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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之九十一——论文明传播学派之一
毛峰
2016年08月02日

文明传播学的基本精神信条如下:1,西方启蒙独断主义以及民初中国的全盘西化派虚妄设立的古今中西文明之间区隔、冲突、割裂与彼此对立、否定、替代,根本不能成立;2,   古今中西文明等值,对当代人具有同等意义;3,   对古今中西文明的萃取,以生命哲学、存在现象学、历史哲学等为方法,又称“伏羲大一统萃取法”;4,   斟酌古今中西文明的精华,尤其是中国2500年来的历史经验,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确认:中国本土治理,必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广大自由的人文主义思想为核心,这是人类长治久安之道;道家思想、佛教思想、西方思想,仅为儒家思想的合理补充;5,   西方工商科技思想,可与中国儒家的古典宪政经验相互补充、兼容、互动,赋予全世界自由、和平与繁荣。

今简要诠释如下:

人类自告别原始襁褓之初,一如青年告别家庭、学校这两重襁褓、步入社会伊始,永恒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如何寻觅到一个社群、一个生命体的安身立命之道?或者,文明体、人生体的安稳根基何在?稳固的生命体征,表现为广大性和绵延性,广大性包涵两层境界:首先是文明内涵、生命内涵的广大性,即能以一个崇高的普世价值,凝聚文明体内不同生活方式人群为一体;其次是能促进不同社群之间的价值融合,最终促使文明体成为普世人类的命运共同体;绵延性则表现为一个文明体凭借某种稳定有效的物质、精神利益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秩序,最终达致自身价值体系、宪政体系在足够广大的历史时空中不断获得传承与持续。

对当代全球来说,这一根本稳定性危机,显得极其脆弱:当国与国之间、不同社群之间,彼此以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各种常规武器等屠杀手段,以原本可以改善民生的巨大军费、能源和物资消耗,来勉强维系全球体系的“恐怖均衡”,这个体系正促使全球生态-社会-人文系统的全面危机日益频繁、激剧,国际社会日益陷入道德麻木、冷漠自私和政治瘫痪,2009年底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峰会失败就是显例之一。

在每一社会内部,人与自我、他人等一切社群关系和生态关系持续紧张,人人疲于奔命、身心扭曲,被逼无奈或积极主动地,争竞、倾轧、奉迎、盘算、逃避、自欺,生铁铸就的“身心地狱”广布人寰,曾经内外安足、广大自由地绵延持续了一万年之久的人类文明,究竟在何等深刻的层次和规模上出了问题?

问题的实质、根源及出路何在?

一,启蒙独断主义对人类理性的错误估计

每个新学年伊始,我常在为某著名大学的中文专业、传播学专业的大一、研一新生讲课之余,播放美国电影大师西德尼·卢美特(Sidney Lumet)那部夺得1977年奥斯卡奖、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等多项国际大奖的著名影片《广播电视网》(Network,1976)并剖析其主题。影片主人公那声唤醒春雷的怒喝:“狗日的!我是人!我有获得幸福和尊严的权利!为什么你们这些传媒人整天鼓噪的,都是些言不及义的狗屎!”

主人公的呐喊可谓振聋发聩:该遭受质问、反思、控诉、清理的,是整个近代世界的根本机制——观念、制度设计、实际运行等传播秩序上的根本问题和迷误,而绝不仅仅是大众传媒的惯常愚昧,更应辨析出操纵着传媒机器鼓噪各种观念垃圾背后的体制性力量——宪政理念、形上理念、政客、广告商、主流学术和操控大众道德判断力与审美判断力的、未经检验的近代意识形态。

大多数人的理性,或主动或被迫地,选择了搁置清醒反思与独立判断的“道德昏睡”。最通常的表现形式,就是被各种乌七八糟、泥沙俱下的“时势潮流”挟裹而去,似乎不“随大流”,就会被这些时代浊流远远抛下!也就是说,除了极个别理性清明、意志坚强者外,绝大多数人,以全球60亿人口的巨大规模,彼此跟从、彼此挟裹、彼此纠缠、滚滚向前,却不知道要“奔向何方”,更无暇或无力稍作停息,对自身行为与社群前景,进行起码的反思、审视和检验。

大众意识形态的盲目性,导源于人类理性的固有缺陷:人类感官的瞬时性和夸大性特征,注定了人类理性的片面性。这一根深蒂固的思维弊病,早就被古典贤哲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多亚三圣(马可·奥勒留、塞涅卡、爱比克泰德)、奥古斯丁、库萨的尼古拉、维柯、蒙田等人的伟大思想一再指示分明,震铄古今的伟大天才赫西阿德、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圣经》作者、但丁、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反复咏叹人类理智的盲目、颠倒、迷乱,情欲的贪婪和难以控驭。因此,必须对之架设“围栏”,防止人类假借理性名义而遂行私欲,必须对极易泛滥成灾的人类私欲,予以“至高的道德约束”——宗教仪轨、伦理规范、法制规范等传统信仰与教化体系,就构成人类公共生活秩序的基石。

古典文明的基石——传统宗教信仰、道德伦理制度、宪政治理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偏差和流弊,这些偏差和流弊,并非根本错误,但在缺乏学识、阅历和社群治理经验的年轻一代人心中,却形成文明传统“压抑、陈腐、僵化”的错误印象。这一社会经验尚处初步积累阶段的幼稚认知,恰恰遭逢青年急于获得社会承认的成长欲求期和情欲满足遭受多重限制的“青春期”,不可或缺的内外安足状态,在成长期的诸多限制下,进一步夸大渲染为青年对外部现实的不满情绪,固执成偏狭独断的“反叛人格”,倘若这种幼稚草率的认知习惯,被外在思潮错误鼓励,就会演变成不易改变的“刻板成见”。

启蒙运动就是这样影响深远而好坏参半的思想文化运动。它诞生于欧洲天主教会腐败专权的特殊历史时期,因此错误地认定人类过往历史尤其是宗教、伦理等文明传统中,饱含着黑暗、愚昧和野蛮,又过高估价了人类的理性认知和自我掌控能力,为了达到否弃文明传统的目的,启蒙运动错误地鼓励人类原本脆弱的理性的自我吹嘘、自我夸诞、自我放纵等病态倾向,狂妄地宣称“人是自然的立法者”、历史规律被一劳永逸地掌握、古典文明被宣判为“野蛮、蒙昧、僵化、黑暗”而理应遗弃、近代文明是人类进步巅峰、人性可以被改造成“合乎规律的新人性”等一系列类似“狂人呓语”的源头。

伴随着近代霸权国家主导的“新帝国体系”(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的确立、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对全球资源掠夺,培根、洛克、斯密、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和康德等人的启蒙哲学,被西方人自我吹嘘成“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全世界被拖入一场自我夸诞、自我欺骗为“理性化”的剧烈动荡进程中,直到21世纪初,全球生态系统、社群系统与人文系统的全面危机,宣告了这场建基于脆弱、偏执的“人类理性”上的历史进程,已走向反面,异化为完全不受人类理性控制的全球荒诞结局。

随着平权主义的扩展,早就被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清醒预言为“多数人专制”的世界现实,如今更被哈罗德·伊尼斯、诺思罗普·弗莱、尼尔·波兹曼等当代思想家一一证实:受困于社群环境中的大多数人,其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中根深蒂固的盲从性、脆弱性和偏执独断性,实际上宣告了近代启蒙主义基本预设的全面破产:西方人反复自我吹嘘的“人类理性认知与自由判断力”,完全受制于其经济、教育、资讯等社群条件和对自我情欲的控制能力,在贫富悬殊、特权横行、谋生艰难、教育缺失和道德失范的近代社群条件下,人类理性通常根本无法做出合理的、自由的、公平的判断与合乎理性的社群行动!

二,康德启蒙独断思想的局限性

康德在《何谓启蒙》这篇最早暴露启蒙思想的认识局限和历史局限的纲领性文章中,信心满满地宣告说: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绝大部分的人(包括全部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作是非常艰辛且非常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个好心的监管人注意到了。监护人首先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这些温驯的畜牲不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迈出一步……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其中最无害的,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是,我却听到四面八方发出的叫喊: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许操练!税吏说:不许争辩,只许纳税!神甫说:不许争辩,只许信仰!……到处都有对自由的限制。……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其自加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无尽监护之责的兴趣……只有那位本身是启蒙了的、不怕幽灵、手中握有大批训练精良军队、足以保障公共安宁的君主,才能说出一个自由国家不敢说出的这种话: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争什么,但必须听话!这就标志着人间事务……几乎一切都处于悖论状态。……因为当大自然……要求思想自由时,它也就逐步反作用于人民的心灵面貌(他们会慢慢掌握自由);且终于反作用于政权原则,使之发现:按照人的尊严——人并非机器——去看待人,也是有利于政权本身的。

这篇“启蒙主义宣言”写于1784年9月30日普鲁士哥尼斯堡,正当法国大革命、一系列波及欧洲和全球的流血冲突、社会动荡、生态灭绝等轮番出现、令全人类喘息难安的各系统危机爆发的前夜。时年60岁的独身老人康德,和其他启蒙主义同道们,愤懑于当时欧洲君主、教会的横征暴敛、横行不法等历史特殊情况,遂错误推导出“历史理性批判”的一般性结论,提出了极端不符合所有社会治理实际的有害“空想”,他们幼稚而一厢情愿地认为:人类理性认知活动,竟然能摆脱固有文明传统(宗教、道德等)的合理约束,仅凭一时大有局限的意见、判断,就能获得自由。

康德等启蒙人士极不愿意看到的社会局面,在法国、欧洲和全世界,正连串搬演着一出出恐怖、混乱和破坏的文明悲剧,且一直持续至今。

人类理性的先天脆弱性,理性受情欲的自私、盲目、贪婪所控制的先天特性,各种人生进程、社会历史进程的紧迫性,根本不容许人类从容不迫地“慢慢学会掌握自由”——恰如同每个青少年,离开家长监护、师长教诲,就根本无法健康成长;恰如同每个成年人,离开亲属、朋友、长辈的陪伴、安慰、教导、训诲,离开稳固温馨的家庭关系、社群关系、道德准则和文明传统的监护,就无法学会承担任何公共责任一样,启蒙主义标榜的“不经别人引导和监护,就能运用理性、获得自由”的空洞幻想,注定了非常有害的社会后果:在当代平权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的全球社会,大批青少年、成年人,在家庭“只养不教”、学校“只考不育”、全社会听凭“自律”而丧失“他律”约束(因为宗教、道德、传统已被毁弃)的情况下,畸变成自私、狂暴、抑郁、沉溺、浅薄、势利的痛苦人群,很多人走上反社会的各种不归路。

21世纪全球文明的新生,必须从清理启蒙运动好坏参半的思想遗产——探索、保障公民自由是其优点,偏执武断地毁弃文明固有传统及其道德约束是其缺点和滋生各种近代历史局限与认识局限的根源——入手,充分吸纳久遭遗弃的古典文明传统(以中华古典文明为代表)在道德约束、人文信仰、宪政治理上的诸多伟大建树,各种全球危机才会获得猛醒、清理与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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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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