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读中国古籍，自大学本科四年级读《论语》始，迄今二十五载，犹觉华夏经典智慧之高超难及，非当代学术之浅俗琐碎、以讹传讹之宜知。穷本溯源，颇欲探究：古人何以在数千年前，即已洞悉宇宙人生之真谛、进而措置时宜而垂世立宪、整齐众生，创造出光辉灿烂之文明？
是故于西元两千零五年出版了《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一书，对此稍有论究，而此后思考、研读，仍念兹在兹，深望吾华夏民族，能摆脱迷暗，从“文明传播”之古典宪政秩序中，汲取无尽智慧，以傲然挺立于今日世界并造福全球文明也。
中华文明万年绵延，约略分为四大时代：
一是伏羲、炎黄、尧舜之三皇五帝文明，即古典立宪、创制文明、国家制度的时代，荟萃为《尚书》、《尚书·周书》、《周礼》等古典宪法制度体系；
二是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明教化时代，尤其是西周学术教育事业的发达，造就了以孔子为表率、以老庄列子、管子、吕氏春秋等为重要补充的晚周诸子百家智慧，其思想体系超绝千百年，影响极其深远，至今难以企及；
三是汉唐大一统古典立宪文治政府体系之完备时代，奠定今日中国大一统集权政教传统，中华民族由此大盛；
四是宋元明清各种精致文化的繁盛优美时代，人类文明生活的智慧、技艺，更趋圆熟、精美。
与此同时，元明清三代的宪政废弛与体制僵化，导致中华文明的活力不足。
清末民初的国困民穷，与西方物质、精神侵略迭乘，导致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极大混乱，“全盘西化”思潮占据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学术、舆论主流，长达百年之久。社会病态与人文乱象的深刻与急剧，促使国人觉醒，“中华文明复兴运动”遂呼之欲出、蔚然成风而不可遏制也。
近读陆贾《新语》、董仲舒《春秋繁露》、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刘向《说苑》、《新序》，与钱穆先生《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名篇《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两汉博士家法考》、《孔子与春秋》等论著，两两参究，豁然开朗：晚周秦汉之际，政治家、学问家彼此互动、影响；学问家各流派之间亦彼此参究、互动，终于造就秦汉之际伟大的政治、思想运动：各诸侯国凭借自身经济、军事实力，以“齐桓晋文”等五霸事业为代表，做“政治大一统向心运动”，即在已然衰微的周王室权威之外，企图树立起另一番全国统一的宪政秩序与权威，这一政治运动，最终由秦完成；
与此同时，诸子百家也对前代学术（尧舜禹三代官学谓之古学，两汉谓之古文）予以“创造性的综合、诠释、提升”，用以呼应晚周时代的政治文化需求，孔子称为“斟酌损益、温故知新”。其标志，一是孔子儒家学派对古典官学的重新整理、诠释、提升，即《六经》传统的辉煌确立；一是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学派对黄帝时代思想文献（三坟）的整理、诠释、提升，这一学派以“黄老之学”的名义盛行于西汉初年，成为与儒家并列的、华夏智慧的两大本源之一；此外，法家、阴阳家、名家、墨家等学派亦盛极一时，法家一度成为秦统一中国的重要思想基础，阴阳家的五行思想，博大深邃，注入儒道各学派，以董仲舒《春秋繁露》为最成功；名家以“刑名法术之学”的名义，深受文景昭宣诸帝的喜爱，萧何采纳以制《汉律》，历代沿袭，影响至今不衰。
总之，晚周秦汉之际的学术思想，亦如秦汉之政治统一事业，做“大一统向心运动”，终于凝结为“西汉新儒家”——陆贾、董仲舒、司马迁、汉武帝等人所主张、所建制的“儒家教化、文治主义、宪政立国”之伟大国策，而这伟大的政治、学术向心运动之“心”（华夏文明的宪政秩序的核心），远承自尧舜《尚书》时代和周公《周礼》时代的一系列宪政观念与宪政制度，不断丰富完善，迄晚周时代，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服，遂一致百虑、殊途同归了。
《说苑》以简洁而深刻的记述、独具匠心的编排，将这尧舜殷周秦汉以降中国3000余年的宪政秩序亦即政治制度与精神传统上的“伟大向心运动”，予以揭示、阐发无遗：
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
“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峰按：《说苑·建本》此条记述又见《韩诗外传》卷四，可见晚周秦汉学术思想融会贯通、相互印证，非近代“疑古学派”之浅薄可窥也。）
大一统中国文明核心，就是管仲作为晚周杰出政治家、思想家，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华夏联盟之主导人物齐桓公的“仲父”和老师，教给齐桓、晋文等一切当权阶层、智者圣贤、黎民百姓，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宪政格言、文明奥秘、人世真理：百姓就是人文宇宙、文明生活、社会体系之天，即最高者，如同自然宇宙之最高者——莽莽苍苍之天。
天者，万物所从出之最高价值本原，一切自然、社会活动的合理性、合法性的根源所在。“百姓与之”意思是“百姓赞同之”，意味着：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社会的安全稳定、繁荣富强，均来源于普通百姓的价值认同，这也就是孔子“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之千古明训，其间蕴含着的博大精深之宪政涵义，百姓就是天，但百姓意志经常盲目暴烈，必须“明君、贤相”予以驾驭，《尚书》所谓“作之君，作之师”，作者，振作也：民怠惰无理，则君相矫正之；民贫苦无告，君相拯济之；民合理控告，君相受理之；民安居乐业，君相教化之；民无理，君相正之；君相无理，则民正之；不能正之，则起义推翻之；故而，孔子盛赞“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司马迁著《史记》，列陈涉为“世家”，即深刻揭示中国古典宪政之精髓：中国自古奉“天”为最高，君相、诸侯、贵卿、士绅、百姓，均受“天”约束，体现为礼教和法治并重，天子犯法，轻则下《罪己诏》，重则被废黜或推翻，废黜、推翻旧君的新政权，自动“天然地”获得合法性，只要百姓拥戴，换言之，在中国，天是受约束的百姓。
可惜，2000多年后，中国古典宪政体系，在元明清三朝被全部或部分地废弃；与此同时，西方卢梭等小人，哗众取宠地提出“一人一票”的“人民意志”，实乃“多数意见的暴政”，以此为取舍标准的虚妄民主制，从雅典城邦民主制无辜处死苏格拉底，一直到2016年6月，英国全民公投决议脱离欧盟，不一而足，“不受精英节制、不受道德约束、盲目而专断的多数人意志”，使宪政体系空洞化、独断化、扭曲化、有害化，全球文明因此陷入紊乱。
如今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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