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亚圣孟子一言论定曰：“夫子之于民，亦类矣。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其义曰，孔子与天下百姓同为一类，但能出类拔萃，奋发其生命精神，为人类史、中国史绽放一大光明，其盛大的道德光辉，自大地有生民以来，未有过之者。是故，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恒尊孔子为“集大成至圣先师”。
一，孔子思想，乃中华大一统文明的灵魂
大一统国家文明的建构、缔造、延续，之所以能强劲持久，必有其根本精神为内在支撑。这一根本精神与信念，足以抟合、凝固、支撑这个文明大一统的全部生命活动、历史运动，而且能广泛传播于其他文明或社群中，受到其他文明或社群里有识之士的赏识、借鉴。这种精神或信念，乃民族历史文化的最高凝结，被称为“国本”或“灵魂”。
民国七贤之一、国史宗师钱穆宾四先生在其巨著《孔子传》中，概括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根本信念、国本、国魂者，在于孔子一生所垂世立范者：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之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钱穆先生雄伟倜傥之论，实接续民国初年著名学者柳诒征翼谋先生巨著《中国文化史》（1927-1947）第二十五章《孔子》开篇千古不刊之论而来：
孔子者，中国文化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德人加摆伦茨（G.von.der.Gabelentz）之……《孔子及其学说》：“吾人欲测定（历）史人物伟大之程度，其适当之法，即观其所及于人民者感化之大小、存续之长短及强弱之程度三者之如何是也。以此方法测定孔子，彼实为人类中最大人物之一。
盖经过两千年以上岁月，使全人类的三分之一，于道德的、社会的及政治的生活之点，全然存续于孔子之精神感化之下也。”
钱穆、柳诒征、利玛窦、伏尔泰、莱布尼茨以及上文所援引的德国学者Gabelentz等这些近现代广受赞誉的学术思想大师的彼此一致的看法，予以简单概括，即可明了孔子在中国史、人类史上的地位：
首先，孔子被尊为第一大圣人、中国文化中心者，乃因其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经验之大成，而开全人类相亲相善之全球大一统（钱穆谓之“新统”）者也；
其次，孔子思想、人格、事业，因其“真理性”，足以使全人类的三分之一即中华民族，无论其海内外寓居何地，亦无论其置身于何等历史时空、人文环境之下，其道德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根本支撑点，永久居于孔子之精神感化之下，从而超越了数千年岁月之飘忽、人事之变幻，永享不朽地位者也；
再次，孔子思想，迭遭怀疑、否定、批判、禁绝、污损、扭曲，无论是暴秦之“焚书坑儒”，还是民初陈独秀、鲁迅等人主张的“砸烂孔家店”、“撕毁线装书”、“礼教吃人”、“废除汉字”，抑或是胡适“整理国故，捉妖打鬼”说、顾颉刚“疑古”说，又抑或是十年浩劫期间“破四旧”、江青“批林批孔”说等，非但不能减损孔子思想之“真理性”，反而更印证了孔子思想之伟大，待混乱澄清、文明新生，孔子思想总是奇迹般地获得新生，成为中国2200余年稳定繁荣、国家长治久安、文明光辉灿烂的最大支撑；
最后，孔子所撰述、所引领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二十四史等“正史”记述，不仅精确指示了中国历史进程之过往与未来，博大深湛地建树起了伟大崇高的“中国文化理想”（大同），更与诸子百家智慧、道教佛教基督教等诸教智慧、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以来之全世界人文智慧之间，尤其是现代西方的生命智慧，彼此融会贯通、欢洽无碍，成为全人类相亲相善之大一统智慧的重要核心。
民国七贤之一、中国文化伟人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提出了伟大预言：“此下世界文化的趋向，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英国历史哲学大师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和《展望21世纪》（1972-1973）中反复重申了其伟大卓越的历史洞见：“在21世纪，中国必将赋予全世界久觅不得的统一与和平，这其中，儒教人文主义思想，必居于重要地位”（大意）；而自幼生活于马来亚和西欧、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师承卡莱尔、归国师承张之洞的伟大思想家、翻译家、外交家辜鸿铭，则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向全世界宣告：“在孔子思想中，必定有赋予全人类永恒感和安全感的东西，犹如宗教……在孔子思想感召下，人人可以享受如同华兹华斯诗所描绘的美好境界——那‘如沐天恩的宁静’……”这如沐天恩的宁静，你感悟到了吗？
精神广大和平者，乃能调遣一切物质、掌控一切资源，为全人类造福，赋予全人类长治久安之道。综合以上贤哲看法，可得出这一结论：孔子仁爱和平思想，是人类相亲相善之大道，中华文明之灵魂。
二，孔子是中华古典宪政的缔造者与守护者
中华文明创自伏羲太昊帝，《河图易经》乃全球最早亦最高之哲学-科学-人文宝典，中华生命主义、自然生态主义、人文主义由此发源；神农炎帝、轩辕黄帝、尧舜二帝等英明政治领袖继之，巍然而灿然，建构起全球首个大一统文明及其古典宪政体系，包括（1），以“敬天保民”为最高宪政宗旨、道义准则与合法依据；（2），以天子、诸侯、贵卿、平民士大夫、乡绅、百姓之间彼此约束、制衡为宪政治理的基本机制；（3），以君臣彼此纲维，共遵道义、法律、典章制度、公共舆论、史官臧否为宪政治理的基本模式；（4），天子受诸侯及民意公同推戴而即天子位之禅让制，为宪政合法继承的基本规范；（5），夏商周三代天子虽世袭，然宰相、三公、三孤、九卿、方伯、各地诸侯等多级宪政权力，仍然拥有废立天子、暂停天子行使职权、兴兵诛讨无道昏君的至高权力。殷商宰相伊尹毅然暂停太甲天子之职并幽囚之，待其改过自新才归还其天子之位；周人姬昌，位居西伯（西方诸侯之长），敬天保民，天下归心；其子姬发，毅然征调天下八百诸侯，黄河孟津会师，以诸侯身份，一举剿灭无道之中央殷纣政权！
孔子赞曰：“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寥寥数言，揭示中华古典宪政之最高精神：顺乎天意（实乃百姓意志之别名，《尚书》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呼应于人心之合理欲求，则一切政权之合法性本然具足；反之，则一切力量均可革故鼎新、再立新君；孟子传承儒家一贯宪政哲学，巍然定论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西儒利玛窦、莱布尼茨、伏尔泰、卡莱尔、宇野哲人、郝大维、安乐哲等，均命名这一全球独具特色的古典宪政模式为“华夏民主制”或“儒家民主制”；民国七贤之一、现代史学巨匠柳诒征《中国文化史》、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直接称之为“民治”。
中华大一统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出现严重危机：周王室衰弱不振，诸侯各行其是、彼此兼并，百姓苦不堪言。恰如民国七贤之一、著名思想家辜鸿铭所言，曾经极大扩充中华疆土、抟合中华各族为一体的、灿烂辉煌的西周封建制度、“周公缔造的西周礼乐大厦正熊熊燃烧”，恰在此时，文明的伟大转机也同时出现：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于鲁国。孔子先世乃殷商王室，因让宋国诸侯之位而有圣贤之名；后避乱居鲁，已降为平民布衣且父母双亡，家境堪称孤寒；孔子奋然立志，三十岁即以学问闻名诸侯，学子不远万里投于门下；五十三岁出任鲁国大司寇，毅然主持堕退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私邑，遭谗言而浩然率群弟子离鲁，周游列国十三载，历经陈蔡绝粮等各种危险苦厄，六十八岁归鲁，删诗书、定礼乐、序大易、撰春秋，儒家六经完备，垂万世大法；孔子从“西周礼乐大厦之熊熊烈火”中“火中取粟”，完整保存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蓝图”，以便在新的历史格局（汉唐中央集权大一统）下，再造中华文明的巍峨宪政大厦；孔门群弟子世代传承、踵事增华，历代仁人志士，口诵儒家教义，为民族进步事业赴汤蹈火，夫子恒受中华民族、全球人士推尊为“集大成”之智慧导师。
忆念往昔，汉高祖值暴秦土崩瓦解、天下乱离涂炭之际，率领灭秦义军过鲁，以布衣之身、天子之礼（太牢三牲）祭祀孔子，巍然昭告天下：嬴秦毁弃中国自炎黄、尧舜以来数千年传承之古典宪政制度，以一家一姓之私，暴虐高压于万民之上，陈胜、高祖等布衣豪杰，崛起民间，振臂一呼，万众响应；孔子嫡系后裔、圣胤正派、秦末名儒孔鲋，人称“子鱼先生”，率儒门群弟子，执儒家礼器（象征儒家宪政思想），毅然投奔陈胜起义军，被陈胜拜为“博士”，参赞灭秦机谋；中国各地百姓纷举义旗，山呼海应，一举埋葬吕秦嬴政十五年短命政权，更灿然光复中国自古以来天子与平民士大夫“共治天下”之伟大宪政传统！
孔子思想历经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孔安国、刘向等两汉明君、贤臣之不断推究、诠释、更新，以“西汉新儒家”之崭新面目，登上历史舞台，巍然缔造出平民士大夫长期主导中国政治的“文治政府”体系；灿然缔造出儒家思想长期主导全社会上至天子、下至百姓一体遵奉儒家道德自治、道德约束与制衡的“民治”体系，中华古典宪政的制度体系与精神秩序，历经汉之三公九卿制、唐三省六部制、宋明之左右丞相制、大学士责任内阁制等政治形态；儒家思想仁爱众生、经世致用的伟大特质，历2200载而不断精致完善，是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繁荣、士农工商四民并盛、百业发达、国民素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长期稳居全球第一的根本保证，是中华文明的巨大物质财富与高超精神光辉，以“一带一路”等众多文明传播途径，远播全球各主要文明体之精神核心所在。
三，孔子精神乃全球大一统文明进步的基石
孔子伟大事业之根本精神，一曰经世致用的人文主义精神，即不尚宗教空想或数理形上玄思，而是汲汲于经世济民，孔子直承《尚书》所谓“正德、利用、厚生”而来，毅然以捍卫国家大一统与保障民生为己任，这一根本精神，培育了中华民族务实勤勉、奋发向上的积极品格，是中国士农工商四民并盛、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繁荣的最大保障；一曰仁爱和平的人道主义精神，即对一切宗教、信仰、种族、文化、生活方式采取兼容并包、一视同仁的大同主义态度，主张仁者爱人、善待众生、善待众生赖以存在的自然生态环境，这一包容广大的宇宙胸襟与恢弘气度，与西方近代以来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为外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为实质的独断意识形态判若天壤，因此成为全人类文明进步的典范。
予读孔子儒门书，常有奋然兴起、不能自已之感；盖儒家思想乃“生命的学问”，即把一己生命与社群生命（家国天下）、宇宙生命（道）完全打通为一，所谓“天人合一”者，人类飘忽的感官世界、局促的理智世界凭一时观感、测量而建立的种种虚妄区隔，被一种磅礴壮丽的生命精神所打通、所融贯，予谓之“大一统之生命学问”，此即予心目中之真正“国学”者也，即把中国儒家正教、诸子百家智慧、全球各大宗教信仰、各种世俗学说、西方古典思想、近现代人文主义、生命主义思想，全融为一炉。
中华国学乃妙合天地人、融会古今中西一切生命智慧之“大学问”也。准此，满清统治中国以来政治高压、文化扭曲下之所谓“汉学”、近代以来所谓“实证主义的考据学”，均与“中华国学”判然有别也。钱穆先生对此揭示精确：“清儒反宋尊汉，自标其学为汉学，乃从专治古籍之训诂考据而堕入故纸堆中，实并不能如汉唐儒之有意于通经致用，尚能在政治上有建树。而孔子生平最重要之自学与教人之精神，清儒更所不了。……此距孔子……精神，隔离仍远。人才不作，则一切无可言。学术错误，其遗祸直迄于民国创兴以来之六十年。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复兴中国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传统，而阐扬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实尤为目前当务之急。”
深思钱穆先生所言，豁然明白，当今中国社会各种积弊的根源，不在表层的政治经济制度上，而在学术教育制度、人才选拔制度、养成社会风气的道德伦理规范等深层道德、精神问题上的数百年积弊。
一言蔽之，孔子为人之好学不厌、教人不倦精神，伴随满清的政治-文化高压、满清奴儒委靡无耻、钻入故纸堆却自我标榜为“汉学”、胡适等“去中国化”即全盘西化派对儒家真精神的一再摧残、破坏、污损，造成全社会“不学无术”、急功近利的恶俗风气，一流人才无由出现，照搬西方的二流人才、循规蹈矩的三四流人才以及投机钻营的末流人才不断把持主流舆论、误导社会发展方向，遗祸迄今不止。
钱穆作为时年78岁的学术思想泰斗，亲身经历晚清、民国、港英殖民地和台湾地区各个社会类型以及一战、二战、冷战等全世界各阶段发展，他在台北外双溪素书楼撰写《孔子传·序言》（1974年）时的心情，仍以“痛定思痛”概括，其所言“学术错误”、“遗祸迄今”云云，以旷世鸿儒之见，明察秋毫于1644年满清入关直至1910年民国肇建以来中国社会乃至全球社会之学术思想与政风民俗之实情者也。
孔子思想乃中华文明的智慧核心、灵魂所在，全面复兴孔子经世致用、仁爱和平之“大一统生命学问”，乃中华民族当今最大文明事业，全球学术思想最大任务之一。全面复兴孔子思想在全民族事业中的主导地位，予以一番现代人文诠释，使之适应当代中国的全面复兴事业与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必然是21世纪中国学术思想与全球学术思想之最大潮流。恰如钱穆先生巍然而灿然地揭示出之21世纪中华文明之大趋势、大战略曰：“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复兴中国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传统……”
从全球文明的角度看，中国人由孔子开创，历代探索，逐步建树起一套“士大夫政治”或称“学问政治”的文明治理体系，钱穆在《国事大纲》中谓之“文治政府”，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和《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谓之“文官招募”制度，予在《大一统文明》中谓之“古典宪政”制度，即：学问的优劣，为迈进政府、主持国家、引导社会的唯一“正途”，而其他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印度种姓社会等，一般由世袭贵族、军功贵族、教会神父、骑士、商人、政客等杂色品流所主导的近代西方社会（司汤达《红与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和萨克雷《名利场》等名著分别描绘之），在中国人看来，皆非“进身、扬名、光宗、耀祖”的“正途”，因为军功、财富、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党派权贵，往往无关乎个人的才学、品德、人格，由这些“不学无术者”所主导、所治理的社会，时常呈现寡廉鲜耻、混乱不堪之象。
中华文明自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建议，设立太学和五经博士，以儒家《五经》为取士、育人、推举人才、授予官职的唯一标准，朝廷上下“多文学彬彬之士”，中外史家将此作为“现代国家”和“现代文官制度”的源头，中国从此走上了长治久安、繁荣昌盛、不断复兴的文明“正途”。
隋唐以下，科举制更加科学、合理、完备地甄别、选拔、培育人才，中国文治政府系统日益精密完备，连军事上已经战胜汉族政权的蒙古人、满族人，也不得不采纳中国固有文明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文官制度”等，中华文明因此一再重现《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百业兴旺、繁荣昌盛的文明状态。
“儒家士大夫之学问政治”的伟大宪政光辉，作为“现代国家与文明治理体系”最大源泉，不仅照彻了自汉武帝、董仲舒等人设立太学制度和五经博士制度以来之全部中国正史，更确保古典中国的政治治理与文明进步，遥遥领先于西方各国，堪称全球文明传播的一大奇迹，至今尚无可替代、无可超越者。
盖人道事业、文明事业之道德核心，一曰“自治”，一曰“治他”，即每个人，在每件事上，懂得如何克制自爱、自私、自得的本能冲动，懂得遵从“道义”所在而行动，进而把自爱、自私、自得的生命能量，转移到建树自身道德品格、增进人际福祉上去，这一番“自治”（自我克制、自我治理）的事业，不仅是一切人道事业、文明事业的最深根基，更是一切人道事业、一切文明事业得以成长、滋荣的关键所在；在“自治”基础上，进而“治他”（治理自己以外的他人、社群），引导一切社群，共跻幸福安康之境地。
予拜读孔子儒门书，慨然注曰：“心与心相通为仁，人与人相待为礼义，孔子之道尽矣，教育之道尽矣，人类之道尽矣，岂有他哉！”孔子思想之大纲领，所谓“仁义礼智信”者，无非维持人道之和睦、社群之安定、人才之培育与选拔，务使人畅其心、物畅其流、天遂其欲、万物畅遂、繁茂其生命也！钱穆先生精妙谓之“诗教与礼教合一，私人修德与大群行道合一”，如此人心之温柔敦厚，天心之刚柔有节、之顿挫有序、之阴阳不测，彼此吻合无间；天人合一之宇宙人生大美，于此萃焉焕发、悠久无尽也。清风徐来，国运方兴。习主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战略，2014年9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揭示了全民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意义，是中华文明21世纪伟大复兴、腾飞天下的重要指针。仁爱学社号召天下优秀学人、莘莘学子、各界精英，共襄盛业，荟萃一堂，恭敬致礼，馨香祝祷：
日月所照，北辰其耀；老安少怀，尼山垂教；
万载文明，生命灵窍；奋发有为，天人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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