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时代是中华文明创立“天文大轴心”即宇宙观凝成的时代，而炎黄时代则是中华文明建树“地文大轴心”即政治社会观凝成根本秩序的时代，一系列公共生活的基本制度以及各种文明生活的关键技术，都在这一时期获得创制、确立、扩展、传播，为中华文明绵绵万年的内外扩展奠立了伟大坚固的基础，中华民族因此恒久凝聚于统一的政治实体下，即华夏大一统的宪政秩序。
一，炎黄时代的古典宪政与华夏民主制
《史记·五帝本纪》开篇即言：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神农（炎帝部族最早首领）是上古三皇时代的最后一皇，精于稼穑、医药等文明生活的各种制度和技术，与伏羲时代连称“羲农之世”，共同代表着中华文明的“初始命名”时代，是纯朴世风的伟大象征。
《史记·五帝本纪》告诉我们，当时已经形成“诸侯公推天下共主”的华夏政治民主制度，说明伴随文明传播的扩展、深化，各地文明水平已经有很大提高乃至飞跃，围绕城市、都邑的“诸侯方国”群体已经形成，诸侯之间的冲突势所难免，于是，“诸侯公推天下共主”的原始民主制度出现了。
神农虽为共主，却无法禁制诸侯之间的相互侵伐，其中活跃于中原南部的一个诸侯——九黎三苗部落之主蚩尤，不仅挟裹神农后人、炎帝部族的参卢、榆罔等以“炎帝”名义四出侵犯劫掠各地诸侯，更霸占当时一项重要的资源——山西解县的盐池，企图控驭天下。诸侯不堪暴虐，纷向黄帝部族求援。
黄帝部族是活跃于中原东部的一个游牧为主的族群，忧患于蚩尤之乱，受到诸侯的请求，遂修德振兵，率领诸侯讨伐蚩尤。
史记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为讨伐蚩尤做好一切准备：修德以安抚结好于内外族群，因“习用干戈”而调集、演练诸侯军队，深研五行之气，让军队适应晴、雨、冷、热、风五种天气条件（五气），进而熟悉中原地区各种天文形势、山川地势等等，更大力推广农业耕作制度、技术，广种黍、稷、稻、麦、菽等“五谷”，安抚不堪蚩尤骚扰而从四方归附的人民，规划丈量土地以授田养育外来民等等，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措施，大得民心。
蚩尤负隅顽抗，黄帝于是“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黄帝即天子位，遂开始了中华文明伟大的政治建制活动，即树立“地文大轴心”。
二，黄帝时代的宪政建制
黄帝平蚩尤之乱，确为当时中华文明生活中一件大事，经此战乱，华夏城邦联盟更加稳固，向心力更强大了。黄帝乘此形势，又进行了远古最大规模的军事、交通、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宪政建制：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
依据文献，可知华夏政治文明大轴心的规模、制度体系和宪政秩序：
1，建立华夏大一统，地方负有拥戴中央政府并管理地方行政的责任，“合符釜山”既是中央与地方同心同德、华夏大一统的象征，更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分权制衡、天子以德居位、中央与地方分享最高政治权力的古典宪政秩序的象征。
2，在中华文明已稳步进入城市生活状态下，在“涿鹿之阿”，营建伟大“国都”，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传播中心，军队城外筑营守卫，调动机密、经常换防，巡行驻守全国各处，随时防备内忧外患。
3，建立中央文官官制，百官皆以“云”命名，号为“云师”，意在训诫百官如时雨一般善待百姓，同时，文官主要职掌是望云测雨、以助农耕，全国政治、社会等一切公共生活，皆以农耕制度为中心。
4，置左右大监以监理万国，“大监”即诸侯派驻于中央政府内的民意代表机关，黄帝受诸侯各国民意推举而为天子，中央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最终来自联邦制诸侯各国的民意确认，这开启了尧舜时代以“四岳”统领各地诸侯、民意代表机关之古典宪政民主制的先河，更为“天下为公”的华夏民主制观念树立了伟大的道义和制度基础。
5，建立封禅等祭祀鬼神山川的国家礼制，黄帝主祭，诸侯助祭，敬奉祭祀鬼神山川的宗教大典，象征着华夏文明敬天保民、万邦和睦，已达到融合凝聚为伟大的、无愧苍天的人类文明整体的高度，遂成历代“建国垂统”之文明传播定制。垒土为坛曰封，扫地而祭曰禅，封禅大典不仅标志着万国安和、天下太平，更将伏羲时代敬畏宇宙神明之天文大轴心落实到“敬天保民”这一古典宪政秩序即地文大轴心上。
6，天下和睦、人民安乐，山川风物、鬼神祖宗得到全民崇敬礼拜，大自然必呼应之而产出宝物、祥瑞来祝福万民，黄帝依天领万民之命，采首山之铜以铸造宝鼎，用来迎日推策，测定日月星辰等天文历法，以助农耕；史臣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法，史称《黄帝历》，定天下时序和农耕制度，百业因此兴旺，全国风调雨顺、河山畅美。
7，上述政治制度的落实，端赖华夏民主制宪政机制，从黄帝受诸侯推举任天子，到民意代表机关“左右大监”、各级文武官员的选举、任用，优良的人才选拔制度、官吏的任用监管制度，确保吏治清明，确保俊杰之才不断涌现，黄帝遂命诸侯、百姓保荐、推举，选拔大批贤人进入中央政府，其中，风后为相，力牧为将，仁贤在位、治理得法，人民树立廉耻，鼓舞向善。
8，由于华夏民主制宪政体系的确立，中华文明很多重要的文明技术和文明生活制度在此时迅速提升、完善、成熟：譬如桑蚕、衣裳、饮食、宫室、舟车、道路、武器、文字等等，其中，尤其是文字的发明、传播、成熟，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了天地合其美、万民安其命、人文畅其流的文明传播的辉煌时代。
黄帝时代顺承伏羲时代“河图八卦”宇宙图式和自然主义、诗意神秘主义的大轴心哲学思想，更加强了对中华各民族进行人文主义文明传播观念的深入教化：
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观此段文献可知，炎黄时代的中国人，已经从农耕生产和文明生活中积聚起无比深邃的文明传播经验和协调天文、地文以孕育人文事业之文明传播秩序：
第一，“顺天地之纪”：人要顺应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则、历法时序而不能违背之，人类生活均须随顺天文自然秩序。
第二，“幽明之占”：即对宇宙四时之阴（幽）阳（明）二气进行占卜、预测，精准把握宇宙生命的运行节奏，而以人类的生命节奏、生态人文节奏匹配、协调、应合。
第三，“死生之说”：说者论也，即制订养生送死的礼制，人遵从养生送死之礼仪规制，领悟个体生命兴衰始终的根本道理，社会就能和谐不乱，人伦道理顺应着天文时序、鬼神礼教一一安定下来，地文大轴心因此根深叶茂，文明传播因此本固枝荣。
第四，“存亡之难”：难亦为说，亦可引申理解为：前人必须时时教诲后人文明兴衰、社会存亡之根本原理以及存亡继绝、祖先卓越奋斗之艰难处境，从而牢固树立后代承担道德责任、社会责任的意志和能力。
《史记·黄帝本纪》大矣哉！史公大义存焉：“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一语，层层递进、环环相扣，道出人类公共生活的制度、水平和井然不乱的文明传播秩序——“天地之纪”说明当时历法发达；“幽明之占”说明当时在“河图八卦”的基础上开始对阴阳二气进行合理推演、占卜、天文地表等自然运动的推究预测；“死生之说，存亡之难”则从天道自然落实到文明生活的根本制度与观念上，即遵从养生送死、婚丧嫁娶等家族制度和文明存亡的根本法则，这里突出表现出中华文明从家族亲和的礼制（死生之说）中，直接引申出国族团结、家国一体、文明兴衰（存亡之难）的传播秩序来，中华文明重家族的特点凸显鲜明，因此，中国人恒称“家国”；而西方文明则重法律、契约意义上的社群整体，因此，恒称“国家”，分别之处彰显。
第五，“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当时农耕文明的各项管理制度、技术水平以及文明认识水准日益发达完善，播种养育百谷、草木的绿色农业制度紧随时序、节气而展开，驯养鸟兽蚕蛾以“衣被天下”，经典文献常言“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既指衣裳制度有分别男女以稳固婚姻家族制度之义，亦含黄帝正妃嫘祖率众养蚕纺织、衣被天下，使中华文明繁育温暖之义；“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一语，说明当时天文、水利、建筑、冶金、制造等技术水平之高，日月星辰观测精准，水利设施兴修建造得宜，冶金制造业发达，中华文明就此兴旺繁盛起来，“旁罗”者，广泛地安排布置建制之义。
第六，“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黄帝在文明日渐发达、享用日渐丰厚的情况下，进一步训诲中华民族以“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之伟义，农耕文明不可一日怠惰，文明生活不可一日奢靡！从此，勤劳、节俭、爱惜一切财物之用，就成为中华民族的恒久美德，《尚书》所谓“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更将之引申到政治生活、家族生活、私人生活的一切领域，遂垂为中华民族之千古明训、文明传播之不朽法则也。
中华民族恒自称“炎黄子孙”，盖感念圣贤巨德、发誓继承黄帝“敬天保民、华夏一统”之遗教；伏羲时代之天文大轴心，炎帝时代之地文大轴心，至此融会、协调、统一，凝聚为华夏文明可大可久之古典宪政秩序。
黄帝有子25人，其中14子因后裔繁盛而独立建宗立派，称“得姓”。《左传·隐公八年》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国语·晋语四》曰：“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衣，是也。”因祖称姓，因地称氏，后来二者逐渐合一，百姓众族繁衍生息，广泛分布于中华大地。
三，黄帝时代的文明传播
黄帝时代中华文明取得文明传播的重大进展的实际情形，正被当代考古学一一印证。如果说建立华夏大一统的政治统一实体是黄帝时代凝成政治大轴心的突出标志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形成以国都、各诸侯方国都城为全国以及各地公共生活的传播中心，中华各地普遍形成城市、都邑生活的社会格局，就是这一时代凝成“地文大轴心”的社会人文秩序的基本风貌了。
中华民族自伏羲时代后期即逐步告别渔猎游牧生活，到神农炎帝时代，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已经固定成形。《帝王世纪》、《竹书纪年》、《路史·太昊纪》、《水经注》卷二十二等文献，都记载伏羲太昊氏、神农、有虞氏均在不同时代建都邑于陈，古称宛丘，今河南淮阳也。在淮阳东南方，有“平粮台”遗址，考古学者认为这里就是伏羲、神农与有虞氏的都城，如今发掘出土的古都城规制，属于龙山文化的造律台类型（又称王油坊类型），是距今4500年即公元前2500年开始建筑的，而到距今4100年即公元前2100年时仍在使用，恰好与本书《一万年的诞生》依据经典文献与考古发现而推断公元前2500年即陶唐氏尧帝、有虞氏舜帝执政时期、亦即余所谓“中华文明大轴心期之核心”时代完全吻合！
这一时代，在考古学上称“龙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活跃于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文化类型，考古学者论述说：
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社会机体内部急速繁殖出种种大变革的因素，到了龙山时代，社会分化不断加剧，族群集团间的相互冲突也日益尖锐，为适应这种社会动荡的局面，城垣的兴建应运而生。很快一座座古城沿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拔地而起……
从文明传播学的角度看，与其说这是大变革、大动荡、大冲突所致，不如说是中华文明在传播进程中日益完善其生产、生活的基本价值、制度、技术、样式所致，更合乎中华民族对天文、地文、人文等三大轴心所凝聚、所体现的文明生活“秩序化”的需求，譬如城市的兴起，很有可能由下列因素促成：家族、族群自然聚居、贮存粮食、农业耕作之分工合作、建筑、水利等城市规划的需求、市场交易以及交通的便利、抵御野兽侵袭、族群首领需要发布政令的聚会场所、祭祀等宗教制度的需要等多方原因，不可简单归结为族群冲突、防御外侮单方面原因。
饶有趣味的是，平粮台古城遗址呈正方形，学者以为这种城市规制“源于伏羲深邃的八卦思想体系……我国汉、唐时期大型宫城的兴建，正是以平粮台古城为基本模式”颇有见地。1984年秋，正当平粮台古城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之际，一个淮阳少年从城北蔡池即民间传说伏羲帝在此凿池放养白龟的地方，不经意钓上一只通体纯白、玲珑剔透的白龟！当地立即轰动，该白龟经科研所鉴定，是一只近300岁的龟精，其身上纹理，与伏羲八卦河图出奇地一致！
余深味《大易》所言“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乃至理名言、万古不破者也：1980年代，中国拨乱反正、百废俱兴，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启动，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毁弃、荒废万年绵延之伟大文明传统之后痛改前非、改弦易辙、光复神物之起步也，300年神龟之出于古宛丘之伏羲画卦台前之神水白龟池中，岂非天赐神谕耶？余观苏湲著《黄帝时代：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之谜》所载淮阳太昊陵前之龙湖照片，一派莽莽苍苍、烟波浩淼之壮阔图景，读苏著更知淮阳素有北方水城之名，其1·6万亩之水域面积大杭州西湖一倍多，真中华先民龙兴之地：伏羲、神农、舜帝先后在此建立都城、施行政教、传播文明，乃天赐宝地！
自古传说伏羲、女娲交合产出最早人类，犹如《圣经·创世纪》之亚当、夏娃，伏羲被尊“人祖”，每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淮阳伏羲庙都举行盛大庙会，数十万人前往礼拜祈福，香火极盛，太昊陵显仁殿东北角廊基青石上有一圆孔，俗谓“子孙窑”（象征女阴），众多妇女前往抚摸企盼孕育，亦原始生殖崇拜之遗风也。
宋人所绘《伏羲画像》诗云：“继天立极，为百王先。法度肇建，道德纯全。八卦成文，三坟不传。无言而化，至治自然。”诗人真深于画龙点睛之道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直至孔子儒家，圣学血脉一以贯之，即以人文法度配合自然演化，文明传播遵循天文、地文、人文三大轴心、三大秩序而合理有序进行、运转，所以妙和天人、道德纯全、无为而化、万年绵延。今全球文明奉行西化，损自然而奉人欲，损不足而奉有余，破坏天道人伦，不可久长。惟中华民族自我奋发，吸取西方工商科技之长，重振中华三大轴心之遗教，则保合太和，文明永固！
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黄帝时代城市遗址之一是郑州附近的西山古城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距今5300-4800年之间，即公元前3300-前2800年之间，正是中华文明“政治大轴心”凝成期，其先进的版筑夯土式的城墙建筑技术，从原始的圆形环濠聚落向城墙环卫的方形城市的飞跃，城内外建筑规制、出土器物的工艺水平的发达，以及建造这样一个中心都邑所需具备的公共事务组织、管理水平、中央集权程度的显著提高，清楚表明黄帝时代确然已凝成稳固的政治治理的统一实体。
《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淮南子·原道训》说：“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李白则有“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的诗句。当代考古学者许顺湛、马世之、张玉石等人的考古研究，更证实了古典文献记载的精确：黄帝时代正是中华文明稳步进入城市文明的伟大时代！
黄帝时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仰韶文化。河南西部熊耳山（黄帝称有熊氏）以西，与山西、陕西两省交界、位于河南最西端的灵宝盆地，是黄帝时代中华文明重要诞生地之一，环绕黄帝之“铸鼎原”（今灵宝市阳平镇），散布着众多仰韶文化遗址，这些象征着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度、幅度、广度与深度的文化遗址，以跨地域的文化吸收与辐辏之势，汇聚为豫、晋、陕仰韶文化最繁盛的“金三角”，而灵宝就是这个金三角的中心区域之一：黄帝龙兴于此，中华腾飞于此，真神灵钟爱之宝地（灵宝）也！
《史记·封禅书》说“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传说黄帝率众采首山之铜，在荆山下铸鼎、汲鼎湖水清洗，灵宝西北阳平镇因此有“铸鼎原”，甚至有传说神灵独授黄帝政教秘典《鼎书》以配此“宝鼎”，经典文献以及民间传说实际上告诉后人：黄帝时代之中华文明，已顺承伏羲时代的文明传播遗产（河图八卦为代表），以“天地人”三才纲纪天下、网罗万物、包裹宇宙之文明传播秩序（天文、地文大轴心）为政教核心，创造出辉煌瑰丽的人类文明！
最能体现黄帝时代文明传播成就的，是被誉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六大遗址之首的、位于灵宝市和阳平镇之间的西坡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譬如标号为F105的远古建筑遗址，占地516平方米，室内无生活遗迹，表明是一处宗教活动、公共活动的原始殿堂，其设计之谨严、气势之宏伟、工程之浩繁、技术之精湛，令考古家们惊叹不已！这座建筑遗址，与其他10座建筑遗址共同组成一个规模宏大的礼仪性建筑群，他们相互拱卫，门道朝向中央的大型广场，严格遵循着统一的思想法则和团结一致的文明精神，表明这些原始宫殿的规划、设计、建设者，绝非史前野蛮人，而是一个组织严密、精通建筑科学、善于规划布局的代表先进城市文明的伟大族群——华夏民族！
西坡古城遗址的最突出成就，就是其合理完善的城市布局：遗址南北两侧各有一个人工挖掘的大型壕沟，与东西两条天然河流（夫夫峪、灵湖峪）构成环城的防卫体系；城市中心区集中了诸多大型供公共活动使用的宫殿型建筑，周围是居住区、灰坑、蓄水池，壕沟以南为墓葬区和烧陶作坊区，构成一个结构严谨、区划明晰的远古都邑。
作为西坡古城文明发达程度的另一突出标志，则是墓葬区出土的、成套成组、精美无比、具有宗教、政治、军事等级意义的玉器（玉钺、玉铲等）以及陶器、骨器等殉葬品，表明这一古城在黄帝时代众多都邑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仰韶文明的发达程度。
灵宝附近的黄帝遗迹十分众多，譬如铸鼎原四望中之荆山轩辕台、蚩尤山和夸父岭，尤其是居中的轩辕台，象征着华夏人文的始祖，一手挽着蚩尤代表的原始蛮邦，一手挽着夸父所代表的本邦神游人士，共同追求着人类文明的伟大恢宏：轩辕台自秦岭蜿蜒而来，形成南北高、中间低的马鞍状，南北两端各有一座人工夯筑的高台，状若昂头翘尾的苍龙，遥望云天，有凌空欲飞之势！
经钻探乃知：轩辕台之两座夯土高台，自上而下，分别为红、黄、灰、褐、红褐五色土夯筑而成，一如北京社稷坛之“五色土”，象征着中华文明凝聚五方水土为社神、稷神，全民族一体和谐团结，密不可分；山南圆台乃黄帝祭天之坛，山北方台乃黄帝祭地之坛，天圆地方、人文荟萃，黄帝时代中华文明大轴心，在此树立矣！
汉武帝在铸鼎原建宫祭祀黄帝，历代均加修祭祀，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刻立《轩辕黄帝铸鼎原碑铭序》石碑，县令房进静（房玄龄六世孙）掘地四尺以立石，得一玉佩，传言以为黄帝升天时从臣所遗，遂上报朝廷、立石纪念。1931年，当地政府决定把石碑移往开封，石碑运抵灵宝界边时突然自断为三截，运送人员感觉不详，遂留置，可谓威严赫赫，神灵难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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