再涂炭，也在所不惜，这种愚昧的信奉对象，堪称“现代一大邪教”。
最近200年来，启蒙独断-实用主义思维，就以抢夺全球各种宝贵资源与市场为目标，以政府、企业、传媒、大学的霸权话语为宣教形态，深入人类大多数心灵，使之甘愿为此焚膏继晷、疲于奔命，泪尽继之以血，甘愿受其愚弄，只要在购物中心或一两款最新网络游戏中，获得一点可怜的补偿，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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