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创立文明传播学派之初，很久以来，每当打开《尚书》等《十三经注疏》、《史记》、《资治通鉴》或诸子百家等古籍或西方经典论述，我立刻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心灵印象——一个真实、完整、自足的世界，从字里行间喷薄而出，令我热血沸腾，视眼前这个支离破碎、卑鄙猥琐的世界如粪土——这是为什么？
每当应邀出席各大学或科研机构名目繁多的“研讨会”、“年会”、“高端论坛”等活动，我内心厌恶至极：这些与会者，都是些何等平庸卑琐之人！这些人学识、品格如此浅陋，却自我标榜为“权威”、“精英”，如何能创造出鼓舞全民族奋进、引领全球文明复兴的伟大精神产品？！每当此时，我就会想起一位伟人在因年轻气盛而不乏武断时写下的、富于洞察力和预见性的、大气磅礴的文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有西方学者据此写成讨论“现代性”的名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马歇尔伯曼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译本），现代文明的支离破碎，何时才能弥合其巨大的鸿沟与裂痕呢？
一个完整的世界，挺立在中国古籍和西方经典作品中：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以希腊神庙建筑、梵高的绘画《农鞋》、荷尔德林、里尔克、特拉克尔、格奥尔格等人的现代诗，揭示出“让天地人神在其中舞蹈、存在本真呈现”的“一个世界”；我则从中国无数世代的奋斗印迹中，从中国古人，以生命、青春、热血，缔造出一个伟大、真实、灿烂、悠久、完整的“大一统历史运动”中，发现了“这一世界”，我逐渐懂得了这个“完整统一世界”是如何缔造成的，其真实理据、道德考量与自由、美质所在，逐渐懂了眼前这个支离破碎、漏洞百出、东拼西凑的“现代-异化世界”之所以难以持久的根源。
感谢天地神明，历经20年苦苦追寻，我找到了。
启蒙独断主义的“现代性”思维定势，是西方近代文明“强不齐以为齐”的霸道品格与全球生态-经济-人文错乱失衡、乃至造成全人类作为物种濒临灭绝的总根源，从殖民-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建成，到全球各国的大学体制、传媒体制的建立，皆然。
现代反启蒙独断主义的“反潮流”思想（参见以赛亚伯林的《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译林出版社2011年译本）也被发现：蒙田、维柯、迈斯特、赫尔德是近代早期“反启蒙”伟大贤哲的表率，也是“文明传播学派”的重要学理资源。
极具原创性智慧的伟大思想家乔万尼·巴蒂斯塔·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是最早洞悉启蒙主义哲学错误的伟大天才之一。维柯出生于那不勒斯一个小书商之家，自幼“对经院派的区分和争论感到不耐烦”，凭博览群书而自学成材，受聘担任家庭教师和大学教授，一生清贫自守、默默无闻，却完成了划时代巨著《论意大利的古老智慧》、《普遍法》、《新科学》等，除《普遍法》外，均有汉译本出版。
抚今追昔，结合维柯的反启蒙独断思想，我梳理出来“文明传播学派”的学理依据、思想脉络与一系列根本见解：
首先，现代世界的支离破碎、颠倒错乱的根源之一，在于空虚妄设的哲学理论与历史情境绝缘，这一发端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定义法”（概念法），先行强加一个“定义”给万事万物的复杂形态与历史情境之上，虽然有“简化”之便，当在“简化”的同时，伤害了万事万物内在丰富、完整的生命世界和复杂多变的历史情境，违背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的宇宙大道，从根本上决定了“悖道妄作则凶”（老子言）的灭绝命运。
其次，启蒙独断主义从柏拉图《理想国》开始，恰如卡尔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所言，柏拉图一开始就提出错误设问“谁有资格进行统治？谁只能被统治？”他推崇的哲人、武士等“统治阶级”，根本不包括占希腊人口绝大多数的外邦人、奴隶和殖民地人民，这是现代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渊源所在；与此类似，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上来就误判了历史以“死刑”：“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启蒙独断主义的全部错误与罪恶的渊薮，就在这一漂亮的开场白中：人生而自由？没有父母、亲友之恩爱抚养，人如何觅得脱离社会关系的“自由”？历史如果仅仅是奴隶性的“枷锁”，那人类创造的数千年文明成果，岂不就是应当“砸烂”的？各种反文明、反人类的罪行，从法国大革命到中国文革，都发端乎此！
再次，从认识论哲学的角度看，主客交融、主观主导客观，而不是客观宰制主观，才是人类认识得以发生、发展的根本条件；绝缘于主观的客观，与绝缘于客观的主观，都是不存在的。
维柯的所谓“新科学”，就是开启出主客交融的、“用哲学反思历史，用历史确证哲学”的“新科学”（即“历史哲学”）之路，这意味着“第一次成功解决了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即真实（普遍性）和确实（个别性）之间的统一”，换言之，维柯以深沉博大的历史统一感与生命统一感，检验各种哲学理论的实际，从而开辟了现代人文思想与文明智慧的康庄大道。
第四，必须如维柯、熊十力一样，毅然决然地挑战、抛弃、颠覆自巴门尼德-柏拉图-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和主导趋向，把真实与表象的二元割裂，恢复为体用不二、本质与现象不二的大一统完整世界（参见熊十力《体用论》）：“维柯感觉到他不得不向其挑战的哲学，其根子牢牢扎于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之中”。维柯反对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崇奉永恒不变的东西为真实、把变化（即历史）的过程蔑视为“不真实”的思想，尤其反对笛卡尔受16-17世纪自然科学进展鼓舞而提出的“确切真理”这一启蒙-实证标准——“我思故我在”，即唯有清楚、明晰的东西，才构成“确切无疑”的理性，凭此理性，人不仅能确证自我存在，也能确证一切外在事物，获得不容怀疑的确切知识。
第五，必须拒绝启蒙独断主义的霸道品格与独裁倾向。不得如笛卡尔那样标榜只有“合乎数理确定性的东西，才是理性值得认识与追求的”；本来，复杂事物为了简化而设立的数理确定性，也是“人的主观设定的一种工具理性”，但在启蒙独断主义者、“理性主义教条论者”譬如笛卡尔、卢梭、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等人看来，这才是唯一的真实，其他一切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这一工具理性的独断主义乌托邦，造成了对复杂多样、变化莫测的历史运动（自然运动、人性自然）的极大伤害——
凡是不符合其虚拟、空想预设出来的人为的“启蒙”独断标准，诸如“不进步”、“倒退的”、“反革命的”所有事物，都被这启蒙独断-实证沙文主义的“一伙”人，宣判为“蒙昧的”、“反动的”、“不合乎理性”的，都被其“扫入历史垃圾堆”，举凡全人类数千年来艰辛累积而成的伟大宗教信仰、道德伦理、公共秩序、精神遗产、文明传统，乃至个人财产与基本自由，只要是不符合“这伙人”凭空杜撰的“启蒙-实证-进步标准”，就注定要遭受“被剥夺、打倒、推翻、砸烂，踏上一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文革习语）的悲惨命运，法国大革命、中国的全盘西化运动以及文革浩劫等愈演愈烈的文明摧残与人道破坏，都根源于这一荒谬而粗暴的思想逻辑。
第六，全部历史、自然、人性，都在反抗并奋力挣脱这套强加于人类其身的启蒙独断主义的粗暴逻辑。这生搬硬套在历史、自然与人性的无形枷锁，正被全球开放社会（卡尔·波普等哲学家予以概括）及其各种渐进改良所解构、所证伪。中国自1979年以来的所有伟大进步与民族复兴，都是不断挣脱这一自我捆绑的“紧身衣”、对内对外开放与渐进改革的积极成果。
第七，必须全面认同维柯在《论意大利的古老智慧》和《新科学》等名著中，对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为起点的近代哲学主流认识论进行的猛烈的抨击与深刻的批判，“我思”是对“我在”的极大肢解、扭曲和摧残，笔者在《神秘主义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里，系统梳理和论述了“我思”（西方近代启蒙独断主义的工具理性）之外，“我在”（古今中西文明发端于“诗性智慧”的伟大诗意神秘主义传统、生命直觉与美感）的伟大认识论哲学意义：“诗（意）性，是人从自身生命而非概念出发，对宇宙统一性（神性）的伟大生命直觉与生命认识”；
第八，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于历史情境及其运动的合理性，笔者综述诠释钱穆《国史大纲》与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里提出的“所谓温情与敬意，就是对古人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诣，抱持一种温情与敬意，而不自封为历史的顶点，而将自身的过错诿过于古人，进而对古人的言行，加以卢梭、康德式的批判”，因为祖先在其“历史情境”中的伟大实践，经数千年岁月淘洗、鉴别，正是今人借鉴汲取的宝藏；
第九，文明传播学派，完全认同于维柯提出的、在哲学史和史学史上具有爱因斯坦式思想革命意义的伟大命题：“真理就是创造”，即人类恰恰在创造流动变迁的自身历史的伟大进程中，把握到了宇宙生命的真理，这一鲜活的历史真理，不是外在于人自身历史流变的、确定无疑的理型、图式、数理实在（客观），而是内在于人的生命、每天都在更新变化的历史流动，人类创造出了“这一历史性流动”的本质，同时也从万物的神圣本源（上帝、自然）处，辨认出来这一历史本质的根源、法则、规律。
第十，文明传播学派高度认同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名言“历史是按其自身方式流淌的长河”，让“历史”自由、开放、按其自身方式“存在”，而不能如启蒙独断主义那样，妄肆肢解、割裂、伪造出一个独断的、“三段论”式的、什么“野蛮蒙昧的史前、现代的启蒙-人道史、理性自由王国的美好未来”这种拙劣的乌托邦和蹩脚的弥赛亚千禧王国论，高度认同“一切时代，价值平等”（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名言）；
第十一，人凭其“道德观念”建造了客观世界（客观即对客体的观察），人对自身建造的“创造物”再加以“认识”，从而建树起一个稳定、持久、完整、统一的生命世界与人文世界，一切客体由于这一“创造”而成为“属人”的、人类的世界。著名维柯专家彼得·瑞克曼（Peter Rickman）把维柯有关“人只能认识自己的创造物”这一认识论原则，称为“历史理性批判的拱顶石”，另一著名维柯专家乔吉奥·塔格利亚科佐（Giorgio Tagliacozzo）则认为，维柯在哲学领域的新创造“其解放力，堪与物理学中的爱因斯坦革命相比美”，他“开创了一个哲学新时代，是新的更广泛的哲学思维的奠基人”。
维柯建造了一座雄伟瑰丽的“西斯廷教堂”——米开朗基罗在这座美丽教堂穹顶上，精美绝伦绘出的壁画、宇宙创造的伟大史诗《上帝创造亚当》等艺术史和文明史上的惊人杰作，象征着近代早期文明的瑰丽日出，可惜被工业化的精神灰霾——启蒙独断主义——彻底遮蔽了：与自然科学那种靠实验室的有限技术获得的、对外在自然的近似的、模糊的“科学认识”（实质为概然率的猜测而已，卡尔·波普在名著《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等名著中加以论析）根本不同，人类的“历史认识”是透彻地、有机地认识、把握了自己的生命创造，才是真理性的全面知识。
第十二，文明传播学派充分认识人类的认识局限——当客观世界横亘眼前，人必须自知其心智不足以彻底把握亿万年存在于斯的宇宙客体和自身意志、情欲飘忽不定的自我生命本身。
维柯深刻地指出：“当人向外探索自然事物时，最终都会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未包含在组成事物存在的成分之中，而且这是他自己思想的必然界限，原因在于，所有的自然事物，都存在于他自身之外。”
由于人类作为认识主体，不能全程（亿万年存在的）参与到宇宙过程和人文历史过程（近万年）之中，因此，恰如色诺芬尼所言：“人类终究不能认识神（自然），因为人命的短浅和问题的晦涩”，孔子“天何言哉”、老子“可道非常道”、维特根斯坦“凡不可说的，就只能沉默”均透彻乎此理。
在此，维柯一举把西方主流哲学自巴门尼德、柏拉图的传统——抗拒流变、探究真实本体（实则“木乃伊”情结在作祟，法国电影评论家巴赞妙喻之）这一有关虚幻本体的独断乌托邦传统，在笛卡尔那里更变本加厉为“自然科学确切可靠、历史人文学科不可靠”的启蒙独断-理性主义崇拜、实证沙文主义的僵化教条（现当代的学术科研体系依然固执于此），决然加以否弃。
第十三，真实存在的历史世界、民族世界、人文世界，才是人类认识的主要内容，而依据测量仪器建造的“科学世界”必须在“人文世界”的主宰协调下，才能获得均衡化与合理化。
维柯以“爱因斯坦式的思想革命”，扭转了近代世界偏执夸诞于工商科技进步，严重忽视了道德人文世界的均衡协调功能的错误倾向，预言了当代生态灭绝与恐怖横行的危机：
这个民族世界确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面貌必须在人类心智本身的变化中找到：如果谁创造了历史，也就由谁来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是最确切可凭的了。……我们的新科学也是如此，它替自己创造出民族世界，这一科学（比几何学）更为真实，因为它涉及人类的事务，比起点线面形来，更真实。……认识与创造是一回事。……以往哲学家们倾全力认识自然界，这个世界既然是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能认识；同时，他们却忽视了民族世界的思考，这个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那么人类就能认识它。
维柯博大而深刻地揭开人类文明史（民族世界）的本源与奥秘：从哲学认识论出发，维柯告诉我们，人类只能认识自己的创造物——历史活动及其内在生命，这可变化的东西（历史）才是可以真确完整认识的东西，因为人类全面参与其中；而固定不变的东西（自然、上帝、神、理念等等）却是无从予以根本认识的，因为人不能创造（制造）出永恒不变的东西；唯其可变化，人类才能参与其中，犹如《中庸》所谓“参赞化育”；因此，人类的历史认知、人文认知，比自然科学认识更加确定、可靠，也更加鲜活、亲切、诗意，其间跳动着人类生命的温热脉搏；
由于历史是人类缔造、构筑自身生命的创造性活动，文明史的本真面貌，必在古今一贯的“人类心智”中，才能完整一贯地被辨认出来，其诞生、演化之谜，亦蕴涵在这种思想形态中，而非如近代西方史学主流那样——挥舞着从自然科学那里借来的“手术刀”，凭着“启蒙-实证-进步”的僵化标准，对活生生的历史生命、人性真实，予以破碎化的切割、解剖。
中国近现代拙劣的历史学家胡适、顾颉刚一度予以武断批判的所谓“层累地造就的古史”，恰恰说明，在历史哲学意义上，人类认知的合法性：每一代后来人，对前辈创造的“解读”都是“层累地造成”，是后代人对前辈人的“创造性的理解”，这一“层累地造成”的“传统”，正是历史认识“确切可凭”的根本依据与合法性所在。后代学者，不能依凭某个虚幻的标准，譬如“进步”或“倒退”，来武断地评判古人的创造，更不应贸然推翻古人依据“心灵的创造性认知”而“层累地”建构起来的历史样貌，进而奢望自己可以“去伪存真”、获得“层累之外”的免疫性，如此势必造成对文明传统与文明认知的极大伤害——近代疑古、辨伪学派的迷误，即源于此。
第十四，人类文明的全部历史，都是“层累地”不断创造出来的，饱受启蒙派、疑古派攻击的“层累地造成”，恰是人类创造性地自我认识、自我建构的核心，是人类历史认识的基本法则，体现了每一代人的完整心智，历史就是“层累地造成的”文明价值体系，后起者无权对前辈成就妄加怀疑与非议，而应予以“同情的了解”（史学宗师陈寅恪先生树立的伟大中国史原则）。
第十五，人及其历史命运，都是广大而自由的：人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历史世界（流变世界）中，不断缔造着自己的生命，他的生活不是“一次性给定的”，而是从无尽的境遇中自我探索、独立建构出来的，他的创造与认识、行动与理解完全统一，构成了可变化的、不断生成的生命统一体。
第十六，自然与历史运动，都是“现象的自行演出”，不能妄加主观世界的独断意志的妄肆干涉与扭曲，这是文明传播学派与统治中国知识界的启蒙独断-全盘西化派的根本区别所在。
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等生命哲学家，惠特曼、波德莱尔、兰波、垮掉一代、博尔赫斯等人，不断跨越西方哲学与西方社会的“木乃伊”情结与僵化形态，不断开辟出现代生命自我建构的广大自由之路。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等一系列巨著中，创造性地“高端对接”了希腊生命哲学对“真理的涌现”、“存在的天命”的诗意解释、东方哲学对“现象自行演出”的伟大关注、荷尔德林、里尔克、格奥尔格、特拉克尔、梵高作品等“诗性智慧”的荣耀之光，三者融贯为一，预示着人类整体生存与个体生存的“自我拯救”之路；
第十七，人的鲜活的道德可塑性、人类历史鲜活的可塑性，从根本上揭示了西方哲学自柏拉图直至笛卡尔、卢梭、康德、黑格尔等所有独断论教条主义的根本谬误——抽象的、静态的、原子式的个人，被西方哲学固置在一个完全隔绝于历史境遇与人性实际之上的“理性乌托邦”之中——永无解脱，相反，在中国哲学儒道佛智慧“不齐而齐”的生命大一统宇宙观的哲学框架下，人的自由、文明的自由，恰如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所谓“决定论是没有的，人就是自由”一般，开启出一个鲜活变动、不知终始、纷繁多样的人类世界与文明前景。
第十八，古今中西的人类具有“共同的道德本性”（苍天赋予的人性），一切文明活动应当培育这一人性，而不是否弃之。
维柯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极其博大而精湛地解释了各民族创造文明史的“诞生与演进之谜”：
人类本着“共同本性”（Common Nature）创造出历史，“起源于互不相识的各民族之间的一致观念，必有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这基础就是人性天赋的创造力。把行动和理解统一为“可变化的真理性认知”，正是这一认知，促成了人类文明在世界各地的伟大诞生和不断演进。汉代贤哲董仲舒曰：“天不变，道亦不变”，在苍天神明的奥秘秩序与人类自身创造的文明秩序下，人作为血缘、文化等历史性存在的构造物，不断“层累地”（姑且反其道用之）创造出各民族的伟大历史，也就是“人类本性的共通历史”，这根本建基于人类本性、自然本性之上的历史，决定了人类文明之间的共享、传播、互动、交流与相互影响，这一古今之间、中西各民族之间的不息对话与不尽交融，正是天地人大一统宇宙生命整体秩序（道）的鲜活体现。
在维柯心目中，历史由神意（神性大自然）开创，而由人性不断予以完成。在《论意大利的古老智慧》里，维柯指出：“作为统治者，全能的上帝注意的是共同的善，而个体的人，作为私人，关心的是他自己特殊的事务。这样，私人的恶或许成为公共的善。……正象私人的幸福服从公共的幸福，个人的特殊利益也必然屈从于全人类的事业。”
上帝，也就是世俗人文意义上的大自然，创造出全宇宙的共同的善，是历史运动的“第一因”，而人类的心智，则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上帝的意志，同时也锤炼了自身的意志：“这个民族世界所源自的心智，往往不一致，有时彼此相反，而且常常超出意料之外；用这些狭隘的目的，却能服务于广泛的目的，人类心智经常用这种方法，把人类保存在这个地球上。”
换言之，大自然（上帝）意志贯穿着、担保着、成全着人类心智，使之局部地、渐进地、反复顿挫地缓慢推进“共同的善”，人类由于这种心智的局限性，被意外地“保存在这个地球上”；倘若人类的心智完全遮蔽了上帝的意志，无疑，文明必遭毁灭，因为依凭有限感官与理智而自谋生计的人类僭越了神（自然）的地位。维柯发现，“所有民族的民事世界，都是从宗教开始的”，“从这种畏惧天神的思想中，一定产生出人类意志所特有的冲动力或动因，来控制肉体加于心灵的那种激动，使之完全平静下来，象明智者应有的样子，或至少把它转向较好的文明人的样子。这种对肉体激动的控制，当然就是人类的自由选择即自由意志的一种结果。”由此可以了解，宗教崇拜、道德观念、科学知识等一切社会文明制度与人文形态，都在对大自然（天神上帝）的深刻博大的崇拜与道德理性的基础上，被建造起来了：一个民族的诞生，也就是一个伟大宗教、伟大文明的诞生过程。
各民族的文明制度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乃源于人性的内在一致，从这些普遍人性中，诞生了各种文明制度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些原则，一切民族才被创建出来，而且现在仍能生存下去”。维柯发现，各个民族都保持了三个习俗：1，宗教；2，婚礼；3，埋葬死者。维柯把这三种普遍永恒的习俗，作为“新科学”的三个“头等重要的原则”，并推断文明史经历了三个时代：1，神的时代，预兆和神谕是世俗生活中最古老的制度；2，英雄时代，贵族政体统治一切；3，人的时代，两种人道政体分别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政权——民主制和君主制，以确保人性的基本平等。三时代的基本结构是一致的：“信仰一种有预见力的天神的宗教，这就形成和赋予了这个民族世界以生命的精神整体。”
第十九，君主政体与民主政体，都是人道的。
维柯把“君主制”和“民主制”同时列为“人道政体”，作为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君主制和民主制都能确保人的平等与自由。这一看法明显与启蒙独断-实证沙文主义总是吹嘘“民主制”而批评“君主制”的草率态度有别。
维柯深刻揭示了文明史的重演法则：
如果人民腐化到听任自己成为无羁情欲的低贱奴隶（诸如铺张、妖冶、贪婪、嫉妒、骄横和虚荣等），总是追求淫逸的乐趣，又陷入奴隶般的丑行（说谎、欺骗、搬弄是非、盗窃、懦夫和冒牌者）中，天意就让这种人按各民族的部落自然法沦为奴隶，受制于比较优秀的民族。……显示自然秩序的两大光辉原则是：首先，凡是不能自我统治的，必由能统治他们的人去统治；其次，世界总是由本性适宜统治的人来统治。
这种文明史的反复重演与不断更新，恰是历史认识的基础。与笛卡尔主义和启蒙独断主义有关“自然法”、“社会契约”等“反历史”的先验僵化图式不同，维柯认为，历史认识不同于、也高于自然科学对事物外在形式的粗浅认知，能深入到事物的内在生命之中，把握其灵魂的脉动，那些“距离我们很久远的、最早的历史文物，（虽然）沉浸在漆黑的长夜中”，但它们“确切无疑地闪耀着真理的永不褪色的光辉”，因为它们是人类心智所造就，所以，“它的原则必然会从我们自己心灵的变化中找到”，当我们用自己的心灵去把握过往文明世界的遗迹，尤其是把握这些遗迹蕴涵的普遍的“人类精神”时，我们就理解了历史。
第二十，萃取古今中西的伟大经验，而不是妄肆割裂历史与现实、中国与西方、蒙昧与文明，是全球21世纪人道进步与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精神基础，也是文明传播学派的道德目标。
作为整体性的思想家，维柯的著作是“所有塑造现代人文思想的名著的基础”，尽管在18世纪默默无闻，却在19世纪初，经由德国历史哲学大师赫尔德、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什莱等人推崇，受到当代一大批人文学者的重视、研究与传播。维柯穿透了启蒙独断主义-实证主义的浓重阴霾，开辟出现代性批判、反思与重建的伟大人文主义思想潮流。赫尔德、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欧文·白璧德、柏格森、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克罗齐、柯林武德、卡尔·波普、民国七贤、法兰克福学派、伊尼斯、波兹曼等一大批历史哲学、传播哲学大师，巍然接续而起，把全人类的历史认识与现实认知，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美国学者、著名的“维柯专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在《维柯：反现代的创生》这部精彩纷呈的著作中，细密梳理出维柯思想的智慧要点：
维柯的哲学如何预见到一股被称为“反启蒙运动”（Counter-Enlightenment）的现代思想潮流……根据这种观点，如果一个哲学家武断地坚持，对于理性来说，一切关于自然和人的真理，都是普遍的、客观的、永恒的、透明的，这个哲学家就是彻底的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那些缺乏历史根据的哲学论断和政治论断，都被证明是……乌托邦的、僵硬的、决定论的、傲慢自大的、毫无感情的、平均划一的、心
胸狭隘的。维柯是意识到笛卡尔的现代理性主义自身内含这种错误种子的第一个思想家。正是对笛卡尔的这种洞见，使维柯站到了崭新的路径上，这条路后来被拓展为一条反启蒙运动的宽广大道。
在启蒙独断主义、功利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等近代主流哲学的误导下，世界各国的近代化试验，在短暂成功后，目前正面临着全球文明陷入生态紊乱、经济-社会动荡和人文堕落等巨大危机之中。马克·里拉对此总结道：
启蒙运动以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名义破坏了自然，以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名义毁灭了传统社群，以社会工程的名义来推进某种政治极端主义。
他概括维柯的伟大主张是：
人需要比理性和自由更多的东西，来统治他自己；他需要信仰、传统、习俗和秩序。
一生贫贱、默默无闻但却意志坚定、灼见鲜明的伟大天才维柯，作为近代第一个真正的历史哲学大师，远远超出培根、笛卡尔、康德、卢梭等人的思想水平之上，最早洞悉了每个当代大学课堂上轮番演出的人生悲剧：先是被片言只语、一丝灵感闪光、奇闻轶事、幽默谈吐所感染、鼓舞，然后伴随感官刺激的消退，逐渐被艰深的经典研读、浩繁的文献梳理、人类文明遗产对日积月累的生命经验、社会经验的严苛要求、沉潜涵咏、优雅宁静的心境、客观条件等等一一吓退，当代大学生的唯一退路，就是在互联网上胡乱搜索一番，就算对问题有了“通透”把握，然后再把这些支离破碎、刻板僵化的“知识碎片”依照传媒、时尚的风格“固执”成不可摇撼、不容非议的流行意见，还自我吹嘘为“纯现代的”、“象牙塔的”、“精英主义的”、“唯美”、“有个性的”（实乃“娱乐致死”的）等，在大学内外日月累积、代代传承，将愚蠢、草率偏执成学术体系中的垃圾论文与垃圾专著，以搪塞上级部门朝令夕改、层层加码、自以为是的贪婪苛求。
里拉在《维柯：反现代的创生》中概括出维柯历史哲学对古今文明及其精神体现——哲学、教育、学术的总体评判：
现代哲学和科学让自己以解放人类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却让人成了奴隶——或者，是不敬野心的奴隶（培根），或是“疯狂的”理性主义的奴隶（笛卡尔），或仅仅是未加驯服的语言和精神力量的奴隶。而古人则被认定为让人屈服于教条和迷信。维柯为古人辩护，认为他们才是人类理性的真正解放者。古典教育是经过系统安排的，非常适宜于通过几何学、演说术和论题法来驯服各种非理性能力。其结果是，青少年首先要经过审慎和常识的教育，以此作为理性训练的心理基础。尽管古人与现代人相比，也许对外在自然的理解尚有不足、未能开发自然为己服务，但他们确实哺育了更聪慧、更幸福、更自由的人类。
我要添加的是：中华文明就是“哺育了更聪慧、更幸福、更自由的人类”，亦即：中国人曾经幸福地生活在古典文明制度与宪政体系中，在宪法哲学上，我称之为“古典宪政体系和华夏儒家民主制度”，因为它把道德知识，置于工具理性知识（工商科技知识）之上，从而将人类脆弱的感官世界、混乱的内心世界、盲目的生命世界等一切强大能量，固置在正确的文明方向上，即仁义礼智信的人道价值上，以严谨规整的文明制度（天地君亲师等礼乐教化秩序）传播这些价值，让中国人转化、提升生命能量为道德境界，进而建树起聪慧、幸福、自由的公私生活。
我漫步在大学校园中，深入思考古今文明的传播秩序、生命经验的内在奥秘。从权贵富豪之家的庭院，到城郊结合部贫苦边缘人群的“蜗居”之地，人类秩序天然如此。我深知，人类理性，只能缓解却无法阻止贫富悬殊，社会地位有霄壤之别的广大差异人群，各自因生存本能或贪欲野心铤而走险、违法犯罪，社会紊乱从职务犯罪一直蔓延到治安犯罪；人类的教育，无论学校教育或公共话语，都无法阻止大学校园内外，那些杂乱研读知识碎片的大学生、研究生们的逃学、自杀、网瘾、抑郁等极端行为，因为“无道德秩序的启蒙独断主义的知识碎片”只能助长人类的迷惘困惑和各种反社会的极端行为。
中华古典文明的巨大优势，就是它在公共信仰体系（仁义礼智信的儒教信念）、公共教化体系（天地君亲师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学术体系，旁接道释耶回各大宗教伦理）、公共治理-服务体系（华夏精英民主制下的宪政秩序）这三统（道、学、政）贯通、合一、协调中，亦即“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统”，缔造出的伟大文明的制度体系。
这一文明体系，正符合维柯所谓的“理性和自由之上的、能够统治、管理人类自己、启蒙独断哲学严重残缺而现代化进程又须臾难离的的全球信仰、传统、习俗和秩序”。我认为，这一文明传播的秩序、体系，就蕴涵在中华文明的固有伟大传统中，就蕴涵在中华文明博采西方文明优长而重建自身地位的21世纪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蕴涵于普遍人道价值的中国话语表达与文化形式中，“中国重建自身并照亮世界”的过程，就是重新建树中国人的灵魂，赋予重重危机中的全世界久觅不得的长治久安。
欢迎关注毛峰微信公众号“清风庐”：houseofwind
