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美国设计、主导的政治-军事陷阱、菲律宾非法挑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闹剧，以仲裁庭完全否认中国历史上一直对南海实施管辖的基本事实，惊醒了一直崇拜美国为“上国”、西方近代文明为“人道”、中国历史“一团漆黑”等诸多持全盘西化立场的中国人持续100年的西化迷梦，看清了西方近代文明的霸权本质，道德义愤勃然而起！
最近200年之全球史，至此了了分明也：西方工业革命创造出惊人财富，但工业革命所必需的道德革命（人文精神之革命）却迟迟没有出现、跟进，遂在自然秩序（道）和人文秩序（德）众多领域造成严重紊乱，致使人类血泪凝成的全球财富，被各种社会冲突和生态灾难所吞噬。
文明衰败的根源，恰在于启蒙独断主义错误判定历史为野蛮、宗教为迷信，遂使维系社会责任和人伦操守的人类文明的历史传统和传播遗产，一一陷于紊乱和崩溃。
全球许多急功近利的观念和行为，经常到了厚颜无耻、伤天害理的程度，不受道德控制的工商科技扩张，最终使全球生态系统和社会体系渐次瓦解。
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最近200年西方霸权主导下的人类文明之逼真写照也。此下人类能否重建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世纪间（轴心时代）伟大圣哲孔子、佛陀、耶稣等人所遗之道德教诲与宗教训诫，进而重演汉唐王朝构筑中华道统、学统以及人文政治之政统、佛陀组织僧团、耶稣门徒组成西方教会，以构筑东西方文明核心之伟大传播进程，使创造财富的工业能力与消受此财富之道德力量达致平衡，拯救全球生态系统和文明体系，此刻殊难逆料者也。
恢复、培育被全盘西化在最近100年里扫荡殆尽的中国人的道义观念，当务之急，在于重建《尚书》、《周礼》、《春秋》、《史记》、《通鉴》为代表的中国正统史学的伟大传统。
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北大学院己已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近代以来，神州动荡、国困民穷，国人遂对固有文明产生莫大怀疑乃至嫌弃，即使治人文学术乃至国史者，亦祖述东洋、西洋或苏俄主流史观，全然蒙昧于本国历史观念、源流、制度、文献等，寅恪先生自称“羞欲死”，遂渺茫寄望于新一代史家。
无奈“疑古学派”（实乃全盘西化派）居近代学术、舆论主流，遗祸至今，国人对自身文明传统仍极蒙昧，“洗斯耻”殊非易事也。
钱基博、邵祖平、张尔田诸人均批评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新史学”之失，在“读书灭裂、勇于专断”、“循从、诈取、诡获”以迎合时流、沽名钓誉也，甚有见地。
陈寅恪先生又赠一诗，以警戒当时举世若狂、奉西方文明为唯一圭臬之时流、尤其是青年一代：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
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昔者孟子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儒家之理想主义正是天下道统与操守之所系，倘举世皆仅只求功利，则必使天下陷溺也。迂儒、俗众之间，必维持一种相反相成之张力关系，社会乃安、文明乃传。
若设定学术、教育、文明事业，必须为某种功利目标服务，则社会必丧失道德准绳，一个文明之内在传播秩序必严重失衡也。
在国家论述、各种政府文告、公私论述、尤其是学校教育、学术研究话语中，必须立即恢复“中国士大夫政治”（古典宪政体系之一、中国古典政治根本）的合理地位。
陈寅恪1950年诗《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曰：
“国魄销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雌黄。
著书纵具阳秋笔，哪有名山泪万行。”
陈寅恪在1931年《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认为“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吴宓在1945年10月10日对来访的孙贯文说：“赤县古国，遂至今日，沦胥以尽。况文字已擅改，历史不存。教化学术，悉秉承于美、俄，即（使）中国名号犹在，甚至人民安富尊荣，（然）其国魂已丧失，精神已荡灭。”而在1950年代，陈寅恪直截了当称“国史已亡”！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考据“简编桀犬恣雌黄”一句，典出《史记·邹阳列传》“桀之狗可使吠尧”，陈寅恪严正指斥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作为中学课本，印行数百万册，乃官方史学代表，如同“桀犬吠尧”、信口雌黄，尤其是范文澜在该书前言《研究中国历史的钥匙》、《论正统》中，以传统士大夫统治为“乱”而以农民起义为“治”之说，可谓不顾基本历史事实，奉“乱”为“治”、指鹿为马，故受陈寅恪、钱穆、柳诒征等史家严肃批评也。
晋代史家孙盛著《晋阳秋》（即《晋春秋》），秉笔直书，触怒当道，子孙大加删削乃敢传布，孙盛遂写定两原本，寄存于辽东友人处，晋灭始出。
陈寅恪亦怀孙盛之志，无奈身残境迫，平生宏愿之撰述“中国通史”亦随之玉碎，俞大维称此为“我们时代的悲剧”。
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繁荣的道德基石，是我在《清风庐》和《天下专栏》（中国日报中文网）上连载的系列文章《论中国大一统》之“纲纪之道”（俗谓“三纲五常”者也）。
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唯深入温习传承过往之传统者，乃能深知并开创文明之新局，此人文主义之基本信念，中国正史传统所谓“损益”观也。
无奈胡适诸人对历史抱实用主义态度，奉杜威“实验主义”、“效能主义”等近代进步主义之粗鄙学说为宗旨，简单判定一时困难之中华文明传统为“国故”，甚至提出“捉妖打鬼”以促传统文明速速灭亡或仅供赏玩以“就博物馆之位”，从而“再造”出一个崭新的“新文化”、新文明，如此浅薄自欺之理论，竟然博得中外浅俗者不断喝彩。
近观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文化大观园”专栏播放专题节目《血色黄昏：李鸿章洋务生涯》、《拨云见“适”》介绍李鸿章、胡适生平，仍陷此愚昧浅俗之见，而“凤凰卫视”乃华语传媒之最佳者，见识尚粗浅如此，它如中央电视台者，更何足道哉！
读史可知：自1912年蔡元培出掌北洋政府教育部、旋即废止全国大中小学读经、时任秘书长之名儒马一浮为此愤而辞职至今，90年间社会风气之昏乱无耻，致使中国民主政治、自由经济、独立学术屡遭挫败，社会各界、教育学术之混乱更无以复加，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全球华人社会，仅混乱程度差异，却无实质不同：
一旦仿行西式民主必乱象叠现，如台湾；若肆行集权专制，则必民不聊生；其根本茫昧处，即在未尝透彻了悟儒家人文主义之终极宗旨，因此始终无法树立道德良知、伦理底线、社会责任于国民人心，俗谓“一放即乱、一统则死”，近代化进程至今不成功也。
盖儒家学说之核心——三纲五常之名教，如柏拉图之理念、耶稣基督之“道”、佛陀之“佛法”，辜鸿铭所谓“荣誉与责任之大法”，犹近代西方之“宪法”，每一国民必须率先履行这一责任，然后才能求取个人梦想之实现、个人欲望之满足，如此，则人我两安、天人和谐也。近代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卡莱尔、爱默生、泰戈尔、雅斯贝尔斯、汤因比、美国当代新人文主义大师欧文·巴比特（白璧德）等，均具此先见之明而严批启蒙主义之“释放欲望却未树道德”，特尊中华文明之道德传统，犹如西方之基督教、东方之佛教一般博大精深、敦养人道。
无奈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诸人，身负引导舆论、规划学术之重任，却无深究中西学术之教养，蔡元培竟胡乱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之说，试问：宗教乃研宇宙人生之本源究竟而设立之伟大教化也，美术之教育如何担此圣责？胡适更拾取英国经验主义之牙慧，喋喋云“经验、试验以外无存在”，民国时代一老者曾劈头骂之：“混帐！汝祖父死于汝降生前，汝未尝经验、试验，汝祖亦不存在耶？”
熊十力尝与胡适等人聚餐于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见胡适喋喋谈说诸子不休，乃拍案怒斥曰：“晚周诸子，唯熊某能讲，余皆胡扯！”胡适唯唯而已。牟宗三躬逢其盛，回忆称“入读北大三年，方始见一真实学人！”熊先生更撰文《须从根本处注意》，但蔡、胡、陈诸所谓学术领袖者，从未“从根本处注意”树立道德本源而把注意力全放在所谓“工商科技”急功近利之片面近代化所谓国势扩张也。
试思：人之恻隐、同情、仁爱诸良知美德，不待“试验”而潜存，文明若不敦养此道德，则各国、各阶层、各个人逞其争逐名利之心，祸害天人，已陷全球文明、天地万物、万千生灵、有情世界于苦海也，睹之今日，复何言哉！
陈寅恪1952年有《男旦》等诗，批评1951年秋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曰：“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
1952年2、3月间，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发表《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自我检讨》两文，经此“洗澡”和“人人过关”，陈垣乃重得政府宠信，后就任北师大校长，而陈寅恪认为这是“趋炎附势、曲学阿世”之举，告来访者：“我和他们不同，告诉北京的人，需分清楚。”
余自1993年入读北师大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愈益深察此校学风之浅薄势利、管理之腐朽不堪，读此乃知“其来有自”，谄媚权贵以自肥，实此校遗风也。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载，文史宗师钱基博先生，曾当面训诲其子钱钟书说：“你当效法你叔（钱穆乃钱钟书叔父辈）所愿：尽量不在平、津、沪高校任教，以免庸俗！”无奈当今全球知识分子，均乞食于各主流大学，仰鼻息于洋人、洋理论、洋期刊，志向、节操均难以葆全，非能如陈寅恪先生之壁立千仞、名节不亏也。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中国自立、自强之道也。
经典日读第五
论语神髓
（毛峰诠释十三经系列之一）
人世的复杂程度，超出人的想象。
能否平稳有效地治理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使之长期处于稳定有序和繁荣富庶之中，是古今政治、学术的试金石。
观古典经籍，赏《清明上河图》，即可知，中国自三皇五帝、虞夏殷周、秦汉唐宋，直至元明清，绵延五千年以上的灿烂文明，平稳有序、繁荣富庶，堪称全球奇迹，其治理的奥秘何在？
孔子寥寥数语，即予破的：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注意这第一个“道”，意思是“设立政教，引导百姓”，简言之，要“导万民于正途（道）”，即“以仁道治理、引导万民”，让举国上下，有所依归。换言之，就是合理地治理、引导老百姓。
治理大国（千乘之国）的方法有三：一是敬慎其事，讲求信用，不能朝令夕改，失信于民；二是把有限资源用对、用准（节用），爱惜民生；三是使用民力要遵循天地四时的自然节律。
简简单单五个字：敬、信、节、爱、时；却囊括了天地人大一统的法则：敬与信，讲人事的治理；节与爱，讲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投放重点——民生；最后一个字：时，讲天文节律，所有人事的治理、大地资源的配备、使用，最后都归宗为天文节律的精妙把握，天地人大一统的协调与繁庶，由此诞生！
《论语》原文及译文：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说：“治理一个大国，政策必须谨慎，能守信义，节省资源财用，以爱民为念。使用民力，要充分考虑到天文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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