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一统宪政国家的缔造，历代皆有伟大贡献。
尤以伏羲时代最高妙，即：解决了天人关系最核心的问题：天就是宇宙大自然的运行秩序，人类顺天而生，王者法天而治，经科学观测、记录、整理而成的《河图易经》天文历法体系、时宪-节气-物候-农耕-生活体系，确保了中华民族的万年繁荣昌盛；与此同时，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困扰其他民族的宗教神学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宗教-种族-文化冲突问题——孔子在晚周时代写成《易传》，把“神”诠释为“阴阳不测之谓神”，彻底排除了一宗一教独断“神明”（上帝、教主）的西方宗教-哲学-世俗意识形态信仰（启蒙主义）对这一“至高问题”的蛮横论述、独断思维：宇宙的本质既然是阴阳不测之元气，那么，人类由于生命的短促、智慧的短浅和表达的无力，根本不能对此加以言说，更不用说垄断了；
孔子这一老老实实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态度，一举解决了自各大宗教创始以来，直至当代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横行肆虐背后的普遍的思维迷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孔子一言，涵括希腊自色诺芬尼、皮浪与恩皮里柯，直至蒙田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菁华。
孔子犹如严肃而温和的教师，亲切地直视着每个人的眼睛，望定了如顽皮儿童一样哄笑打闹、妄言妄语的古今人类：“吾子，既然你没有真凭实据，为什么却一口咬定——这眼前的世界之上、之外，还有一个‘理念’或‘理型’的世界呢？嗯？柏拉图？请回答你在《对话录》中胡涂乱抹的那一切，是你亲眼得见，还是仅仅你个人的‘脑海图景’而已？”柏拉图以及一切舞文弄墨、信誓旦旦地宣称“神”存在或不存在的作者、教主、教派代理人，全都沉默了——
孔子转向一个神经兮兮的学生：“卢梭，既然你认为国家的主权在于人民，那么，这个人民主权行使其至高无上的主宰权力的对象，一定是‘非人民’了？你又如何划定：哪些是‘人民’，哪些是‘非人民、人民的对立面、人民公敌’呢？这不是赤裸裸的暴政的借口，又是什么？！”
孔子转向众人：“苍天有序，即道；人人自治，即德。切勿再犯这种强加于人、于自然的低级错误——”
柏拉图、卢梭，低头不语。
思想的课堂，仍在继续……
由于中国人率先且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形而上问题，中国人的全部精力，深入而有效地投入到大一统国家制度、文明秩序的缔造、建制活动上——神农炎帝的农耕畜牧等生产-生活制度、养生医药制度、日中为市的市场经济制度；黄帝修德、振兵的内外宪政制度体系；尧舜大禹的文治政府体系、根治远古大洪水、建立九州朝贡体系；夏商周三代的文明治理；尤其是西周王朝伟大灿烂的封建礼乐制度体系……
中华文明最深重的危机出现于公元前770年开始的东周时代。长达549年的内战、分裂、混乱、纷争在摧毁旧的礼乐秩序的同时，儒家却传播着一个更合理、更人道、更稳固的“天下一家”的文明理想，而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尤其是公元前202年刘邦重新统一中国以后汉初政治家、思想家的一系列政治与文化建树，不仅使中国固有的文明传统获得重新确认并发扬光大，中华文明由此最终定型，而且中国经受住了长达数世纪的内部分裂而重新获得统一，这一世界历史与文明传播的最大奇迹，显示了中华民族政治上和文化上不可倾摇的伟大凝聚力；中华民族经受住了极严峻的历史考验与传播危机，重新凝结为稳固而统一的文明世界！
历史的启迪是巨大的：秦汉建大一统王朝，废封建而行郡县，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全国行政、军事、监察而成三权分立之有效政府，更有九卿分掌各种行政事务，其确保政治统一、稳定与有效治理之中央地方关系以及各级官制，使中国社会由诸侯社会一跃而为中央集权、有效治理的政治、经济、文化统一体，可谓丰功厥伟；其书同文、车同轨，其广修驰道、疏通水利，其南定闽越、北逐匈奴、建筑万里长城，皆不朽之历史功勋也。
秦政纯任法治、刑戮残忍、焚书坑儒、奴役、掠夺人民，使其仅存15年而灭亡。又经15年战乱，刘邦才削平各种反对势力，公元前195年即高祖即位12年后，天下才算彻底稳定、安宁下来。
历经战国纷乱、暴秦灭亡、楚汉相争、汉初定国等战火纷乱、内外交困之岁月，刘邦深知创业艰辛，更感治国守业之难，丞相萧何、曹参、陈平诸人均崛起民间，亦深知战乱给人民造成的苦难、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故以“休养生息”为当朝急务，所幸惠帝、吕后、文景诸帝深明大义，一意减轻人民负担、谋求社会安定，文景两朝39年，国家富庶、百姓康乐，成就千古叹美之盛业“文景之治”。
1，大一统国家之本，在道德教化
历史已然行进到这样一个伟大庄严的时刻：重新统一并迅速富裕起来的社会急需道德教化与人文熏陶；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急需恢复并光大，历史一再证明这是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千秋大业之宏基；汉初决策者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大力提倡中华文明传统之核心精神——儒家教化，并予以弘扬光大，使全社会高度认同于中华文明之道体——自爱爱人之儒家仁道，以一系列政治、文化措施使之制度化、固定化，使之成为全社会一体遵行的道德轨范，如此，中华民族之复兴伟业，才能一举奠定。
两汉国祚四百年，乃中古欧亚大陆最大、最久之文明统一体，任何政治动荡、外族入侵等巨大灾难皆不足以摇撼其统治基础。令中华民族世代景仰的英明决策者，恰好呼应这一历史要求而出现于历史舞台的中心：公元前140年，年仅17岁的太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
国史以秦皇、汉武并称，其崇高之地位可见：在中古人君中，武帝之武功，直追始皇，而文治之德，则大大过之，其政治、文化建树，一举奠定汉民族此下两千余年发展之基础，后起之唐宗、宋祖，亦无以过之。武帝在位54年，凭借国家几十年休养生息所积累的雄厚资本和自己天赋之英才，以无比的智慧与魄力，对外开拓疆土，北伐匈奴、南定南越与西南夷、东征朝鲜、西通西域，把秦朝时的中国版图扩大了一倍，征服、融合了许多民族，极大地开拓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他倾全国之力，与长期为患北方的匈奴人进行殊死的搏斗，在当时东方两大民族——匈奴与汉人之间的生死大决斗中，击破匈奴，使汉民族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他经略岭南，恢复了自秦以来对闽、粤、越南的统治权，并使云南、贵州与四川西南部之少数民族归化中国；将朝鲜北部收入中国版图；开辟河西走廊，将政治势力扩展至塔里木河、葱岭一带，为经略西域（中亚）、将新疆等西域广大领土纳入政治版图奠定了基础。
武帝为太子时，以儒生王臧为师。即位后，以王臧为郎中令，迎儒学大师鲁申公入朝，拜为“高等顾问”，于是儒风大盛。又下诏各级官吏，荐举贤良方正、青年才俊，讨论国家长治久安之道。武帝亲行策问，儒学巨子董仲舒应以《天人三策》，武帝大为激赏，遂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定策，历史确认了中华文明之大一统传播秩序（道统、学统、政统合一）即儒家思想的伟大地位。
2，天人三策：融贯百家，独尊儒术
《汉书·董仲舒传》曰：“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于是，公元前136年，武帝置五经博士，公元前124年，采公孙弘议，设五经博士弟子员，额定50人，以后一再增加，汉成帝时达三千之众。武帝又建“明堂”，立太学。博士弟子每年考试一次，能通一经以上则授官，不及格则随时淘汰。东汉光武帝即太学生出身，大力崇儒兴学，明帝初年建成三雍“明堂、辟雍、灵台”，明帝亲临太学讲经。顺帝时太学学舍达1850间，质帝时太学生达三万人之众。从此汉代公卿多彬彬饱学之士，以后历代不衰。儒学自孔子卒后，历三百五十年传播而终于大行于天下，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文明传统之道统，由儒家道统生发出儒家教化之学统与儒家士人政治之政统，从而保障了古典中国的稳定繁荣。
儒家道德统系（仁义礼智信），自孔子没后300余年终获确立并广泛深入地传播于东亚社会，儒家学统（诗书礼易春秋）与政统（天地君亲师）也随之确立：学统者，传播儒家道统之学术传统、经世传统也。儒家300年后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孔子亲手锻造出的、一支坚不可摧的传播群体、集天下学术于一身的思想学术传播统系、一种“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之伟大传播精神。此群体、传统与精神，以孔子为传播领袖，崛起于晚周时代，中经无数次“二级传播”，将一种文明精神传播于社会各阶层、各角落，绵延两千余年，直至清末民初，虽历经秦之政治迫害、佛老宗教之代兴、隋唐以下科举考试之种种流弊、蒙元之贬斥、满清之摧残，始终傲然屹立，巍然为社会之中坚、政府之领导，挺然而为社会风气之表率，文明传播之渊薮。
复杂纷纭的社会整体，上下各阶层必须有一种统一的道德规范与文化精神为主脑，否则难以长治久安。故董仲舒提出了千古不朽之政治、文化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所谓“抑黜百家”非如秦政灭其学也，仅逐出官学，不立博士而已。
此时西汉学术思想，经过晚周秦汉历史巨变的正反经验的积累，刘邦、吕后、文、景、武帝、萧何等贤君名臣创制，张良、萧何、曹参、贾谊、陆贾、董仲舒、司马迁等名儒议论，融贯渐趋一统，逐步由汉初扫荡秦政、休养生息的黄老清静之治，向儒家大一统宪政文治政府制度大步前进。而“汉初四贤”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的伟大思想，恰恰呼应了晚周秦汉之际诸子百家融合贯通、折中于儒家一是的时代潮流和宪政潮流，儒家宪政正是秦朝暴政、天下涂炭的对立物和始皇帝妄图毁灭的直接对象，天下万民思慕孔子儒家教化既深且久，刘邦遂呼应这一心理，以“太牢大礼”祭祀孔子，不仅开创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例；更使天下万民蓦然欢洽于炎汉文明之扫除秦政、与民更始、重建宪政；文帝进一步扫除秦政，废除秦朝“挟书令”，广求图书、儒术，鲁申公、伏生等献书、献徒、献道于朝廷，辕固生为复兴儒教，毅然与野猪对峙；文帝设立《春秋》博士，董仲舒应征传道，华夏正史传统，由他和弟子司马迁传承开辟，诸子百家如涓涓细流，汇入儒家渊深博大的宪政文治主义和道德人文主义的思想学术宝库中，由《天人三策》予以简要概括而从此垂诸不朽也！
经此天人三策之伟大建构、诠释与不朽筹划，中华文明迅速摆脱晚周秦汉初之混乱，全国思想统一在儒教大一统之人性道统（博大深厚的公共信仰）、人文学统（儒家道术）、人本政统（宪政文治政府下的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之下，恰如尧舜文明（备载于华夏宪法《尚书》）和西周文明（备载于联邦宪法《周礼》），因而率先在全球文明中获得政治突破一样，炎汉文明再次率先获得历史性突破，其宪法精神与古典宪政机制，备载于《天人三策》这一不朽文献中，作为华夏宪法之伟大准绳，将中华文明的稳定繁荣、合理治理、万年绵延、不断复兴的根本规矩，确立了起来！
3，中国独步全球的文明奥秘：古典宪政体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社会形态：士、农、工、商，井然有序；而以“士”为全社会之表率、领导。士之所以能领导中国社会，一方面在于他们赋予中国社会正确的价值准则并身体力行之，此准则，即“忠、孝、仁、义”或“礼、义、廉、耻”之儒家道德观念（道统），全民族对此涣然心折，确信不疑，两千余年，相沿不改——无忠则叛，无孝则蛮，无仁则贼，无礼则野，无义则乱，无廉耻则为禽兽也！
另一方面，士之居于全社会之领导地位，还在于他们掌握融道德信仰、历史经验与治国方法于一炉之学术知识，是为儒家学统。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教”授徒，学生明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之沿革、古今大道之所在、天人相与之奥妙，内圣外王之学行、治理国家之才干，为举世所公认，则西周贵族政治，一变而为东周之游士政治（贵族与平民知识分子结合之政治），再变而为秦汉以下直接从平民中选拔治国人才的平民政治，从而一举奠定中国古典政治之成功与中华古典文明光辉灿烂之宪法基础。
道统确立，学统坚固，方有清明廉洁之政治、天下为公之政统。政统者，坚守儒家道统之基本价值观念、饱受儒家学统之浸润培养，以天下为公、勤政爱民为宗旨，以清明廉洁为基本道德操守，合理公平地治理天下、提供完善公共服务的中国古典政治秩序也。
道统稳固，则公共信仰体系确立，民知自爱，官知廉耻；学统稳固，则公共教化体系完备，德才兼备之人才、官吏，源源不断地培养、选拔出来，中国社会因此长治久安；政统稳固，则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从天子到庶民，均依宪法行动、彼此分权制衡，则中华文明因此光辉灿烂于古典世界也。
中国古典文明之核心，乃三统合一之儒家士大夫宪政秩序。士起自民间，深知民间疾苦，保有质朴清刚之民气；自小受儒家教育，身肩儒家道统，慷慨以天下为己任；受荐举、察举与科举而被选拔到中央太学与地方郡学，受高等教育后，经考试合格被委任为各级官吏。或受民间教育如东周两汉之私人讲学、唐末之书院培养而成材，主持地方事务。士者，能任以国事之人也，其身荟萃道统之博大、学统之深厚、政统之清明，虽君主之位、富贾之财，不能摇撼其为社会中坚之地位，古典中国因此稳定繁荣，近代思想家伏尔泰、卡莱尔、郝大维等人，尊其为“精英政治”、“古典民主政治”、‘儒教民主”者，以此。
中国社会使有教养、有学问的知识分子稳居于靠武力或财力而发迹之武人与商人之上，使道德的力量、人文的力量，稳居于武力或金钱等势力之上，这一有形的政治选拔制度与无形的视学问为最高社会地位的社会风气，判然有别于国王、贵族、武人、教士、政客或富豪把持政治之西方社会，是古典中国取得独步世界的文明成就之关键。
经典日读第三
论语神髓
（毛峰诠释十三经系列之一）
人总是生活在感官现象的牢笼之中，所以极易犯错：譬如光谱是多色的，人类的眼睛却觉得光是透明无色的。挣脱现象、看清本质的最大倚靠，是人类宝贵的历史经验、文明经验。谁否定了历史，谁也就放弃了久远的未来。
花哨俗丽最易骗人耳目。
真理却像清水一样朴素。
孔子作为“集大成”的智慧大师，从自身感受中，凝炼出一句名言：
巧言令色，鲜矣仁！
巧辩之言，花样叠出；美丽姿色（令色），炫人耳目；这其中，很少真正的美——使人生充实、幸福的仁爱。
大家想一想：所有购物中心的第一层大厅，最明亮最炫目的是什么东西？化妆品！那些俊男美女，在广告橱窗中搔首弄姿，迅速迷惑了购物者尤其是女人的眼睛，似乎年华、美貌、宠爱，都可以伴随高档化妆品而常存！
可稍稍亲近这些消费者，就能看清她们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当然，薄施粉黛使人显得精神，本无可厚非；但以为这些“令色”可以“驻颜”，那就只能是“自我欺骗”了。
真正的美，是坦然接受大自然给予一切人类的运命——早晨绽放、晚间凋谢，衰老、死亡就是重返大自然怀抱，遵从大自然的节律，岂不比靠“令色”（化妆品）强撑着更好！更美！
美国伟大诗人惠特曼这样形容：
从你，我看到了那在入海处
逐渐宏伟地扩大、展开的河口。
诗就这么短短的一行，名为《致老年》，写于1860年，诗人生于1819年，此时已经41岁。每个人的一生，犹如长江大河，奔流不息地抵达入海口，水流得更平静、开阔、深邃，更美了。孔子形容自己晚年生活：
发愤忘食，乐而亡忧，不知老之将至！
这时孔子已年届六旬，还奔波在周游列国的旅途中，经常遭受各国权贵的恐吓、迫害，但孔子平静如初，无论处境如何困苦、危险，从来没有忘记传播他的理想——让天下人相亲相爱！
发愤读书、讲学、传道，为此经常忘记吃饭，欢乐常驻心中，偶有忧烦，随风而逝，根本不知道衰老已临近了！
心中怀着仁爱，就没有老年！
仁爱是真纯之美。
《论语》原文及译文：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说：“满口说着讨巧的话，满脸堆着讨人喜欢的脸色，这样的人的真实的仁心，恐怕就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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