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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之七十九——那照亮历史的一线孤明:百年公案的重大澄清(续九)
毛峰
2016年06月30日

李长之

对我来说,久居于这200年的启蒙独断主义的精神沙漠之中,那一线孤明,竟从“贫弱、空虚”地对启蒙思维的“亦步亦趋”之国的卑俗浅薄中,依稀艰难地闪现——在杰出学者李长之先生(1910-1978)写作于1938-1944年间的一组文章,后集结出书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继杜亚泉《东方杂志》与吴宓在《学衡》杂志上的系列评论之后,予以鲜明揭示:

中国自从1911“辛亥革命”以来,政治上是经过无数的变革了,但在文化上,我始终觉得是贫弱和空虚的。一般人认为了不得的“五四”运动,我以为其意义之重大,也毋宁在政治上,换言之,也无非是在民族解放斗争上……在学术文化上有点成绩的话……乃是自然科学的成绩……“五四”运动的性质……乃是一个启蒙运动。……我不赞成用“文艺复兴”来称呼“五四”运动……西洋文艺复兴的意义,简洁地说,只是希腊文化的觉醒;申言之,只是西洋人对其文化传统的再认识,……所以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一发便是灿烂光华,照耀千秋。“五四”运动却不然,试问我们的文化传统在哪里?我们所复兴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虚心切实地研究过,还是一律加了封条,说是封建思想,扬言打倒孔家店,徒快一时之口呢?这都是不必深问而尽人皆知的事,以那样的认识和态度,我们如何能与西洋文艺复兴相呢?……“五四”时期的荒芜、可怜相过了,……倘若我们再不要只是瓶中的插花,那就必须是衔接(不是限于)中国文化传统而后可。为保卫中国这种文化传统而奋斗,就是我所谓文化国防……——《国防文化与文化国防》,1939,贵阳

五四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却被错误定性为“文艺复兴”,这是胡适一贯粗鄙卑俗、造成历史混乱的又一错误论断。李长之旗帜鲜明地批评了“被误导、误解的假五四”作为全盘西化运动的内在谬误、贫弱和空虚,深刻指出将“五四”定义为“文艺复兴”实在大谬不然,深刻揭示了其在学术文化上的“荒芜、可怜”:将中国文化传统“打上封条”、污蔑为“封建思想”,狂悖呼号“打倒孔家店”,逆天论断“礼教吃人”等等过激言行,就不仅仅是“徒快一时之口”,更是“政治运动”之“自封一种合法性”、以莫须有的借口玷污祖国、祖先伟大创造的卑鄙自辩!

李长之对比西方文艺复兴精神与全盘西化运动的根本分歧,进一步剖析了“假五四全盘西化运动”的浅陋本质:

西洋的文艺复兴肇端于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战争,因为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占领了,于是西方学者得窥希腊的宝藏……这都是一线相承的文艺复兴精神。他们主要的收获,是探知了希腊古典文化之最内在、最永久的部分,那就是人性的调和,自然与理性的合一,精神与肉体的并重,善在美之中,每个人都是各方面的完人等。用一个概括的名词,就是人文主义,非常健朗、和谐、完美而充实!

可是中国的“五四”呢?试问究竟复兴了什么?非但对于中国自己的古典文化没有了解,对于西洋的古典文化也没有认识。因为中国的古典文化是周秦,那文化的结晶就是孔子,试问“五四”时代对于孔子的真精神有认识吗?反之,那时喊得最起劲的,却是打倒孔家店。至于西洋古典文化的最高成就应是柏拉图,而柏拉图的价值在“玄学”,在建立一种“人生观”,然而这也和“五四”学者好恶相反。五四时代的人生观,假若有,也是机械的、实用的,所谓“黑漆一团”的,与古典精神求真善美的人生观,根本刺谬。……外国学者每把胡适誉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之父,我却不能不说有点张冠李戴了。

近代文化,除了自欺,还能有什么呢?

1,文艺复兴精神与启蒙独断主义的根本差异

深入研究即知,西方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几大精神特质,作为启蒙独断主义传人的假五四西化运动,却无一具备:

首先,人类自相矛盾的感官,必须有一个超越感官世俗之上的价值本源,即宗教,来解决“人之为人的那一切困难”(汤因比)。因此,文艺复兴诸贤哲,对于“天界自然”(神明、上帝)这西方文明自古抱持并传承的神秘主义信仰,有了正大清明的看法,予以创造性的转化,将僵化的天主教教条、原始崇拜仪式的野蛮性,譬如哥特风格的耶稣像,一变而为美少年的性感形象,但超越本质继续保持:耶稣仍是伟大神明、为全人类而献身者,仍要崇拜,西方因此获得巨大新生,这一精神新生,由但丁《神曲·天堂篇》加以表率,那是怎样光明、瑰丽、灿烂、堂皇的世界——尘世凡俗的一切价值的终极之源,都从但丁“神游天界”的伟大寻觅中开启出来,这一“奥秘神恩的开启”,恰是向天主教乃至一切宗教的智慧源泉,即“坚信人类经验必须由神恩最终开启”的“信念回归”,从而冲破了腐朽教会势力对人类崇拜本性与有限经验的“误导”,欧洲逐渐从“虔信主义的歧途”,步入了“敬畏与感恩的文明生活之正轨”。

其次,在“天”的终极问题恰当解决以后,“人”的问题在三个层次上也逐步获得合理解决:

(1),确立人类知识的巨大有限性,由蒙田《随笔》揭示,垂为人类精神不可企及的典范,这一思想传统延续到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即拒斥一切“形而上学”对自然与人性的独断、虚构,保守、护持了神秘主义的渊深智慧;

(2),在无限神恩与有限经验的相互呼应、共鸣、累积之下,人类作为整体,可以勉强获得一些“经验的、反思的知识”从而获得一些有限的自由,这一历经法国革命、维也纳会议、一战二战等惨痛教训艰难获得的宝贵智慧,在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一伟大名著中获得合理诠释,简言之,“根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教旨的、决定论的、完整主义的真理”,人类靠不断“试错”与“纠偏”而获得短暂的自由,开放社会比封闭社会要繁荣、宽松;

(3),作为个体的人,其有限的自由,缘于道德理性(良知、仁爱)与技术理性(工商科技知识的运用)之间的匹配、均衡、互动、彼此约束、交互提升,这一复杂关系的比例、分寸、秩序,终由超越人类层级的“天命”所掌控;但在瞬间的“天人交通”之际,人在巨大意志与巨大神恩的交互提示下,从有限性中自我振拔出来,以意志力的弥满(迷狂)达致“与天地参”的生命境界:子思《中庸》、孟子《尽心》、陆王心学、民国七贤;柏拉图、西塞罗、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莎士比亚、歌德、席勒、荷尔德林、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叔本华、尼采、惠特曼、波德莱尔;海子、戈麦、垮掉一代作者等古今中西的伟大诗人、贤哲,予以超然领悟并经典性地予以表达:人在美与善的极峰状态,足以“天人合一”而傲立宇宙间!

第三,文艺复兴的特质、复兴文明的根本途径与稳妥方法,是对古典传统的高度景仰、赞美、仿效、温习、斟酌、损益、更新、重建,这一兴亡继绝的伟大更新过程,谓之“复兴”:无论孟子、子思等儒门后学;陆贾、董仲舒、司马迁、孔安国等“西汉新儒家”;还是库萨的尼古拉、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还是“民国七贤”;还是迈斯特、伯克、维科等伟大“反启蒙”贤哲;还是海德格尔、弗兰克等存在现象学大师;还是汤因比、雅思贝尔斯等历史哲学大师;还是博尔赫斯等当代神秘主义作家……他们的精神支柱,都是坚信古典文明的不朽价值,拒斥“启蒙独断史学”宣判往昔文化为愚昧和野蛮、从而“与之决裂”的错误观念,欧美因此重建自身文明,迄今占据全球文明主流地位,根基深植于此。

这其中,耶稣会士利玛窦、启蒙早期历史哲学大师伏尔泰、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大师莱布尼茨都具有重要意义:

1604年,利玛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惊喜地发现中华文明的伟大经验,毅然将儒家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回传欧洲,激发了欧洲早期人文主义代表蒙田、启蒙主义代表作家伏尔泰等重大历史哲学思想,完美体现了但丁式的“从往昔、传统中萃取源泉、智慧和力量”的“文艺复兴”真精神;一个坦然面对世间局限、承受一切自由、美、爱之痛苦等各种不幸,把各种不幸毅然担承下来,绝不是虚幻地诉求“乌托邦”逻辑,而是使之合乎人性、自由与美,从而绽放出对至高天界的宁静信赖与热烈呼应,犹如全裸的“大卫”,这正是阿伯特·卡缪灿烂鲜明的“地中海思想”的真谛,也是李长之先生所谓“人性的调和,自然与理性的合一,精神与肉体的并重,善在美之中,每个人都是各方面的完人”的极峰表现。试问,被洋奴文人捧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胡适、将中国古典文明一笔抹杀的陈独秀、始终沉沦在“黑漆一团”的世界中不能自拔的鲁迅,可曾有一丝一毫呢?

2,启蒙独断主义及其全盘西化运动的浅陋本质

李长之援引德国学者汉斯·吕尔(Hans Rol)在《德国文艺中的启蒙精神》和《德国文学词典》等著作中的观点,精确指出了启蒙主义哲学与假五四西化运动的主要弊害:

“启蒙运动是在一切人生问题和思想问题上要求清晰明白的运动。凡是感觉不对的概念和看法,都要否弃之。如此第一步势必是消极的,对一切传统权威、感官的欺骗、未证明的幻想,都一律抛弃并廓清之。因为纯粹理智主义之故,启蒙体系往往太看重理智的意义与目的之实效,实用价值有了,学术(文化的、诗意的,峰按)价值却失了……”

长之先生对此精确地展开论述:

法国的笛卡儿,就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也要求清晰明白(海德格尔二战后遭到美国驻军勒令不得在德国讲学,受邀访问法国,首讲即以批判笛卡儿哲学入手,欧洲知识界无论左右,均不理睬美国禁令,峰按)。启蒙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理智的、实用的、清浅的(毋宁称之为启蒙-实用主义,其特征是数理上的清晰,否则即为斥无用、有害。因此,所有深刻的人生经验、神秘经验,都遭摒弃。故而清浅一词,不如径直改为“肤浅”更妥帖,遂改之。举凡原文“清浅”,一律改为“肤浅”。峰按)。

试看五四精神,像陈独秀对于传统文化的开火,胡适主张“问一个为什么”的新生活,顾颉刚对于古典的怀疑,鲁迅在经书中看到的吃人礼教,都是启蒙的色彩。……白话文运动不妨看作明白清楚的启蒙精神的流露,梁实秋有次批评梁宗岱说:“诗人也是人,人要说人话,人话以明白清楚为第一义。”可见明白清楚的理智要求,一直支配到现在。

对朦胧糊涂来说,明白清楚是一种好处,但另一面,明白清楚就是缺乏深度。水至清无鱼,生命的深幽处,自然有烟有雾。五四时代没有深奥的哲学……大家不唯不谈深奥的哲学,而且很反感。“人生观与科学的论战”(史称“科玄论战”,由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而引发争论,张君劢被西化派斥责咒骂为“玄学鬼”,他们自诩为“科学人”,粗俗霸道。)充分表现对形上学格格不入深恶痛绝的态度……一般
人总以为胜利在打倒“玄学鬼”一面。这是时代精神!这反玄学态度,支配了很久。……时代精神,可说彻头彻尾是停滞在以肤浅的理智为已足之中。……冯友兰先生《新理学》的系统,也全然是肤浅的理智主义。……很少人谈及体系和原则,触及根本概念和范畴,却只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已,不过是常识的科学方法的应用而已……一般人终竟拘于这个水准以下,也不唯胡适一人而已(长之先生放言批评,全不顾忌胡适长期窃据中国知识界领袖、冯友兰长期主政北大清华及西南联大,民国学术之正大清刚,对比今日学界之卑污,堪叹!峰按)。

……我们看,孔子之刚健雄厚气魄,没有被人欣取;孟子之健朗明爽,也没有被人欣取;被人提倡的,却是荀卿、王充、章学诚、崔述一般人。这般人无一不是肤浅的理智主义者!充其量,不过培根、斯宾塞之流。……

新文艺中,新诗最差,太理智了,哪里会有诗!浪漫主义是这个时代所不容的……宜乎国人很缺少浪漫精神了。和理智主义结不解缘的,是唯物思想和功利主义。唯物思想不单指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下的思想,实则一般人之过重时代、环境、社会,轻估个人力量、轻弃个人责任、遏阻个人勇气,统是唯物的。功利主义是唯物的别名……总之,无非是打算出路。就是立场大些的,也仍是急功近利,全没想到民族的文化命脉。……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肤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唯物、功利,甚至势利,是这一时代的精神。这哪里是文艺复兴?尽量放大尺寸说,也不过是启蒙。

李长之以浅近的语言,击中全盘西化运动的弊害:

第一,这是一场“去中国化”的、移植西方浅陋启蒙思维的文化运动:“凡是真正养育于‘五四’精神中的人或书,往往表现出觉得中国不行。……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不满,无非是拿外国的尺度来量的结果。国人之过于迷信外国权威,留学生之获得分外地位,也无非同一精神的表现。这种文化运动是移植的,像瓶中插花,是折来的,而不是根深蒂固地产自本土的丰富营养。”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著名高校,仍以“海归”(海外归国的留学生)为聘任教授的首选,似乎“洋和尚”才是国家必须斥巨资“引进”的人才,那些本土精英,若无很高、很硬的“人脉”,根本没有获得高校教席的机会;

第二,全盘西化运动是照搬西方近代早期“资本工商逻辑”及其为其辩护的一派肤浅、偏颇、有害哲学——启蒙独断思想,严重忽略了现代另一思想主潮——浪漫派、保守派“反启蒙”哲学文化运动:“这种移植的西方文化,并不是西方文化的全部,只是一个段落,就是资本主义文化,那时或到现在,对于西洋古典文化,吸收甚浅,文化是有历史的东西,截取一段,当然不彻底。”即便是启蒙文化,中国也错误照搬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肤浅哲学,却忽略了伏尔泰、莱布尼茨等较有深度的思想,更不能指望吸取他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充分肯定了!

第三,全盘西化运动是一场自我标榜为“救亡图存”,却实际上毫无根据与逻辑地对中华民族进行谴责、诋毁、自我矮化、扭曲、污损、摧残的病态运动,为了标榜西方文化高超,不惜把“民族自信”彻底毁灭:“五四运动在文化上是一个未得自然发育的民族主义运动……那时并没有民族的自信。只是觉得西方文明入侵了,我们怎么办呢?于是手忙脚乱起来,把自己的东西怀疑吧,毁掉吧!毫无抉择。那时的吴稚晖说要把线装书丢在茅厕里,鲁迅说读西洋书使人活,读中国书使人死。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时至今日,每个稍有阅读品味的中国读者,只要展开中国典籍,或者西方古典著作(从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立刻,一个“内在完整的、理据充足、情感饱满的人性世界”扑面而来,将你的灵魂揽在怀中加以抚慰,使你在错杂纷纭的世俗现象之外,一窥“本源世界”的光辉、奥秘、自由、宁静和美,谁若有此品味,谁就得救了——从毫无意义的世俗沉溺中挣扎向上,进入宇宙自然-人文世界的永生境界之中!

第四,大多数人误解或受到官方意识形态、舆论、人云亦云的大众传媒的刻意误导,认为假五四西化运动的最大成绩,是思想和文艺,实则不然:“论到成绩,在国际上可以立足的,也只有地质生物之类可以说……凡属精神方面的造就,必须长期培养而后可……原不能期诸仓促。”是一贯启蒙独断思维的急功近利所致。

第五,全盘西化运动是启蒙独断-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匆忙而病态的照搬与重演,是中国当代社会百病丛生的一大精神病源:“我们只有二十几年,却要(重)演人家二三百年的经历,那得不匆遽?我们思想界上的混乱,是不必怪也不能怪的。”长之先生在关乎全民族文化命脉的重建与复兴的“文明战略”大问题上,情有可悯,卓见多多。

倘若较长距离地予以历史观察,即可明白:自张之洞、辜鸿铭、陈寅恪、吴宓等人提出英明远大的文明战略布局与社会主张——“洋务自强”与“中体西用说”(李长之在后来文章中亦表赞成),不幸被清末民初卑鄙、浅陋的政治派别之争(保皇党康有为、张勋等、政学系政客梁启超、投机派袁世凯等军阀、国民党、汪精卫、蔡元培、与国民党争抢资源的章太炎等“国粹派”、以及陈独秀等)取代,这些政治-学术派别,为了迎合英美日苏等国际势力、维护自私的“党派利益”,将“中华古典文明”作为或反对、或借重的借口,以掩盖其抢夺、瓜分、维护党派既得利益而施放的学术烟雾。

因此,蔡元培不顾马一浮等名儒反对,悍然废止在大中小学读经,汪精卫屡次提案“废止中医”,章太炎对袁世凯的先恭后倨、收蒋介石贿赂即妥协、胡适长期接受蒋介石的秘密津贴、背叛《自由中国》杂志、鲁迅秘密接受蔡元培资助等等……这些纷纭“怪象”的背后,是蒙昧了基本的中国良知与学术良知,违反自身教养与学识,以激烈姿态骗取大众追捧,谋取党派私利而已。

第六,全盘西化运动发动之初,遭到杜亚泉《东方杂志》、吴宓《学衡》杂志、梁漱溟等众多有识之士的批判。伴随学术思想的进步,尤其是全面抗战的爆发和民族感情的激荡,全盘西化运动遭遇了一再退潮,不幸政治巨变,最终被官方舆论“定为一尊”。李长之认为,中日战争的爆发、全民族的伟大抗战,将一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谴责与自我污损,一变而为“民族精神”的鼓舞、弘扬:“从偏枯的理智变而为情感理智同样发展,从肤浅鄙近的变而为深厚远大,从移植的变而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从单单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变而为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亦即“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确为民族新生与全球新生之一大关键!

然而,事与愿违,中国文艺复兴不能在抗战胜利后顺利开展,即使在数十年之后,恐怕仍只能托诸梦寐。李长之先生在1978年因长期遭受迫害而含恨去世,他的远见卓识,至今仍为密林绝响、空谷幽兰,后继者其谁耶?

无独有偶。有学生传回台湾蒋中正纪念堂的照片,蓦然发现蒋介石塑像后,赫然刻大字“民主、科学”,予失笑:“蒋公统一中国、领导抗战,丰功厥伟;然外迫舆论,内掣宋美龄、胡适等西化分子,只能以民主、科学为号召,蒋公力推训政而不得,谈何民主?自身笃行王阳明哲学、且加入基督教,谈何科学?真至死不得心志之舒展,从事政治之可怜,足见一斑!”

启蒙独断主义所草率树立的抽象概念,既不符合真实历史的复杂构成,也不能经受人类经验与理性的反复推敲,却要求所有人顶礼膜拜、不得怀疑,而且要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即使造成无辜生灵一再涂炭,也在所不惜,这种愚昧的信奉对象,堪称“现代一大邪教”。

最近200年来,启蒙独断-实用主义思维,就以抢夺全球各种宝贵资源与市场为目标,以政府、企业、传媒、大学的霸权话语为宣教形态,深入人类大多数心灵,使之甘愿为此焚膏继晷、疲于奔命,泪尽继之以血,甘愿受其愚弄,只要在购物中心或一两款最新网络游戏中,获得一点可怜的补偿,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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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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