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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孔学源流之——反思全盘西化:经济学家的视角
毛峰
2016年07月20日

作为当代重要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是深刻意识到全盘西化运动的历史错误,发现了被错误否定的“儒家仁爱思想”对中国与世界发展具有重大伦理价值与文明传播意义的著名学者。

在论文《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摘要”与“正文”里,林毅夫首先提出: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全盘西化”,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不仅在物质和制度上,还在于学术、道德、思想层面,因此,要抛弃传统,全盘西化。显然,这是对深刻而复杂的历史文化-经济与社会等现实问题,做出了一个简单、草率、粗暴的解说。

其次,林毅夫援引文化人类学家的理论,使之与马克思辩证观点贯通:马林诺斯基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组织、精神,此观点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器物是经济基础,组织与精神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决定的标准在于经济基础,亦即:经济基础作为器物层面的问题,不能如新文化运动等全盘西化派的简单做法,判定中国文化落后、必须抛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既未全盘西化,也并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指导与进行。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否和真实世界的条件一致,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制度此路不通。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照搬启蒙独断主义观念,既不能合理解释我国历史文化,也不能分析、揭示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源与实质。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摆脱最近100年的全盘西方思维的自我囚禁,自己了解发生于中国的各种现象的本质和原因,提出理论解释,以此推动中国的进步和社会科学的发展。

林毅夫进而提出:中华民族在保留以“仁”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基础,提高经济基础,推动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合理完善,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让中国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第一个拥有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文明的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和我国相似,摆脱全盘西化的理论思维,创新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视野,才能较合理地解释中国历史与现实,也能较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现古今中西互补的大同世界。

林毅夫发现,在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的50、60年,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推动了一场以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以图强。甲午战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所言:“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反,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里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

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梁启超一样,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不仅在于物质和制度上,还在于学术、道德、思想层面上,并且,东西方的文化是不可调和的。陈独秀直言:“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绝对是是两样,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的话来捣乱”,胡适则指明:“我们必须承认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资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肯认错了,方肯死心塌地去学人家。”于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强烈主张“全盘西化”, “必须死心塌地去学人家”也可说是我国学术界这一百年来不少学者的基本信条。

林毅夫指出,从实践上来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这100年,中国显然并未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那样,进行全盘西化。以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现状为标准来衡量,我国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仍然有许多差强人意的地方,这些差距,从西方现有的理论来看,是由于我国的体制机制问题所致,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并未阻碍中国的进步,尤其是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1979到2014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7%,总量增长了28.3倍。按市场汇率计算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1979年改革开放刚开始时,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时的市场汇率计算仅182美元,低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三分之一,201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达到7600美元,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期间6.8亿人摆脱一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为世界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一个10多亿人口的贫穷落后国家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规划,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完成之时,中国有可能跨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615美元的门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立下一个重要里程碑。

正如2012年11月29日,中共十八届党代会选出的新的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时,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之时,我国学界有必要以这100年的实践和认识的深化,来反思新文化运动当时的认识和倡导的观点,并对民族的复兴提出新的看法和主张。

林毅夫在这篇重要论文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经济基础才是判定一个文化先进或落后的标准,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看这种文化能否解放生产力”,而新文化运动判定我国传统文化落后,必须全盘抛弃,中国必须全盘西化以追赶西方先进文化,这一判断没有正确厘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可代代相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恰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形态是游猎,生产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共有、共享。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公社的组织方式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共有共享的伦理价值则有利于克服因为生产力水平低、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这种伦理、价值和组织方式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洽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铁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则演进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共有变为私有。这种演变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而且,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可以储存的,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单个家庭为克服各种风险透過血緣的纽带来解決生存保障的問題。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在长期的实践中,每个文化体,应该都会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恰的实体。

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其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决定的标准在于经济基础。当两个文化相冲突时,其差异性会在前面提到的三个层次上表现出来。1840年鸦片战争时,从器物层次看,中国的生产活动以农耕为主,西方已进入到工业化生产,中国的战争武器是弓箭、长矛,西方则是铁甲船、大炮。组织层次上,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西方则是民主议会制或是君主立宪制。价值层次看,中国是以儒家倫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西方则是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当文化的三个层次都存在差异时,何谓先进?何谓落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有、共享与农耕社会里的私有相比,前者有利于分担风险,保障生存,后者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各有利弊。儒家的核心伦理价值“仁”和基督教的“博爱”(Fraternity),都有“爱人”之义,前者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出发,而有亲疏远近之分,后者以神为纽带,而有教徒和非教徒之别,也难分高下。

如今究实而论,把人类文化分为先进与落后的主要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器物这个层次,如生产工具、战争工具等等。当我国还在用耕牛时,西方国家已用拖拉机,生产效率高下不言而喻。19世纪时,我国使用大刀、长矛,而西方使用洋枪、大炮,因此英法联军能以两万余人,长驱直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所以,文化的先进、落后,固然也表现在于组织层次的不同,根本则在于经济基础的差异。

林毅夫从全球经济史的角度,指出:全球各国,尚无以“西天取经”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成功的先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来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纷纷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当时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精英,认为发达国家所以那么先进、发展中国家那么落后必然有其道理。因此,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一样普遍存在“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做好学生”,学会这些道理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推行,就能够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表明,在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两个发展中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后,继续进入到高收入行列,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我国台湾。中国大陆,有望在2020年前后,成为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到高收入,这13个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去除这8个,另外5个是东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他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经过70年的努力,依然陷在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的水平。

发展经济学主流思想之一结构主义的倡导者,就像中国洋务运动的伟大先驱,看到的是发展中国家因为缺乏发达国家先进的产业和技术,导致劳动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低,认为发展中国家要率先发展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的先进产业才能赶上发达国家,主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进口替代战略,克服市场失灵,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先进产业。

7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的主流理论为新自由主义所取代。当时的倡导者和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的推动者一样,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发展绩效差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市场有太多扭曲干预,这些干预扭曲不仅造成资源错误配置,而且会创造由行政干预扭曲所形成的租金,导致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的恶化。这个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绩效差的解释逻辑也很清晰,道理也很有说服力。

当时国际上盛行的“华盛顿共识”就是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制定,主张转型中、发展中国家应该以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一次性的取消掉,以让市场发挥作用[16]。但是20多年过去了,发现推行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国家普遍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平均经济增长率比60年代、70年代结构主义时期低,发生危机的频率则更高。有些经济学家把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中国、越南以及1970年初开始转型的毛里求斯等少数几个在转型过程当中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国家,推行的则是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最糟糕的渐进、双轨的转型。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表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取得成功的例子。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所倡导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 “必须死心塌地去学人家”的主张在经济发展理论和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的实际经验来上来看显然不成立。

林毅夫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重要参与者,以切身经历提出:“1987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国内工作,1988年我国出现第一次18%的高通货膨胀。从西方学过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人看到这么高的通货膨胀一定会主张提高利率来治理,认为提高利率后资金的价格提高,投资需求会减少,提高利率会鼓励储蓄,消费需求也会减少,通货膨胀就会降下来。但是当时中国推行的不是提高利率,而是砍投资、砍项目、压低总需求,结果是通货膨胀治理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半拉子工程。这种治理方式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是绝对错误的,可是,如果中国政府不如此治理,怎么能够从79年到87年维持年均9.9%的高速增长,所以这样的选择一定有道理。中国有一大批资本很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关系到城市里50%甚至更高比例的劳动者的就业和国防安全,如果提高利率,资金成本增加就会亏损,政府不给补贴就会倒闭,影响到就业和国防安全,不敢也不能让这些企业倒闭。所以提高利率以后,在当时财政收入紧张的情况下,就要以增发货币的方式给亏损的企业补贴,货币增发的结果则是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西方的主流理论总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西方发达国家不存在大量需要政府补贴的大型资本密集型企业,所以,这个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不过从中国的现实条件来看它是有效的。

西方主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所遇到的困境除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条件的差异之外,还在于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也随着西方国家自身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在变化。以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为例,宏观经济学是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后才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子学科,但是在凯恩斯之前并不是没有宏观经济理论,当时的新古典理论认为经济下滑的时候,投资需求减少,利率会下降,就会鼓励投资。利率下降也会减少储蓄,鼓励消费。投资和消费增加,经济就会平衡,所以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市场会自动调节。

但是,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经济大萧条,导致30%多的失业和大量的过剩产能,利率即使降到零,没有好的投资机会,企业家也不会投资,就业不能增加,经济将长期萧条,必须由政府以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去创造投资和消费需求,经济才能恢复均衡。凯恩斯主义提出后曾经盛行一段时间,上世纪60、70年代出现了滞胀,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只是提高了通货膨胀率,并未导致就业增加,经济增长加快。原因是到了6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基本恢复平衡,不是原来的失衡状况。于是在80年代出现了回归到新古典理论的“理性预期”学派,反对政府使用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理性预期”学派假定经济中各种调整不需交易费用,并且瞬间完成,现实则非如此,于是就出现了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主义,两者均认为政府宏观政策的干预长期来说无效,短期则有作用。这些理论提出来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20年左右经济没有出现大的波动起伏,被称为“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经济学家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非常成熟,根据这些理论形成的政策可以使经济不再出现大的波动。没想到2008年出现了国际金融经济危机。

最近国际货币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国际著名宏观经济学家欧利佛▪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在退休前发表了一个反思,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不仅没有预测2008年危机的来临,而且在解决当前的危机上也无能为力,例如,2010年时,发达国家在2009年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开始出现了复苏,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退出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两个政策从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来看是很正确的,但是推行的结果却是使得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二次探底。他现在反思,当利率接近0的时候,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即使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投资需求也不会增加,于是总需求下降,经济出现二次探底。在这些经验事实面前,过去经济学家绝对反对用增发货币支持政府的赤字财政的政策,现在则很多经济学家支持。

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理论也是随着发达国家的条件变化而不断演变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应用发达国家理论来制定政策,到底依据那个理论?更何况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运用都必须要有和理论相适应的条件才能有效,条件变了理论也必须随之而变,更说明发展中国家若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经验。

林毅夫意味深长地揭示出中国知识界一贯采取所谓“批判立场”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时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在于很容易变成一位批判家。西方主流的理论都是总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现象,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其假设前提的,而且,经常还是以在发达国家也尚未能完全能够达到的理想条件为前提。和发达国家对比,一个发展中国家除了经济基础的差异外,也必然有体制的落后性和过去的政策所造成的扭曲性。从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看,这些体制的落后和扭曲都有成本,因此,很容易使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就是因为缺乏主流理论作为前提的那些发达国家的理想的前提条件。

以此来批判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似乎逻辑很清晰,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很容易获得群众的掌声。但是问题是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经常会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100年前新文化运动开始时,西方国家的发展一日千里,我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全盘否定的心态,主张“死心塌地去学人家”。

但是,100年来,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论经验和制度来推动现代化的诸多努力,除了西欧周边几个同一文化体系、本来差距就不大的欧洲国家以及少数几个石油生产国外,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就只有日本和亚洲小龙。

这些成功的东亚经济体在追赶发达国家的时期,推行的主要政策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也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体制,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核心价值和道德伦理。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努力上,认识应该有所提升。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大潮中,闭关锁国不行,承认差距,虚心学习是必要的,但是,必须明白应当学习什么。

到2020年时我国可能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只要继续保持稳定和发展,到建国100年,我国肯定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的国家,我国经济现象对世界影响越来越大,根据中国现在所提出的理论解释,影响也会越来越大,21世纪有可能迎来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世界级大师在中国辈出时代的到来。

新文化运动在100年前,秉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之心,在国家衰弱、民族沉沦、生民涂炭之际,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距,号召全盘西化。100年后我们迎来了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作为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以更为冷静、平和、客观的心态,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命运之间的血肉关系。过去这100年来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这30多年的实践一再证明,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制度此路不通。同时,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了解我们自己所处时代的现象的本质,根据自己的条件提出理论,与时俱进,动员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那么中华民族必能不断克服困难前进,在保留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升经济基础,推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完善,成为引领当今世界发展的先进文明。

林毅夫以冷静平实的语调,诉说了我大声疾呼的东西:综括概要而言,中华文明的进步,尽管应当尽力吸取西方文明的合理经验,但不能照搬照抄;新文化运动的全盘西化思维,尽管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它总的判断是错误的,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需要深刻反思与警醒;一如杜亚泉《东方》杂志所主张的“平衡古今中西”,应当独立自主继承、建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冲破西方近代启蒙独断主义的思想牢笼与话语陷阱,民国七贤的伟大智慧,易发显得弥足珍贵、启迪深广,值得深入探讨与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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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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