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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孔学源流之——道义至上,论中国大一统(十一),经典日读第五
毛峰
2016年07月13日

最近由美国设计、主导的政治-军事陷阱、菲律宾非法挑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闹剧,以仲裁庭完全否认中国历史上一直对南海实施管辖的基本事实,惊醒了一直崇拜美国为“上国”、西方近代文明为“人道”、中国历史“一团漆黑”等诸多持全盘西化立场的中国人持续100年的西化迷梦,看清了西方近代文明的霸权本质,道德义愤勃然而起!

最近200年之全球史,至此了了分明也:西方工业革命创造出惊人财富,但工业革命所必需的道德革命(人文精神之革命)却迟迟没有出现、跟进,遂在自然秩序(道)和人文秩序(德)众多领域造成严重紊乱,致使人类血泪凝成的全球财富,被各种社会冲突和生态灾难所吞噬。

文明衰败的根源,恰在于启蒙独断主义错误判定历史为野蛮、宗教为迷信,遂使维系社会责任和人伦操守的人类文明的历史传统和传播遗产,一一陷于紊乱和崩溃。

全球许多急功近利的观念和行为,经常到了厚颜无耻、伤天害理的程度,不受道德控制的工商科技扩张,最终使全球生态系统和社会体系渐次瓦解。

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最近200年西方霸权主导下的人类文明之逼真写照也。此下人类能否重建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世纪间(轴心时代)伟大圣哲孔子、佛陀、耶稣等人所遗之道德教诲与宗教训诫,进而重演汉唐王朝构筑中华道统、学统以及人文政治之政统、佛陀组织僧团、耶稣门徒组成西方教会,以构筑东西方文明核心之伟大传播进程,使创造财富的工业能力与消受此财富之道德力量达致平衡,拯救全球生态系统和文明体系,此刻殊难逆料者也。

恢复、培育被全盘西化在最近100年里扫荡殆尽的中国人的道义观念,当务之急,在于重建《尚书》、《周礼》、《春秋》、《史记》、《通鉴》为代表的中国正统史学的伟大传统。

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北大学院己已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近代以来,神州动荡、国困民穷,国人遂对固有文明产生莫大怀疑乃至嫌弃,即使治人文学术乃至国史者,亦祖述东洋、西洋或苏俄主流史观,全然蒙昧于本国历史观念、源流、制度、文献等,寅恪先生自称“羞欲死”,遂渺茫寄望于新一代史家。

无奈“疑古学派”(实乃全盘西化派)居近代学术、舆论主流,遗祸至今,国人对自身文明传统仍极蒙昧,“洗斯耻”殊非易事也。

钱基博、邵祖平、张尔田诸人均批评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新史学”之失,在“读书灭裂、勇于专断”、“循从、诈取、诡获”以迎合时流、沽名钓誉也,甚有见地。

陈寅恪先生又赠一诗,以警戒当时举世若狂、奉西方文明为唯一圭臬之时流、尤其是青年一代: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

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昔者孟子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儒家之理想主义正是天下道统与操守之所系,倘举世皆仅只求功利,则必使天下陷溺也。迂儒、俗众之间,必维持一种相反相成之张力关系,社会乃安、文明乃传。

若设定学术、教育、文明事业,必须为某种功利目标服务,则社会必丧失道德准绳,一个文明之内在传播秩序必严重失衡也。

在国家论述、各种政府文告、公私论述、尤其是学校教育、学术研究话语中,必须立即恢复“中国士大夫政治”(古典宪政体系之一、中国古典政治根本)的合理地位。

陈寅恪1950年诗《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曰:

“国魄销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雌黄。

著书纵具阳秋笔,哪有名山泪万行。”

陈寅恪在1931年《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认为“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吴宓在1945年10月10日对来访的孙贯文说:“赤县古国,遂至今日,沦胥以尽。况文字已擅改,历史不存。教化学术,悉秉承于美、俄,即(使)中国名号犹在,甚至人民安富尊荣,(然)其国魂已丧失,精神已荡灭。”而在1950年代,陈寅恪直截了当称“国史已亡”!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考据“简编桀犬恣雌黄”一句,典出《史记·邹阳列传》“桀之狗可使吠尧”,陈寅恪严正指斥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作为中学课本,印行数百万册,乃官方史学代表,如同“桀犬吠尧”、信口雌黄,尤其是范文澜在该书前言《研究中国历史的钥匙》、《论正统》中,以传统士大夫统治为“乱”而以农民起义为“治”之说,可谓不顾基本历史事实,奉“乱”为“治”、指鹿为马,故受陈寅恪、钱穆、柳诒征等史家严肃批评也。

晋代史家孙盛著《晋阳秋》(即《晋春秋》),秉笔直书,触怒当道,子孙大加删削乃敢传布,孙盛遂写定两原本,寄存于辽东友人处,晋灭始出。

陈寅恪亦怀孙盛之志,无奈身残境迫,平生宏愿之撰述“中国通史”亦随之玉碎,俞大维称此为“我们时代的悲剧”。

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繁荣的道德基石,是我在《清风庐》和《天下专栏》(中国日报中文网)上连载的系列文章《论中国大一统》之“纲纪之道”(俗谓“三纲五常”者也)。

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唯深入温习传承过往之传统者,乃能深知并开创文明之新局,此人文主义之基本信念,中国正史传统所谓“损益”观也。

无奈胡适诸人对历史抱实用主义态度,奉杜威“实验主义”、“效能主义”等近代进步主义之粗鄙学说为宗旨,简单判定一时困难之中华文明传统为“国故”,甚至提出“捉妖打鬼”以促传统文明速速灭亡或仅供赏玩以“就博物馆之位”,从而“再造”出一个崭新的“新文化”、新文明,如此浅薄自欺之理论,竟然博得中外浅俗者不断喝彩。

近观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文化大观园”专栏播放专题节目《血色黄昏:李鸿章洋务生涯》、《拨云见“适”》介绍李鸿章、胡适生平,仍陷此愚昧浅俗之见,而“凤凰卫视”乃华语传媒之最佳者,见识尚粗浅如此,它如中央电视台者,更何足道哉!

读史可知:自1912年蔡元培出掌北洋政府教育部、旋即废止全国大中小学读经、时任秘书长之名儒马一浮为此愤而辞职至今,90年间社会风气之昏乱无耻,致使中国民主政治、自由经济、独立学术屡遭挫败,社会各界、教育学术之混乱更无以复加,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全球华人社会,仅混乱程度差异,却无实质不同:

一旦仿行西式民主必乱象叠现,如台湾;若肆行集权专制,则必民不聊生;其根本茫昧处,即在未尝透彻了悟儒家人文主义之终极宗旨,因此始终无法树立道德良知、伦理底线、社会责任于国民人心,俗谓“一放即乱、一统则死”,近代化进程至今不成功也。

盖儒家学说之核心——三纲五常之名教,如柏拉图之理念、耶稣基督之“道”、佛陀之“佛法”,辜鸿铭所谓“荣誉与责任之大法”,犹近代西方之“宪法”,每一国民必须率先履行这一责任,然后才能求取个人梦想之实现、个人欲望之满足,如此,则人我两安、天人和谐也。近代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卡莱尔、爱默生、泰戈尔、雅斯贝尔斯、汤因比、美国当代新人文主义大师欧文·巴比特(白璧德)等,均具此先见之明而严批启蒙主义之“释放欲望却未树道德”,特尊中华文明之道德传统,犹如西方之基督教、东方之佛教一般博大精深、敦养人道。
无奈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诸人,身负引导舆论、规划学术之重任,却无深究中西学术之教养,蔡元培竟胡乱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之说,试问:宗教乃研宇宙人生之本源究竟而设立之伟大教化也,美术之教育如何担此圣责?胡适更拾取英国经验主义之牙慧,喋喋云“经验、试验以外无存在”,民国时代一老者曾劈头骂之:“混帐!汝祖父死于汝降生前,汝未尝经验、试验,汝祖亦不存在耶?”

熊十力尝与胡适等人聚餐于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见胡适喋喋谈说诸子不休,乃拍案怒斥曰:“晚周诸子,唯熊某能讲,余皆胡扯!”胡适唯唯而已。牟宗三躬逢其盛,回忆称“入读北大三年,方始见一真实学人!”熊先生更撰文《须从根本处注意》,但蔡、胡、陈诸所谓学术领袖者,从未“从根本处注意”树立道德本源而把注意力全放在所谓“工商科技”急功近利之片面近代化所谓国势扩张也。

试思:人之恻隐、同情、仁爱诸良知美德,不待“试验”而潜存,文明若不敦养此道德,则各国、各阶层、各个人逞其争逐名利之心,祸害天人,已陷全球文明、天地万物、万千生灵、有情世界于苦海也,睹之今日,复何言哉!

陈寅恪1952年有《男旦》等诗,批评1951年秋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曰:“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

1952年2、3月间,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发表《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自我检讨》两文,经此“洗澡”和“人人过关”,陈垣乃重得政府宠信,后就任北师大校长,而陈寅恪认为这是“趋炎附势、曲学阿世”之举,告来访者:“我和他们不同,告诉北京的人,需分清楚。”

余自1993年入读北师大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愈益深察此校学风之浅薄势利、管理之腐朽不堪,读此乃知“其来有自”,谄媚权贵以自肥,实此校遗风也。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载,文史宗师钱基博先生,曾当面训诲其子钱钟书说:“你当效法你叔(钱穆乃钱钟书叔父辈)所愿:尽量不在平、津、沪高校任教,以免庸俗!”无奈当今全球知识分子,均乞食于各主流大学,仰鼻息于洋人、洋理论、洋期刊,志向、节操均难以葆全,非能如陈寅恪先生之壁立千仞、名节不亏也。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中国自立、自强之道也。

经典日读第五

论语神髓

(毛峰诠释十三经系列之一)

人世的复杂程度,超出人的想象。

能否平稳有效地治理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使之长期处于稳定有序和繁荣富庶之中,是古今政治、学术的试金石。

观古典经籍,赏《清明上河图》,即可知,中国自三皇五帝、虞夏殷周、秦汉唐宋,直至元明清,绵延五千年以上的灿烂文明,平稳有序、繁荣富庶,堪称全球奇迹,其治理的奥秘何在?

孔子寥寥数语,即予破的: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注意这第一个“道”,意思是“设立政教,引导百姓”,简言之,要“导万民于正途(道)”,即“以仁道治理、引导万民”,让举国上下,有所依归。换言之,就是合理地治理、引导老百姓。

治理大国(千乘之国)的方法有三:一是敬慎其事,讲求信用,不能朝令夕改,失信于民;二是把有限资源用对、用准(节用),爱惜民生;三是使用民力要遵循天地四时的自然节律。

简简单单五个字:敬、信、节、爱、时;却囊括了天地人大一统的法则:敬与信,讲人事的治理;节与爱,讲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投放重点——民生;最后一个字:时,讲天文节律,所有人事的治理、大地资源的配备、使用,最后都归宗为天文节律的精妙把握,天地人大一统的协调与繁庶,由此诞生!

《论语》原文及译文: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说:“治理一个大国,政策必须谨慎,能守信义,节省资源财用,以爱民为念。使用民力,要充分考虑到天文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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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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